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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油

时间:2012-10-25      来源:
 

      

   

    湖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长沙地处湘中,位于湘江下游的河谷地带,南通灵渠,依附衡岳,北接滨湖,吐纳洞庭,集湖湘之粮,拥舟楫之便。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全省最大的粮食集散地,与芜湖、无锡、九江并称全国“四大米市”。

    早在唐宋时期,长沙粮食贸易就已相当活跃。明清以来,由于对农业比较重视,湖南粮食生产逐渐发展,商品粮不断增加。至清康熙末年,“浙江及江南苏杭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清政府虽然重农轻商,但在雍正、乾隆之际,曾屡次通饬各省禁止遏粜,保障了粮食贸易的正常进行,以至“湖广之米,凡至苏州者,不可胜数。”据后来湖南官方统计,丰收年份,湘省年输出稻米达500万石;输出主要是长沙、衡州两府。长沙府谷米集散地虽然主要还在湘潭,但长沙城粮食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据清同治十年(1871)《长沙县志》记载,雍正四年(1726)城乡市镇共额设牙行35户,粮行占24户。其中城区潮宗门外16户,驿步门外6户。城乡市镇还有经营粮食的门摊181户。此外,长沙城以前无碓坊,雍正初年起,邻近四乡农民和小业主开始把土砻、石臼搬人城区,设置碓坊,加工大米出售。以后,城郊一带又陆续出现牛碾坊、磨坊。到咸丰年间,粮栈业也开始出现。随着粮食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附近的小米市如白马寺、铁角嘴、靖港,以至湘潭易俗河等地的谷米,逐渐向省城汇集,使得长沙粮食充积,“每年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邻省及各路军营也纷纷前来贩运谷米”。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长沙正式辟为商埠后,外商往往来长采购食米,运往沪、汉。长沙粮商也开始自雇航船运米至汉口销售。不久,上海南市裕泰等行招揽湘米销沪,并有招商局的轮船代运,长沙粮商进一步将米运销上海。自光绪开埠到1934年的谷米输出数量,据长沙海关记载,共为1825.5万石,平均每年约60万石。由于商人偷运和员司私放谷米出口,实际远远超过此数。另据《长沙经济调查》所载,长沙谷米输出数量,每年约100万石,占全省谷米出口量的40%以上,最多年份达到250万石。

    谷米外销业务的发展,促使滨湖、湘中、湘东、湘南各地的商品粮食汇集长沙。根据长沙谷米稽查所的调查报告单统计,各地流人长沙的谷米,1931年为22.8万石,1932年为66.7万石,1933年为103.8万石,1934年为80.99万石。另据长沙市碾米业同业公会资料记载,省城谷米输入每年以稻谷计约为300万石。

    长沙沿江一带,粮行林立。通称西湖桥一带为上关,大西门一带为中关,草潮门一带为下关。上、下关主营谷米;中关除谷米外,兼营棉花、杂粮,业务尤为活跃。粮食的大量集散,也促使加工业不断发展。光绪最盛时期,全城有碓坊、牛碾坊六七百家,工人达二千四五百人。潮宗街一带碓户最多,从早到晚,碓声隆隆,沿街各坊,皆售食米,故有“米街”之称。民国以后,机器碾米日益发展,碓坊、牛碾坊逐渐被淘汰。据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乡土志》记载,当时全市有粮行48户,粮栈38户,米店141户,米摊45户,豆麦杂粮行62户;米厂已有78家,碓坊只剩下150户。这一时期,机制面粉业和油脂加工业也先后

兴起。1915年,左彤轩、陈友梧等集资在北门外新河创建了湖南面粉公司,年产面粉16万余石。19376月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油厂在大西门河街建成投产,主要代客炼储桐油。上述两厂的建立,结束了全市单纯依靠磨坊磨粉、土榨榨油的历史。

    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以前,长沙的谷米主要运销汉口、上海。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粮食南运广州十分方便,且有厚利可图,因而经营湘米销粤者趋之若鹜。长沙本帮粮商中的若干大户除在汉口设庄外,在广州也同时设庄。粤帮也在长沙设庄,办理采购,兼营代销。连官僚资本企业华南米业公司也在长沙设立湖南分公司,大量收购湘米外销。据海关统计,1937年长沙出口谷米的价额达900多万元。湘米大量运穗,曾经压倒了当地的洋米市场。与此同时,江浙帮、河南帮等其他外帮粮商在长沙的经营活动十分活跃。从此,湘米南至潮汕、东到闽沪、北到京津,四方畅销,盛极一时。由于市场繁荣,加上1937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有大批军粮加工业务,长沙米粮业迅猛发展。1935年左右,全市大小米厂仅90余家,粮栈约70家,储谷约110万石。粤汉铁路通车后至长沙文夕大火前,大小米厂增至176家,粮栈80余家,总储量达七八百万石。年终盘红,米厂、粮行、粮栈均获厚利。长沙工商界称这几年为米粮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8文夕大火,长沙粮油业损失惨重,共烧掉粮食190余万石,米厂、粮栈幸存者,仅十二家半(泰丰粮栈烧了一进);据不完全统计,粮油业损失折合银元计1000万元以上。自此粮油市场一片萧条。

    1945年抗战胜利后,长沙米市重新活跃。全行业除竞相经营湘米外销外,还拥有标买和承接美国“救济物资”(洋米、洋面等)加工的大量业务,市场呈现畸形繁荣景象。至1948年全市有粮行44家、杂粮行60多家、面粉厂1家、油厂1家,大小米厂161家(包括碓坊、牛碾坊34家)、碾米业工人达2000多人。工商界称这一阶段为米粮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白崇禧部队退守长沙,强买强借食米,市场一片混乱。由于粮源阻塞,加上抢购、限价、限销、抑价勒买,币制混乱,银水波动等各种因素,长沙米市一落千丈,铺户、厂家纷纷停业、倒闭,米粮业陷入半停顿状态。到解放前夕,长沙市只剩下35家米厂、1家面粉厂、1家油厂、9家仓库、40余家粮行和50多家杂粮行。

    长沙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国营粮油贸易机构,并接管了官僚资本的司禁湾(今名师敬湾)、西长街锦丰两处仓库,以及长沙油厂。以后又购买了长沙机器面粉厂。同时,人民政府采取了保护、扶植工商业的政策,号召“恢复生产、繁荣市场”,除允许碾米业自购、自销与代销粮食外,还对其中的困难户采取定购、收购、配给原料、给予贷款等方式大力扶植,使气息奄奄的长沙米市得以恢复,1949年底,米厂迅速增加到121户,粮栈增至34家,零售米商贩则达到290多户。

    1950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粮食贸易逐步增长,但长沙市的绝大部分粮食交易,仍然通过自由市场。这一时期,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勾结,抢购农民粮食,套购国家粮食,囤积居奇,惜售闭粜。迭次掀起粮价大涨风。尽管这一次次风潮均被平息,但终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而销售计划一再突破,国家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粮食购销上的矛盾。

    195311月长沙市开始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以前,通过与投机粮商的多次较量以及1951年底至19525月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不法粮商受到了打击,国营粮食部门力量逐渐壮大。私营米厂减少到102家,私营米商只剩下188户;国营米厂增加到33家。国营粮店当时虽只一家,但价格适中,买卖公平,颇受群众信赖。统购统销后,全市米厂通过撤销、合并,除去一部分歇业的,还剩下87户。其中国营26家,私营61家。私营米厂不再从事粮食购销活动,只为国家加工粮食,私营米店则全为国家代销粮食。代销粮食的还有合作社69个点,零售公司14个点,以及国营米厂19个点,加上国营和私营米店,共计291家,统归长沙市粮食公司管理。至此,全市粮食贸易均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

    统购统销后,大规模的米市交易活动虽然不复存在,但长沙市粮食集散地的作用并未消失。粮食实行统一调拨后,全市常年吞吐量仍有80万吨左右,最多时曾达到140多万吨。其中除市销粮外,还代省上交中央部分粮食。每年中转粮食约30万吨,占湖南省上交中央任务的60%。此外,还有救灾粮、种子粮中转和粮食出口任务。

