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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贸 综 述

时间:2012-10-25      来源:
 

     

第一章     

      长沙商业,在唐代就有较大发展,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销往外省,且远销日本及东南亚等国;茶叶、粮食、苎麻等农产品的贸易亦很活跃,长沙是湘茶的主要产区和外销的集散地。唐宋时推行以茶易马政策,政府用茶叶与西北兄弟民族交换马匹;明代除政府经营的“官茶”外,还出现民间经营的“商茶”。明清间,“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长沙是淮盐重要销售口岸。清代中叶,长沙是全国闻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贩运贸易的发展,为采购、销售、储存商品服务的牙行应时而生。清雍正四年(1726),政府确定由藩司核发营业执照,准允民间开设各类牙行,长沙各种代客买卖货物的牙行逐渐开设;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政府沿袭牙行管理办法,经藩司核发营业执照,开设各类门摊商店。据清嘉庆《长沙县志》载(当时长沙城由长沙、善化两县分治,长沙县志所记户数只反映了半个长沙城的情况):长沙县城镇有门摊商店187户,典当铺10户,牙行35户。清同治六年(1867),牙行增至95户,有粮食行、茶麻行、靛行、纸行、盐行、铁行、白炭行、煤炭行、缨纬帽行、鱼行、牛行、石灰行、枯饼行等10多个行业。其中城门外开设为61户,粮食行、茶麻行共38户,占牙行数的62%,可见粮、茶、麻3项商品在长沙商业贸易中居重要位置。

    清末,通泰街、潮宗街、大西门、小西门河街一带商市逐步兴盛。光绪年间(1875—1908),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绸布、风味食品、京广杂货、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先后有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端;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苏州人在青石桥开设徐三吉斋糕饼店,开长沙南食业之端。其时,其他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段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徐长兴烤鸭店、马明德堂酱肘店、劳九芝堂膏药店、董玉和酱园等。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辟为商埠。日、英、美、德等国商人相继来长沙经商,在沿江一带河街开设洋行17家,市场渐趋兴旺,打破了长沙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长沙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集散市场和外来工业品转口市场,并取代湘潭成为全省商业中心。1911年以后,军械、冶炼、纺织等近代工业相继开办,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亦日益增加。输入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香烟为大宗。1919年,长沙关直接进口洋货48.5万关平两,其中输入香烟11029箱,香烟销售占全省销售量的85%,还有海味、食糖、干果等,五金制品(包括金属材料、建筑五金)、颜料化工和电器材料等生产资料只占输入总量的6%左右,金额不足3万关平两;外销商品有茶叶、粮食、苎麻、五倍子、湘莲、植物油和牛皮、猪鬃等初级农副产品,锑、钨、锰等初级矿产品。据1935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辑的《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41911年,长沙关进口洋货共33883040关平两。年均484万两,其中1911年进口净值6425501关平两,较19041989237关平两增加2.23倍。

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初期,长沙商业日益繁荣。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一段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长沙开行设店迅速增加。据19178月《湖南政报》载:经政府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在城区开设各类牙行119家。这时新开的行业有:土果食糖海味杂货行、植物油行、条丝烟行、牛皮行、猪行、丝行及瓷器行、木行等。大都为进出口贸易服务。其时,沿江一带街市,商业尤为兴旺。如鱼行、蛋行聚集小西门外半湘街;粮食棉花行、油行、盐行麇集在大西门内外;土果食糖海味杂货行、纸行聚合在大西门至小西门之间;枯饼行多数开设在碧湘街、渫湾镇。临江地区成为各业趸售批发的中心,显示出湘江水运对长沙市场商品流通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长沙零售商业发展也很快。1922年《湖南生计志》《省城行业兴败调查记》载,这时长沙有商业、饮食服务业及手工行业97个,店铺3342家。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8户、鞋业133户、烟业1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以及绸布业68户、红纸业71户、豆麦业54户、金银首饰业52户、茶馆业79户、屠行业69户、面馆业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五金(含钢材)、电料、颜料化工、建材、玻璃、煤炭、铁业、冶坊等业工商户210余家。商业店铺遍设全城内外大街小巷,商业中心开始由沿江城门内外河街、正街向城内伸展,坡子街、太平街、药王街、八角亭、南正街开设各类店铺都在百家以上,成为当时长沙商业繁华的街道。商店分布还保留着坐市列肆的传统格局,如走马楼的衣庄、绣业多,藩城堤山货店、古玩店多,八角亭绸店、苏广杂货店多;太平街附近是漆业、颜料业、油盐业、豆豉业、南货业、五金业批发行庄的集中地段,旅馆也较多;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钱庄、扇业、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等商店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要道,南货店、剪刀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馆等群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甚多。经营商品以类相聚,自成一肆的专业街有:化龙池的油鞋店,老照壁的雨伞铺,三王街的玻璃店,青石街的鞋铺,义码头的土果业,潮宗街的米坊,南阳街、府正街的书店,南湖港和草河街的木行等。

    1924年,在长沙的外国洋行已发展到91家,其中日商34家,英商24家,德商10家,美商8家,法商5家,意商4家,葡商2家,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各1家。与此相适应的对外贸易亦有进一步发展。

    这段时期,长沙市场由江面舳舻交错,街头店铺栉比的沿江一带,继续向城市中心区扩展。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扩展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续到南正街、红牌楼、八角亭,连成一大片;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正街纵横交错,形成南北两个商业繁盛之区。至1934年,据《长沙市指南》载,全市有各类商店14424户,成立各业同业公会76所。还在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

    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等,纸张笔墨店137户,钢铁器具店452户,绸布店155户。长沙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

    熬糖、酿酒、制酱等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促进粮食贸易兴旺。沿江一带粮食贸易分上、中、下三关,西湖桥一片为上关,进销湘南各县运来的谷米;大西门一片为中关,吞吐湖北江汉平原运来的棉花及豆、麦等杂粮;潮宗街一片为下关,经营浏阳、宁乡和滨湖各县运来的谷米。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铁路运价低、周转快,迅速成为湘粮外运的首要通道,结束了商品进出长沙全赖水运的历史,长沙粮食市场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广东、江浙、河南等省粮商相继来长沙开设米厂、粮栈,长沙粮业大户也在广州、汉口设庄。于是湘粮外销,东到福建、上海,南至广东潮、汕,北运平津,长沙米市,盛极一时。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资本主义各国在长沙开设洋行、公司,以及附属于洋行、公司的批发处、分销处、堆栈等,组成庞大的购销网络,对长沙市场进行分割垄断。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市场;德国垄断着化工原料市场;英国、美国垄断着煤油、香烟市场。据1925年《大公报》统计,各国洋商在长沙开设有专业或兼营堆栈87家,垄断着矿产品、棉纱、布匹、百货、烟草、石油等储运业务的全部或大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经营生产资料的商户,乘沪商甩卖求现之机,大量进货囤积。此时,在长各国洋行相继歇业或撤走。沪、汉、苏、浙等地工商户却迁来不少,长沙城市人口由1934年的38万多骤增至50多万。绸布、百货、南货,以至绣业、金银首饰业等,顿形活跃,饮食、服务行业,更是一派繁荣景象。但战时初期的繁荣,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南侵,日机对长沙狂轰滥炸,市民陆续疏散,市场日益衰落。19381112日,国民政府在焦土抗战的口号下,纵火焚毁长沙城,房屋被烧毁十之八九,经济基础薄弱的长沙工商企业,元气尽伤。之后,日本侵略军又四次蹂躏长沙,致使长沙商业一蹶不振。

