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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综述

时间:2012-12-10      来源:
 

综述

第一章  自然条件

第一节土地资源

   长沙市辖区域,几经变化,逐步扩大。至1987年,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770.66 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7%,人平土地3 4亩,比全省人平土地少2.1亩。耕地面积373.56万亩,其中水田335万亩,旱土38.56万亩,每一农业人口占耕地0.96亩,低于全省水平。林业用地924 97万亩。可供养鱼水面38.25万亩,已建精养水面6.14万亩。

地貌特点,为山岗,平原交错分布,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30 7%丘陵占19.3%,岗地占28.6%,平原占21.4%(其中含占总面积4 1%的水面)。东部以山丘为主,连云山、大围山、九岭山等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岭谷相间,雁行排列,对寒流起阻滞作用,南来的暖湿气流易进难出。西部雪峰山余脉东伸。中部地势低平,湘江贯穿南北,形成宽阔的湘江谷地。   

成土母质以板页岩风化物为主,占48.8%。土壤自然肥力较高,第四纪红土占14.7%,砂砾岩占13.3%,花岗岩占12.2%,河积物、紫色岩,石灰岩占1l%19821984年市级土壤普查统计有10个土类,20个亚类,84个土层,219个土种。这些土壤宜于多种农怍物生长。水稻土在耕作土壤中占绝对优势,肥力高,适用性广,有机质含量大于3%的农田占

59.5%,高于全省水平。

第二节水利资源

    湘江流经市区,有湘江水系支流289条,其中,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是湘江4条一级支流。此外,尚有南洞庭潮水系支流13条。

    地面水、地下水总量104 85亿立方米,人均2104立方米,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湘江流经长沙市的常年平均经流总量为692.5亿立力米,为沿江两岸农田灌溉和城镇工业,生活用水,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河流水系发育,雨量充沛,地势落差大,蕴藏着中富的水能资源。总水能理论蕴藏量24 53万千瓦,可开发利用的13.25万千瓦。其中浏阳河蕴藏量14.23万千瓦,占58.01%;可开发利用的8.68万千瓦,占65.51%。全市已建成水电站266处,发电量48585千瓦。

第三节气候资源

    长沙市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春夏气温多变,降雨相对集中,秋早明显,暑热期长,严寒期短,无霜期255293天,热源较富,年平均气温16.817.3℃,积温53005488℃,适宜种植双季稻,发展三热制,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44.4C,但多种农作物可安全越冬。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8.929.3℃,高温干旱出现频率高,是农作物生长的不利因素。年日照15501750小时,作物生长期长,光能潜力大。

  年降水量1358.61552.5毫米,全年雨日151165天。雨季明显,3月下旬至7月七句,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5060%,多出现洪涝灾害,78月降雨量最小,易发生干旱。

第二章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土地改革

    在封建、半封建社会里,眭沙农村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地主豪绅占有,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剥削的形式很多:其一是地租剥削。佃农在租种土地前,必须宴请地主,订立租约,并预付相当于一年以上租额的押租(又称押批,押金),待撤佃时才无息偿还。在租种期问,每年的地租一般为“对开”,即正常年景下收获量的一半交地主。也有“东四佃六”或“东六佃四”的,还有“东七佃三”的高额地租。每逢年节佃户还要向佃东送庄鸡、庄鸭、庄肉、庄蛋,有的甚至还要替佃东做一定的义务工。其二是雇工剥削。无力租种土地的农民,以做工为生。有长工(一年),月工、零工之分。每年工资符一般12担至18担,掌作长

工”最多24担。月工以月为期,一般在农旷季节雇用,月工资谷为一担半至两担。零工按天引算,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日工资米为二至四II。童工、女工只供饭吃,不给或给极少工资谷。其三是高利贷剥削。多以稻谷、银元借贷。借谷一担加息二斗、五斗至一担,灾年荒月则高达借一还二还三。借款一般月息“大加一”,即借银元10块,月息1块。越足荒年,利息越高,逾期不还,息上滚息。浏阳县风溪鸟石农民冯辉希,新中国成立前借地主彭宏发五担谷,议定年息十分,年年还息欠本。11年后才本利还清,共交本息谷60 担,为本谷的12倍。

