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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时间:2012-12-10      来源:
 

    

   

长沙历来是湖南省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全省的文化教育心,在国内亦有一定影响。清末,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建的湖南时学堂,开省内新学之先河。民国时期,长沙私立中小学之多与国同等城市相比,“推全国之最’’。长沙和平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快。至1987年,全市已基本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育到职业技术教育,从全日制到业余制,从系统教育到自学成才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体系。市区已普及小学、初中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成效显著。市属郊区及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亦有较大发展,培养了一批适应农村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设于长沙市区的高等院校有21所,占全省高等院校总数的42%,在中南、西南两地区省(区)大城市中仅次于武汉和广州。

    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401896),长沙的主要教育机构有:长沙府学宫,长沙、善化两县学宫;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以及城南书院口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义学和私塾。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运动高涨,湘抚陈宝箴委按察使黄遵宪、士绅谭嗣同等创建第一所新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翌年九月,戊戌政变,该学堂被迫解体。但废科举,兴学堂的大势已定。光绪二十六年(1900),明耻小学堂率先建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遵旨建有为数不多的大、中、小学堂,并于次年派出首批官费留学生俞诰庆(善化)、王履长(长沙)、江都良(善化)、俞蕃同(善化)等12人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半年或一年。他们返长沙后均从事办学。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间,长沙的各级各类学校先后开办。据不完全统计,至宣统三年(1911),有官立蒙养院(即幼稚园)2所、初等小学堂44所、中学堂12所(其中私立11所)、二中等师范2所,另有多所县办驻省师范班(校)、中等实业学堂10所(内私立7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堂6所。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制造内战,长沙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缓慢。以中学而论,至1949年上半年全地区有中学47所,其中公立2所,私立459在中华民国的37年间,仅比清末时增加公立中学1所,私立学校34所。至1949年底止,有各级各类学校236所。其中,全日制高等学校2所(原有5所,接管后合并3所),初、中级职业学校16所,公立(含联立)、私立普通中学45所,小学173所,另有幼稚园6所。在籍大学生仅2685人,中学生1.1万人,小学生2.85万人(小学普及率只有60%);文盲占人口总数的25%左右。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在接管、接办和调整的基础上获得发展。1957年与1949年底相比较,部属、省属高等院校的学生增长近9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增长3.4倍;普通中学学生增长3.3倍;小学学生增长2.9倍;在园幼儿增长17.4倍。教育经费投入亦有较大增长:19501952年总计129.3万元,年平均43.1万元;19531957年总计1543.8万元,年平均308.76万元,年均增加65.66万元。文盲、半文盲入学率占青壮年文盲总数的57.2%,脱盲人数累计4.3万人。       

    19581960年,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教育事业亦急于求成,在发展上片面追多、快。在扫盲、办专业学校等方面出现了不少失误。但19611963年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纠正了这一失误,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始纳入轨道。1965年和1949年底相比较,普通高等院校在籍学生增长7.2倍;中等专业学校在籍学生增长3.4倍;普通中学在籍学生增长6.6倍;小学普及率8 6%;幼儿园中的幼儿增长近25倍。成人教育除继续扫盲卟,还开展了干部、职工、居民、农民的初等、中等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继续“课闹革命”之后,又停止招生,因而严重萎缩。而普通中学则脱离主客观条件,大量发展,形成教学质量空前低劣和数量上的“浮肿”。教育经费投入亦大量减少:1965年占财政总支出的20.5%1976年下降到11.81%。此外,教学设备亦遭空前破坏。197610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12月,长沙市教育事业逐步恢复正常,但普通中学盲目发展的趋势未能遏止,仍然要求普及高中。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教育部和中共湖南省委在桃江县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调整中等教育结构。1982年长沙市决定围绕机械、电子、轻纺、食品四大经济支柱.逐一步改部分普通中学高中部为!职业高中班:(校九使中学“分流”。普通中学由1978年的622所减至438所。学生由33.1 万人下降为19.9万人。至1989年,市区初中毕业生升入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与升入普通高中班学生之比约为11 。此外,市教育委员会(简称市教委)还理顺子弟学校的管理体制,使之逐步面向社会招生,发挥它们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学校校舍也在逐年改善。19531977年,市直属中学平均每年新建、改建和维修校舍的面积仅为o62万平方米;而1978 1987年平均每年2.6万平方米,为前者的4.2倍。1989年底,全市中小学已无严重危房。教职工住房条件大有改善。因此,1982年,教育部与全国教育工会邀集各省在长沙市区召开现场会议,充分肯定了长沙市在改建学校危房和教师住房方面的成绩。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19721983年间,新建1所中等师范学校和2所高等院校,填补自1963年以来无市属师范及高等院校的空白。此外,还于1979年和1985年新建电视大学和电视中专各一所,新建和扩建中学7所。