    1956年元月,全市私营米厂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四个大米总厂(以后又与国营米厂合并),这年3月,植物油脂也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由于粮油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统一加工,全市逐步形成由粮油商业和粮油工业两大体系,购、销、调、存、加工五个经营环节组成的粮油专业部门。随着长沙市行政区划的变更和形势的发展,经营范围不断扩大。1983年浏阳、宁乡两县划入长沙市后,全地区共有粮油购销网点331个、米厂33家、面粉厂3家、油厂1家、饲料厂6家、粮机厂2家、食品厂1家,仓库810栋,总仓容达629150吨。1987年全地区购销网点增加到335个,米厂增加到35家,饲料厂增加到8家;仓库发展到1048栋,总仓容达700708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油行业出现巨大变化。50年代奠定粮油工业基础,70年代初具规模,80年代后更是面貌一新。市属四家米厂均进行改建,全地区35家米厂都实行工艺改造,实现“双机出白”。饲料工业突飞猛进,继1982年全市首家专业饲料厂——长沙市第三粮食仓库配合饲料厂建成后,全地区饲料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1986年长沙市杨家山建成一座年单班生产万吨的配合饲料厂。饲料生产由手工配料发展到机械配料,最后实现电脑自动控制配料。饲料品种也从单一的猪饲料,发展到奶牛、鸡、鱼等各类配合饲料。为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高、精、尖新型品种,1985年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了豆乳、方便面、精炼油、配合饲料等四条专用生产线。粮油商业在“开放、搞活”方针引导下,实行多渠道经营,不仅本省个体户在长沙开坊设店,外省也有人来长经销粮油。19854月长沙米市正式恢复,很快与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320个地、县建立业务往来,并与国内15个粮油贸易中心沟通电传信息网络。经营的议价粮油共有10大类100多个品种,19851987年总经营量为190343吨,年平均63448吨。米市的恢复对

搞活市场,平抑物价,调剂余缺,支援生产起了作用,也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19851987年共获利润425万元,年平均利润141.7万元。过去只经营平价粮油的粮店,1985年实行利改税”后,大力发展饮食、副食和食品加工,逐步演变为平、议价兼营的粮油食品店,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粮油仓储也有很大发展。37年来,国家粮油仓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分散到集中、从简陋到完善,全地区先后兴建大型粮库2座,中型粮库5座,中型油库1座,新建、改建各类仓房1000多栋;仓房类型亦从竹木结构的简易仓、房式仓,向金属棚仓、立筒仓发展。与之配套的粮油专业运输迅速发展,并形成独立门类。自1954年建立长沙市内第一支国家粮油专业运输队伍以来,粮油逐步由人力搬运过渡到汽车运输。1975年后,长沙地区先后组建3个粮运车队、1个粮运组。1987年共有营运车辆69台,吨位达到331.5吨。长沙地区粮食系统已成为城乡一体、工商合一,门类齐全、购销一条龙的有机整体。

第一章 

第一节  粮食征收

    一、潜粮和田赋征实

    清代田赋中地丁向系征银,漕粮则由地粮内派征本色(即征米)。湖南有漕粮的23州县,长沙、善化、宁乡、浏阳四县均在有漕之列,漕粮原额征正米、四耗米和二耗米。正米称正兑,入京后充用八旗三营兵食;正米一石加收耗米四斗,称四耗米;二耗米又名赠贴米,每正米一石加收耗米二斗,作为旗丁水手用粮。此外尚有里纳米,即每正米一石纳盘脚米二升,船脚米七升。长、善、宁、浏四县于咸丰二年(1852)原额征正米2.05万石,四耗米8238石,二耗米4119石,合计3.29万石。咸丰三年(1853)改征米为征银。按每石大米折银一两三钱计算,四县正四二耗米共折征银4321192分。上述折银数中,南米折、秋米折,随漕、军安、闲丁、津贴、秋米耗羡、胪脚等杂项未计算在内,实际全部折征银数大大超过上述数字。

    1912年田赋改革,将前清沿袭的丁漕耗羡等杂色名目,统统合并为正供银及地方附加两项。长、宁、浏三县(善化县这年并入长沙县)每正供1两征正税长平银16钱,地方附加8钱,共24钱。1915年,币制变更,改征银元。19414月,田赋改征实物。这年,继成立湖南省田赋管理处后,长沙(含望城县)、宁乡、浏阳三县均设置经征分处及实物仓库征收田赋。实物折合率以1941年列入预算之省县正附税总额为标准,每法币一元折征稻谷2市斗。按长沙、浏阳、宁乡三县正附赋额154.2万元计算,应征实物稻谷30.8万石。1942年,田赋征实改按每元赋额征收稻谷4市斗或小麦2市斗8升,并开始随赋带购(即征购)粮食。,长沙、浏阳、宁乡三县当年共征购稻谷23.9万石,每石购价80元(法币),发三成现款,其余七成发给粮食库券。从1944年起,随赋带购粮改为随赋借粮(亦称征借),购价不再发现款,全部给粮食库券。这年长、浏、宁三县共征借粮食7.47万石,并带征县级公粮3.57万石。

    1945年抗战胜利,停止田赋征实一年。尔后田赋征实、征借标准有所降低。1946年,长、浏、宁三县田赋额为152.2万元,按原标准应征实稻谷60.89万石,实际征实、征借加上带征公粮的配额只有48.9万石。1947年调整田赋征实标准,每元赋额征实28升,征借12升,公粮8升。长沙、浏阳、宁乡三县赋额共150.4万元,征实稻谷为42.1万石,征借稻谷为18万石,带征公粮为12万石,总计72.1万石。1948年后,又附加保安大队饷谷每赋额一元征谷8升,公路谷每元2升,长、浏、宁三县需征保安士兵饷谷11.9万石,公路谷2.08万石,加上征实、征借和带征公粮,总数达到85.7万石,农民的负担比1946

年加重75%

    抗日战争期间,长沙、浏阳、宁乡均遭日军侵犯,仓存赋谷损失很大,据19474月统计,浏阳县损失赋谷22879石;长沙、宁乡两县,分别损失赋谷9184石和19950石。

    在田赋征购中,国民政府虽立有严刑峻法,但各地亏欠粮食、贪污粮食、粮款的案件屡禁不止。据1946年清查,浏阳县历年员司亏挪粮食1192石,宁乡县为4551石。1948年,长沙粮食交拨所所长任正凡、业务股长杨尧,上下串通,侵吞赋谷3.7万石。

  二、公粮

  194910月起,长沙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开始征收公粮。公粮征收办法草案规定,农业负担统一征收公粮,随征10%作为地方经费,宣布过去之田赋及其他农业税一概废止,严禁乡村保甲擅行附加摊派粮款。

    当时,长沙市郊会春、文艺、金盆、岳麓四区,下辖37个保。其中属纯农村或大半农村的有23个保,属半农村半城市的有14个保。194911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公粮的命令。根据市郊土地、人口及当年受灾情况,分配各区公粮任务,岳麓区500吨,会春区190吨,文艺区260吨,金盆区155吨,合计1105吨。命令对负担面、负担率等作了具体规定。到12月底止,实征公粮974.8吨,完成了分配任务的88.2%

    1949年征收公粮,地主实际负担率为29.750%;中农、贫农负担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均有所减轻,一般都满意,交粮也痛快,认为“比过去公平多了”。文艺区八保30多户免征公粮户还自愿交纳公粮,认为向国家“出粮是应该的”,因为“得解放的是我们穷人”。

    1950年秋征负担率按15%布置。在稻田户多,土地集中,地主多系逃亡户的村,负担率均在20%左右,菜园户则不到13%。这年秋征任务为1250吨,实际征收公粮1142.2吨。