  封建土地制度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1927年浏阳县枫桨,砰山,永庆、向关及望城县的霞凝等乡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曾一度打土豪(地主中的恶霸),分田地,第一次向封建土地所有制挑战。1930年,在中共浏阳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东乡全部,南乡的荆坪,文家市、井泉、五神、澄潭江一带,北乡的淳口、乌龙、蕉溪,砰山,周洛等地,都进行了土地改革。但随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失败、剥削阶级又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全部被没收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全市农村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双减(减租、减息)退押斗争。宁多县肃清流窜于回龙山.流沙河、宁益边境等地22股土匪,共600多人。长沙县肃清土匪326人,破获特务案件30起,镇压反革命分子870人。减租,按原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产物的37.5%,超过者再减。减包,一律按原本月利分半清债,利息超过原来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息停付。退押,佃户交纳地主的押金,按交纳的实际数额退还佃户。长沙地区县、郊通过飒减退押,地主阶级退还给农民的押金折稻谷94.25一担,初步打击了地主豪绅的气焰,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同时,对长沙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进行了调查:占农村人口5.49%的地主,占有45.91%的土地;2.89%的富农一占有7.28%的土地;34.26%的中农,占有29.77%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48.66%的贫、雇农,只有8.68%的土地,8.7%的其他人口,占8.36%的土地。地区不同,土地占有状况亦有差异。

    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各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79月,组织土改工作队,开展土改试点,分期分批进行土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湖南省实施办法》,首批每县选定4个乡进行试点,由于干部包办,对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形成贫雇农的领导核心,对地主阶级开展斗争不力,没收征收不彻底,出现了和平土改的倾向。长沙县花桥乡没有斗争个地主,划阶级时,地主、富农不服,干部包办代替。没收征收土地由地主,富农自报,分配‘果实”(指钱物等)等,农民顾虑人,有的将分得的果实退还给地主。郊区雨花、岳麓两乡土改试点时,对地主封建势力没有进行严重打击,没收分配土地时,仍有地主顽抗,两乡呈现严重的和平分田现象。浏阳、宁乡两县亦有类似情况。在土改全面开展时,面上又出现不坚持说理斗争和单纯追求经济果实的倾向。市委、县委及时纠正这两种倾向,坚决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土改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扎根串连、培养土改根子,组织发动群众,学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开展小组讨论。在群众掌握政策的基础上,实行自报成份,民主评定,统一由乡审查,,级批准,三榜定案。对划阶级有争议的对象,根据详实的材料,严格慎重审批。

    根据划分的阶级成份,按照土地改革法进行没收征收分配。首先是没收分配土地,从195010月至1951年冬分三批完成。全地区没收征收土地225.22万亩,以乡为单位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按照给出路的政策,也分给地主一份土地,使其通过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接着没收征收地主房屋(包括祠堂等公房)、耕牛、农具等财产,全市共没收征收房屋87 95万间,耕牛7729头,大小农具39.10月件,还有家具、衣物等。对这些胜利果实,区别不同情况,民主评定,合理分配。房屋分配照顾危房缺房的赤贫户,农具按照贫雇农缺什么补什么,余粮、衣服等物,优先分给烈军属及老弱病残,然后分给贫雇农,视困难程度分等评定。

    通过土改,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长沙县土改前后地主由人平占有13.25亩减为1.38亩,富农田3.21亩减为2.2亩,中农由1.16亩增为1.71亩,贫雇农由0.31亩增为1.45亩,其他成份者由0.94亩增为1.45亩。浏阳县中农、贫农,雇农土改前占有土地为土地总数的42.65%,土改后增加到88.98%,地主占有土地由32.37%减为5.18%。广人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1951年冬至I952年各县在土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以查田查阶级为主要内容的土改复查运动,要求彻底斗倒地主阶级,处理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开展民主建政和民主团结运动,进行反封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生产教育。宁乡县通过土改复查,查出了1075户漏划地主,抓回逃亡地主232人,对反攻倒算的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对有严重破坏行为和罪大恶极的反动不法地主分子,进行严厉惩处。长沙县土改复查中,抓回逃亡地主182人,斗争地主分子2580个,查出应没收而未没收的土地6.4万亩,房屋5067间,耕牛442头;农具30948件,其他实物现金折谷54918石;还查出土桥乡(现望新乡)恶霸地主