    地方财政对教育事业费的投入亦有增加。从1985年起,长沙市政府通过集资办学和征收教育经费附加的规定。至1987年,长沙市共集资和征收1641.25万元。1981 1987年,校办企业向学校提供815万余元,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局面。

    1987年,长沙市全地区教育事业与1949年底相比较,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由2所增至21所,学生由0.26万人增至4.31万人;省、市属中等专业学校由16所增至39所(含5所中等师范),学生由0.22万人增至1.86万人;普通中学由35所增至433所,学生由0.9万人增至24.5万人;小学(市区)由172所增至262所,学生由2.04万人增至9.2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60%增至98.84%,普及了小学教育。成人教育方面,自1980年被认定为“无文盲市”后,继续发展中高层次教育:有面授和函授,有脱产进修和在职进修,有在职技术补课和岗位培训等多种形式。1984年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至1987年,获得合格证书的有1050人。

    教育宗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清末,长沙各级各类学校以湖南抚院所订“兴学要义”为培养目标,要求学生能作忠孝,致实用,振顽懦。民国初年,逐步改变了封建主义的办学宗旨。至1928年,湖南省政府公布《湖南各学校政治检查条例》,长沙市乃实施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党化教育”,规定学生必须“崇信三民主义”。1934年何键主湘时,又将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渗入“党化教育”中。19391945年,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曾在长沙各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加强训育工作,企图把学校教育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反动的教育宗旨和措置,受到进步师生员工的抵制。在革命形势和中共各级组织的影响下,大批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教育方针在提法上虽有某些变动,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至1987年,长沙市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向国家输送毕业生14.76万人;省、市属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毕业生13.95万人。此外,普通中学还向工农业生产战线输送一批又一批普通劳动者。

    课程设置及教材教法服从于教育宗旨。清末,规定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因此,当时长沙普通教育中的各级各类学校通设读经、讲经以及格致、博物等实科。中等实业学校及大学中的理工专业,则根据省内工农业生产需要而设科,“听各处便宜取舍”。北洋军阀时期,设课与清末大同小异,惟读经、讲经纳入国文科。1928年,另设党义(或公民)、军训、童子军。课程中分主、副科,必修与选修科。教材既可用指定的,亦可自编讲义。在教法上,清末为点读、注入式。民国时期虽多沿用,但楚怡学校等则试用自学辅导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对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教学方法产生积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教材等悉遵部定。50年代前期,学习苏联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十大教授法”,特别是启发式。使“满堂灌”的传统方法有所改变。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初期,又批判学习苏联教学原则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教材进行改革,增加由省、市教育部门编写的乡土教材,以摆脱苏联教育经验中比较僵化的模式。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却乱改乱编教材,缩短学制,否定设科的科学性与系统性,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8年后,在教学中注意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加强教材教法研究,改革教学等,学生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是,思想教育却有所放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未能深入开展,致使教育方针难子全面落实。

清末,官立学校教育经费由省拨付;联立(公立)学校由有关县的财政承担;私立学校(含外资、教会办)则自行筹措。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给予奖励补助。长沙解放后,原来联立和私立学校经过接管和接办后,均改为公立,其校产由市房地局接收,经费全部纳入市财政预算;企事业单位办的子弟学校经费由所属单位拨付。

    长沙各学校师资来源,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清末,长沙创办新学后极需师资,乃从官员、士绅中选聘;随即又派生员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归国后,他们或办学,或执教。通过这些人员,培养了一批批教师和行政人员。在长期实践中,出现多种办学风格,形成一支热爱祖国,终生从事教育的师资队伍。

    湖南时务学堂的教习(即教师)多抱有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毷沅湘子弟共赞中华的维新之志。戊戌政变后,该学堂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谭嗣同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容就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原时务学堂分教习唐才常举反清义旗,事败牺牲。光绪三十二年(1906),领导长沙、善化两县学生公葬陈天华的禹之谟,是唯一学堂(后改名广益学堂,即现在湖南师大附中前身)的创办人。辛亥革命时期,襄助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领导武昌起义的黄兴,曾执教于明德中学堂和修业学堂。

