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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贸易

时间:2012-10-25      来源:
 

工业品贸易

   

    长沙工业品贸易发端于清代中叶。清乾隆五年(1740),学院街董同兴刀剪铺即经销捞刀河刀剪。从乾隆至嘉庆年间,文化用品业中的纸店已增至10余家,并成立了行会。同一时期,靛行、染坊、布店也开始出现;成衣、靴鞋、丝线、京刀等手工业产品亦纷纷进入市场。光绪元年(1875),红牌楼一带开始有了苏广业(百货业)的专营店。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后,外商争相来长开设行栈,掠夺原料,倾销洋货,并以长沙为据点向全省渗透,从而使长沙农副产品输出和工业品输入迅速增加。据长沙海关统计,开埠当年输出总值61.4万关平两,输入总值198.9万关平两,其中直接进口洋货为48.5万关平两。长沙开始成为全省工业品贸易的集散中心。洋货的大量输入,促使纺织品业、苏广洋货业(当时五金和化工染料均由该业兼营)迅速发展。到民国初期,全城区有绸布店170余家,苏广洋货店200余家。

    民国时期,长沙工业品贸易经历几度兴衰。1914—191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很快。1914年输出为980万关平两,输人为1268.1万关平两,直接进口洋货为234.5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加3.83倍。输入的工业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电器材料、化工产品、颜料等为大宗。除销本市外,多转销全省各地。1918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修成通车,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采购的工业品,可由铁路运回。1919年长沙海关输入商品总值1139万关平两,其中进口洋货256.6万关平两,是长沙开埠以来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1922年,八角亭还出现了经营电料兼电器安装的电料行。“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革命情绪高涨。1926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外商受到打击。然次年5马日事变,市面一片白色恐怖。19307月,红军首次解放长沙,来不及逃跑的散兵游勇明抢

暗劫,奸商巨富囤积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不久,红军撤离长沙,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市场一片混乱。这期间,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贸进口亦减,经济衰落,商业凋蔽。如以1919年进口洋货256.6万关平两为100%,则1926年为137万关平两,下降46.61%1927年为13.9万关平两,下降94.59%; 1930年虽然为112万关平两,也下降56.36%1931年后,时局稍靖,提倡国货,工业品贸易渐趋发展。1932年中山路湖南国货陈列馆主体工程建成,陈列国货2万多种,并附设国货商场。1934年,上海国货旅行团来长沙流动展览,湖南省政府在国货陈列馆举办湖南国货展览会。此时,长沙地方民族工业已有纺织、冶金、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15个行业、122家工厂,年产值达1233.8万银元;另有手工业针织、电池、肥皂、丝制、笔作、化妆品、羽绒、伞作等24个行业,共549家,年产值为473.7万银元。两项年产值共计1707.5万银元,占当时全省工业、手工业总产值的40.68%。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促进了长沙商业的繁荣。1935年,全市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已发展到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其中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绸布店155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再到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成为商业繁华之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市及沦陷区人员、游资后撤,长沙外来人口陡增5.78万人,市场出现了战时繁荣。当上海战事吃紧时,工商户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太平洋、人和昌等大户,趁机购进大量工业品;绸布业大盛等大户,亦由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内运长沙。不久沪杭沦陷,物价暴涨,沪杭产品奇缺,黔、滇、川、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工业品贸易盛极一时。

    1938文夕大火,长沙城悉成焦土,工商业者流离失所。火后,中小商户搭棚营业,以焚余商品应市。19391945年,日军四次侵犯长沙,全市商业凋零,市场一落千丈。据统计,抗战期间长沙商业损失达5441.75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损失的43%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各类商店陆续复业,加上美国在华大量倾销布匹、日用品等,工业品贸易逐步恢复。但好景不长,1946年,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7年,全市就有30余家百货、绸缎、花纱布店号倒闭。19488月以后,法币改为金圆券,物价上涨更烈,商业经营困难,歇业倒闭成风。据市商会统计,1949年全市先后有32个行业1023户倒闭。其中有绸布店48户、百货店31户、纸业44户、针织业13户、五金店18户、颜料店8户和靴鞋店22户,此外,还有其他经营工业品的商店亦受其害。

    1949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力宣传党的工商政策,保护和支持私营工商业者积极经营。822日成立长沙市国营贸易公司,负责经营粮、油、纱、布和针织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以稳定市场。9月接收了国民政府在长沙的14个官僚资本企业,改组成国营商业企业。同年,长沙市工商局成立,负责工商企业的行政管理。19502月长沙市工商登记时共有私商7770户(含个体经营者4058户),其中经营纺织品、日用百货、文教用品、五金制品、燃料建筑和医药的有3851户。19503月,实行全国财经统一制,国营商业实行专业化经营,长沙先后成立了11个专业公司,经营工业品的有百货、花纱布、煤建和石油4个公司。19501951年,人民政府为占领商业批发市场,以稳定经济,引导百货、煤炭、五金电料、绸布、新药、油盐、花纱布等10个行业122户私营批发商转营他业。1953年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对商业经营政策和体制进行了调整,国营商业加强了对主要产品的收购经营,发挥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市场上的统一领导和调节作用。同时,深入进行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11月,长沙市工商局改为长沙市商业管理局。次年5月,又改名为长沙市商业局。1954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加快了步伐,私营批发商全部实行转业,私营零售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按行业归口到各国营工业品公司的私营商业有百货、钟表、刀剪、缝纫机、鞋料番线、艺术用品、小百货、绸布、文具、笔墨、煤炭、五金、电料、油漆、颜料、钢笔、新药、寄卖、估衣、古玩玉器、铜铁器、石灰砖瓦、矿物油脂等23个行业,共1394户,2893人,组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小组)。为便于归口管理私营商业和发展购销业务,全市国营商业进行了专业划细经营,先后成立了21个专业公司,其中经营工业品的有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针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医药、煤建和石油等10个公司。在长沙还设有百货、纺织品、五交化采购供应站(二级站)和三级批发部,负责省内外工业品的采购和调拨,收购长沙地区地方产品,供应长沙经济区各市县三级批发单位和零售企业。长沙市三级批发机构还供应临近的9个县57个区供销社。经过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国营商业的调整,长沙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有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据市统计局统计:1957年长沙市区有商业网点10608个,从业人员31675人,其中国营及供销合作社504个,13137人(属一商业局经营工业品的有88个点,2995人);公私合营520个,6252人;合作小组9511个,12213人;个体商贩73户。按市区人口67.3万人计算,平均每千人有网点15.8个,商业工作人员47人,群众购买方便,市场购销两旺。这年,长沙市区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6061万元,比1952年增长95.75%,是1949年的3.84倍。