陈国棠隐藏4支步枪、企图杀害副区长颜宏道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该县七区同兴乡还查出漏网地主37户,富农5户,没收土地223亩,房屋207间,稻谷600石,农具,家具3136件,以及其他财物共计5000余万元(旧币)。在土改复查中,同时纠正在土改中错划的阶级成份。

    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和郊区还结合土改复查,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干部队伍,清理不法分子,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控诉不法地主的破坏罪行。复查结束后,颁发了土地证,并发动广大农民转入生产。

第二节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高涨,添置农具,精耕细作,生产,生活有所改善,但单家独户,难以抵御天灾人祸,出现典当土地,出卖青苗等现象。根据中其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市、县政府及时在全市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帮助农民抵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51211日,长沙县第十三区洋湖乡贫农周和宾等12户农民率先成立互助组,接着大湖乡吴玉钦、全复乡余茂生、三合乡何义芳等25个互助组相继成立。同年春,浏阳县由张官长领导组织起来的邹世银互助组,当年粮食总产比上年翻了一番,被授予全省特等模范互助组称号。杨藩森、杨承源、彭运初、刘

正常、杨秀珍等互助组,被评为全省甲等模范互助组。宁乡县八区仁福乡办起了王国华互助组。此后,各县临时互助组发展很快,奉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家有事,全组帮工。至年底,全市临时互助组发展到7008个,其中长沙县1179个,望城县1372个,浏阳县2139个,宁乡县2175个,郊区143个。长沙县清凉乡章正元临时互助组160亩田先后脱水,全组21个劳力,四梯车车水抗旱40多天,夺得了好收成,还帮助5户单干户救活了禾苗30多亩。互助的优越性,吸引了不少农户加入。1954年全市共建立互助组42989个,其中临时互助组22136个,常年互助组20853个,共入组农户361927户,占总农户的56.67%

    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求多求快,急躁冒进倾向。一些互助组排挤贫雇农,侵犯中农利益和不认真贯彻等价交换的分配原则,少数干部动员农民将耕牛农具折价归组,引起有牛户不满,有的组评工排工不够合理,人牛工分结算不兑现,借贷不能如期归还,因而导致有的互助组散伙。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强调“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牛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县郊层层召开会议贯彻执行。长沙县委制定解决好侵犯私有财产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的意见。浏阳县委根据少数地方出现排挤贫雇农和侵犯中农利益等倾向,举办互助组培训班,并部署整顿互助组工作。

宁乡县委贯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开展了整组工作。在总结发展互组合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解决若干问题的办法,分批进行整顿,从而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发展。

    195312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怍社的决议》,各地随即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12月,郊区试办了石坝社,是全市最早的一个初级社,该社在王康麟常年互助组8户的基础上扩为14户,其中贫农11户,中农3户,共77人,耕地4l亩,按照自愿互助的原则,土地、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作股金入社,劳力由社统一调配,评工记分,生产收支由牡统一核算,年终按劳动工分和入社股金分红。长沙县试办望龙,高山,蓝田,天华,九木5个初级社,218日正式建为5个社。这5个社均是在常年互助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5个互助组原有55户,办社时退出5户,新加入9户。5月中旬,十区高冲乡(现石常乡)自发建立起白沙初级社。至此,全县共有6个初级社,入社农户69户,367人,共有耕地524.7亩,自留地27.7亩。望城县试办西塘、三桥、小湖、墙田等4个初级社,入社农户47户,265人,耕地386亩。浏阳县试办集里、星星、和平,新民、毛墙等5个初级社,入社农户64户,319人,耕地517亩。宁乡县先后在三个平原区和四个丘陵区试办了谭家山、五一等10个初级社。试办表明,初级社比互助组更能集中劳力,抓住季节,合理使用土地,因地种植,扩大生产门路,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良种,扩大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增加收入。望城县4个初级社的纯收入,比当地互助组高16%,比单干户高26%。浏阳县的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一成半,最多的户增产稻谷1600公斤。办社第一年,夏荒有7户返销大米2100公斤,秋收后,其7户卖余粮6750公斤。在总结试办初级社的基础上,分批培训建社骨干15376人。至19553月,分三批建立初级合作社2563个,其中长沙县619个,望城县483个,浏阳县784个,宁乡县567个,郊区110个。由于积极领导,典型引路,自愿互利,国家扶植,初级社稳步发展。