    1950年冬,郊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连年获得丰收。1952年秋征前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征收公粮时认真执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原则,取消一切附加,坚持增产不加征。农民深感这种作法实事求是、公平合理,送交公粮十分踊跃。金盆区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开展了比快、比好、比组织、比秩序的“四比”送粮竞赛。该区沙湖乡出动了100部土车和板车,90挑担子,高举五星红旗,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加上腰鼓队、秧歌队,排成长达一公里的缴纳爱国公粮队伍,秩序井然地进入市区。新合乡135位农民自己送完公粮后,主动帮助烈军属、工人家属和缺乏劳动力户送粮。沙湖、雨花两乡交完本乡公粮后,两天内出动103人协助离仓库较远的莲湖、新农两乡运送公粮。这年秋征工作只有12天就基本入库,而且公粮质量好。

    1953年起实行农村粮食统购,因郊区当年10月搞普选准备工作,为避免人力、时间上相抵触,乃提前于9月下旬秋征,共征得公粮2456.2吨,秋征后才搞统购。以后年份公粮、购粮一次分配到户,统一办理入库,不再单独征收公粮。

    接收公粮,在1949—1951年间,是由市财政局直接委托白沙及华新米厂等市属生产单位代收的。农民用土车运送公粮,要绕道穿过市中心,很不方便。1952年,市财政局商得湖南省粮食厅同意,由市粮食公司指定近郊仓库分区验收。自此,公粮虽仍由市财政局经征,但改由市粮食部门经收。

第二节  粮食议购

    一、市场收购

    19491953年,长沙市贸易公司粮食部、华中粮食公司长沙分公司、中国粮食公司长沙市公司负责在市场收购粮食。中国粮食公司长沙市公司除在本市收购粮食外,还在靖港、乔口、新康及白沙等地设立收购站,并委托粮行代收。收购的粮食品种有谷米、小麦、蚕豆等。主要供给长沙市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居民食用。购价和销价均随行就市。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湖南农村先后经过了反霸、减租和土地改革,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粮食消费量明显增加,粮食占有较前分散,流向发生变化,各地进入长沙市场的粮食普遍减少。19508月长沙市场日上市粮食最高达6500吨。1951年同期最高亦不过1400吨,减少78%

    在粮食交易中,开始是私营粮商比重大,国营粮商收购比例是逐年增大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前,长沙市的私商、粮食公司、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均经营粮食。开始,粮食市场的交易活动私营粮商占居优势,绝大部分粮食均由私商成交,国营粮食企业所占比重仅为20%左右。1952年,私营粮商收购粮食的比重下降到26.94%,国营粮食企业上升到63.54%195311月,长沙市农村开始实行粮食统购,单独向市场大量收购粮食的工作停止,以后只有少量的市场零星收购,这年收购量仅4810吨,其中合作社收购占49.11%

    1962年长沙市开始向农村议价收购粮食(简称议购)。这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为34477吨(稻谷,下同),比上年增长27%,粮食部门共议价收购粮食955吨,占国家征购粮食的1.11%。以后三年,议购粮食数量不断增加,1965年为6985吨,占国家征购粮食的6.29%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议购被当成资本主义而中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予恢复。

    1985年国家对粮食实行合同定购以后,议购粮食的办法有了改进。长沙市根据省每年分配的议购粮数量,将指标分解到四县一郊。各县、郊直接掌握议购,不再层层向下分解。下达的议购粮数量是指导性计划,可以超额;确有困难,允许少购。国家议购粮食,系在各个县基本完成征超购粮食任务以后进行,并且只向余粮的乡村或农户议购。

    长沙地区19621987年的17年间(其中19691977年无议购粮统计),议购粮食最多的年份是1982年,共议购稻谷141625吨,占同年国家收购粮总数的48.1%。总计17年共议购稻谷526770吨,为征购(包括议购)总数的11.72%

第三节  粮食计划收购

  一、统购

  195311月,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长沙市粮食局向郊区的各区派驻干部,负责粮食统购统销工作。1214日,市粮食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发了《长沙市粮食统购工作计划方案》。

    1953年郊区认真贯彻公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和余粮“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从而积极向国家交售余粮。这年国家收购10115吨(包括市场收购),其中征购生产者粮食3530吨(包括代金折谷),占产量的18 .12%(其中直接收购农户余粮587吨)。

    1954年郊区遭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六个堤垸中的涝湖、丰顺两垸相继溃倒,未溃堤垸亦受渍严重。被渍被淹稻田达40664亩,占稻田总面积的56%;粮食严重减产,共少收稻谷9500吨,国家根据灾情实行了减购增销。

    1953年冬起,长沙市连续两年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进行粮食统购,农民心中无数,担心多产多购,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1955年秋开始,长沙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政策,各乡一次划清余粮户、自足户、缺粮户的界限,做到“查产查实,留粮留足”、“增产不增购、余粮不全购”。定购三年不变,定销一年一定。粮食定产定购的结果,郊区计有农业户12126户,农业人口60630人。其中菜农2107户,9080人,实产粮食21720吨。三年定产为16405吨,定产占实产75.5306;三年定购为1955吨,定购占定产11.92%。这年实际征购粮食5900吨,其中征收2214.2吨,统购3685.8吨,统购超过定购任务的88.5%,占粮食产量16.97%

    1955年冬,长沙市郊区农村合作化形成高潮。19567月,郊区全面进行了’“三定”到社工作,将1955三定到户的征、购、销数汇总为各社下年度的征、购、销数。同时,根据各农业社的田亩异动与成年人口变化作适当调整。1958年,长沙市郊区成立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计算粮食购销单位,仍为“一定三年”。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长沙地区粮食严重歉收,1960年粮食总产量仅为315075吨,比1959年减少77130吨,减产19.7%,征购粮食困难。这年7月,长沙市粮食局抽调20多人组成粮食收、管、用工作组,分赴靖港、桥驿等23个公社7个片组,配合基层积极进行征购入库准备,确定征购任务。总共设立139个收购点,开302条秤,下发麻袋47万条,就地装粮,以车、船代仓,做到粮、船、车、人四结合,并根据粮食流向改点入库,边收边调,允许跨界交粮。各级领导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竞赛,取得早中稻入库工作全省第一名。这年共征购稻谷125405吨,占总产量的39.8%,比省颁计划117500吨,还多7905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征购比例最高的一年。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又减少43890吨,实际征购占总产量的34.37%,征购比例显然过大。

    由于连年购过头粮,严重影响农民的口粮。据调查,1962年入春以后,长沙地区农村有三分之二的社员口粮极其困难。为此,省、市及时下放借销粮,并认真贯彻了“少购少销、当年平衡、略有节余”的粮食工作方针,将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由105295吨核减为75000吨,减少28.5%,使全市每个农民可多留30多公斤口粮。这年粮食总产量为344765吨,比上年增产27.1%。当年国家共征购80080吨稻谷,只占产量的23.2%

    1966年湖南省粮食厅对长沙市实行粮食包干制度,一定五年不变。规定每年征购89275吨稻谷,折合贸易粮62490吨;销售贸易粮182490吨,购销差额贸易粮120000吨由省调给。

    1971年第二个粮食一定五年开始时,长沙市在核定粮食定购的基础上,增加了5%左右的机动粮,一次定到生产队。机动粮由省、地各掌握1%,县掌握3%,作为因灾减免和基建占地减购之用。为避免统购过头,对丘陵区口粮水平200公斤以下,平原区225公斤以下的生产队,国家不予征购,其农业税折收代金。长沙市郊区粮食“三定”则分别按纯稻、半菜半稻和纯鱼生产的不同情况而定。1971—1975年,一定五年的每年粮食定购数量,长沙市为102000吨,在全省各县市中任务最大。