    大跃进期间,长沙市场商品购销总值增长。1959年商品购进总值为5.4亿元,销售总值为5.6亿元,较1957年分别增加了33%31%。特别是工矿区人口急剧增加,促使工矿区商业逐渐发展。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工业品贸易也受到影响。如开展“大购大销”,在工业品采购中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不顾国家计划,不讲经济效益,盲目购进了大量不适销对路、质次价高,甚至毫无使用价值的产品,造成了严重积压。为此,市一商业局系统于19611964年进行了三清(清理库存、资金、帐目),清理结果共损失财产2538.9万元,其中五金、交电、化工原料3个公司损失高达2015.5万元,占全局的79.38%。在大跃进”中,市一商业局曾一度撤销公司,实行“行企合一”。还对全市商业网点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在居民和工厂集中区建立了45个商业群,在购买力集中的八角亭、中山东路等地区撤掉了一些绸布、百货、文具网点,打破了经营单一商品的行业界限,实行混合经营。这些措施对方便群众购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将小商小贩视为资本主义残余,将小商小贩组织为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负盈亏的合作商店,以后又直接过渡到国营,使全市商业供应网点逐渐由“小、多、密”向“大、稀、少”转变,相反又给群众购物带来了不便。

    1959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应紧张,长沙市区工业品零售量大幅度下降。如以1957年为100%,则1962年棉布为52.33%,汗衫背心为34.68%,卫生衫裤为14.63%.毛线为62.93%,胶鞋为57.57%,保温瓶为94.13%,自行车为37.5%。随着商品供应量减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9601962100种以上商品凭票、凭证、凭券供应,对部分高档棉织、绸缎、呢绒等商品实行高价供应。1963年后,由于贯彻实行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货源逐渐增多,市场供应情况好转。到1965年,高价商品除针棉织品外,全部退出高价,敞开平价供应的商品增多,市区27种主要工业品的供应量接近1957年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发展的工业品贸易又一次受到冲击。19689月,长沙市一商业局被撤销。1969年,经营工业品的商业机构大撤并,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综合零售4个公司及中山路、劳保用品2个商店合并成一个大百货公司,五金、交电、机电3个公司合并成立五金交电公司。同时,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全部改为国营,集市贸易关闭,小商小贩下放农村,市区商业网点进一步减少。到1978年,全市零售网点仅存1514个,比1965年减少68.5%,购物排队,群众深感不便。尽管“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工业品贸易带来了严重影响,但绝大多数商业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购销活动坚持进行,基本上保障了居民对工业品的需要。据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6个单位统计,1976年批发销售总额为43374万元,利润总额为2410万元,分别比1966年增长76%97.2%

    1981年以来,长沙市对商业领导体制、企业经营机制和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81年恢复长沙市一商业局,全系统29个大中型企业和9个集体企业,全部实行了经理负责制、任期目标制和离任审计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1983年开始,市一商业局向所属各专业公司下放了财务、物价、人事等6个方面的27条权力,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到19886月底止,29个大中型国营企业、8个集体企业与财政税务部门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实行了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直接挂钩;有13个国营、集体小型企业实行了租赁经营。企业内部也实行了层层承包。经营成果与职工工资奖金福利直接挂钩,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87年全局国营企业实现利润4656万元,企业留利1737万元,比1983年分别增长了99.5%262.2%。与此同时,将50年代以来长期形成的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单一的经济形式和流通渠道以及纵向分配商品、多层次、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改变为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这一改革,促使集体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7年底,市区商业机构网点14188个,其中集体商业2097个,占14.78%;个体商业11095个,占78.2%。人员有77653人,其中集体商业27778人,占35.77%;个体商业16584人,占2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集体商业占36.16%,个体商业占13 .74%。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还使横向经济联系日益扩大。各经营工业品企业纷纷与省内外工商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联营联销关系。中山路百货大楼、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和化工原料公司等单位,还与其他省会城市同行建立了集团性机构。逐步形成了以长沙市中心城市为依托,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商品流通网络。在这期间,商品生产也迅速发展。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63.5亿元,比1978年增长171.5%,平均每年递增11.7%。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迅速发展,使得全市工业品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1987年与1980年对比,几种主要工业品的社会零售量除棉布、化纤布稍有减少外,其他商品销售大幅度增长。如自行车29.6万辆,增长6.17倍;洗衣粉7239吨,增长15 .15倍;肥皂58.77万箱,增长2.49倍;手表21.26万只,增长81.5%;皮鞋148.54万双,增长79.3%。特别是1980年以前销量还很少的家用电器开始广泛进入普通家庭,销量迅速增长。1987年销电视机11.84万台、电冰箱1.75万台、洗衣机6.7万台、电风扇45.79万台、录音机8.26万台。这年长沙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达22.75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2.09倍。市一商业局系统国营、集体企业当年总销售额为15 .37亿元,比1977年增长了85 .18%

第一章        

第一节  行业  网点

    百货业原名苏广业。晚清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少数手工业品外,绝大部分都靠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输入,有苏州的顾绣、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扬州的座钟、香粉、胭脂;福州的梳篦、漆器;广东的牙刷、算盘、筷子、玉器、镜子、扣子;上海的镜箱、首饰盒、文具箱;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杭州的扇子等。这些商品统称苏广杂货或京广杂货。咸丰、同治年间,广货都由韶关转运郴州,再由郴州装船直达湘潭。长沙商人均从湘潭批发进货。当时广货生意系由丝线铺兼营,无专营店。光绪初年,京苏广货逐渐行销,红牌楼一带开始有专营苏广杂货商店。光绪中期,苏广杂货业开始经营洋货,以八角亭、红牌楼、坡子街一带店家最为集中。此时,行业中魏桂松、李瑞阶等首倡集资,购买青石井房屋三间,创立了苏广洋货公所。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后,日、英、美、德等国商人先后来长开设洋行,倾销洋货,挤占长沙手工产品市场。其中日货输入,约占洋货总输入的一半。