    1918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毛泽东会同楚怡小学教师何叔衡等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团结师生和各界群众响应五四运动。此时,在徐特立领导下的教育会,亦组织教职员和学生成立250余个救国十人团,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又参与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教育界人士朱剑凡、陈润霖、徐特立、杨树达、方克刚、何炳麟等成立“健学会”,研究新思潮,其会员多为教育界名流。1921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及其附设的补习学校,教师有姜梦周、罗学瓒、夏曦等。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相当一部分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向革命,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九·一八”事变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痛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蒋介石,鼓舞学生的爱国热情。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陈赓、曾三、甘泗淇、郭亮等革命前辈先后在该校就读。抗日战争中,平大中学校长章冰痕被日本侵略军所掳,不屈就义;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事务主任罗麟为保护校产被日军枪杀,校工萧永发亦同时殉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1949年春,省立第一中学、周南和清华等中学的不少教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各校成立护校委员会;小学则成立小学教师互助会,迎接解放,使解放后的接管和接办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新式学堂的创办人中,有不辞辛劳,四方筹措经费创建明德中学堂,自号为“磨血老人”的胡元锬(音淡);有毁家兴办周南中学堂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有不畏保守势力攻讦,力争建立民立第一女学的俞蕃同;有捐赠丈夫遗产4万两白银设淑慎女学的曾广墩;有首创长沙、善化两县小学堂的余肇升和皮锡瑞;还有自办学校并在教学改革和学制改革中的先行者陈润霖和邬干于等。在这些学校中还拥有一批名教员。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有文字学大师杨树达,有教育学家杨昌济和首创贫苦儿童勤工俭学的教育家徐特立,等等。

    1949年下半年,长沙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员4395人。其中,大学1357人,初、中等职业学校513人,中学’1237人,小学1288人。在接管、接办这些学校的同时,改教师聘用制为派任制,对原有教育工作者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教师积极性得以发挥,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一批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1959年起,又陆续开展“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歧视教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被目为“牛鬼蛇神”,使相当多的教职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市根据中央、省的有关指示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分的6025名教职员进行甄别,其中5968人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理扣发的工资给予补发;受株连的亲属及其子女的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工资多次调整,住房及其他福利逐年改善,以及多学科、多形式地培训教师。由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被激发出来。1983年长沙市各级学校进行机构改革,行政干部文化结构和年龄结构趋向合理。随同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亦不断扩大。1987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员总数为5. 72万人,和1949年底相比较,其总数增长近13倍。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尊师重教开始形成风尚。19511989年间,获国家级荣誉称号的有143人次;获省级荣誉称号的有676人次。还有13人列入《中国名人大辞典》,他们是:郭嵩焘、胡元恢、朱剑凡、应开识、姜济寰、汪澹华、刘文菲、黄梦钧、姜国仁、李迪光、齐新、方龙伯、张季元。教师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被推荐为各级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更多的教师虽无殊荣,但获得学生爱戴者比比皆是。19871989年,长沙地区教育系统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参评人数为3.17万人,获得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2.99万人,占参评总数的94. 5%。教师思想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成为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的可靠力量。

    长沙各级各类学堂的领导体制因时而异。光绪廿八年(1902)奉谕成立的省城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的府中学堂和光绪廿九年(1903)设校的私立明德中学堂等,均归清廷学部统一管理,省学务处管辖的只限于官立半日学堂、选升学堂(即高等小学堂)等。光绪卅一年(1905),长沙、善化始成立小学办公处。兹后,小学的设立、变更、停办、学籍、教学和监督(校长)均归该处管理,形成“二级(中央和县)办学,二级管理”,省一级只负稽督之责。

    民国时期则发展为三级办学,三级管理的体制。中央教育部管大学,省教育厅管中学,县(市)管小学。湖南大学原为省立,1937年改为国立后则归属中央;1914年中美合办的外资学校——私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湘雅医学院),1940年改国立后亦归中央管辖。其经费归中央拨付,校长由中央任免。公、私立中等学校则由中央下放至省管理。小学的领导体制未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省教育厅决定将中学的领导权下放至长沙市,省只管2所重点中学。小学于1957年将市区146所小学交区领导,各区人民委员会增设教育科负责管理,但有关全市性的计划安排、规章制度的制订与修改,以及重点小学的教学业务仍由市教育局管理。1979年后由小学改办的市第三十一中学和市第三十二中学等归区领导。高等院校在解放初期由中央和大区管理。1958年后,其管理权下放,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医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和湖南农学院等由省领导;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等则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则按“谁办学,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厅、局领导。至1983年,宁乡、浏阳两县划归长沙市领导后,其领导体制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六级办学(中央、省、市、县、区、乡),分级管理”的体制。