19458月,日本投降,外迁各地的工商业者返回长沙,陆续复业。至19476月,商店开业的有6879家,成立各业同业公会90个,市场显露生机。无奈战争重创未愈,国民政府又发动内战,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商民不堪其苦。从1947年第四季度开始,市场出现一股倒风。据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载:长沙倒闭最多的有油盐、花纱、粮食、百货、绸缎等大公司、商号30余家。19488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结果金圆券贬值比法币更惨,1949421日,长沙市面正式拒用金圆券。由此更加剧了工商企业的倒风,56两月,先后有绸布、百货、南货、旅馆及合作社等32个行业共倒闭1023家,长沙商业面临崩溃。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国民政府在长的公营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改组为盐业、土产、煤焦、油脂、茶叶等湖南省国营公司,着手创建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同年11月,将822日最先组建的长沙市贸易公司进行改组,分设华中粮食公司长沙分公司、华中百货公司长沙分公司、华中花纱布公司长沙分公司,还成立长沙信托公司,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长沙分公司。12月成立长沙市合作社联合总社。与此同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使私营工商业逐步得到恢复,至19503月底止,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开业的有3712户,其中经营生产资料的商户168家,个体商业有4058户,从业人员共32634人。

    19503月,全国实行财政经济统一,长沙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财经统一”精神,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打击投机资本,平抑市场物价,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私营商业在经营上出现困难。6月,长沙市成立改善公私关系协调委员会,根据统筹兼顾,分工合作”,“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原则,分别对私营工商业的商品价格、经营范围、加工订货、原材料供给、产品收购等开展协商调整,促进公私双方协调发展。长沙市工商局依据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营、个体五种经济并存的实际情况,按7:3的比例,安排公私经营比重,缓解了公私关系。

注:1.流动资金中含负债额:商业私人资本中负偾389.75万元, 商业个体经济中负债16.59万元;

    2.商业私人资本的职员印资方从业人员;

    3.私人资本经济与个体经济划分:凡雇用职工及合资企业划为私人资本,有雇工的独资企业为个体经济。

    19505月成立中国猪鬃公司长沙分公司;12月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设立长沙分局,负责对全省进出口业务的指导和管理;19513月成立湖南省土产公司,在业务科内设出口组,主管全省土产品出口货源的收购调拨。

    19513月设立中国工业器材公司长沙分公司,经营五金机器、交通电讯、化工原料和医药器材等四类商品,长沙国营商业经营生产资料的专业供销体制初步形成。

    19521月,中共长沙市委、市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受到一次深刻的守法教育。同年,市政府根据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私营批发商开始进行改造。即逐步排斥大批发商,限制中批发商,维持小批发商。并通过有计划地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使工业产品更多地掌握在国营批发商业手中。

    国家为掌握工农业主要产品货源,掌握市场的领导权,从195311月起实行粮食和食用油脂的统购统销;19547月实行生猪派购;19549月实行棉花统购统配和棉布统购统销。这些重要措施,为逐步排挤、代替私营批发商奠定了基础。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从商品流通领域限制和排挤私营批发商的措施,在改造私营批发商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政策,避免引起市场波动,造成财产损失。在具体步骤上,按照先主要行业,后次要行业;先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已控制的品种,后控制不够的品种;先大批发商,后中小批发商的原则进行。从19539月起,至1955年底,根据各行业和各户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转”(转工业或零售商业)、“留”(作经批、代批户)、“包”(吸收其资金,安排其从业人员)三种形式,对长沙市的私营批发商进行统筹安排,其中转入私营工业53户,转营手工业3户,转公私合营工业31户,转零售88户,歇业58户,转为国营代理批发46户,为国营代购8户,合计287户,资金678.5万元,资方从业人员938人,职工2080人,合计3018人。1955年,国营、合作社商业在批发商品市场所占比重由1950年占20.21%,上升为占94.08%。国营商业批发公司亦相继建立,到1956年底,长沙市共建立商业专业公司19家,供销合作批发机构3家。

    19541955年,市政府对私营零售商业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在具体作法上,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采取联购分销、批购联销、经销、代销、专业经销等形式,先后将米商、油商、南货、绸布、百货等22个行业共2516户引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对其余行业和小商小贩,则合理安排货源,保护其合法经营。

    1956年,全市商业、饮食服务业的76个自然行业有6628户私营零售企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其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1380户,实行公私合营仍维持经销、代销形式的3018户,直接过渡为国营商业的306户。组成公私合营商店878家,合作商店63家,合作小组3042个,独立经营者427户。此外,私营国际贸易业尚存的8户全部实行公私合营,71日撤销公私合营机构,原有私方人员和职工95人,全部过渡到国营,资金移交给湖南省土产出口公司管理。

    1958年,全市商业受到大跃进潮流的影响,工业、农业向商业部门提出了扩大供应和收购的要求,商业部门对工业品的收购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对农副产品采购提出:“多收,快收,收好,收足。”由于大购大销脱离市场客观需求,盲目收购了大量不适销和质次价高的商品,有的商品又因保管不善,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大跃进”中,商业管理体制也作了调整,实行“行企合一”,国营专业公司全部撤销,分别改组为批发商店、零售商店,并在公私合营零售店中设公私合营合作总店。基层供销合作社下放给公社管理。小商小贩亦过渡为国营企业。9月全面调整商业网点,供应点减少9053个,占网点总数的67.58%;商业人员减少7082人,占人员总数的26.92%。其中调出青壮年5583名去工厂。商业经营体制全部打乱,造成经营不善,管理紊乱,网点稀少,人员不足,群众购买商品不方便的局面。