    民国元年(1912),日本大石洋行与裕昌祥洋货号因退货发生纠纷,裕昌祥店伙被打伤。苏广洋货公所出面交涉,并报请湖南都督府,据理抗议,迫使大石洋行呜鞭炮20万响,向公所赔礼道歉,并赔偿伤者的医药费,罚酒席60桌。公所威信大增,随即再次集资,在药王街另购三进铺屋一栋,改名为苏广业同业会。

    洋货的大量输入,促使苏广洋货业迅速发展。1913年长沙计有苏广洋货店二三百家,其中资金雄厚的大店有银一二十万两,小店也有五六万两。经营批发的主要有和记、裕茂隆、永安福、恒昌、天兴福、同和美、随记、恒泰、原记、美利、福美隆、德记、华记等;经营零售的主要有怡昌、顺兴、兴盛品、德和祥、保昌、懋生、华康、喊昌祥、中西、同福、兴记、福和、吴大茂、华昌、同庆和、德昌、大喊、正顺昌、宗泰等。日商开设的小岭、盐川、大石、日丰等洋行,主要经营洋伞、洋碱、香水、玩具、绒巾、镜子、牙刷、洋袜、夏洋汗桂、被面布、帽子、洋灯、玻璃器皿和装饰品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在长商人纷纷回国,苏广业各店趁机购进洋行大批存货。吴大茂针号和永安福洋广货号以优惠价分别购得德商礼和牌钢针、颜料全部存货后,价格上涨数倍,两店因此大发。

    1919五四运动后,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浪潮席卷全国。528日湖南省会各界成立国货维持会。苏广业各店十之八九经营日货,是查禁的重点,亦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店员与学生、工人联合组织了“锄奸团”,惩罚顽抗奸商。77日省会各界联合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在教育会坪焚毁大批日货。此举震动很大,直到10月苏广洋货店仍不敢再进日货。1920年张敬尧督湘,北洋军进驻长沙,强赊勒买,不少店铺关门。1922年苏广业由原267家减至136家。直到1925年才有所恢复和发展。

    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省会各界再度掀起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浪潮。设在八角亭的八O八洋货号,经营日货规模最大,在查禁运动中态度傲慢,激起群众义愤而被捣毁。事后该店更名为大五洲百货店,经营国货。1929年省城各界开展对日经济绝交,日本在长经济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营业锐减。沪、穗、津、汉等地产品人湘增多,国货逐渐振兴。同年由林氏七兄弟组建的大德昌批发百货号开业。该店主要经销广州五羊牌电池和上海ABC衬衫。193210月,由湖南省建设厅拨款兴建的国货陈列馆落成开幕,陈列国内名特产品15000余种,并附设有国货商场,对振兴国货影响甚大。1933年后,上海化学社,家庭工业社,华丰、铸丰、益丰搪瓷厂,正泰、大中华橡胶厂以及上海中国百货公司,均先后来长设立推销机构,或委托长沙店家经销。如上海三友实业社委托大五洲百货店经销全部产品,将该店

牌号都改为了上海三友实业社特约经销处;天津东亚毛纺厂请太平洋百货店经营产品毛线,让其总揽该厂在湘经销权。此时,苏广杂货店和洋货号纷纷改名为百货店,苏广业遂改称百货业。1934年百货业共有店铺259家(夫妻店除外),其中批发24家,零售235家,从业人员共有2110人,年营业额达1740万银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商全被驱逐,洋行关闭,洋货减少,国货进一步占领市场。同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各厂商降价销售存货。长沙百货业趁机大批囤积商品,大户进货每家多达1030万元,大都抢在长江航道封锁前运出上海;其余部分商品则由海轮运至广州,再用汽车运回长沙。上海沦陷后,黔、滇、川、陕各地商人竞相来长采购上海产品,批发业务极盛。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大户,营业额高达百万元以上;中小批发店也在5080万元之间。1938年初,八角亭中国内衣公司开业,独揽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二、三千元。这段时间是长沙百货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黄兴路、八角亭、中山路等繁华地段的百货商店处于大火中心,损失极为惨重。除国货陈列馆、大德昌、新世界、太平洋、裕华长等大户先将部分商品疏散外,其他各店大部分商品均化为灰烬。全行业80%以上的房屋被焚。火后,少数商店在废墟上搭棚或摆地摊营业;大多数店户从此破产,行业元气大伤。1939年湖南省政府拨款2000余元,将国货陈列馆略加修复,并设铺位123个,组织小户进馆营业。外迁的大德昌、大五洲、太平洋、大裕德、人和昌等商号也分派部分人员回长营业。但终因货源短缺,人心恐慌,以致生意萧条。1944年长沙沦陷,大德昌等大店疏散到川、黔等地,小户大都转入农村。

    抗战胜利后,外迁店户陆续返长复业,中小店户不断发展。1946年同业公会登记时有批零商店61户,年底增至118户。至19498月解放前夕,全市百货业有300余户,从业人员140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号召商民恢复市场。百货行业各店先后复业,并陆续增开新店。到1950年元月同业登记时,共有批零商店333户(其中批发店57户、批零兼营店18户,零售店258户),从业人员1446人。此外,还有摊贩563户。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战争还在继续,市场物价上涨。为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政府采取紧缩银根、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19503月分配百货业认购胜利折实公债26万元,接着又收缴该业冬春两季工商税、货物税共33.2万元。两项支出占去了百货业流动资金的58%,各私营店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有90余家先后申请歇业。同年6月,国营商业放宽了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省百货公司批零差价由5—7%调整为平均13.52%,这一措施保证了私商的合法利润,缓和了公私矛盾。政府还有计划地引导一部分私商转业。1951年初,大德昌、大新昌两家大批发商转入公私合营湖南投资公司,振湘源、鸿兴等店转入工业。同年8月又有新世界、和济、启记、五丰、衡湘、群康福、大新商场、民生厚(分批发、零售两家)等9家批零商店转入公私合营长沙企业公司。

