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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一)

时间:2007-10-25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二、长沙历史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判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1985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县大托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处远古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和夹沙陶器碎片,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华夏先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开拓。又据1976年在长沙县鹿芝岭和浏阳樟树塘发掘的两个遗址考证,其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及陶制生活用具,相当于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当时这里的先民,已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手工制作用具已有明显进步。

        殷商之世(公元前约1600年~公元前1046年),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里的土著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并且,中原文化开始传人。据考古专家对长沙地区出土的260余件商周青铜器的分析鉴定,其中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装饰和商周王室的青铜器相同,它们是中原人南下南来的;有些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它们是本地人铸造的。其中四羊方尊、兽面提梁卣(音v讥,音友)、人面纹鼎、兽面纹铜铙是罕见的精品,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
       春秋中叶,楚国在南方崛起,至晚期,其势力逐步扩大到沅湘流域。至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楚国在长沙经营250余年,长沙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据长沙发掘的楚墓(近3000座)考证: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剑、铜剑和其它长兵器,有铁把锄和其它铁器,还有大量陶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漆器、琉璃器、竹篾器、天平法码等。这些随葬品显示:长沙不仅是楚国在南方的军事重镇,而且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商品交换亦相当发达。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史记·越世家》记载:“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 

        楚国时的长沙城邑,已具有初步规模。据考古工作者从五一西路工地发掘的遗址遗物考证,当时城邑范围,大约西至(今)太平街、东至犁头街,南至坡子街,北至春风街、明月池、落棚桥,南北长约850米,东西宽约700米。历史上称长沙为楚汉名城,实非虚美之词。
       楚国晚期,屈原被流放于沅湘之野,零丁飘泊,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离骚》、《九章》等名作,由于他极其悲愤忧伤,自沉于汨罗江 的“长沙屈潭”(距长沙北约50余公里)。司马迁的《史记》载有《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是历史上称长沙为“屈贾之乡:’的由来。后人还在长沙建有屈子祠以为纪念。
       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置长沙郡,为全国:36郡之一,辖今湖南全境及贵州东部,郡治临湘(隋改名长沙县)。据应劭《汉宫仪》记载:“秦用李斯议……凡郡或以列国,陈鲁吴齐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这说明在秦以前,长沙已是一个著名的城邑。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汉封吴芮为长沙王,立长沙国,辖长沙、豫章、桂林、南海及象郡等5郡。吴氏在临湘筑城守土,史称“临湘故城”。据清代长沙地方志记载:“汉临湘故城在府城以南”,即今日之天心区境内。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吴著太傅,过湘水之汩潭,念屈原忠言被谤,与己遭遇相同,乃投文《吊屈原赋》以悼之。居长第三年,一鸟入室,以为不祥之兆,作《鹏鸟赋》以抒怀。现长沙太平街太傅里,有贾谊故宅遗址,宅旁有一井,传为贾氏所凿,杜甫有诗云:“长怀贾傅井依然”。明代,建贾谊祠,后增祀屈原,故亦称屈贾祠,祠有联云:“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补天沐日大文章。”反映了长沙人民对屈贾的崇敬。汉景帝时,吴氏国除,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复长沙国、辖13县。
       由于西汉初期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长沙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出现繁荣景象。据长沙市区发掘的马王堆1、2、3号汉墓考证,出土文物达7000件,其中属于农产品的有粮食、畜、禽、蛋、果、蔬菜、中草药等。属于手工业产品的有精美的漆器、陶器、纺织品等类。特别是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重仅49克,堪称稀世珍品。属于文化类的有成套管弦乐器、竹简、帛书、帛画、地图等,以帛画中的彩绘作品和帛书中的29幅星象图最为珍贵。这些文物表明, 在距今2000年前,长沙的农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
       公元9年,王莽篡汉,改长沙郡为填(镇)蛮郡,改临湘为抚睦县,东汉初仍复旧名。东汉末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他精通医学,常坐堂为民治病,深受人民爱戴;著有《伤寒杂病论》16卷,被誉为医圣,后人将其遗著整理为《金匮要略》,是国家中医重要文献。东汉末,孙坚任长沙太守,其时,董卓擅权窃国,孙率兵首先讨伐,唐代吕温有诗云:“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东汉末,长沙属荆州地域,为孙(权)刘(备)争战之地。三国时期,长沙地区属吴控制。  