    19598月,恢复市级专业公司建制;公私合营总店按经营品种范围,分别归口主管专业公司管理。

    1960年,全面开展清理库存、资金、帐目的三清活动,处理积压商品和呆帐损失,清除了大购大销带来的严重后果。

    长沙市的外贸业务,一直由省外贸局经营。19603月,湖南省对外贸易局设立长沙办事处,作为省外贸局的派出机构,在省外贸局和长沙市一商业局双重领导下,担负长沙地区内出口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收购调拨工作,开发出口商品货源。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长沙市对商业工作进行了调整,恢复商品流通渠道,开放集贸市场,恢复合作店(组),发展个体商贩,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确定合理的购留比例,适当调减派购任务,对主要农副产品收购全面实行奖售政策,对人民生产生活必需的18类商品,国家采取了坚决稳定价格的措施。如扩大货币回笼,实行高价供应。长沙市从19612月开始高价零售糖果、糕点和甜酒,3月又增加高价零售名菜点,这年高价商品回笼货币3201万元。同时扩大凭票和定量供应范围,使商品尽可能合理分配,以保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1962年起,八字方针初见成效,整个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19633月,根据同城不设两套机构的精神,撤销长沙外贸办事处,业务及人员上收到省外贸局。

  1965年,城乡市场活跃,商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多数敞开供应,高价商品除针棉织品外,全部退出高价。

    19665月起,连续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商业作用,合理的积累,正确的管理被扣上了“流通决定生产论”、“利润挂帅”、“管、卡、压”等帽子加以批判。继而除“四旧”、砸招牌、撤并机构、关闭集贸市场。商业工作的合理政策不能执行,体制、管理出现混乱。但广大商业工作者仍坚守岗位,做好购、销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物资供应。

    19729月成立长沙市进出口公司,同年11月更名为长沙市对外贸易公司,归口长沙市一商业局领导,属商业兼管外贸体制。19748月,成立长沙市对外贸易局,19784月,长、望、市郊的外贸公司划归长沙市外贸局领导。在1960—1978年的19年中,外贸收购累计金额131140万元,年均收购额6900万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 1984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长沙市商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一)改革商品流通体制

    下放省级批发站  1984年,省人民政府将省商业厅设在长沙市的百货、纺织、文化、五金、交电、化工等6个工业品二级批发站下放长沙市,分别同市公司进行站、公司合并。省、市两级批发机构合二而一,解决了条块分割、机构重叠问题。

    调整购销政策  1985年,粮食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由派购改为市场收购,蔬菜由“大管小活”改为“放”、“管”结合。至1987年,粮油、彩电、化肥、烟草等少数商品仍实行专卖专营,其他商品实行合同订购、自由选购等灵活的购销方式。

    改革商业经营机构  1985年,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采取工商联营、农商联营、商商联营等多种形式横向联营的企业有237家,乃至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等方式联营,并向企业集团发展。供销合作社由官办恢复为民办,全市各级供销合作社吸收农民股金902万元,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产生了理(监)事会,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同时在坚持以国有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建立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新的商品流通体制。

(二)改革企业经营机制

    依照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精神,1984年对国营小型零售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办法,把混岗作业的集体职工划出来,组成集体企业,按自然门店核算,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经营。1987年按照政企分开,两权(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逐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和股份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1987年,全市有小型商店、供销合作社企业666户,实行经营体制改革的有576户,占总户数的86.5%。经过改革,这些小型企业,比1986年销售总额增长28.9%,利润增长41%,上交税利增长21.7%

    (三)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在商业经营体制改革中,普遍推行利税工资制,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确定下来。企业在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浮动工资、提成工资、定额工资、计件工资、结构工资等多种分配方式,把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联结在一块。

    长沙县路口区供销合作社实行五定两联(即定人员、定任务、定品种、定资金、定利润,任务联工资、利润联奖金)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的购销和利润挂起钩来,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这种办法经国家商业部认可,并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广。同时,还相继推行审计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经营集团和职工风险抵押承包制度等,同经营责任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还采取优化企业组合的办法,实行行企兼并。1989年,市区16户商业企业兼并24户工商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经历几年改革,到1987年,长沙各种采购供应站经济辐射面有的达到3040个县,有的辐射全省,有的已辐射到国内的主要大、中城市和经济特区。同时,长沙市是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最大的市场,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6.39亿元,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左右。

第二章  商贸市场

    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各国洋行在长沙大肆收购农产品、矿产品原料,倾销日用工业品,长沙遂成为洋货内销和省内农产品、矿产品外销集运的转口市场。民国时期,长沙市场几经兴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8年努力,市场日益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长沙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不断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迅速增长,长沙市场一直保持全省最大商业中心的地位。

第一节  市区市场

  一、批发市场

  工业品批发市场解放前,长沙专营工业品批发业务的私营商业,有百货、五金、电料、纺织品、化工原料、中西药品等行业。其货源除就地收购外,主要靠常年派员在沪、汉、津、穗坐庄,批量购进各种工业品,面向长沙和临近各县批销。还有经营矿产品的,从湘南运来的锑、钨、锡等矿产品就地批销,或转销汉口、沪、穗出口外销。19502月长沙市工商登记,经营纺织品、日用百货、文教用品、五金制品、燃料建筑、医药等工业品的私营商业3851户,占全市商户的49.56%;资本579.98万元,占52.02%;人员10721人,占54.88%(包括个体)。其中一部份是专营批发,有的批零兼营。到1954年,逐步被国营批发机构所代替。

据市工商局1953—1955年连续对工商业进行三次普查登记资料记载:19539月底工业品批发商共有215户,从业人员2370人,资本额5831093元。到1955年其中歇业的21户,转工业的57户,转公私合营建湘企业公司的19户,转零售的85户,为国营代购代销的30户,至1955年底尚未改造的3户。

    长沙解放后,1950—1956年,省国营商业在长沙成立21个专业公司,经营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和粮油食品。还设有百货、纺织品、五金、交电和化工原料五个采购供应站(二级站),担负采购省外工业品,收购长沙地区和邻近市、县的轻工产品,批发供应长沙经济区各市、县三级批发单位。由于长沙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形成的商品流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市地方工业生产发展,日用工业品品种、数量增加,一长沙经济区在全省8个经济区中供应范围最广,购销业务最大。1979年,长沙经济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益阳、津市、岳阳、娄底、冷水江等八市和湘潭、攸县、醴陵、茶陵、酃县、浏阳、平江、湘阴、岳阳、泪罗、临湘、华容、宁乡、益阳、桃江、沅江、安化、南县、汉寿、石门、安乡、澧县、双峰、涟源、新化、邵东、沅陵、辰溪、溆浦等29个县及韶山区、临澧县一部份,外省还有湖北省的监利、公安等县。经济区内人口共计2700万。1979年长沙地区工业品购进金额为74707万元,占全省218340万元的34.22%1985年购进为169299万元,占全省301423万元的56.62%。长沙纺织品站收购的地方产品,供应省内7个二级站。文化用品中的油墨及印刷器材,供应全省各印刷厂,乐器、体育用品和照相器材,供应省内70%以上地区,长沙交电站还担负省内、外二级站调拨任务。