    1952年元月,国家在私营企业中开展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次运动打击了不法商人,但也影响了一部分私商的积极性。为此,1952年底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了活跃市场的“六项措施”,提出进一步扩大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进(厂)销差价由9.3%扩大到15.5%,批零差价由13 .52%扩大到16.6%。同时,国营店缩减零售业务,让出市场;并从1953年元月起改行新税制,免征私营批发营业税;银行则放宽贷款限制,并恢复押汇等有利于私营商业发展的措施。于是,各店又积极经营,百货市场重新活跃。1953年初统计,全市37户私营批发号,年营业额达371万元,占市场批发总额的24%

    1953年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二季度末起,国营采购供应站对工厂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私营批发商只能购到一些副、次、杂牌商品,经营困难,无利可图。81日,国家又恢复征收私营批发营业税;银行紧缩银根,停止押汇,对零售商的贷款也只限于向国营单位进货。因此,私营批发商纷纷申请转业。到1953年底,有美华、庆丰、慎丰等10家大中型店号转入工业,黄茂记、厚生荣等10家中型店号转入零售,剩下17家夫妻小店,仅有流动资金2万元左右,经营比重很小,对市场影响不大。

    19502月,华中百货公司长沙分公司在黄兴南路原李文玉金铺开设长沙市第一家国营百货店——第一门市部。5月,湖南省百货公司购买了八角亭三友实业社的全套营业设施,开设第二门市部。19517月,撤销二门市部,人员全部调往中山路原国货陈列馆,开设中心门市部。19549月,新建的国营五一路百货门市部开业,第一门市部被撤销。这年,全市百货行业(包括国营、私营)共有零售店187家,批零兼营的15家,小批发商17家。

    1955年起,将刀剪、缝纫机、鞋料、钟表、毛线加工、艺术品等行业,归口百货业。同时,百货业实行撤点并店,将经营百货零售的私营店与百货小批发商以及新归口百货行业的店铺并为72户。1956年元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由72户再并为20个总店,分设40个门市部。原365户百货摊贩有361户组成24个合作小组。195810月扩大对资改造范围,将市区百货合作小组和个体摊贩集中并点办商店,实行公私合营。1960年与百货零售公司划出的14个支店一并组成了52个营业点。由于网点减少,群众购买不便,加上公私合营后,职工拿固定工资,吃“大锅饭”,劳动效率和服务质量下降,费用增大,以致无法维持。19626月,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中共长沙市委的指示,小商贩退出公私合营,重新组成了42个合作商店和14个合作小组。合作小组除设有50个固定摊点外,还出动了124个货郎担和流动板车摊,走街串巷,沿街叫卖,颇受群众欢迎。1965年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采取了限制措施,提高了合作化的程度,将42个合作商店合并为8个总店,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合作小组则由过去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为统一进货、共负盈亏。1966年公私合营商店全部转为国营。

    在对资改造的同时,50年代中期后开始建立一批以供应对象或供应品种为主体的专店。19566月,公私合营集中、群力两店合并为长沙妇女用品商店。1957年三季度组建了儿童用品、针织内衣、胶鞋等3个专店。1962年成立了侨汇物资供应商店。70年代,开始兴建大中型百货商场。1970—1971年,先后新建八一路百货商店和韶山路百货商场。

    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商店歇业者甚多,到1973年只剩下18家,侨汇物资供应商店也被撤销。1974年对合作商店的限制政策适当放宽。5月,市百货公司成立合作企业管理总店,帮助合作商店发展和扩大代销业务。1976年,公司又先后将8个国营百货门市部借让给合作企业总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货业日益发展。19783月,合作企业管理总店改为集体企业管理总店,所属合作商店一律改为集体商店,下辖6个中心商店和1个综合服务站,共有33个门市部。19791984年,市百货公司又先后借出八一路百货商店等7家较大门店给集体企业,使其经营网络更为完善。同时,随着对外开放,1978年重建了侨汇物资供应门市部。197911月成立了长沙友谊商店。

    80年代后,国营百货零售店逐步向一大二专转化。1982年,长沙友谊商店改为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1983年元月,新建国营东塘百货大楼开业。9月,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新营业大楼落成。1984年元月,中山路百货大楼扩建工程竣工。1986年元月,美容化妆品商场开业。人民鞋帽商店、小商品商场、南门口百货商场、劳动保护用品商店、钟表缝纫机器材商店、小百货商场等,也都进行了扩建或改建。到1987年底,国营百货业共有大中型综合和专业零售店15家。

    19855月成立长沙市日用工业品公司后,到1987年末,全公司集体百货业共拥有大小门店35个,营业网点遍及城区。同时,百货业社会集体商店迅速恢复和发展。1982年有88家,1985年发展到234家。百货个体商贩也重新兴旺。1980年有329户,1986年末猛增至2062户(其中门店547个,固定摊点1335个,流动车摊180个)。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百货经营网络。

第二节  批发经营

    50年代以前,长沙百货批发业务,全部由私商经营。50年代初期,开始由国营取代,并逐步建立起长沙百货二、三级两套批发机构。长沙百货采购供应站属二级批发机构,长沙市百货公司属三级批发机构,长沙小百货站则是二、三级兼营的批发机构。二级批发负责向三级批发提供货源,并兼有储备任务;三级批发主要是负责对零售店和区供销合作社的供应。

    一、经营范围

    50年代初期,百货公司经营范围较广,计有大小百货、针棉织品、文具纸张、绸呢、土布、五金、交电、玻璃、颜料、纯碱、香烟、食糖、南货等10多类商品。1954年后,各专业公司相继建立,有关与专业对口的商品随之划出。到1956年只剩下大小百货计186种,其中大百货包括皮鞋、布鞋、胶鞋、塑料鞋、肥皂、香皂、牙膏、洗衣粉、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暖水瓶、铝锅、火柴、钟表、缝纫机、电简、电池、电珠、汽灯、马灯等,共计21种,约占销售额的2/3;小百货包括搪瓷杂件、铝杂件、刀剪、护肤化妆品、玻璃器皿、洗漱用品、妇女卫生用品、儿童玩具、帽子、袋具、伞具、眼镜、皮件、民用锁、刷类、衣箱、塑料制品、扣子、鸭绒制品、理发工具、烟酒茶具、拉链、针底、衣尺等杂品,共计165种,约占销售额的1/3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百货商品不断更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压力锅、气压热水瓶、电子表、折叠伞、新型系列化妆品等,均先后进入长沙市场。