    19791983年为长沙市第三个粮食定购一定五年,每年粮食定购103500吨稻谷。1980年核减长沙市棉田面积,增加购粮3600吨,实际到队征购基数为107100吨。1981年长沙地区农村已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为适应这种新情况,长沙市根据国务院指示,调低粮食征购基数,把一部分征购粮变为超购粮(征购粮每50公斤稻谷收购价11. 55元,超购价为17.32元),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省分配长沙市“一定三年”的每年定购任务为145000吨稻谷,其中征购93500吨,超购51500吨。征购比原来减少10000吨,调低基数9.7%。这年长沙地区共调低征购基数9435吨,使社队增加收入108.88万元,核定其他减购2675吨,确定一定三年的征超购落实到队任务为151845吨,其中征购97105吨,超购54740吨,人平负担定购任务105公斤,其中征购73公斤。任务确定后,由各县、郊人民政府颂发任务通知书。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有的生产队进一步将粮食征、超购任务分到组、户。

    长沙地区农村从1955年实行粮食定购政策起到1984年止(1985年改为合同定购),30年来,绝大多数年份实际征购入库粮食均超过当年的定购数。

    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粮食价格基本稳定。1979年与1953年比较(19801984年粮食购销价没有变动),每50公斤稻谷统购价1953年为5.36元,1979年为11. 55元,1979年比1953年增加6 .19元,增长115.4%;每50公斤稻谷统销价1953年为5.69元,1979年为9.5元,1979年比1953年增加3.81元,增长66.96%。购价增加多,对粮食生产者有利,销价增加少,对粮食消费者有利。由此产生的购销倒挂靠国家财政大量补贴。

    农村粮食统购后,农民粮食负担基本稳定。

    二、增购和超购

    1955年起定产定购三年不变,余粮社的粮食定购数量在正常年景下增产不增购。1956年长沙市农村部分社队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害。为了调盈济需,对个别增产较多的社适当增购了一部分粮食,对减产社则按受灾程度实事求是地给予了减免。对丰产地区余粮社的增购比例,1956年为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1957年为不少于增产部分的40%1971年又恢复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1956年增购的粮食叫做增产增购,1971年改称超产、超购、超奖“三超粮”,简称“超购粮”)。1959年,国家向社队增购粮食,均按规定统购价付款;1960年开始,按统购价加10%付款;1971年起,改按统购价加30%付款;1979年以后,再改为按统购价加50%付款。1985年起,征购粮均按倒三七”比例计价,故无超购。

    19561964年,长沙市向丰收地区余粮社队增购的粮食,全部并入征购粮内,未单独统计。19651984年的20年间,长沙市共向余粮社队增、超购粮食133.1万吨(稻谷),占同期征购粮总数的36.77%。其中以1983年超购粮食最多,为53.6万吨,占同年征购粮总数的69.84%; 1968年超购粮食最少,只有4495吨,仅占同年征购粮食总数的4.49%

    三、换购

    19591961年,长沙地区农村粮食连年减产。鉴于当时农村尚有一部分增产队,且农民生活急需的工业品供应不足,国家决定用棉布票、胶鞋票奖励农民换购粮食。换购对象为人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上的农户。实行自愿、等价交换和谁换归谁的政策,农民换售粮食的积极性很高。1961年原长沙县新康公社(现望城县新康乡)沿头大队1021人,申请换购出售余粮的就有760多人,占大队人数的75.%,平均每人出售余粮18公斤。长沙县槊梨公社金蚝大队虽然减产22%,也换售出粮食2000公斤。农民反映说:“换购粮食真有理,利国利民利自己。”这年,长沙地区共换购入库粮食4490吨,为省核定任务4000吨的112.3%,为市下达任务4183吨的107.4%。换购粮食共发出布票25万多米,胶鞋票7990多双。

    1963年国家改用化肥奖励换购粮食,这年共换购粮食2090吨,占换购任务1550吨的134.8%1965年,余粮生产队每交售换购稻谷50公斤,国家奖售氮肥35公斤,或磷肥70公斤,或棉布票25市尺(8.3)米;每交售换购稻谷350公斤,奖售木材1立方米。换购粮按国家统购价,奖售化肥、棉布、木材按国家计划销售价。木材换购粮食,1966年即已停止,化肥、棉布奖励换购粮食则继续执行。换购粮食数量并入征购粮内上报,未单独统计。

    除了用工业品奖励与农民换购粮食外,长沙市从1961年起对统购粮食也实行奖售工业品,生产队每送交国家统购粮(除去应交公粮计算)750公斤(贸易粮),奖售棉布票5米,胶鞋1双,卷烟3条。当年全市共完成粮食统购任务62768吨(原粮),实发出奖售棉布票27.47万米,胶鞋5万多双,烟票164万多条。奖售工业品品种、数量历年迭有变更,如1965年改为每交售50公斤统购稻谷,奖售棉布票1.2市尺(0.40)1966年调整为1市尺(0.33)1967年再调整为0.5市尺(0.167)

    四、合同定购

    实行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长沙粮食生产出现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全地区粮食产量1978年达到808475吨。1983年浏阳、宁乡两县划入长沙地区,粮食产量总计为255.8万吨。

    1985年起,长沙地区根据中共中央19851号文件规定,取消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计划一年一定,在春耕播种前逐级落实到农户,签订分品种定购合同,由乡人民政府负责监证。定购品种为稻谷,定购以外的粮食,农户可以自由上市,多渠道经营。定购粮食价格,从198541日起,国家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按当时统购价(稻谷每50公斤为11. 55元)的30%和超购价(稻谷每50公斤为17.32元)的70%计价,每50公斤中等稻谷的收购价为15.59元(晚粳谷每50公斤加价0.60元),粳稻谷为16.40元。

    1985年起,取消农村粮食收购折合率,按实际收购品种、数量计算,小麦、玉米、大豆1公斤为1公斤贸易粮,稻谷1公斤为0.7公斤贸易粮。农民与粮店兑换粮食时,按不同品种分别办理购、销手续,不直接进行品种兑换。粮站不再收购农民的周转粮、代储粮、代管粮。农民送粮超过义运里程和数量,由国家付给运费的办法,不再执行。国家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亦予取消。

    198511月,省政府核定长沙地区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为43.5万吨稻谷。市、县、郊各级粮食部门深入村、组、农户,逐户摸清粮食产、购、留情况,既想方设法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向农民硬性定购”的原则,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签订了定购合同粮食42.5万吨。1985年长沙市实际入库合同定购粮食35.2万吨,完成省定任务的81.12%,完成定购合同粮的82.98%。另外,议价收购了10895吨贸易粮。未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的主要原因是粮食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第四节  油脂油料收购

一、自由收购

从清嘉庆年间长沙开始出现油脂市场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160多年来,农村油脂油料的收购主要靠油籽贩。此外,有的挑贩、油庄、榨坊、洋行、油厂也从事油脂油料的收购。光绪年间(18751903),长沙经营油脂的大户有启太和、晋昌、福昌美等行号。宣统元年( 1909)又增加裕丰盈一家。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以后,洋商蜂拥而至。从长沙开埠到1935年,在沿江一带经营植物油的洋行有英商安利英,德商瑞成、加百、礼和,日商三井、三菱、三本等7家。国人资力较强的油行有6家,油盐花纱号有16家。1936年,官商合办的中国植物油料厂在长沙设办事处,参与植物油和桐油市场的角逐。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后,桐油由复兴商业公司独家统一收购运销。但其他油脂油料仍为自由贸易。

    长沙解放初期,国营华中油脂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后改为中国油脂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从事油脂购销。当时长沙市的油脂供应十分紧张,油商囤油不卖,哄抬油价,牟取暴利。19502月中旬,正值农历年关,在三四天之内,茶油零售价每500克由0.50元涨到0.68元。为了刹住这股涨价风,长沙市油脂分公司采取“以销助购,以购助销,购销结合”的方针,大销大购,.当年共购销桐油660万公斤,食油1825万公斤,各种油料13.4万公斤。第二年又购销食油162万公斤,桐油278.9万公斤,终于平稳了油价。