        西晋初期,佛教传人长沙,泰始四年(268),高僧竺法崇在岳麓山创建慧光寺(后改麓山寺),这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最古老寺庙之一。太康元年(280),司马炎统一中国,复长沙郡,辖10县。太康十一年(290),武帝封子司马义(音意)为长沙王(因参与“八王之乱”被诛)。永嘉元年(307),析荆、江两州置湘州,辖长沙等郡,州郡治所设临湘。西晋晚期,张昌和杜瞍等流民起义军先后攻占长沙,均被南昌太守陶侃平定,陶继而都督荆湘诸州军事。封为长沙郡公,驻节长沙。他为官廉明、勤于稼穑,常言“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我辈,当惜分阴。”明代,曾建惜阴书院于城南,民国时又建有惜阴小学,其所在地亦名惜阴街,表达了长沙人对陶侃的怀念。
       东晋末,废湘州,长沙郡仍隶荆州。南朝宋、齐、梁、陈共169年,长沙或置国,或置州(郡),州治仍设临湘城,郡治则移至城南。这一时期,长沙社会基本安定,中原人口南迁,长沙经济和文化都有发展,曾有“海内雄郡”之称。  

        隋开皇九年(589),杨坚统一南北,改三级为两级行政区划,改长沙郡为潭州,改临湘县为长沙县。炀帝时,废州复郡,长沙郡与长沙县同城而治。

        唐武德三年(621),李渊平定江南,复改长沙郡为潭州,置总管府(后改都督府),辖长沙(后析浏阳、醴陵)、湘乡、湘潭、益阳。褚遂良、张谓先后任潭州刺史,皆有善政。唐代中叶,长沙经济日益繁荣,盛产粮食,米价便宜;茶叶外销他州;丝布列为贡品;浏阳开始生产爆竹;长沙县铜官窑首创釉下彩绘瓷器,远销日本、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宗教活动亦盛,佛教建有浏阳石霜寺、宁乡密即寺,道教建有洞阳山、鹅羊山、桃源山等洞天福地。
       唐贞观以来,长沙是人文荟萃之地,冠盖如云,文风大振。欧阳询父子行楷皆精;释怀素笔走龙蛇;李邕撰书的麓山寺碑,被称为一绝;褚遂良、杜甫、李白、韩愈、孟浩然、刘长卿、李商隐、张九龄、裴休、沈传师等一代名流,先后在长沙或为官、或流寓,都留下脍灸人口的题咏。特别是诗圣杜甫,在长沙停留近两年,作诗近百首,对长沙风物多有吟颂。如《发潭洲》:“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唐乾宁三年(896),马殷为潭州刺史,翌年,拜武安军节度使。后梁代唐,马殷修贡。梁开平四年(910),朱温封马殷为楚王,加封为天策府上将军。天成二年(927),马殷正式建国,国号楚,都长沙。 