    1983年后,市场开放,打破了行业经营界限,百货批发兼营了部分针棉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行业外商品,其销售额约占总额的5%左右。

    二、进货渠道

    50年代初期,因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本地工业尚待发展,长沙的百货商品来源以外地调入为主、本地收购为辅。1950年湖南省百货公司积极组织私营工业恢复发展生产,通过委托加工方式,付给厂方原材料和加工费,收回土布、香烟、针棉织品、内衣等。但进货额不到总额的8%,其余92%以上由中南区公司统一调拨供给。195212月长沙百货采购供应站成立后,负责经营全部省外百货商品调入业务(1956年,长沙市百货公司也开始按计划从省外直接进货)。货源主要来自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北京以及辽宁、吉林、江苏、浙江、福建、陕西、广西等地。进口商品则从上海、广州、天津、沈阳四个口岸的一级站调入。

    1953年起,长沙百货采购供应站及长沙市百货公司积极组织地方工厂生产轻工产品,对火柴、肥皂、搪瓷器、暖水瓶、胶鞋、电池等实行包销,对日用小商品实行订购。1953年收购额为442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57年达到2245万元,是1953年的5倍多。但这一时期外省进货额仍占总额的一半以上。

    1958大跃进,长沙轻工业发展较快,百货商品来源开始转为以本地收购为主、外地调入为辅。当时各类商品销量大增,市场供求矛盾突出。长沙百货采购供应站和市百货公司采取了扩大收购的方针,“工厂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工厂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这年合计收购金额达4574万元,比1957年增加了1倍多。1959年又比1958年增长6.6%,为4875万元。地方产品在市场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外地调入商品退居次要地位。 19631972年,外省商品只占总进货额的16 .48%

    在地方产品收购中,由于收购无计划、质量无标准、进货不验收,以致收购了大量质次价高、销路不畅的商品。特别是在19601961年,盲目购进的大批商品无法卖出,库存积压严重。1963年末,长沙市百货公司库存商品额达1200万元,其中不适销的有213万元,占库存额的17.8%。长沙百货采购供应站仅小百货一项库存额就有779万元,其中质次商品486.8万元,占小百货库存的62.5%19641965年,长沙市百货公司与小百货站两家,共计削价损失247.2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轻工业生产受到影响。1967—1968年百货商品收购大幅度下降。以后有所上升,但一直徘徊起伏不定。

    粉碎四人帮后,生产逐步发展,收购额逐年上升。1981年增至19081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1982年市场开放,工厂开始自销,收购额下降。1984年后,市场竞争加剧,工厂加紧自销,零售店多渠道进货,国营收购大幅度下降。

    三、批发供应

    1952年以前,国营商业内部按行政区划调拨,对市场直接批发。当时市场批发以私商为主,国营只占21%左右。19535月,长沙百货站和市百货公司采取二、三级批发分开的办法,改按经济区划调拨商品。长沙百货站负责二级批发业务,供应长沙、湘潭、益阳、沅江、南县、安乡、安化、津市、宁乡、株洲、平江、浏阳、醴陵、双峰、衡山、涟源、常德、沅陵、辰溪、汉寿、湘乡等21个县(市)公司以及岳阳、华容两县的部分商品。以后,供应范围扩大到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黔阳、涟源、邵阳、湘西自治州等地区所属的68个县(市)公司以及贵州省的酉阳、秀山。1957年省内各地区增设二级站,先后划出了常德、黔阳、湘西自治州等地区所属的33个县(市)公司。1979年长沙百货站实际供应39个县(市)百货公司及6个工矿区贸易公司(即韶山区、株洲市、津市、安乡县、汉寿县、澧县、石门县、临澧合口镇、岳阳市、岳阳县、平江县、湘阴县、泪罗县、临湘县、华容县、湘潭县、湘潭市、湘乡县、醴陵县、浏阳县、攸县、茶陵县、酃县、益阳市、益阳县、南县、沅江县、宁乡县、桃江县、安化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冷水江市、娄底市、涟源县、双峰县、邵东县、新化县百货公司,岳阳化工总厂、长岭炼油厂、煤炭坝煤矿、桃林铅锌矿、涟源钢铁厂、洪山殿煤矿等贸易公司)。长沙市百货公司负责三级批发,供应长沙市、长沙县、望城县、湘阴县和湘西自治州的10个县。1955年划出湘阴县和湘西自治州各县,同时划人毗邻地区部分区供销合作社。19761983年,负责供应长沙市、郊区零售商店、个体摊贩、机关厂矿供应点、军人服务社、郊区供销社以及长沙、望城、浏阳、宁乡、湘阴、岳阳、泪罗、平江、益阳等9县所属的68个区供销合作社。

    长沙小百货站的供应范围与长沙百货站和长沙市百货公司同。

    在供应方式上,长沙百货站实行按行政区划分配指标,按经济区供应货源的办法。湖南省百货公司将商品指标分配给省辖市和各地区的分公司后,分公司再分配给县(市)公司。长沙百货站则根据分公司分配的指标向各县(市)公司供货。长沙市百货公司对零售店和供销合作社的商品供应,系按城乡供货比例分配。城市约占总供货量的55%,农村约占45%。城市由市百货公司根据各零售店营业规模大小,制定出各类商品分配比例,按比例供货;农村则根据县供销合作社提出的分配意见供应。三类小商品除少数品种按地区人口多少分配外,多数品种均由各单位自由看样选购。此外,长沙百货站、小百货站、市百货公司每年还分别召开若干次供货会和补货会,邀请经济区内各县(市)公司、供销社及各零售店负责人参加,看样选购,签订合同,分批调拨。

    根据统筹兼顾,照顾特殊的原则,国营批发对军需、三线建设、防汛抢险、农副产品收购奖售等,都有专项指标供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优先发展轻工产品,市场商品增多,购销活跃,计划商品逐年减少,工厂自销增加,打破了多年来“条块分割、封闭禁锢、独家经营”的局面。19847月,二、三级批发业务合并,城乡通开,地不分南北、店不分公私,一律批量作价,自由选购。国营批发业务未能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对厂店挂钩、批发分流估计不足,没有及时采取新的经营方式和建立起新的流通渠道,销售连年下降。1982年和1983年分别较上年下降了7.1%19.5%1984年和1985年虽略有回升,但仍比1981年分别下降了20.5%17%