    19558月,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掀起了合作化运动新的高潮。1955年底,共建初级社6353个,入社农户496449户,占总农户数的77.06%,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当时由于建社速度太快、太急,各项规章制度未能建立,管理跟不上,建社后有些社不巩固。为此,各县采取措施,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健全合作社的领导班子,根据初级社规模大小,经民主产生711人的社管理委员会,设社长1人,副社长12人,会计,保管,出纳各1人。负责制定生产计划,提出预分和年终决算方案,确定劳动定额方案,安排劳力,组织生产,审批财务,调解纠纷,确定土地入股分红定额。依据自然条件,分类定产,自报公议,评定土地入股产量,以入股产量计算土地股份报酬。规定入社前土地已种作物,实行谁种谁收,或人工、牛工、种子、肥料等计价,折价归社,由社向物主补偿。调整土劳分配比例,将年终收入扣除生产费用和积累之后,土地报酬的比例按4050%计算。耕牛,农具所有权归物主,均由集体有偿使用,或折价归社,或私有租用。19556月,长沙县就农业生产方针在九木等初级社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劳动效率提高,普遍出现有劳动力剩余。有的初级社限制社员出工,有的家庭副业减少,收入减少。县委提出,迅速开展多种经营,取消对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这些措施受到干部和社员的拥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集镇的手工业也走上了手工业合作化道路。

    1955年冬,毛泽东提倡办大社。于是又开始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1215日,长沙县建立全市最早的九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由7个老社和3个刚建立的初级社、l1个互助组合并,共421户。19562月又将365个老社和刚建成的341个新社,414个互助组及1201户个体农户共33012户(占总户23%),建成139个高级社。浏阳县从19551231日起举办高级社骨干培训班7天,培训骨干1163人,于1956年春节期间建成93个高级社。入社农户22151户,最小的社140户,最大的社1077户。宁乡县1956年,试办了201个高级社。1956年秋后,全面开展了高级社化运动,历时一月,共建2272

个高级社。至此,长沙地区共建4272个高级社,入社农户636403户,占农户总数的97.17%

由于高级社发展过快,且土地、耕牛、大型农具都由农民私有变为高级社集体所有,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承受能力,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侵犯了农民利益,加之干部管理水平跟不上,到1957年,有的区、乡发生闹退社的现象。浏阳县不少农民对取消土地报酬怕减少收入,孤寡老人怕五保靠不住,富裕农民怕吃亏,更多的人怕社大人心不齐,难于办好,共有1213户退社。长沙县对543个高级社调查统计:农户有埋怨情绪的占34%.要求退社的占7%。农民离乡外出的现象严重。全县15.9万个劳动力,投入集体生产的不到6万人。郊区岳麓乡桃花岭高级社38户联名闹退社。望城,宁乡两县亦有闹退社的现象。但是,在的思想影响下,各级领导没有对上述现象作科学分析,反而认为闹退社是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配合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兴风作浪。为此,四县一郊先后召开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并派工作组下到各乡,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向着要求退社,或要求偿还入社生产资料价款的农民和思想动摇的富裕中农,在斗争中搞了打、吊、关、押,误伤了不少农民,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长沙县长冲乡被斗的43人中,被打的有37人,达85%。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偏差。1957年冬至1958年,各县围绕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工农关系,遵纪守法,党的领导问题,在农村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又称为反资斗争,仍然采取批斗的作法。长沙县共计斗争2165人,占农业人口的0.3%。据合心、九木等乡18个杜统计,被斗的85人(占总人口的0.29%),其中中农39人,贫农19人,但未发生打、吊现象。宁乡县被斗的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占50%,富裕农民占43.6%,其他占6.4%。与此同时,对规模过大,经营管理不善的高级杜,进行了调整,长沙县将747个调整为952个,浏阳县将1118个调整为1178个,宁乡县将1308个调整为1378个。