    不过,那时私营油商收购比重还相当大,如195045月全市植物油交易量500多万公斤,私商交易占92%。以后随着国营商业的不断壮大,私营油商收购比重才不断下降。

    二、食油统购

    195311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长沙市农村这年的食油统购,是在查清产量的基础上与粮食统购工作同时进行的。农民留油标准,系根据“多产多吃,少产少吃”的原则,结合历年农民食油消费情况确定的,一般每人每年留油1.52公斤,余则由国家统购。1954年郊区对油菜籽开始采取“计划生产、派种派购”的办法,先将任务分配到乡,再由乡分配到各农业社、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一年一定。这年郊区供销社与农民签订代购油菜籽1. 22万公斤的合同,实际收购1.63万公斤,超额33.6%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长沙市农村菜油的统购一律以大队为单位进行。除去口油、种籽以后的余油全部由国家统购,不得在市场自行交易或兑换其他物资,并严禁油脂油料的黑市投机活动。为鼓励各生产大队踊跃多售菜油,凡超额完成统购任务者,按比例给予510%的现金奖励。

    1961年长沙市茶油定购任务为5万公斤,菜油定购任务为6万公斤。茶油按茶林实行定产、定购,因市郊茶林极少,定购任务全部分给长沙县。菜油按稻农人口平均计算,作为分配任务的依据;以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为定购对象,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定购任务。定购采取“一定四年”的办法(菜油定购也可一年一定,由各地自行掌握)。19611964年定购任务以1961年度定购数量为基数,分年、分品种一次定到队。定购以后,生产队食油超产多吃不增购,减产少吃不减购(但食油品种之间可以互相增减列抵任务)。然而,事实上长沙市这几年的食油定购任务仍有变动。1964年长沙市油脂收购任务增加到7万公斤,比上年增加1万公斤。同时,从这年起实行统购食油奖售工业品的办法。生产队和农民每超过国家统购任务交售茶油、麻油或花生油50公斤,奖售棉布票20公尺。1964年共收购食油16万公斤,为省任务的2.3倍。

    1965年长沙市又将农民食油定购改为一定五年,并将定购任务调整为12.5万公斤。国家每统购食油50公斤,奖售棉布票7市尺(2.33),化肥10公斤。1967年起,国家每统购食油50公斤,奖售棉布票标准不变,化肥改为9公斤。19711975年,长沙市第二个一定五年每年食油定购任务调整为3000百公斤。19725月,长沙市规定对完成食油定购任务后愿意出卖余油的生产队和社员,可实行加价收购(按平价加价30%,即每50公斤菜油110元),也可以预交作下年度任务。同年10月,实行收籽返饼的办法,每收购50公斤芝麻,折油22.5公斤,返饼25公斤,每收购50公斤花生,折油12.5公斤,返饼22.5公斤。19739月,每收购花生果50公斤,改为奖售化肥12.5公斤。1979年每收购茶油50公斤,奖售稻谷25.5公斤,奖售标准化肥50公斤;每收购棉油50公斤,奖售标准化肥35公斤。收购所奖售的化肥由市专拨。1980年每收购茶油50公斤,奖售稻谷增加到50公斤。

    1982年起对食油统购办法进行改革,采取按倒四六比例计算,即国家收购食油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茶油、棉油从198281日开始,,菜油则从198341日开始。花生油、芝麻油等不再实行统购,全部议购。长沙市在19831984年,对长沙、望城两县每年安排茶油收购计划共19万公斤(其中长沙县12.5万公斤,望城县6.5万公斤),一定两年不变。以县为单位完成市下达的收购计划后,允许自由上市,实行多渠道经营。农户继续要求收购的不得停收、限收。

    食油统购,始以收籽为主,油籽兼收1957年后以收油为主,油籽兼收”。

    食油统购品种,以茶油和菜油为主。茶油统购占产量的比例,19651984年之间,有4年超过了25%(其中1980年达到51.1%),其余年份都在20%以下。1984年油茶丰收,但因国家收购价格偏低,农民留用茶油增加,国家收购占产量的比例反而下降到7.5%1985年后实行多渠道经营,市场茶油价格高于国家收购价格,茶油大量流向其他渠道,国家收购占产量的比例下降到6.1%,为历年来的最低点。

    三、食油议购和加价收购

    食油议购和加价收购数量受国家收购价格影响,年度之间极不平衡,1981年达到209.62万公斤,占当年平、议价收购总数的88.2%;而1975年未收购一滴油。1964年,长沙地区开始对生产队或农民超过定购任务交售的食油,按统购价加价10%收购。同时开展食油议购业务,价格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协商确定。这年议价、加价收购食油12.48万公斤,占统购数量的77.8%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7月食油议购被取消,只按原规定实行加价收购。由于收购价格偏低,以致一连五年都未购进。197110月开始,对生产队或农民完成定购任务后的超交部分食油,改按统购价加价30%,第二年即收购46.38万公斤。1978年恢复议购,当年收购议价食油55.72万公斤,为上年的15倍。1979420日,油脂统购价格由每50公斤96.38元,调整为109.75元。生产队完成一定五年任务外的超交

部分,按新调高价格加价50%。这年共议价和加价收购食油193.38万公斤,又比1978年增加了2.5倍。

    长沙地区食油议价和加价收购以1978年为界,以前年平均不过7.45万公斤,以后收购数量大大增加,1978—1982年辖两县一郊时期年平收购133.7万公斤,相当于前期年平均收购量的17.9倍。19831987年辖四县一郊时期年平均111.47万公斤。

    四、食油合同定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地区油料生产大幅度增长,食油产量不断提高。1978年达到303.27万公斤,相当于1965年的2.3倍。1979年又上升到497.38万公斤,比1978年增产64%1983年宁乡、浏阳划入长沙地区后,第二年产量达到729.67万公斤的高峰。

    由于油料作物连年丰收,原有的储存、加工等基础设施不相适应,不能满足农民的出售要求,1982年长沙局部地区出现“卖油难”。客观情况的巨大变化,要求将油脂工作的经营方针、购销政策和管理体制进一步进行调整。

    1985年起,长沙取消了食用植物油统购办法,改为合同定购。定购食油品种为菜油和茶油。菜油系“油、籽兼收,收籽返饼”。收购不封顶,统按“倒四六”比例作价,每50公斤油菜籽收购价为42.90元,每50公斤菜油为137.80元;每50公斤茶籽收购价为32.50元,每50公斤茶油为153.40元。其他油脂油料实行自由购销。完成国家下达的收购任务以后,农民可以自由购销,其他渠道也可以议购。

    省核定长沙地区1985年度合同定购食油为320万公斤,其中菜油260万公斤,茶油60万公斤。由于这年油料作物减产,加上市场价格高于合同定购价格,农民惜售,全地区实际只收购平价食油126.32万公斤,仅完成合同定购计划的39.5%,其中入库菜油107.66万公斤,茶油18.66万公斤。另外还议价收购食油23.56万公斤。

    五、桐油收购

    长沙市的桐油收购,从19498月到195510月,系市场自由收购。195511月开始由中国油脂公司长沙市公司统一经营。19579月长沙市油脂公司撤销后,桐油经营由长沙市粮食局管理。

    长沙地区的桐油收购,以四县一郊时期最多,两县一郊时期较少,市郊时期最少。195619583年间长沙市郊区仅收购桐油50公斤。19591982年两县一郊时期,平均每年收购桐油0.47万公斤。19831987年四县一郊时期,平均每年收购6.48万公斤,其中1986年收购最多,达到12 .61万公斤,超过了两县一郊时期24年收购量的总和。

    1965年国家规定每收购桐油50公斤,奖售给农民棉布25市尺(8.33)、化肥12.5公斤。1966年奖售化肥改为9公斤。1979年又规定奖售稻谷15公斤,1980年增为50公斤。1981年桐油收购价按“三七开”结算,即国家向农民每收购50公斤桐油,其中35公斤按平价付款,15公斤按议价付款。1983年桐油改为按平、议价各半的比例进行收购,收购任务一年一定。以县为单位完成任务后,实行议购,开展多渠道经营。1984101日起,桐油由二类派购商品改为三类商品,实行自由购销。国家原来收购桐油奖售粮食、化肥的规定,一律停止执行。