第三节  零售经营

    一、进货

    1950年建立国营零售网点以来,国营零售商店的货源一直依赖于国营批发机构。1953年二、三级批发机构分开后,国营零售店划定向长沙市百货公司进货。相比之下,私营零售店和个体摊贩以及后来成立的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进货则要灵活得多,除从国营渠道批发进货外,还可直接从本地厂家或外地等其他渠道进货。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批准少数公私合营专店外出采购某些国营批发未经营的特殊商品,如钟表、缝纫机零件、鞋料、番线和制鞋工具、儿童玩具、幼儿运动用品等,并在当地加工部份服装。1957年,批准中山路百货商店一家,可以外出采购某些为外宾需要而本市批发又无货供应的商品。其他国营零售店只能临时批准外出采购。1965年,对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也开始实行限制,只准向国营批发部门凭折定额进货。以致长沙百货业零售品种单调、花色不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搞活的方针,零售企业开始多渠道进货。市百货公司所属8家零售店,1980年从外地购进3176万元的商品,占年进货总额的33%198012月中山路百货商店加入全国15家大型百货商店经济联合会,进一步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1984年,该店先后与省内外160多家厂商建立了购销关系,花色品种增至18000多个。其他如韶山路百货商店、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外地购进商品都在40%以上。集体商店自1980年取消只能向当地国营批发部门单一渠道进货的限制后,实行多渠道进货,经营范围逐渐扩大,花色品种也不断增多。1980年各店从外地和本地工厂进货497万元,占进货总额的26%1983年上升到1430万元,占进货总额的63%,经营品种多达40667个。个体商贩进货也较为灵活,经常从上海、广州等地进货。

    二、销售

    1950年前,长沙市百货零售基本上为私商经营。1950年湖南省百货公司在长沙开设了两个门市部,销售额约占市场比重的3%左右。1951年接收国货陈列馆,增设中心门市部,国营销售额占市场比重的20%以上。

    1953年初,调整公私关系,国营商店主动减少经营品种,让出部份市场,市场比重由元月份的18%降至4月份的13.88%。从7月份起,国营商店恢复全面经营,到12月份市场

比重又回升到20.2%1955年,国营商店再次让出市场。五一路门市部于51日歇业,中山路商店大量压缩购销。国营市场比重再度下降到12%

    1956年元月百货业私营商店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五一路门市部复业,中山路商店扩大经营,国营经营比重重新上升。1957年行业归口,年销售额达2236万元。

    1958年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市场供求矛盾突出。1960年商品全面紧缺,供不应求。国营公司先后对一些商品采取凭票、凭证、凭券供应。首先凭票供应的有肥皂、布鞋、手表、缝纫机等,接着对一部分小商品如剪刀、锁、电筒、电池、火柴、牙膏、缝衣针等采取凭证限量供应。后来,为了简化手续,除肥皂、胶鞋、缝纫机等少数商品继续凭票供应和部分小商品凭证供应外,其他商品从196112月起,均凭购物券供应。购物券按个人工资多少逐月发给。凭券供应的商品有面盆、口杯、水瓶、搪瓷杂件、铝锅、铝制杂件、布伞、鸭绒制品、皮箱、手表、自行车、绸缎、呢绒、被面、毛线、毛毯、棉毯、丝棉、毛皮制品、胶皮底鞋、羊毛制品、手套、袜子、尼龙丝制品等,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证、券供应。

    对外宾和华侨,50年代是在中山路百货商店设工艺美术专柜,在外宾所住宾馆、招待所设内部供应点供应。1961年为吸收外汇和照顾侨属,在中山路和五一路两家百货店凭侨汇券供应高级食品、海味、香烟、名酒等紧俏商品。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商品逐渐增多。19669月,除侨汇供应外,其余百货商品全部取消凭票、凭证、凭券供应。“文化大革命”后,专供外宾、华侨的物资中断。国民经济再次遭到破坏,商品供应又开始紧张。19689月,重新恢复凭票、券供应的办法。肥皂先是凭证定量供应,后改为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条。上海手表、缝纫机则采取凭券预订的办法,货到后依次在指定商店购买。其余商品则视供求情况,随时制定和调整收券标准。这一办法一直延续到1978年才逐步取消。

    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始是自主经营,经营种类也比较广。1965年起改为委托代销,只准经营零星小百货,营业额大幅度下降。1973年只剩下13家,年销售额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减少7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推行,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集体、个体商贩迅速增多,市场竞争激烈。国营商店为提高自身竞争能力,1980年前后普遍装修门面、店堂,安装霓红灯、灯箱等,并重视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广告宣传,注重“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服务宗旨,对出售的高档耐用商品实行保质、包修、包换。为扩大销售,各店还经常举办展销会,开展有奖购买,发行礼券;并对高档商品实行分期付款,送货上门,代客安装,柜台维修。1983年后,各零售商店普遍兼营批发业务,面向全国,建立购销网络;努力增加花色品种,如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西服、时装、系列化妆品、金银首饰、组合家具、地毯等。1987年国营零售额达30091万元,比1978年增长2.82倍。

    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重视对外宾、侨胞、侨属的供应,1978年恢复凭侨汇券供应商品。1983年,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在袁家岭营业大楼三楼设立了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分别接待外宾和侨胞、侨属。友谊商店凭外汇券供应的商品多达2000多种。华侨商店为吸收侨汇,从1983年起以优惠价供应市场短缺的紧俏优质商品,如彩色电视机、名牌自行车等。有317种商品按零售价优惠10—20%1984年增加到460余种,优惠幅度提高到1830%1987年侨汇销售为372.1万元,较1980年增加1倍多。19801987年,友谊华侨物资供应公司总销售额为90086万元,创利润1002万元。