第三节人民公社化

    1958年秋,在大跃进高潮中,长沙地区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819日,中共长沙县委决定在高塘乡建立人民公社,发动全乡上下开展签名申请,826 日召开成立大会,宣布所属16个高级社2925户合并成立高塘人民公社,是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91日和4日,百禄,开慧公社相继成立。同年82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9月各县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研究部署建立人民公社。会后仅十多天时间,全地区各县便将原来的4272个农业社,按几乡一社的原则,合并组成60个人民公社(以下简称公社)。浏阳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前后仅7天时间,全县实现公社化。长

沙县高塘公社随即又并入槊梨、黎圫、长冲三个乡,后称槊梨公社,共14624户,耕地10570亩。建社初期,有的公社用政治名词命名,长沙县有中苏友好公社,郊区有万年红,东风公社等,不久,都改用所在地命名。

    公社化初期,以公社为单位,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办法,取消乡镇建制,废除农业社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等责任制和劳动计酬办法。公社还采取行政手段,无偿调集资金、设备和劳动力,匆忙地办起了农具厂,农肥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等,把国营粮店以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农村中的中小学校、卫生院等企事业单位,一并划归公社,把劳动力按公社,大队,生产队编为团、营、连,排、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集中劳力修水利,筑公路、炼钢铁、建猪场,办工业。在大炼钢铁中,浏阳县组织400多名干部,5.7万个劳动力伐树木,砍楠竹、烧木炭、开铁矿、炼钢铁。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而且造成了全县森林的极大破坏,破坏了生态平衡,加重了水土流失。郊区抽调6000余农民,大搞土法炼钢,建土炉670座,以无烟煤和柴草作燃料,强迫收缴农户的铁锅、瓮坛,菜刀、火钳和废铁为原料,炼出来的却是铁渣。当年冬至1969年,各县还动员千军万马上阵大修水利,全市新建大,中、小水库347座(其中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10座,小<>型水库54座,小<>型水库282座),水闸8座,兴修小水电河坝2处及部分配套渠道等。这些水利工程,大多数在以后的抗旱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得明显的效益。但有的工程不配套,经济效益较差,也有的选址不当,修了又废。长沙县干杉乡榨山桥水库,1959年冬施工,库内是平岗地区,建成后淹田4440亩,移民537户,2717人,拆屋2897间,设计灌田2.5万亩,实灌0.6万亩,1962年冬不得不废库还田。在这一时期,各县还大办交通,仅浏阳县就修建简易公路13条,计1188.5公里。

    在实行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过程中,许多干部头脑发热,严重脱离实际,“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泛滥,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恐慌和不满,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上连年旱灾,使农业生产连年滑坡,粮食连年减产。到1960年,全市粮食总产仅6.58亿公斤,1961年又下降到6.07亿公斤,比1949年减产18.3%。浏阳县农村人口年人平口粮仅114.5公斤。