  在长沙地区除省属商业二级批发站外,市属各公司还设有三级批发机构。有计划地由国营商业占领批发市场,负责长沙市区各零售商店和临近长沙的9个县,57个区供销合作社的商品供应。据长沙市统计局统计:1957年市一商业局经营工业品的有88个单位,2995人。全年工业及手工业品购进金额比1952年增长8.94倍。

    1958大跃进,商业机构进行大调整,将11个经营工业品公司实行“行企合一”,撤销公司,在局内成立各专业科,另设21个批发商店和零售总店,工业品贸易受到影响。到1959年又恢复公司,实行混合经营,人员、网点减少。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凭票、凭证、凭券供应的商品达100种以上。商品按计划分配到各县、市及零售商店。1961年在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商品逐渐增多,供应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工业品贸易机构大撤并,体制被打乱。但广大职工仍坚守工作岗位,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购销业务活动。据百

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6个单位统计,1976年批发销售总额为43374万元,利润总额为2410万元,分别比1966年增长76%97.2%1978年,市级工业品批发机构29个,1979年工业品纯购进74707万元,占全省总额218340万元的34.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长沙各二级站打破地区界限和一、二、三级站的结构,广泛开展工商、商商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进行产销直接挂钩。长沙交电站与上海、广州等地60多家工厂直接挂钩,建立购销关系。长沙市商品辐射到全省,有的辐射到国内的大、中城市和经济特区。从1983年起,长沙市经委每年举办春秋两季日用工业品看样订货会,参加订货会的代表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对推动长沙地区的商品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1984年属省管的二级站全部下放长沙市与市公司合并,同时原有按经济区划分配供应商品的方式也被打破,形成了以长沙市中心城市为依托,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商品流通网络。到1987年全市工业品批发机构382个,人员5933人。工业品纯购进(不含进口)为260196万元,占全省总购进的8.97%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解放前,长沙是全省农副产品的最大集散地,私营商业经营农副产品批发业务的有粮食、食用植物油、桐油、生猪、枯饼、茶叶等行业,而以粮食居首位。1948年全市有粮行44家、杂粮行60多家、面粉厂1家、油厂1家、大小米厂161家(包括碓坊、牛碾坊34家),碾米业工人达2000多人。长沙解放后,市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国营粮油贸易机构。对中间剥削的粮行,逐步令其转业。对米厂、粮栈给予扶植。195311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油批发全部由国营粮食企业掌握。

    解放前,在长沙集散的粮食,主要来自洞庭湖滨湖各县.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后,长沙粮食市场进入鼎盛时期,东至福建、上海,南至广东,北至京、津,为全国大米重要集散市场。据长沙海关统计,19051934年,共出口省外谷米18255103石,占全省输出的84.56%1937年长沙出口大米价值900多万元(法币)。解放初期,粮食交易大部在私商手中,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油由国家计划调拨。50年代长沙市每年从省内各地调入3.54亿公斤贸易粮,调出22.5亿公斤贸易粮。1984年出口大米1610万公斤,占全省出口4178.5万公斤38.53%6070年代,因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贸易主要限于市内销售,至80年代初始恢复出口。省外调进和进口粮食,也多在长沙集散。1985年议购议销粮油5.5万多吨,总金额3200万元。 

    长沙是全省茶叶最大的集散市场,据海关资料记载,19091934年从长沙出口的茶叶共215538担,年均8289.92担,占全省同期出口的70%,解放后国家接管华湘茶厂、安化茶叶公司和湖南茶叶公司进行改组。1954年茶叶实行派购,1984年改为合同定购。1987年收购茶叶9352吨,为1952525吨的17.8倍。

    长沙市所辖长沙、望城、浏阳、宁乡4县都是全省产猪重点县,生猪的产销居全省重要地位。1987年收购生猪1986600头,为1952年的5倍。每年收购的生猪,一般占全省总收购的1214%70年代从长沙调往省外的生猪、冻肉一般占全省的30%以上。

    1987年,全市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值99454万元,为19523764万元的26倍。    此外,经营生漆、土果杂货、鞭炮、瓷器、铁器、草席、竹木、槟榔、农副产品以及山货、荒货、古玩的私营批发商业,据19539月统计共有191户,从业人员1027人,资本额1419494元。到1955年其中歇业的39户,转工业的9户,转公私合营建湘企业公司的22户,转零售的61户,转为国营代购代销的19户,尚未改造的41户。

    二、零售市场

    解放前,长沙市商业网点主要分布在旧城区范围内,绸布店、百货店等大型商店,聚集在黄兴路、蔡锷路、中山路等繁华街道,按传统商业模式聚集起来的“货以类从,各自成肆”的专业街,如八角亭的绸布店、府正街的书铺等,一直因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逐年增加,这种商店摆布格局,对人民群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诸多不便。19589月,按新的构想,对全市商业网点进行全面调整。然而,在“大跃进”浪潮中,调整商业网点工作,倾向于撤点抽人办工业,商业、服务网点由13395个撤并为4342个,减少68%;商业、服务人员由26312人,减为19230人,减少27%,给群众造成新的不便。1961年后,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继续调整商业网点,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体制完备的一、二、三级商业群。

    一级商业群有黄兴中路(原八角亭在内)、中山路2处。这是长沙历史上形成的商业中心,既保存了原有著名商店及其经营特色,还补充了经营高中档商品的大中型专业商店。这些专业商店经营商品种类齐全,品种繁多,便于消费者挑选比较,能较好地满足群众需求。

    二级商业群是区域性商业中心,建立在窑岭、东塘、渫湾镇、湘春街、东站路等27处居民比较集中、城区与郊区交界处的交通要道。这类商业群以经营中低档商品为主的中小型商店为多,基本上能满足区域内人民群众吃、穿、用、修理等生活需要。居民就近购买方便,减轻了对一级商业群的供应压力,发挥着平衡市场的作用。