第二章  粮油供应

    长沙解放初期,新的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形成,粮食市场交易活动,私营粮商仍占优势。195031日,中国粮食公司长沙市公司成立,国营粮食企业进入市场,采取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组织粮食商品流通,平抑市场粮价,保证军需民食。国营粮食销量占市场的比重:1951年为43.06%1953年上升到80.98%195311月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长沙市的面粉于1953111日,大米于19531115日,黄豆、糯米于19541月实行计划供应。对市镇居民、郊区纯菜农、橘农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工商行业用粮则按计划供应。19551月根据中央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联合发出的《对食用油月旨的计划供应办法与市场管理办法的意见》,长沙市正式实行食油定量供应。在长期实践中,粮食部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供应网络、供应办法和供应管理制度。

第一节  网点  设施

    19568月,长沙市粮食局组建长沙市粮食供应公司。次年8月粮食局设置供销科,下设东、南、西、北区粮食分局,同时宣布撤销供应公司。

    19654月,撤销长沙市粮食局供销科,又成立长沙市粮食供应公司,原5个区粮食分局被撤销,划分为21个中心粮店(厂)。文化大革命中长沙市粮食供应公司所属单位,归并为东、南、西、北、岳麓区5个总店、1个粮油专占和1个粮供搬运队。197223日,恢复长沙市粮食局建制,公司所辖总店、专店改称为东、南、西、北区粮管站和工商粮管站,直属长沙市粮食局管辖。

    19788月,再次恢复长沙市粮食供应公司。因机构重叠,翌年9月又宣布撤销,所属各粮管站仍属长沙市粮食局领导。

    19841月,由长沙市粮食局重组长沙市粮油供应公司。同年5月改名为长沙市粮油食品公司,下设19个总店(厂、队)。1986年改设东区、南一、南二、城西、岳麓、北区6个粮管处,1个太平街粮店,1个食品加工厂,1个购销部,1个经营部,共10个二级机构,担负全市的粮油供应和管理工作:

    一、网点

    195311月,长沙市取消大米、面粉自由贸易,全市有188户私营米店,69户供销合作社粮食代销店,14户零售公司粮食代销店,19户国营米厂粮食代销店,全部归长沙市粮食公司管理,为国家代销粮食。由于这些供应点摆布不合理,大多数集中在市中心商业区,且供应范围与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辖范围不一致,给粮食供应与管理带来不便。为此,1954年进行大幅度调整,1955年基本定局。按照行政区划共设置粮店94个,其中国营粮店74个,私营粮食代销店20个。

    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私营粮食代销店全部直接转为国营粮店。

    1959年长沙县划入长沙市范围,全地区粮油供应网点增加到170个。

    1976年长沙市城市人口增加到81万,口粮供应每月达1155.5万公斤,比1965年的865.5万公斤增长33.5%,而粮店数量却从1965年的90个减少为85个,职工人数未得到相应增加,出现粮食供应网点少、粮店职工负荷大、居民买粮难的状况。为此,长沙市粮食局报请湖南省粮食厅、长沙市计划委员会批准,招收集体职工100名,试办11个集体所有制粮店。其中由全民让给集体的9个,新增设2个,每月经营粮食126.75万公斤,占长沙市居民粮食供应量的10.97%

    1983年浏阳、宁乡两县划入长沙地区后,全地区共有粮店327个。其中城镇粮店98个,农村粮店229个。长沙市区全民加集体共计有粮店82个,职工1003人,供应227679户,825453人,4337个居民小组,350个居民委员会,月发粮票1104 .05万公斤,月销混合粮1841. 22万公斤。

    二、设施

    1953年粮店售粮系采用木杆秤称米、笆箩舀米。1954年白沙街粮店首创楼仓放米,磅秤发粮,营业员的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售粮速度有所加快。1958年,裕南街粮店又创木质升降机打米上楼,免除了搬运工人背米上楼的繁重劳动。1959年进一步实现了粮店发米半自动化。这项成果曾参加1959年全国粮油销售器具展览会。上述革新成果及时在全市粮店推广,粮店普遍达到机械运粮进仓、管道自流入磅,用半电动发米器售粮。

    1957年以前粮店使用油提子发油,后改为油溜槽发油、刻度玻璃管计量发油,但都误差过大。1962年手提式发油器试制成功。1974年进一步将手提式改为手摇式,不但计量准确,而且操作简便,发油迅速,遂成为粮店发油的常用工具。

    1983年,长沙市区粮店房屋面积共计24446.2平方米。在82个粮店中,自有产权49个,占59.806;租用、借用的33个,占40.2%

第二节  城镇粮食供应

    一、计划供应

    (一)居民口粮    19531112月,长沙市城市居民按照户口人数,每人每天供应标准掌握在0.5公斤的水平上。这种办法未能切合各类人口的粮食实际消耗。195414日开始采取“人口分类定量”的供应办法,将各类人口划为四类,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日供应大米1公斤,轻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日供应大米0.75公斤,脑力劳动者每人每日供应大米0.6公斤,居民每人每日供应大米0.5公斤。由于分类过粗,手续制度又不健全,虚报冒领粮食现象严重,计划供应水平由每月人平15公斤上升到17.625公斤。

    19558月,长沙市人民委员会颁发了《长沙市关于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的布告,把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分为9个不同等级,使全市人平月计划水平下降到12.23公斤。

    1956831日,长沙市将供应标准从942等扩大到972等,使人平月粮食供应水平上升到13 .89公斤。1960年又对162个工种的口粮供应标准作了大幅度调整,人平月供应水平降低到12 .775公斤。由于口粮减少,居民健康水平下降,后又将238个工种的500633人,每人每月平均增加粮食供应0.575公斤。

    197738月,长沙市对定量人口发放工种粮的办法作了一次改革。按照辽宁省旅大市粮食管理的经验,将原来的“以人定量、归户计算”,改变为“基本口粮到户,工种补差粮到班组,工种补差粮指标到单位”。这项改革充分调动了单位领导管好粮食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粮食供应年年整顿、粮食销售年年上升的被动局面,使工矿职工的粮食供应在原来的16.48公斤水平上略有下降,以后始终稳定在16. 31公斤的水平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连年丰收,自198541日起,长沙市调高10周岁以下儿童和基层干部的粮食供应标准,人平月粮食供应水平上升到14.86公斤。

    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及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长沙市由国家供应的粮食数量不断增加。1953年粮食实行计划供应时,定量人口为553645人,1985年上升到905446人。根据1979年的调查,由于多种因素增加人口129857人,减少86178人,增减两抵纯增43679人。为控制长沙市人口的增长,对进入长沙市的定量人口,都有具体的政策和规定。

(二)工商行业用粮  19559月,长沙市对工商行业用粮实施计划供应。

    以后,由于行业归并,生产调整、经营扩大等原因,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范围与数量也相应变化。19833月,长沙市有工商行业用粮(油)户771户,其中饮食业198户,食品业30户,副食业65户,工业、手工业346户,轻纺业130户,酿酒业2户,每月供应粮食851万公斤,食油3万公斤。与1959年比较,用粮户数减少80%,供粮数量增加10倍之多。1984年粮食开始实行多渠道经营,除对制作特产的豆制品作坊和少数几家名店供应平价粮外,其他都敞开供应议价粮。

    在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以前,工商行业用粮由长沙市商业局负责管理。19545月开始,归口由长沙市粮食部门管理,并为此设置长沙市工商行业用粮专店。195510月以前的管理方法,是按行业编组编造用粮计划,经粮食部门审核批准后供应。195510月开始,对商业用粮中收回粮票的部份,用粮单位凭核准的供应计划和粮票,在指定的粮食部门直接购买粮食。对酿造等工业用粮,由省主管部门向湖南省粮食厅提出申请,按批准下达的供应指标,实行专项供应。对以粮食为原料、辅料的其他工业、手工业用粮,则由市主管部门向市粮食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下达指标供应。