    五风泛滥,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加上1958年秋季各县大办公共食堂,更加重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在实行公共食堂化时,拆掉了农家炉灶,收缴社员的锅盆、碗罐,并且不准社员种自留地和饲养家禽家畜,把65万多农户集中到51146个食堂,以食堂为社会主义阵地,实行供给制(占社员分配的70%,实际为100%)。宣布吃饭不要钱,包穿衣,包治病,包上学,有的还包理发,包看戏,有的搞九包、十包。因公社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这种“包”的政策,农民所得甚微。又由于农业滑坡,就连食堂吃饭定量也一再减少。大多数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用粮不到1斤,加之食油和蔬菜缺乏,农民过着餐不饱肚的日子,不少人得了水肿病。长沙县19606月统计,全县营养不良引起水肿病的有2万多人,1961年增至7万多人。1961412日至30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时,在施家冲生产队对食堂问题进行了座谈,社员提出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是办食堂社员生活降低了,饭吃不饱,没有开水喝,没有热水用,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二是家庭副业减少了,猪栏、鸡笼空着,自留地荒着;三是社员住房拥挤,一个食堂几十百把人,住在几栋房子里,有的三代同房,婆媳共床,起居很不方便(为了集中居住把一些房屋拆了);四是个别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社员口粮的权力,强迫命令,稍不如意,就停餐扣饭,引起社员不满。417 日晚,刘少奇参加了天华大队党支部委员会议(还有省、市、县、区,社负责人参加),会上,作出解散全大队20个食堂的决定。这是长沙地区解散食堂的先声,群众拍手称好。同年53 日至10日.刘少奇又到其家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调查,了解到赵家冲食堂近两个月死了11人。在与炭子冲前党支部书记(因犯五风错误下台)王升平交谈时,王升平告诉刘少奇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人,跑了十几人,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进了大队临时病房。农民没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随即,解散了柘木冲食堂。其后,全地区的食堂也随之解散。同年,59 日晚,宁乡县委书记何长友向刘少奇汇报全县社员住房情况全县原有住房70多万间,前几年大搞茅屋洗澡(拆屋沤肥)拆掉一批,大炼钢铁拆掉一批,大办食堂强调集中统一,又拆掉一批,共拆掉住房12万余间,住房减少近20%。当晚,刘少奇组织县委讨论起草解决社员住房的文件,凌晨刘少奇审查修改后即印发全县,第二天中共湖南省委转发全省。宁乡县委随即采取措施,将一部分公用房屋,退还给社员居住。

    在三年苦日子期间.全市减少人口 19万人,其中劳动力减少12.2万人。

    公社体制,也经过了几度变化。公社刚成立时,实行以公社绝对集中统一的核算体制。l9594月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将规模过大的大队、生产队划小。全地区将846 个大队划小为1163个,7511个生产队划小为8509个,将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财政、金融等单位恢复原隶属关系。同年5月,毛泽东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写的“党内通讯 ”发到基层,五风开始收敛。同年8月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致使“左倾”错误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宁“左”勿右的思想膨胀,再次刮起“五风,下令二月浸禾种,用被单护秧,田边烧火,开水保温,密植越密越好。这种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作法,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使农业连年减产,全地区陷入了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60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各县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纠正“左”的错误,较好地解决了干部中的“五风”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进行清理退赔。浏阳县95%以上的农户被搜刮走的锅盆、碗罐、耕牛,农具、房屋等实物,通过清理,折价1861万元,退赔兑现1194万元,占应赔数的62.4%。宁乡县拆除社员瓦屋57444间,茅屋57692间,给社员退赔“期票(分期兑付票)1367万元。长沙县对无偿平调社员的财物,折价3726万元,县、社、队采取倾家荡产还帐的措施,共退赔平调款2254万元,占平调数的60.5%19629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公布以后,全市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得以固定下来,生产队设管理委员会,配正副队长23人,会计,保管、出纳,记工、技术员各1人,实行工分补贴,并规定生产队有权合理使用耕地因地制宜种植,确定增产措施,组织安排使用劳动力,制定和修改劳动定额,开展副业生产,进行合理分配,保证完成对国家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大队成为公社的一个经济层次,继续实行在大队范围内的行政领导,经营农林场、畜牧场.专业队等。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存在的平均主义,有所克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有所缓和。同时再次调整了生产队规模,全地区生产队由17492个调整为45181个,队平15户左右,退到初级社的规模,集体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8.33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7.2%。浏阳县50%左右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这年该县粮食总产2.21亿公斤,比上年增产57.5%