    三级商业群是居民区内的服务中心,一般建立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主要是近郊新建的居民区、文化区、工矿区。这类商业群全市分设有83处,大都设有粮店、煤店、菜店、酱园、南货店、日杂店、百货店、理发店、饮食店等配套小型商店,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979年后,长沙市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长沙市场开始形成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成份的格局,零售商业网点蓬勃发展,零售贸易额迅速增加。至1987年,全市有商业、饮食服务网点62467个,比19784441个网点增加13倍,商业、饮食服务人员163572人,比197857054人增加1.87倍。其中:市区网点20966个,比19781614个增加12 .85倍;市区商业、饮食服务人员90532人,比197839558人增加1. 29倍。市区千人占有网点数,由1978年的1.6个增加到17个;商业、饮食服务人员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4.2%上升到7%0商业、饮食服务业中集体经营户(5571户)、个体经营户(53446),共59017户,占全市商业、饮食服务业总户数的94.47%;为1978年集体户、个体户2055户的28倍多。

    1987年,长沙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63934万元,比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661万元增加2.92倍,居全省各市的首位。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消费品零售额为335287万元,比上年增长17.96%;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为28647万元,比上年增长13.59%

    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菜、肉、鱼、蛋、豆制品等开放生产和经营,丰富了副食品市场。1987年猪肉零售量为72084吨,比1978年的54152吨增长33.11%;鲜蛋销售6771吨,比1978年的5056吨增长33.92%;鲜鱼销售11581吨,比1978年的3738吨增长209.8%。工业品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品种和数量上均有很大变化。1987年销售棉布1957.56万米,比1952年增长l倍,而比1978年则下降53.7%,而其他化纤、呢绒、绸缎则大幅度上升。1978年长沙市场电视机销售极少,至1980年只销售1.57万台,而1987年年销量为11.84万台,比上年增长22.06%;电冰箱这类高档家用电器,1987年销售1.75万台。

    三、集贸市场

    长沙城西沿江一线,历来集市贸易甚为活跃,明、清年间发展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集散市场。南湖港为木材贸易主要埠头;灵官渡为矿产品贸易埠头;大西门上下为粮食、棉花、杂粮、茶叶贸易的主要埠头。

    长沙解放初期,集市贸易一度萧条。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恢复集市贸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19516月成立行商联合会,组织行商采购运销,促进土特产品交流。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建设计划,为保障供给,支持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从11月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9月起实行棉花统购统配,集贸市场交易范围缩小,上市商品仅限于三类农副产品。19572月市人民政

府决定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贩运国家许可的自产自销产品,允许农业社和农民互相调剂、互通有无或到市区直接卖给消费者,少量的也可卖给小商贩,一、二类产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多余部份也可到市场出售,但价格不得高出国家牌价。由此,集贸市场日益活跃,成交金额逐月增长。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兴起,集贸市场顷刻消失。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进一步开放农副产品集贸市场。196168月长沙市市场管理部门划定南门口、道门口、太平街为集贸商场,小西门、草潮门等28处为农副产品贸易市场,上市品种、数量增加,市场逐步活跃。1962年市区农副产品成交金额2667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0.97%1963年开始实行

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集市贸易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加以取缔,长沙集市贸易关闭达16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市场逐步开放。1979年初,首先在市区西长街、复兴街、总铺巷、北二马路4处进行集贸市场试点,4月又划定场地,开设农副产品市场22处,年底增加到32处。1981年底开放日用工业品集贸市场。198211月开放桥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83年再度放开工业品市场,工业部门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后,可以自行批发、零售,除国家规定的彩电、汽车、钢材等25种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外,都可进入集贸市场。1987年底,市区有集贸市场75处。商品丰富,价格基本平稳,交易活跃。1987年集贸市场成交金额4.5亿余元。上市成交商品量和国营商业零售量的比重:集贸市场的蔬菜、猪肉、家禽、鲜蛋、水产品分别占77.5%36.87%995.6%283.2%732.4%.

第二节  县城市场

    长沙市辖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其中长沙县治设在市区,望城县与长沙县时分时合,直到1978年才于高塘岭建立县城,只有浏阳、宁乡县城历史悠久。

    一、望城县城关镇市场

    197941日,望城县城关镇成立。镇内建有望城综合商店(198711月改建,总面积1640.73平方米,其中营业面积590平方米,更名为新星商场,内设针棉、布匹、成衣、百货、五金、交电、南杂、文具、家电等11个柜组)、望城百货商场(198110月建成,高四层,总面积4000平方米,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11个柜组)、万宝商场(1987年扩建,总面积2220平方米,14个柜组)等大型综合商场8家,零售商业、服务业206家,从业人员639人。其中个体户143户,从业183人。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11. 91万元。

    此外,为适应农贸发展的需要,1984年城关镇建顶棚市场128平方米;同年114日,县政府决定将县剧团宿舍街口至高塘岭区粮站的老柏油路面,划作农贸市场,占地720平方米,分成豆制品、水产品、禽蛋、肉类、蔬菜等摊位。1986年,县政府投资96万元,建成城北、城南两个集贸市场,占地面积共4600平方米。1987年,集市有证商贩35户,经营福建、江西的笋干,广东的腐乳、香肠、海参、香蕉、鲜荔枝,四川的云耳、香菇,山西的陈醋,黑龙江的龙虾,湘潭的白莲、龙牌酱油,邵阳的玉兰片,浏阳的豆豉,常德的腐竹,益阳的松花皮蛋等数百种名特商品,本镇蔬菜专业队及附近农村的蔬菜、禽蛋、肉类、水产、豆制品、水果等。随行就市,日平均交易人数约3000人。1987年成交金额222万余元。

    一、宁乡县城关镇市场

    清同治二年(1863),有钱铺、南货、布匹、医药等8个行业,320家店铺0 1929年有18个行业,400家店铺。19446月日军进犯,县城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商户重建门店。1950年有国营贸易公司和16个行业的私人商户465家,从业13330 1956年,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有各类经营机构59个,另有部分公私合营和合作商业。东、南、西、北四门集市日均有400多人次上市出售柴草、蔬菜、鱼虾等。1980年开始建中心市场(后改农贸市场)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1989年建交易市场,建筑面积6192.6平方米。1990年,有各类大小商店500多家,经商人员3000余人。其中固定资产上百万元、工作人员上百人的较大商场有国营商业大楼、工农兵商场、百货一、二、三商场、宁乡大饭店、供销大楼、宁乡大厦、日杂大楼、食杂商场、购销总公司批发部、生产资料门市部等;另有农贸市