    1978年元月合作商店由委托代销改为自主经营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与国营商店一样享受同等批零差价,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78年销售额为1151万元,利润55万元,比代销时的1977年分别增加78.3%277%1981年各店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柜组、个人层层签订承包合同,责、权、利紧密结合,从而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年各店销售总额为2795万元,实现利润136.56万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16.21%17 .14%19855月集体企业管理处改为长沙市日用工业品公司后,进一步完善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先后与佛山、东莞电风扇厂等10家厂商,建立了稳固的货源供求关系。这年,全公司光广东飞行牌、鹰牌吊扇就销售了65000台,金额达500万元,占全市风扇销售额的50%19781987年,百货集体企业总销售额为32512.6万元,实现利润1096.4万元。公司所属儿童用品商店先后与上海、广州、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市50多家厂商,建立了经销、联销、代销等业务关系,保证了商店货源充足,购销畅通。1985年全店销售总额为554万元,获利润41万元,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市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经理舒晓雨被评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百货业社会集体商店,主要经销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针棉织品、呢绒绸缎、化纤布匹、服装鞋帽等。1985年,234家店子销售额共为7067万元。百货个体商贩主要经销男女时装、皮鞋、领带、眼镜、妇女装饰品等,19862062户个体户销售额共为2760万元。

第二章 

第一节  行业  网点

    清代中叶,长沙纺织品贸易以经营土产棉布、夏布和来自江浙的丝绸织品为主。经营棉布者多系前店后坊,规模小、资本少、设备简陋。从长沙四乡及平江、浏阳、湘阴等县农户中收购土纱土布,利用一口染锅、两副踩石、几张木织机,加染成土靛色布或织成条格布零卖。经营丝绸者,绸缎购自南京。贡缎、京绒、缎带等由苏州商人乘淮扬盐船带来,数量不多,仅官绅需要。当时,棉布、绸缎售价面议。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利生毛青布庄首创明码实价“一言堂”,随后各店仿照,称之为绸布店的“戊戌改革”。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后,洋竹布、洋官纱、泰西缎等涌入;国产丝绸也增多,有华丝葛、小纺、盛纺等品种。经营绸布的聚泰、同泰、泰记、咸昌、大生、太和丰、万成、聚泰生、宝康、天孙锦、裕昌祥等大户陆续开业,绸布店增至50多家,多设在八角亭、坡子街、大西门一带。光绪末年,由聚昌厚绸布庄店主刘华之等倡议,建绸布业同业公会于白马巷。清末,南京人杨寿芝来长沙开杨寿记绸布店,主营批发,获利颇丰。苏州、南京商人接踵而来。苏帮大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多设点聚居在大西门正街;南京帮有聚锦祥、吴玉记、祥生、麻寿记、沙昌记等,多设福源巷、臬后街。本帮九章、万生、聚生泰等户,则设坡子街。

    民国初期,本帮绸布店由陈萼泉资助,集中20余家小店人力,在八角亭新建楼房,取名介福昌,直接从沪、汉进货,生意兴隆,声势显赫,打破了南京、苏州帮的垄断。此时,太和丰老板侯博泉(长沙人)发动行业各店募款,扩大同业公会组织,改名绸布业公所,颇有名气。苏州帮不甘失利,由徐福林、沈振坤出面,邀集侯博泉等,将太和丰业务扩大,与介福昌竞争。5年之后,介福昌因赢利不多,由苏州帮吴伯熙、南京帮麻静之等人接管,改名日新昌继续经营。这时,军阀混战,时局不靖,绸布业不景气,店铺由170余家减至110余家。1921年北洋军阀陆续撤离,绸布业渐有起色。日新昌改名裕纶,分出一批年轻人另组建大盛绸庄,业务日盛。原太和丰绸布号改名振新绸布号,继又改名天申福绸布庄。该店首开绸布店经营毛料、呢绒的先例。浏阳人丁义生等亦首次来长开设丁三泰、裕同和、美利等店,专营浏阳夏布、土布,兼卖土丝棉。店址多设西牌楼。江西人王美才见经营绸布有利可图,乃集资银元18万在长开华丰绸庄,而苏州、南京帮及本帮商户联合抵制,几年后被迫歇业。当时,长沙绸布市场湖绸、文华绸、电机纺、美丽绨、毛葛、华丝纱等品种不断增加,呢绒、哔叽大量涌到,洋布充斥,土布销售不减,绸布业生意兴隆。

    1931·一八事变后,长沙市场商品滞销,物价波动,绸布业部分大户急图脱货求财,部分商店倒闭,绸布店减至80余家。大纶昌绸布庄惜售存货,三年亏股七成。唯大盛绸布店积极经营,掌握市场变化,勤进快销,反有盈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部分厂商开始内迁,长沙绸布业多存货保本。沪、汉沦陷后,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客商,纷纷来长采购棉布、绸绫。绸布业大户从上海租界和杭州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转金华内运。当年,大盛绸布庄销售额达320多万银元,其中批发200余万元,零售120万元。其他如天申福、瑞丰、福康、九福、日新等店均获利甚多。信丰、祯记等批发店及南北四门的布庄业务日增。此系长沙绸布业的兴旺时期。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绸布业损失惨重。据1945年调查,绸布业公会成员在这次大火和三次湘北大会战中,共被毁损房屋37栋,加上绸缎布疋和其他财产,总计损失7.6亿元(法币)。

    抗战胜利后,绸布店纷纷复业。据1948年统计,绸布业有批发庄和批零兼营店各13家,零售店19家,从业人员720余人。长沙解放前夕,绸布业店铺仅剩17家,且销售额下降大半。

    长沙和平解放后,私营绸布业争相复业。1950年元月有100户,从业人员有767人。1951年,天成、益盛、亿新、大盛、阜丰、庆丰等6家大户,转入公私合营长沙企业公司。随后有7家中型户转入工业。“五反”运动后,又有9户转业和部分小店歇业。到1954年元月,绸布业尚存49户(包括土布贩销店11家),从业人员505人,改组为经销和批购店33个。1955年合并为11户代销店。同年11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总计资产净值为26.8万元,流动资金7万元,从业人员316人。绸布业摊贩,1953年工商登记为213户,后减为150户(内固定摊位39户)。这年底,将其中26户组成了4个联销组。不久又有88户加入,合并组成6个联销组。1956年元月实行公私合营,改组成为6个商店。