    1963年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县组织工作队,开展“小四清”(清帐目、仓库、财务,工分),主要清理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并进行退赔。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县委分别在春华、望新公社进行“社教”试点,对阶级斗争和干部状况作了过头的分析。春华公社社教试点的一份简报写道:“桂花大队130户有30户成份不清。“生产队被富裕中农掌握和地富分子篡权的占44.7%”8个大队107个生产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经济问题。工作队踢开当地党的组织,重新划分阶级成份。对干部搞逼、供、信,还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门号。全县14个公社按此办理,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19651966年,全市组织近万人的工作队,全面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撇开原有基层党组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背靠背与面对面的揭发斗争。浏阳县还对包产到户的队作重点清查,把一大批富有实干精神的基层干部,以“单干”、“四不清”、“坏人掌权”为由,进行夺权、批斗,有的被定为“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一贯右倾”等罪名,处分区、社干部178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1720人,党员1726人,新划地主富农406户,新资产阶级分子70人,大会斗争1464人。运动后期划反革命分子15人。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长沙地区各社队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低产田和搞田园化,取得一定成效。19651966年全市共新建水库52座。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后,不仅给农村造成混乱,而且推行一系列“左”的政策。1968年组织县、区,社、大队干部分批赴大寨参观学习,再次宣扬“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把大寨这个生产典型作为政治典型学,推行大批判开路。限制社员家庭副业,限制“五匠”外出,批“劳力自由支配”,减少社员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土围子”,把正当的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批。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批定额管理,推行政治记工,记“大寨工”。同时限制口粮标准和分配标准,多产不能多吃,多收不能多分,宣扬穷过渡,刮起了撤区并社向以大队为单位核算过渡之风。浏阳县将12个行政区撤销,把66个公社并为24个,接近恢复到公社化初期的规模。各县均办了36个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试图全面推广。直到19694月,才被迫将公社恢复原有规模,停止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1971年、1974年,中共湖南省委先后三次邀大寨负责人来省“传经送宝”。长沙地区因最先贯彻达寨一些错误作法,受害更大。1975年提出普及大寨县,搞大学、大批,促大干。先后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打三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开展学大寨。长沙县福临区强行禁止编织草包、篾席、绣花等副业。这样一套极“左”的作法,实质上削弱了集体经济,压制了商品生产,卡住了流通渠道,堵死了农民的生产门路。

    学大寨虽然走了弯路,但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下了力气,取得一些成绩。19661976年全市仅用于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3.08亿个,兴修水库259座,其中中型水库5座,兴建水闸91座,小山塘1.15万处,小河小溪坝0.51万处,对改善农田灌溉起了很大作用。还修建乡村公路325条(段),共1582.5公里。10年中,浏阳县改造低产田近50万亩。长沙县有2.5万亩稻田实现田园化。

第四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联产到组,联产到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地区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下半年开始,长沙地区推行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的计酬管理。当时,不提倡包产到户。年底有2783个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占总队数的8.84%。年产队按劳力强弱,技术高低,骨干强弱,居住远近等,分为若干作业组,固定作业区。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几统几定的办法。郊区黎圫公社川河大队厂禾场生产队46个劳力,分为三个粮作组,一个副业组。边山大队新林场生产队实行“五统、五定”五统即统一计划和主要增产措施,统一劳动定额标准和必要的调度,统一大型农具使用,统一采购农药化肥分配到组使用,统一产品入库,保管,出库。五定即定劳力、定地段、定工分,定产量,定奖罚。推行联产到组时,有的生产队将仓库,晒谷场,猪场、耕牛、农具也平分到组,明分组,暗分队,但这种作法被视为动摇了队为基础的体制,受到制

止。1980年联产到组的生产队为6250个,占总队数的16.82% .广大社员认为联产到组,吃的是二锅饭,要彻底打烂大锅饭,实行联产到劳,利益直接,年底联产到劳发展到7074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8.37%

    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60年代初期,长沙地区农村就自发地出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深受农民欢迎。后因“左”的影响,一律被取消和禁止。