    (三)流动人口用粮  流动人口用粮,在1955—1975年期间,系由单位出具证明,向所在地粮店领取全国通用粮票或湖南省地方粮票。1976年起改由单位统一领取,凭粮票在到达地粮店购买粮食。但对跨湘鄂两省的长沙流动船民,则一律由其户口、粮食关系所在地粮食部门一次发给不超过三个月的本省粮票,凭票在湘鄂两省港口指定的粮店购买粮油。

    (四)临时补助用粮    1955年以来,在国家的定量供应外,还先后规定了以下几项主要的临时性补助供应:下乡补助,在农家搭伙,每人每天补足0.75公斤;出差补助,每人每天补足0.5公斤;夜餐补助,超过午夜12时,每人每晚补助0.15公斤;参加劳动补助,到农村每人每天补足0.75公斤,到工矿按同工种补;会议补助,按会议规格每人每天补助0.15公斤;民兵、民工参加建设国防、铁路、军工等工程,每人每月补大米10公斤,豆类1公斤;兴建厂矿、公路、桥梁,每人每天补大米0.25公斤;业余体校补助,集中训练每人每天补大米0.25公斤,平时训练补0.1公斤。此外,还有城镇街道工业补助,职工进修、干部培训、民兵训练、待业青年等临时性、季节性的补助。

    (五)军粮马料    1956年开始,对部队用粮实行拨付书”,凭上级的军粮拨付凭证供应粮食。195712月开始;凭军用粮定额支票供应粮食。有马匹编制的部队,凭马料票供应饲料粮,按杂粮50%、豆类25%、麦麸25%配给。

    二、人粮核实

    19551985年间,长沙市共进行过六次以堵塞各种粮食管理漏洞为内容的人口和粮食定量的核实。1958年查出粮食供应漏洞数量有30.9万公斤,1961年为29.8万公斤,1962年为14.3万公斤,1963年为18.6万公斤,1975年为79万公斤,1985年为59.4万公斤。

    人粮核实的方法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上下结合,部门配合”。以1961年为例,中共长沙市委抽调干部3325人,组成903个人粮核实领导小组,深入各街道办事处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核实工作,共查出虚报人口、工种粮的有25034人,多领粮食17.5万公斤;贪污盗窃粮食的案件346起,国家损失粮食11892公斤;查出粮食部门内部差错2327起,多销粮食11万公斤。

    这次核实后,建立了月查、季核、年整顿制度。

    工商行业用粮的核实方法是进行八查,即查计划、查实耗、查定额、查库存、查漏洞、查去向、查粮油、查制度。19601986年,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核实工作,为国家挽回粮食损失990万公斤,其中1962年查出粮食供应漏洞收回粮食89.5万公斤,1963年为179.5万公斤,1978年为613.5万公斤,1986年为107.5万公斤。

    三、节约用粮

    1954年中共长沙市委发出号召,为支援灾区,开展每人节约一两米”活动。全市人民积极响应,这年共计节约粮食21万公斤。19554月,长沙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怍出“关于进一步认真节约粮食,消灭粮食浪费现象”的决议。这年全市共减少粮食销售46万公斤。1956年中共长沙市委再次部署开展节约粮食运动,共减少粮食销售18.5万公斤,广大群众还上交结余粮票125万公斤。19577月粮食销量直线上升,比上年同期多销195万公斤,粮食供应一度紧张。中共长沙市委作出决定,要求每人每月节约0.5公斤粮食,并要求压缩工商行业供应量的15%,两项合计共少销粮食54.5万公斤。19581960年,由于五风导致粮食减产,库存粮食十分空虚,中共长沙市委号召市民“低标准、瓜菜代”,动员群众上交粮食(票)109万公斤。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动员居民向粮店储存粮票,因为群众并不自愿,中途终止。

    1955年在染织和针织业中,采用石蒜粉和玉米淀粉代替面粉取得成功。采用这种办法,1965年节约粮食28万公斤,1973年节约46万公斤,1974年节约39.5万公斤。用豆饼、麦麸代替黄豆制作酱油,每年节约黄豆117万公斤。湖南制药厂利用下脚料——玉米油粉代替粮食制作饴糖,一年节约粮食5万公斤。上述节约用粮项目,后因产品结构调整,工艺流程改变,而逐渐减少乃至停止。

    四、票证发行

    (一)长沙市粮(油)票  1953年首次发行长沙市粮票餐券。券面额分别为一餐券、一天券、五天券三种。19549月,改为长沙市购粮转移证。证面额分为一餐、一天、三天、五天共四种0 1955615日,又改为长沙市粮食转移证,证面额为一餐、一天、五天三种。以上券、证专供临时外出搭伙之用。

    19564月,试行长沙市专用粮票。同年6月正式发行长沙市通用粮票。票面额分为1市斤(0.5公斤)、3市斤(1.5公斤)、5市斤(2.5公斤)10市斤(5公斤)、30市斤(15公斤)5种。因为发行偏松,同年111日宣布作废。19639月发行长沙市居民购粮券。券面额为10市斤(5公斤)、1市斤(0.5公斤)二种,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只能凭券购粮,不能在市场流通。

    196671日,发行长沙市购粮专用粮票。票面额分20市斤(10公斤)、10市斤(5公斤)、1市斤(0.5公斤)三种。19709月,发行长沙市粮票。票面额分20市斤(10公斤)、10市斤(5公斤)、5市斤(2.5公斤)、1市斤(0.5公斤)四种。这些粮票可以在长沙市范围内流通使用。1978年国家粮食部规定地、市级不准自制粮票。同年11月宣布停止使用长沙市粮票,用湖南省购粮券代替。长沙市粮票于1970年、1974年两次印刷,共1.09亿公斤。19721982年分六次全部销毁。

    长沙市油票系1970年版。面额分5市两(250)3市两(150克)、1市两(50克)三种,是长沙市区定量人口和郊区定销人口购买食油的凭证。

    在长沙市流通的粮票,除长沙市粮票和省购粮券外,还有省划拨票、省饲料票。以及全国粮票、全省粮票和外省粮票等。

    (二)粮证  1955年开始,对以粮(油)作原料或辅料的工业、手工业、酿制、副食、饮食、交通等单位,发放长沙市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对经营牲畜的单位,发放长沙市饲料供应证;对水上流动人口,发放长沙市水上流动人口粮油供应证;对长沙市居民发放长沙市市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在办理粮食供应关系转移时,使用长沙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

    1978年以后长沙市对实行工种粮补差的厂矿、企事业单位,使用长沙市有组织单位工种粮油供应证;对不实行工种粮补差的单位,使用长沙市有组织单位粮油供应证。

第三节  农村粮食销售

    长沙市郊区于19531115日开始实行农村粮食统销。纯菜农按人口适当掌握口粮供应;菜、稻兼种的缺粮农户,凭乡政府的证明供应口粮,当年共供应稻谷1314吨。1954年郊区遭受特大洪水,受灾面积达到56%。粮食部门对菜农、橘农兼种稻谷的缺粮户及灾民,根据缺粮情况,评定合理的供应量,其标准平均每人每天不超过0.5公斤大米指标;对纯菜农、橘农则采取分类定量的办法,发给粮证,凭证供应。以后,随着农村粮食供应政策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扩展,不仅销量逐渐增大,统销项目也有所增加,先后实行的有定销、返销、借销、换销、奖售粮、补助粮等,其中主要的是定销、返销和奖售粮。

    一、定销

    19559月,长沙市郊区根据国务院《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湖南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实行粮食定销,对菜农的定销标准为每人每年255公斤稻谷。由于这年农业人口较上年增多,加之蔬菜面积扩大,稻田面积相应缩小,故全郊粮食定销数量达到4940吨,较1953年增加3625吨,增长2.3倍。