场、工业品市场8处,占地2万余平方米,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0884亿元。

    三、浏阳县城关市场

    浏阳城关镇昔名淮川,素有屠、药、纸、染、面、油、烟、帽、酒、皮“十帖十行”之称。清乾隆年间,鞭炮形成行业后,江西省铜鼓、万载、宜春及本省醴陵、平江等地的鞭炮和部分农副产品多经此集散。浏阳的茶叶、土纸等大宗产品,亦多经此运销全国各埠。牙行和批发商由此增多。宣统三年(1911),仅领帖的牙行就达13类共28家。批发经营以南杂、爆庄为最多。南杂业还兼营花纱,多为西(江西)帮大户,其中的“三隆四盛”(李隆盛、德隆仁、锦隆升、詹发盛、发启盛、连聚盛、裕盛兴)资金雄厚,长期垄断市场。爆庄主营鞭炮批发,兼营花纱和其他土特产品。据1918年统计,县城著名爆庄有谦达利、永庆祥等10家,拥有资本20.2万银元,年营业额达51万银元。此外,批零兼营的纸庄、茶庄、土布庄等亦相继兴起。1918—1920年,南北军阀三次率部进驻县城,商户备受骚扰,市场遭到一定破坏。19231924年,土纸、茶叶销售较盛,市场转向活跃。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城关连续多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市场不如从前。19311937年,时局稍趋稳定,市场有所拓展。1938—1945年,日军五次犯浏,县城五次被敌机轰炸,并沦陷八个月之久,被毁街道十之二三,被毁店肆十之六七。抗战胜利后,店铺逐步恢复到750多家。

    1950年工商普查,商业行业18个共538户,从业人员2053人。其中专营批发商30户,从业人员44人。另有手工业兼商业行业20个共405户,从业人员761人。

    1953年开始,县国营公司根据城乡分工和商品分工的原则,负责对城乡工业品的专业批发。私营批发逐步取消。19581976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流通渠道单一,市场处于封闭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放宽商业政策,突破批发禁锢,实行城乡开通,城区商业网点发展到1400多个,其中从事商品批发、贩运和批零兼营的约占35%1986年,县工商行政部门在西正路辟有批发一条街。1988年,城区商品销售总额为19740万元,其中批发销售6797万元。在批发销售额中,国营商业、供销贸易为4674万元,占68.77%

第三节  农村主要集镇市场

    长沙地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物产丰富,集市贸易历来活跃。始以蔬菜为主,人们习惯称集市为“菜场”。在菜场周围还有摆卖农副土特产品、日用杂品,小手工业品、小饮食和修理服务等门类。

    清末民国时期,以农村集镇为中心进行贸易,其规模依集镇兴旺与否而定。长沙所属各县农村集镇市场较为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行政区划及领属关系变更频仍,经济体制不断调整,农村市场亦随之变化。

    一、各县集镇市场

    长沙县1952年土改运动结束后,集镇市场发展到76处。1956年,经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全县仍有集镇市场52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集镇市场被关闭。19599月,根据国务院对农村集镇市场的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指示精神,长沙县重新开放有领导的集镇自由贸易市场,中小集镇市场发展到127个,从业人员7185人。19611965年,对集镇市场实行既要利用,又要限制的政策,市场一直保持稳定的局面。19661976年,集镇市场被当作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予以批判,市场被强行关闭。农村中出现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市场物资匮乏的局面。

    197812月,恢复和开放农村集镇市场,至1989年底,全县有集镇市场171个,年成交9032万元。

    主要集镇市场有斑竹塘、花园岭、南±乇岭、暮云市、五七、冬斯巷、团然、双溪、跳马涧、粱梨、斗塘、接驾岭、仙人、鹿芝岭、韶光、干杉、道渡、湘阴港、江背、五美、朱桥、梅花、春华、谷塘高岸、黄花、路口、大鱼塘、金井街、泉塘、水渡河、彭家巷、蒿塘、南门桥、福临等34个。

    望城县1949年,共有集镇市场18处,1955年调查,常住人口在万人以上的集镇有铜官1处,5000人以上的有丁字湾、靖港2处,2000人以上的有乔口、坪塘2处,1000人以上的有望城坡、霞凝港2处,200人以上的有高塘岭、沱市、新康、回龙洲4处,其他7处均系乡村小市,常住人口不足200人。1958年农村集镇市场被关闭,1961年重又恢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严格限制集镇市场的交易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7年底,全县共设常年集镇市场31处,年成交金额2415 .28万元。

    主要集镇市场有铜官、靖港、霞凝、新康、沱市、坪塘、白箬铺、格塘、乔口、丁字湾、袁家湖、徐家桥、庙湾、望城坡、杨桥、梅花岭、高岭、市港、黄花塘、莲花桥、桥驿、回龙洲等22个。

    宁乡县清末、民国时期,县内有集镇市场17处。新中国成立后,区乡行政区划数次变更,经济体制不断调整,公路修建发展,河道航程缩短,市场因之变化,粟溪、喻家坳、檀木桥等市场逐渐萧条,而夏铎铺、煤炭坝、流沙河、花明楼、坝塘、偕乐桥等地逐渐成为集镇市场。1958年,大跃进开始,从事公私合营或合作商店人员,全部纳入国营商业,其他小商小贩,均动员投入“大办农业”,市场一度萧条。1961年允许农民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市场复苏,上市品种达400多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商小贩被限制或取缔,化妆品、传统小吃基本绝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逐步放开对农副产品、工业品的计划管理权限,允许农民经商,集镇市场日趋繁荣。1990年,仅煤炭坝、黄材、双江口、双凫铺四镇社会商品零售额就有5994万元。农村较大的集镇市场有道林、花明楼、夏铎铺、双江口、回龙铺、煤炭坝、坝塘、偕乐桥、双凫铺、老粮仓、唐市、流沙河、横市、黄材、巷子口等15处,小集镇市场有大屯营、朱石桥、东湖塘、朱良桥、历经铺、万寿山、大成桥、万宝山、灰汤、龙田、菁华铺、泉塘、喻家坳、街边子、青山桥、沩山、七里山、成功塘、凤形山等19处。

    浏阳县明嘉靖、清康熙、雍正、嘉庆、同治《浏阳县志》分别记述村市9处、17处、32处、57处和72处。1920年,村市衍变成集镇32处。此后,由于战争频繁,以及交通改道和村落变迁等多种原因,1949年,全县仅存集镇21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全县大小集镇发展到67个。基本形成一乡一集镇的格局。其中19个主要集镇发展成为农村经济中心和边际贸易的经济枢纽。1985年对上述主要集镇调查统计,镇区占地面积共计23.95平方公里,比1949年增加近5倍。新建街道41条,总长17142米。办有各类企业568个,各类商业网点1991个。1987年末,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38处,其中新建定点集贸市场10处,占地53687平方米,可容纳商贩2万人,还分别组建了蔬菜、副食品、干货和花木专业市场。1988年集镇的商品零售总额为8957万元。