    19809月,中共中央印发《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提出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当时,长沙地区部分领导和干部思想尚未解放,认为这是解决落后地区温饱问题的临时措施,并强调不属“三靠地区”,不搞包产到户。10月,宁乡县提出:全县改进提高现行生产责任制,不要搞包产到户。11月,长沙县在三级干部会上提出:长沙县属一般地区,不许搞达田包产到户。年末,全市包产到户的只有50个生产队,包干到户的4个队。1981年春,长沙县有101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被强行纠正。县里还规定几不准。群众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1981年冬,中共长沙市委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清理的影响。在进行生产责任制上,提出加强领导,尊重群众意愿,发挥集体和个人的两个积极性,该统的统,该包的包,恰当地处理统与包的关系,要积极引导,热情支持,“不堵不塞,群众选择”。四县一郊举办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区社干部训练班,统一对承包责任制的认识,肃清“左”的影响。1981年冬至1982年春,各县、区、社将推行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中心工作。年末,全市实行包产到户的有9957个生产队,占总队数25.28%,包干到户的有9853个队,占25.02%1982年春93.7%的生产队选定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承包期一般为23年。大田包干到户,生产队将农具,种子,农药、化肥等作价垫付给农户使用,全市垫付投资为12394万元,保证了大田分户包干经营的正常进行。包干到户后,有的生产队仍实行统一管水抗灾,统一使用大型农具,统一办理上交费用。包干到户是以原生产队为单位,将集体土地按生产队人口与劳力比例分户包干经营,农户承担全部经营责任,经营成果除保证按合同上交国家和集体外,其余全归农户。这种方法简便,利益直接,责、权、利统一,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198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为23.35亿公斤,比1981年增产4.03亿公斤,平均亩产由310公斤提高到364.5公斤,增长21.1%

    社队的林、果、茶、渔场和其他企业等集体财产,仍归社队集体所有,1982年全市共有社队林、果.茶场等2583个,采取统、定、奖等形式,实行专业组、专业户.专人承包经营。社队企业则实行责任承包或租赁经营。

    三、延长土地承包期

    1984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长沙市委根据中央精神,组织调查,总结各地经验,对延长土地承包期,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具体办法:可以按15年预测人口,也可以留机动田,可以动帐不动田,35年一小调整等办法。其办法是全市以预测人口为主,分户预测15年内按政策可能增加的人口(即测生不测死,测增不测减,测婚不测嫁)与当时实际人口,作为标定人口,可能减少的人口不测,待减少时将减少人口的承包田作为机动田,向集体上交定量的土地报酬。如果预测可能增加人口届时没有增加,其预测分包的耕地,也按机动田处理。耕地按水、肥等条件,评定产量,按核定人口平均分包。从1984年起,土地承包期为15年,并逐户颁发了县人民政府统一印发的《土地使用证》。

    四、林业生产责任制

    19811984年实行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韶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当时,全市给70余万农户划定自韶山、风景林469.3万亩,承包给农户责任山292.78万亩,给1510个乡办林场和村办林场确定了经营的集体山。在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时,处理近万起山林纠纷。与此同时,对284个乡办林场,1226个村办林场和188个村民组以及136个联户办林场,推行三种主要责任制一种以林为主,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固定工资加奖励,个人收入与责任制挂钩,一种联产承包,采伐经批准,收入按比例分配;一种承包到劳。

    五、发展专业户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分业,使生产者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号召下,农村专业户大量涌现出来。1987年全市有专业户7296户:其中种植业516 户,林业34户,畜牧业639户,渔业291户,工业1180户,运输业1896户,建筑业562户,商业、饮食业、服务业1810户,其他行业368户。专业户中年纯收入超万元的1058户。

    六、组织联合体

    专业户中一些有专长和资金较多或剩余劳力较多的户,各扬其长,将技术、资金、劳力进行新的聚集,组织新的联合体。联合体与其他合作经济享有政治、经济上同等权利和优惠。联合体的成员加入自愿,退出自由。稳定的联合体,提留积累,添置设备。聚散常变的联合体,不提留积累。成员间的分配,主要以劳动量和资金股份为依据,对生产经营起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多得。

    农村经济在改革中得到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忽视对农业的投入。1978年长沙县有水利建设专项资金510万元,1987年只有156万元。由于投入减少,望城县500亩以上堤垸排灌装机275台,有142台老化,水利失修。宁乡县双凫铺区16座中小型水库蓄水量减少三分之一,黄材水库长 80里的渠道泥沙淤塞。忽视有机肥建设,绿肥减少约50%。部分农民弃农经商。长沙县福临区双起乡斗华村茶坡组40户,有37户到福临铺做买卖,全组180亩早稻,有50%的发生稻瘟病,无人治理。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986年平价生产资料供应数量少。议价钾铵磷价格上涨3.8倍,磷肥上涨2.8倍,尿素1.1倍,地膜1.3倍,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一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1985年全市2984个村有276个村没有村办企业,有446个村企业年产值在万元以下,经济很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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