    公私合营后,市区主营纺织品的零售商店有22个(其中国营5个,公私合营17个);兼营纺织品的零售店有33个,大都是百货店、综合零售店及供销合作社。1957年增设了绸呢专店。19681969年,一部分公私合营零售店与百货店合并。到1970年,仅存棉布一、四店、绸呢专店、介昌、大信、江浙、锦成绒线等7个主营纺织品的零售店;兼营纺织品业务的已扩展到百货公司、工矿公司所有的较大零售门店。1983年后,经营纺织品的国营、集体、个体商业迅速发展。至1988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个体摊点就有1678户。

第二节  批发经营

    一、经营品种

    经营品种是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增加的。解放初期基本上是传统产品,如各种色布、白布、卡其、哔叽、花布、灯芯绒、贡缎等。1956年从东北调进了绢丝纺、柞丝绸等。1963年后,国内一批化纤厂陆续投产,经营品种增加了维棉白布、粘棉白布、涤棉色布、涤棉花布、尼龙袜、锦丝袜、粘棉凡立丁、粘棉华达呢、毛涤纶等。1965年后,棉麻混合纺织品发展。1970年晴纶针织品问市。1975年国产合成纤维大量投产,涤粘、涤粘锦、粘锦、涤锦晴、涤粘晴等合成纤维混纺新产品大量上市。1983年后,国产和进口的新产品如阴离子花呢、巴拿马、高尔夫、进口涤纶花呢、涤纶华达以及柔姿纱、珠丽纹等进入长沙市

场。纺织品站和市公司经营的品种增加到1.5万种左右。

    二、地方产品收购

    解放初期,华中花纱布公司长沙分公司成立后,即着手收购土布。此外,湖南省百货公司及省、市供销社系统也在长沙收购针棉织品及土布。1954915日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土布全部归湖南省花纱布公司收购。1958年起至1983年止,长沙经济区内所有大型纺织品、针棉织品工厂和长沙市内各大、中、小型纺织、针织厂的加工收购业务,全部由长沙纺织品站承担。

    19561986年,长沙纺织品站地方产品收购总值为56.97亿元,占进货总额的64.16%19561964年,棉纱生产系由商业作加工收回,长沙纺织品站每年需收购棉花20多万担,作为加工原料付出,故这几年的收购总值占进货总额的71. 51%,其中以1959年收购额最大,为26541万元。19651986年,地方产品收购由加工关系全部改为购销关系,棉花不再由商业购进。这一阶段前12年,年均收购额约1.5亿元。1977年起,收购额开始突破2亿元大关,并且连年增长,1981年达到36927万元。这5年平均每年增长11.9%,是地方产品收购的旺盛时期。以后,由于流通体制改变,加上库存超常积压,收购减少,1986年收购额仅为5381万元,只有1981年的14.57%

    在地方产品加工收购总值中,长沙市外各厂收购额为322703万元,占收购总值的56.64%。其中以湘潭纺织印染厂产品收购额最大,占市外各厂收购值的84.78%。其余还有益阳达人袜厂、益阳内衣厂、泪罗纺织印染厂、株洲麻纺厂、岳阳3517厂等。商补工”的政策。如1963年由于棉花收购提价和加工成本增加,长沙站加工收回的棉纱(线),每件平均牌价倒挂35.06元,当年倒挂损失近180万元。另外,商业对线袜、涤麻布等产品,也先后进行了补贴。其中涤麻布一项,5年即补贴25万元。

    三、外地调入

    19561987年,长沙纺织品站和市公司从省外调入商品总值为40.08亿元,其中长沙站29.87亿元,占74.54%,市公司10 .21亿元,占25.46%。省外调入纺织品类占84%,针织类占16%

    四、批发供应

    新中国成立后,为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占领批发阵地,长沙纺织品站和市公司总揽了长沙站经济区的纺织品和针棉织品批发业务。

    长沙站经济区有长沙、株洲、湘潭市、醴陵、浏阳、攸县、茶陵、酃县、湘潭县、平江、岳阳、临湘、华容、湘阴、汨罗、益阳、宁乡、沅江、南县、安化、桃江、安乡、汉寿、津市、澧县、石门、湘乡、双峰、涟源、娄底、邵东、新化、冷水江、韶山、溆浦、沅陵、辰溪和临澧县的合口镇等38个市、县、镇公司。此外,还有衡山、永兴、安仁、末阳、宜章、慈利、通道、靖县和湘西自治州10个县及君山、大通湖、钱粮湖、千山红等13个农场贸易商店以及煤炭坝、桃林、锡矿山、金竹山等9个工矿贸易商店,较长一段时间均属长沙站供应范围。长沙地方产品还供应省内其他7个二级批发站。市公司批发供应范围除长沙市外,还有临近长沙8个县的57个区供销合作社。

    纺织品每年有两次销售集中期:一是布票到期时,二是四季度农村投放货币集中时。在这两段时间,要大规模组织商品下调,以保证供应。

    纺织品和针棉织品的批发供应,受到布票发放数量和工业生产情况的制约,主要品种销量变化很大。如棉布1959年销售24697万米,1983年仅销4550万米,部分为涤棉布所取代;绸缎1956年仅销31万米,到1981年销量达903万米,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4年后,由于工厂自销,商业批发销量逐年下降。1986年棉布仅销1776万米,绸缎也只销了122万米。

第三节  零售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穿着的改善,市区供应居民纺织品零售额不断增长。1951年为583万元,1985年增加到2145万元,上升2.68倍。主要品种供应量1985年与1957年比较,绸缎上升3倍,呢绒上升30倍,床单上升3.5倍,毛巾上升37%,毛线上升3.3倍。

    1959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纺织品和针棉织品奇缺。19615月,丝绸、毛织品均实行凭券供应。1962年起,设立专柜,免票、免券高价销售绸缎和针棉织品。1963

1964年共销出高价绸缎67.7万米,占同期平价商品销售量的79.6%19631965年共销出高价毛巾49万条,汗衫、背心32万件,棉毛衫裤8万件,卫生衫裤3万件,床单3万条。1965年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取消了纺织品高价销售。

    1983年,取消布票,纺织品零售向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发展。其他行业争相经营纺织、针棉织品、国营纺织品业及归口其管理的集体商业零售额,仅占市场纺织、针棉织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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