    农村主要集镇市场有普迹、镇头、枨冲、永安、北盛、沙市、社港、淳口、大瑶、文家市、澄潭江、金刚头、张家坊、东门、官渡、古港、永和、高坪、七宝山等19处,较小的集镇市场有达浒、沿溪、龙伏、白沙、葛家、上洪、小河、青草、牛石、杨花、跃龙、官桥、石灰嘴、北星、柏加、金江、渡头等17处。

    二、集镇市场选介

    望城县

    靖港镇  系望城商业古镇,地处湘、沩二水汇流处,沩水绕镇而过,因系避风良港,舟船蚁聚,商贾云集,粮食、土产于此集散,是本省四大米市之一,商业繁荣,有“小汉口”之称。

    清同治六年( 1867)有粮行13家,粮摊16户。1925年,上海粮商在靖港兴办机械加工米厂,1930年除四大米商专营收购加工,运销上海等地外,还有31家粮行,每天成交大米约3000石。抗战期间,日军占领,财物遭劫,粮行大户挟资外逃,抗战胜利后至1952年,商业发展到284户,从业1453人。1953年工商登记,商业181户,摊贩230户,从业1298人。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米市自然消失。

    1979年开放农贸市场,建有庙湾、保安街2处总面积800平方米的集贸市场,上市交易日均3500人。1987年,镇办商业、饮食业、服务业147个,社会零售总额1707.83万元。

    铜官镇  铜官以陶业著称,铜官窑生产的陶器除供应国内市场外,并通过扬州、明州(宁波)、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世界各地。唐代陶瓷就远销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由于陶业长盛不衰,促进了古镇商业繁荣;“十里陶城”在长沙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乾隆、嘉庆年间,铜官仅有粮食牙行5户,民国时期除陶业生产户外,有工商户204家,从业626人。其中枯粮行、南杂业、窑货业、绸布业大户有25家,其中枯粮行9家、窑货业5家。

    1952年,有商业221户。1959年,铜官开放集市贸易,1961年划定铜官为固定集市之一。197912月,开放高岭、铜官正街、沅家湖、誓港等4处集贸市场。沅家湖建有顶棚市场270平方米。农副产品自销入场人数日均千人。此外在离铜官15公里处有木材集散著称的梅花岭集市。

    1987年,全镇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347个,连同5个集市,全年营业额4364万元。

    宁乡县

    煤炭坝镇  民国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煤矿由私营开采,未形成集镇市场。1948年,有私商21户。新中国建立后,省属煤炭坝煤矿驻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先后在主要工区设立综合门市部、饭店、招待所等。1990年建集贸市场,1986年扩建,建筑面积2946.6平方米。1990年,全镇有各类商店、摊位335个;集贸市场2处,占地8333平方米,日上市人数4000多人次,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600万元。

    黄材镇  原系宁乡西部工商贸易最大集镇,附近所产竹、木、木炭多在此集散。民国时期有各业商店100余家。1981年建集贸市场,建筑面积2214平方米;1987年建小商品市场,建筑面积1902.4平方米。1990年有各业经营网点135处,工业品、农产品贸易市场各1处,共占地5013平方米。有门店31个、摊位128个,年社会商品零售额983万元。

    双江口镇  历为宁乡东部重要集镇,有沩江水运之便。民国时期,有商店70余家,是宁乡谷米主要集散地之一。1990年有各业经营网点137处,集贸市场1处,占地2485平方米,有门店、摊位53个,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288万元。

    双凫铺镇  是宁乡中部地区商品主要集散地。民国时期有小店80余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宁乡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1986年,建集贸市场,建筑面积450平方米。1990年有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经营网点400处,集贸市场1处,占地面积3844平方米,有门店24个,摊位100个,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923万元。

    浏阳县

    东门市  以产土纸著称浏阳。清乾隆时已有店铺百家。道光年间,当地纸商在汉口设有“浏阳折表纸同业公会”。民国初期,纸业鼎盛,市内经营纸庄,纸栈的有10余家,均在长沙、汉口设有子庄,每年输出土纸三至四万担。还有平江茶商设茶庄于河西,雇工200余人,每年就地收购、加工红茶300担以上。有茶油行8家,每年输出茶油千余担。此时,全市共有大小商肆120余家,长驶浏阳河的货船30余艘,肩挑车运货物日在百人以上。还有信脚行业陈席珍、孔发金等多家,常年雇用信脚数十人,往来于东门、浏阳、长沙之间,为大商号提取银元铜币、传递信息和采购商品。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国民革命军”纵火焚烧东门市肆、民房;1942年复对该市围剿,市场受到很大破坏。到1949年尚存商店99家,从业人员121人。解放后,东门市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重振市场。1956年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设商业网点40个,以后多年变化不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到1988年,各类商店发展到210多家,年社会商品零售额350万元,批发销售900万元。

    永和市  原有五埠六街,大小店铺170多家。水路上通沙市,下抵长沙,每天过往船只上百艘。市场集散物资以折表纸、生猪、糯米、高粱为主。土纸大部运销长沙、汉口,其他物资多运销浏阳城、长沙。1944年日军入侵,店肆多遭劫掠。到1949年,尚存118家。解放后,省、市(地区)在此设厂,开采磷矿,逐渐形成新兴工业重镇,商业亦随之繁荣。到1988年,设有各类企业41家,各类商店、货摊200多家,当年集镇贸易约1100万元。

    金刚头  历为县内鞭炮烟花的主要产地。清光绪年间,年输出鞭炮约3万银元,宣统年间增至160万银元,1919年增至300万银元。1940年,设在市内的炮庄达22家,部分炮庄在福州、厦门以及香港、南洋等地设有支庄,直接经营鞭炮出口贸易。1942年因洪水成灾,下街与横街一带店铺几乎全部被毁。1944年日军入侵,再遭洗劫,至1948年,仅存大小商户39家。新中国建立后,重建市区,重振鞭炮业。1988年,各类商店、货摊发展到200多处,办有鞭炮烟花厂3个,年产鞭炮烟花56万箱。另有乡办企业多家,全镇年贸易额达1650万元。

    永安市  是浏阳最古老的集镇之一,紧临长沙,原有店铺数十家,市场颇为繁荣。1943年,日军入侵,市区被夷为废墟。到1949年解放时,全镇拥有布匹、百货、南杂、日杂、中药、陶瓷、金银首饰、花纱、颜料等31个行业,店铺98家,摊贩168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由原来的老街延伸到永安车站两侧,办有纺织、食品、针织、花炮、建材、汽车配件等各类工业企业37家,各类商店、货摊250多家。1988年全镇贸易额达2100万元。