        楚全盛时期辖10州,包括今湖南全境及贵州东部、广东和广西北部。自马殷控制潭洲起,凡六传,共历56年。马氏王朝为增强国力,积极发展农、工、商业。如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当时修建的长沙龟塘可“灌田万顷”;发展养蚕种茶;还铸铅铁钱,使外地商人持楚钱出境无所用,只得买货物而去,于是长沙市场兴旺。天成五年(930),马殷卒,子希声、希范、希萼、希广、希崇先后继位。希范奢侈无度,大肆搜刮民财,在城北营建会春园、嘉宴堂、紫薇山、碧浪湖,于城南建碧湘宫、九龙殿,以供其享乐;后辟会春园一部分建开福寺,成为佛教一大丛林。楚晚期,马氏兄弟为争夺 王位,互相攻杀,史称“五马分槽”。广顺元年(951),南唐大将边镐人楚,楚亡,迁马氏家族至金陵。
       宋乾德元年(963),以户部侍郎余庆权知潭州,州治未变。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5乡、湘潭县2乡置善化县。北宋末期,潭州辖12县,地域较唐代略大,隶荆湖南路。
       宋代,长沙经济和文化都有新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尤为昌盛。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办岳麓书院于岳麓山下,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硕儒周式为第一任山长。南宋时,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与其子张械共创城南书院于妙高峰。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长,朱、张共同讲学于两所书院,弘扬了胡光国、胡宏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乾道五年(1169),朱熹扩修岳麓书院,其时,到岳麓书院求学者“座不能容”,曾出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因此,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称,弦歌不绝,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
       南宋晚期,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在长沙建飞虎军,成为抗金的一支劲旅。后文天祥授湖南提刑,居官清正。他们在长沙都留下充满激情的题咏。德j;占元年(1275),元军攻打长沙,守将李芾率军民守城三月,矢尽粮绝。城破之日,全家十九口及部属沈忠等在熊湘阁尽皆死节,军民殉难者不可胜数。后人将熊湘阁改为李忠节公祠以供祭祀。
       元初,将潭州改为潭州路。文宗时,由于他立为皇储期间,曾在长沙停留,故改潭州路为天临路,路治长沙。元代初期,长沙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城池被夷为平地、户口大为减少,至元代中期,长沙才逐渐复苏。
       1364年,吴王朱元璋改天临路为潭州府,明洪武五年(1372),再改为长沙府,隶湖广布政使司,辖11县1州,府治长沙。
       明初,太祖实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政策,鼓励垦荒,减轻商税,长沙地区经济有很大发展,长沙城有突出的变化。洪武五 年,守御指挥使邱广,将元筑土城墙改为石基砖砌,城周14里,城基广3丈9尺,高2丈4尺,以护城河围绕城垣,设诚门9座,东为浏阳、小吴二门,西为临湘、德润、草潮、通泰四门,南为黄道门,北为湘春、新开二门。各门有门楼,城内建钟楼、鼓楼各一。此外,还修了不少道路桥梁,古城面貌一新。
       明统治270余年间,先后在长沙封藩王10人,如太祖封庶八子朱梓为潭王,英宗封七子见浚为吉王,这些藩王修建的王府,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设有三宫五殿,屋宇800余问。王府范围,东至今蔡锷路,南至红牌楼,西至西牌楼、藩城堤,北至中山路。此外,还有花园台榭。明末,张献忠攻长沙,吉王府被焚。
       清沿明制,建置依旧。康熙三年(1664),湖广开始分治,置湖南布政使司,偏沅巡抚抚署由沅州迁长沙,改称湖南省,省治、府治、县治同在长沙。  清“康乾盛世”之时,长沙城垣经过多次修缮加固,使“城池崇屹,甲于他郡”。至清末,城门增辟至13座(加辟经武、福星、太平、学宫四门),城垣周长约15里。城南天心阁,座落于城垣之上,是“楚天一览”之胜地。
       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长沙亦发生巨大变化。1852年9月,太平军攻打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于城南战役。翌年,曾国藩在长沙举办团练,建立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光绪年间,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在长沙发起维新运动,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出版《湘学报》和《湘报》,使湖南风气大开。一些开明官绅,开始兴办实业,如陈宝箴等办和丰火柴公司;朱昌琳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于灵宫渡设炼锑厂;王先谦、黄自元创办宝善成制造公司及发电厂;长沙近代工业开始发展。
       1904年7月,长沙辟为对外国开放的商埠。英、日、美等国,在长沙设领事馆,外国资本家纷纷来长沙占码头,抢地盘,开办洋行、金融、运输等企业。大量倾销洋货,掠夺原料。不仅如此,外国 兵舰,还任意游弋湘江;海关和邮政大权,亦操纵于外人之手。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长沙一批仁人志士,产生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思想。  

        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参加者有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禹之谟、谭人凤、章士钊等100余人。为了扩大力量,先后发展两个外围组织,一是联络新军的黄汉会,一是联络会凳的同仇会。黄兴、刘揆一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两次策划起义,终因事泄失败,马福益光荣牺牲,黄兴逃亡上海。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1911年春,黄兴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l0月,在武昌起义中任总司令,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立下不朽功勋。
      1916年,黄兴病逝上海,次年国葬于岳麓山。章太炎有联云:“无公便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1911年l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策划新军于lO月22日响武昌起义,当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教督府,各界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10月31日,立宪派发动武装政变,焦、陈被害,由谭延闽继任都督。 

        1912年,湖南都督府裁善化县并入长沙县,1913年撤长沙府,1933年市县分治,设长沙市,定为省会。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长沙成为南北军阀混战的战场之一,人民深受其害。其时,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长沙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组建新民学会,次年,出版《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1920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与彭璜、贺民范等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全国最早的6个党组织之一。随后,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中共 湖南省支部,次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共湘区委员会。此后,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领导的长沙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尤以泥木、码头、纺织、印刷等行业的罢工斗争最为激烈,高潮时,参加罢工人数达16000余人。在此期间,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长沙、浏阳、宁乡和郊区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70万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何健策划33团团长许霓祥部在长沙叛变,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中,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曾组织长沙、浏阳、湘潭等县10万农民武装攻打长沙,由于陈独秀下令撤退而失败,革命转入低潮。
       同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后,以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改组中共湖南省委。9月,在浏阳,安源等地举行“秋收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于文家市会师后,向井岗山进军。从此,开始建立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1930年7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领导下。从平江、浏阳攻入长沙,在长沙成立湖南省及长沙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和《土地法》,保护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并出版了《红军日报》,但因敌我力量悬殊,8月5日红军撤离长沙。 