    1956年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对菜农改按每人每年260公斤稻谷统销,同时将统销指标划归到社,分户掌握,按月供应。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统销指标划归到大队。1963年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国家进行粮食统销和分配,采取一次核定、全年不变,人口出生、死亡不增减统销指标的办法,由生产队包干负责。并实行菜粮结合,将口粮统销与蔬菜上市任务挂钩进行奖罚。

    19644月,郊区粮食分局根据郊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过去粮食定产定销等级粗且少、社员用粮不够合理的情况,在郊区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300多个社队干部,进行新年度的粮食定产定销工作,确定纯稻农队按200公斤、纯菜农队按240公斤的统销指标,再根据各队稻、菜面积比例,定出200240公斤的8个用粮标准(年度内出生的小孩按每口100公斤定销)。实行新办法后,社员对当年粮食生产、使用事先心中有底,生产积极性提高,按人口、面积、菜粮比例定销,队与队间的差距缩小。按上年的定销办法计算,国家还减少统销粮750吨。

    郊区农村粮食定销一年一定一直实行到1978年。1979年起,改为以上年底定销人口为基数,每年递增1%核定粮食定销指标,由生产队包干使用。1980年,郊区对农村粮食定销进行了改革,重点安排纯菜农社队,对半稻地区按面积抵销。销粮基数,一定五年,合理分配,包干使用。纯菜农队、经济作物队和渔场,每人每年定销稻谷290公斤(含饲料)。菜稻兼种的农(渔)场和生产队,按实有稻田面积,每53厘抵销一个人的口粮和猪、牛饲料粮。其余人口按每人平均290公斤稻谷定销。

    1959年划人长沙地区的长沙县(包括望城县),则早从1958年起就将农村粮食定销数字,由农业社归到了各自所属的人民公社生产队。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论县、郊粮食统销数字均改为按户计算核定。

  二、返销

  长沙地区每年在春节前和来年春耕生产前,以生产队为单位,对缺粮人口,按照一般缺粮队的用粮标准,先核减超购粮食任务,再核减征购任务,核减上述任务后尚不足一定标准时,按口粮政策,由国家进行粮食返销。长沙地区农村返销粮食,市郊时期(19531955年)无统计,19561978年无返销。两县一郊时期,以1978年为界,1978年以前国家返销给农村的粮食较多,平均每年为8620吨(贸易粮,下同);1978年以后,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国家返销到农村的粮食减少,平均每年只有350吨。四县一郊时期,国家返销农村的粮食平均每年2909吨。长沙地区农村返销粮食数量,年度之间出入比较大,除市郊时期外,以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最少,只有105吨,以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后的1962年最多,达到23785吨,相当于1982年的226.6倍。

    三、奖售粮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郊生猪生产曾连年增长。但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由于喂猪主粮减少,而饲料供应又有限,影响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对派购户采取优先供应4公斤免税肉、油(供应2.5公斤肉和1.5公斤油,或者供应4公斤肉)和供应一定量糠碎饲料的办法。但因市郊与县区情况不同,人口密度大,农民自留地少,相应地青饲料也少,农民仍感饲料不足。1956年长沙市除继续执行对派购户优先供应4公斤肉、油的办法外,每头派购生猪还供应原粮20公斤。这就是长沙市生猪奖售粮的开始。

    19617月起,长沙市在郊区实行蔬菜上市奖罚办法,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完成蔬菜上市任务后,超交部分每50公斤蔬菜,奖给稻谷指标2公斤,未完成蔬菜上市任务,每少交50公斤蔬菜,扣罚定销稻谷指标粮2公斤。当年共奖出粮食53.9万公斤,只扣罚了1.08万公斤。菜、粮挂钩,奖罚兑现,调动了菜农的积极性。196227月,郊区农民除完成蔬菜上市任务65585吨外,还超额1530吨,获得奖售粮指标600吨。

    为促进农副业生产,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1962年起,湖南全省开始实行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的政策。奖售项目和标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湖南省粮食局制订。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的品种,1967年为27种,1979年达52种,1980年缩减为44种。奖售粮数也有调整。

    国家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的数量,每年不断上升。长沙地区市郊时期,1956年仅付出奖售粮30吨(贸易粮,下同),1957年上升到85吨,增长1.8倍;两县一郊时期,1959年付出奖售粮2930吨,1982年增至27600吨,为1959年的9.4倍。国家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占农村粮食销售总量的比例:1956年为0.85%1982年为48.3%1983年达到60.8%,成为农村粮食销售中的第一大项。从1985年起,长沙地区收购农副产品停止奖售粮食。

第四节  油脂供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的油脂主要由市场供应,先后经营油脂的国营企业有华中油脂公司长沙分公司和中国油脂公司长沙市公司。19544月食油实行统销后,全市植物油由长沙市油胃旨公司负责供应。1957826日长沙市油脂公司撤销后,油脂由粮店统一销售。

    一、食用油脂

    (一)按人定量    19543月,长沙市实施食油计划供应,城市一般居民每人每月供应12市两(按旧制16两为1市斤,下同),干部、职工13市两,少数民族及僧尼24市两。上述标准由粮店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19551月,正式确定月定量标准:城区居民每人11两,郊区农民每人8两,机关团体每人14两,少数民族每人24两。以后随着油料生产的丰歉变化,定量标准又作过多次调整。

    1959年的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生产油料的积极性,油源十分紧张。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决定,长沙市从1961101日起,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定量为150克,少数民族为300克,郊区菜农为100克。196281日再次进行压缩,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为100克,其他维持不变。1964年开始,农村油料生产形势好转。这年5月,城市居民每人每月恢复为150克,郊区菜农也调高到150克。同年12月城市居民食油月定量增加到200克。19658月,又上升为250克。这一标准一直执行到1988年未变。

    (二)补助用油    国庆、春节两个节日,城市人口每人每个节日各补助食油100克。少数民族的开斋节、圣诞节、古尔帮节,每人节日补助150克。凡从事接触有毒物质、矽尘、放射线和潜水、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人每月补助250克。

    二、工业用油

    市郊时期,1957年销量仅2476.5百公斤,1958年上升到11270百公斤,增加3.5倍;两县一郊时期,以1982年销售58146百公斤为最多,1963年销售1026百公斤为最少,平均年销量为22296百公斤;四县一郊时期,以1984年销售56875百公斤为最多,1987年销售35585百公斤为最少,平均年销量为48487百公斤。其中长沙市区(不包括四县)在19571985年的29年中,国家供应工业用油748925百公斤,平均每年供应量为25825百公斤。供应办法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供应范围、核定的供应指标,由用油单位按季分月向指定的粮油供应部门购买。

    三、商业用油

    商业用油的供应对象主要是副食业中的糕点作坊和食品业中的饮食店。糕点坊按每50公斤购粮数供应食油5公斤,饮食店按每50公斤购粮数供应食油2公斤。市郊时期,年供应量为11000余百公斤;两县一郊时期,年度之间出入较大,1964年仅供应5727百公斤,1982年供应量高达23708百公斤,相当于1964年的4.14倍;四县一郊时期,平均年供应量为19757百公斤。其中长沙市区(不包括四县)在19701985年中,共计供应商业用油29477.5万公斤。从1986年开始由平价改为议价供应。

    四、非食用油脂

    非食用油脂包括桐油、洪油、秀油等。长沙地区年平均销量:市郊时期(19511958年)为14250百公斤;两县一郊时期(19591982年)为12007百公斤;四县一郊时期(19831985年)为12336百公斤。市郊时期销量偏大,主要是195510月以前尚未实行计划供应。长沙市区(不包括四县)19561987年共销售非食用油脂309557.5百公斤,年均销量为9673.7百公斤。

    非食用油脂自195510月起实行平价计划供应。1982年开始实行平、议价兼营。198410月改为产销直接见面,自由购销,除出口、军工、油漆、油墨、水产等专项用油计划在年底前仍按原价供应外,其余一律改为议价供应。由于实行多渠道经营,议购议销,自1985年起,粮油部门非食用油脂(桐油)销量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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