第四节  庙会  墟场

    一、庙会

    长沙县清末和民国时期,庙会是长沙县物资交流的主要形式。一般按“菩萨生日”和节会举行。有二月、六月和九月的“观音会”,五月的“磨刀会”,六月的“天贶会”,七月的“中元会”,八月的“陶真人庙会”,九月的“灵官会”,十月的“十月昭会”等等。庙会会期少则7日,多则10余日,由工商界、庙祝和地方士绅集资,请戏班演戏,邀请外地客商赴会。县境商贩和农民,携带日用百货和农副土杂产品展销。县内有陶公庙、灵官庙等20多座寺庙举行庙会。其中以槊梨陶真人庙会最负盛名。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日和八月十七日,四方香客,摩肩接踵。江、浙、赣、皖、川、两广客商云集。商品有布疋、皮毛、珠宝、药材、药货、陶瓷等。新中国成立后,县商业局改各地庙会为物资交流会,一直沿袭至今。

    二、墟场

    长沙县  清末,长沙县有农村墟场32个,一般10天赶场1次。民国初年,全县尚存墟场21个。1941年以后,日军几次侵入长沙县,墟场因此冷落。解放后,逐渐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有墟场27个,月赶场25天左右。1958年,墟场被关闭,仅存槊梨镇的“早街”和鹿芝岭的“早市”。1960年底,恢复墟场。1964年底,全县有42个墟场开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墟场被视为“资本主义”而遭批判,长期处于关闭状态。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墟场得到迅猛发展。除原有的20多处墟场相继恢复外,五美山、江背、黄花市、大鱼塘、路口畲、青山铺、早禾冲、座寺岭、打卦岭等40多处集镇均设立墟场。进入墟场交易的,不仅有农副产品,还有百货、电器、五金、服装、鞋帽等工业品。全县每天都有逢期的墟场。1989年全县有墟场72个,年赶场2592天次,年成交额14256

万元。

    浏阳县  清康熙十九年(1860)《浏阳县志》载:枨冲、普迹有公王会,长善湘浏四邑之民悉集市交易焉。”嘉庆《浏阳县志》增载了张家坊、韩家港、青草市、普迹市、洞阳市、高升桥市、文家市等7处。同治《浏阳县志》又增载了田心市、陈家坊、镇头市、百嘉山等4处。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墟场萎缩,到1949年只剩下定期墟场6处。

  解放初期,墟场普遍得到恢复。19531957年,不少基层供销合作社以中心商店为依托,新建墟场20多处,交易相当活跃。19581961年、1966—1976年,墟场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产物”和“资本主义温床”,曾两度关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常年性集市与定期墟市贸易相结合的新格局。其主要墟场有:

    普迹墟场  清初即有八月会, 是纪念晋代许逊八月十五日诞辰而举办的庙会,会期初十至二十。始以交易狗为主,每届成交约8000只,盛届超万只。后又增加骡、马、驴、牛交易。骡马来自河南,每届成交千匹以上,盛时达4000匹。水牛多来自湘潭易俗河一带,黄牛来自江西省万载、宜春、修水等县,多以牛换狗。除牲畜外,鞭炮、土纸、夏布、凉席、瓷器等产品的交易也颇兴旺。夏布最为畅销。清末民国初,来自汉口、长沙的夏布行庄多达三四十家,日收夏布百余担(每担40匹)。此外,长沙等市的当铺、钱庄、行庄来此赶墟者也有三四十家。清末,又增办了“冬至会”。农历十一月初一至初五为墟期,交易项目仍以牲畜为主,规模不如“八月会”。日军侵占浏阳期间,普迹三度沦陷,继而国民党发动内战,墟场被迫中止。解放后,墟场恢复,但盛况不如从前。19629月,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沿用传统墟期,举办商品展销会,向省内外发出邀请,慕名而来的外省商业单位33个,84人,会期8天,上市人数达7.2万人次,成交额达35万元。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墟场被两度关闭。1978年起,重新开放,每届成交额在80万元以上。 1980年以后,一年两次的墟期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的需要,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组织了每月逢一的墟期,取代了传统的“八月会”和“冬至会”。

    文家市墟场  源于清嘉庆年间的牛马会,农历十月初十至十五日为墟期,交易以牛为主,每届成交数百头,间有骡马应市。鞭炮、茶油、土纸、夏布、瓷器和竹木制品的销量也十分可观0 1946年,北京客商曾带数十匹骆驼来此赶会,轰动全市。1977年,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利用墟期举办物资交流会,此后形成惯例,每届交易额在30万元以上。1984年,除农产品和工业品以外,又增加了牲畜交易,10天成交额达56万元。1985年新建集贸市场,占地面积620平方米,能容纳42个摊位。19851988年交易额共398万元,年均99.5万元。

    青草市墟场  系清嘉庆年间浏阳八大古墟之一。有传统土地会”,农历八月初一至初五为墟期,以交易农具家具为主。清末民国初,又兴“二月土地会”,为期五天,1926年以后,二月土地会”转盛,“八月会”渐趋中止。1963年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沿用“八月会”会期,组织以农具为主的物资交流会,参加者来自30多个乡镇的2万余人,上市农具74个品种17500余件,成交额44000余元。此后一年两届的土地会很少中断。1985年又发展了耕牛、生猪和工业品交易,成交额达16万元。

    镇头市墟场  清同治年间,有六月会冬至会,分别以农历六月十一至二十日、十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为期。以“六月会”较盛,每天上市人数少则数千,多则逾万。交易商品以苎麻最多,每天成交近千担。次为夏布,每天成交千匹以上。此外,本地的茶叶、茶油,醴陵的瓷器,益阳的凉席也十分畅销。解放后,“六月会”逐渐消失,“冬至会”转盛。1962年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沿用“冬至会”,举办为期三天的物资交流会。此后,每届会期定为五天。1974年上半年,群众又自发开辟了生猪交易市场,经过引导,定为每月一次。进而定为逢一为墟,每月三次。1983年起,又改为逢五逢十为期,每月六次,每次交易额3040万元。

    枨冲墟场  源于清康熙年间的公王会,以农历八月初五至初十为期。本地上市商品有竹木制品、茶油、茶叶、蔗秆、苎麻、夏布、仔畜等。外地入市的产品有醴陵的瓷器、益阳的凉席、祁阳的草席、湘潭的狗、衡山的小巧木制品等。1944年日军盘踞枨冲半年之久,墟场中断。

    解放后,墟场恢复。1963年,有组织地试行每月逢一的三次墟期。1978年后,墟期交易兴旺,旺季每墟交易额达10万元,淡季每墟也在3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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