        在这一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长沙儿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达两万余人。如著名工人领袖郭亮、毛泽东的战友和夫人杨开慧,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此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长沙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却从未停止。
       1937年底,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长沙设立八路军驻湘通迅处。次年,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相继来长;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长沙市委也在这一时期重新建立,积极领导长沙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秋,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提出“焦士抗战”的口号。会后,对火烧长沙曾有布署。11月12日,日军进逼湘北汩罗,驻长保安部队于当日深夜纵火焚城,大火三日方熄,全市民房和工厂商店被毁十之八九,市民伤兵死于火灾者2000余人。火后,周恩来亲自指挥善后救济工作。
       1939~1944年,长沙四次遭受日军侵犯,前三次湘北战役,日军失败后撤退。后一次,长沙沦陷,于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始得光复。其时,长沙古城处于千疮百孔的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逐渐从废墟上恢复重建。但1946年国民政府又发动内战,长沙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市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9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8月4程潜、陈明仁将军举行和平起义。8月5 日,解放军进驻市区,长沙获得和平解放。
       长沙和平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季员会、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其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和政府团结全市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顺利完成对原有市政机构和公办企事业单位的接管任务,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大力支援前线,并着手开展长沙的各项工作,长沙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1952年,是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时期。在政治方面,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建立新的基层民主政权;建立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使人民行使政治权利;开展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实行行业民主改革,铲除封建把头势力;打击吸毒,禁止赌博,取缔娼妓,取缔反动会道门,扫除一切社会公害;贯彻新婚姻法,革除包办婚姻陋习;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广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树立勤政廉洁和守法守纪风气。在经济工作方面,有计划地兴办国营工厂和国营公司,使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对私营工商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扶植其恢复生产经营;加强经济管理,打击金融投机,平抑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其它方面,亦有重大举措,如私立中小学改为公办,实行开门办学;拆除沿江棚户,修建沿江大道;兴建自来水工程,解决市民饮用水问题;凡此等等,都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三年时间虽短,长沙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巩固了新的人民政权,建立了新社会制度,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开辟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三年是党风、政风、社风最好的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1953~1965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建设时期,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个体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经济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大跃进中,开辟南郊和北郊工业区,兴建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完成了“一五”、“二五”计划所制定的经济指标,一五期问,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9%,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5%;二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4%,农业平均递增7%;各项事业都获得相应的发展。这15年中,长沙市工作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有成就,也有失误。在社会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过快,追求公有制的单一化,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只求多快,忽视好省,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五风”泛滥(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垮风、一平二调风),损失严重。导致1959~1962年工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建设项目被迫下马,人民生活处于“过苦日子”的困境。特别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宁左勿右,造成很大的后遗症。如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伤害了一批干部;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误伤面也不小。这些运动不仅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而且民主受到压制,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这十年中极左思潮泛滥,各级党政机关遭到冲击,各单位负责干部受到揪斗,生产工作受到干扰,正常秩序受到破坏。群众组织山头林立,争相夺权,文攻不止,武斗不休,反复折腾,几无宁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大批干部坚持抓工作,绝大多数群众坚持抓生产,全市经济仍保持一定的增长。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浩劫,人心大快。1977年,全市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各条战线工作走上正常轨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1995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长沙开始跨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在思想政治领域,号召解放思想,提倡实事求是,大力拨乱反正,冲破左的禁锢,平反冤假错案。与此同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挥政府服务职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经济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搞活城乡经济,加强科技开发,更新技术设备,使国民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在“六五”至“八五”计划期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连续翻番。1985年比1980年增长90%,1990年比1985年增长一倍,1995年又比1990年增长两倍,全市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日益发达。在1994年全国188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39项指标评价中,长沙居第九位;在全国479个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长沙列50强第20名;在1995年全国考核确定的20个接近小康水平城市中,长沙列第10名。这些巨大成就,谱写了长沙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在这个新时期中,不断出现新问题和新困难,如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有所滋长,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兴起,社会治安恶性案件增多,不少企业经营亏损,一大批职工下岗;这些都给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针对这些情况,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排除于扰,克服困难,化被动为主动,全市总的形势是很好的。长沙正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稳健的步伐,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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