    在校务管理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管理体制。清末,各类学堂设“监督”,统管学堂行政事务。民国成立,改学堂为学校,校长负责一切校务工作;公立学校的校长由政府委任,私立学校校长由校董事会选聘,对董事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9月~1957年,各级各类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19581960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校党组织负责学校党政事务。19611966年上半年,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体制混乱。19661968年,各级各类学校领导机构瘫痪;19688月开始,实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领导学校的体制。1969年,各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委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至1978年学校革委会才被撤销,恢复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82年,开始推行教工代表大会制,在党支部领导下,对学校工作实行民主监督。1983年,市教育局制订《关于市属中学领导体制及行政机构的改革意见》后,1984年,在长沙市第十四中学和雅礼中学首先试行校长负责制,1986年扩大10所中学。此外,从1984年秋季起,先后颁发了《长沙市中学校长职责及工作要求》、《长沙市中学教师师表要求》等8项规章,供各校试行。1987年,进一步贯彻教育改革的方针,长沙市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教育经费投资不足。1987年,教育经费预算金额为3169.1万元,占市财政总支出的11.39%,为80年代的最低点。在贯彻教育方针上,德育有所削弱,特别是劳动观点日渐淡化;智育则被片面理解为升学率,致使小学生书包越背越大,作业负担如牛负重。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学生视力减退十分突出,1980年为33.72%1987年上升至72%以上。凡此种种,均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章    旧式教育

    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长沙的教育仍沿袭旧制,有私人(或家族)办的塾学,亦有官方办的学宫和书院。生员每三年在省垣参加乡试一次,以录取举人。试场设长沙城北贡院(今中山路百货大楼地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学宫、书院被其取代。塾学则延续到60年代初期。

第一节     

    塾学(或塾馆)有家塾、门馆、村塾和族塾等。此外,尚有政府办的义塾。

    一、家垫(门馆、村塾)

    1927年,长沙县(含今望城县及长沙市)有私塾450所,塾童6436人。1951年,长沙市有私塾29处,塾师33人,学童425人。19639月,郊区又出现私塾48所,塾师49人,学生900人。教材多为《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之类。1963年长沙教育局采取停办、派教师顶替、改革教学内容等办法予以整顿。至此,私塾消失。

    二、义学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义学兴。雍正元年(1723)曾命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德,以广文教”。其目的,是聚集孤寒生童读书。道光元年(18 21)后,长沙在北正街、河西刘家湾、城隍庙、茶园塘、彭家塘等5处设有义学,以训蒙为主。

    三、族学

    长沙兴办族学有资料可考的始于清宣统年间,持续到民国时期,经费来自族内学田岁租(初多为初小单级复式班,逐步发展为初级小学或完全小学。如长沙县明道镇张公岭王氏所办瑞兴小学堂,建于宣统元年,有8个班学生250余人。1943年,扩为完全小学)。也有一些族学中途因经费不足而停办。据不完全统计,宣统年间至1948年,长沙办族学的有39姓,计102所。

第二节     

    一、长沙府学宫

    该学宫在元、明、清三代均曾不断修建。同治五年(1866),巡抚李瀚章耗钱55000余缗再次修理。宫址在学院西街。

    府学宫收廪生、增生各40名,拨各州县文童录取名额20名。咸丰三年(1853)以长沙、善化士民拒太平天国军有功,增额3名。咸丰三年(1860),又以长沙、善化、湘阴三县士民捐银10万两,再增额10名。

    府学宫每年可收田租谷725石、房租184千文。同治二年(1863),巡抚恽世临筹2200千文交长沙、善化各典商,按月一分利收入,作为歌舞童乐生的奖赏。

    二、长沙县学宫

    该学宫位于今北区红墙巷、学宫街一带。清制规定,长沙县学宫每年可收录廪生、增生和童生各20名。岁试取文童、武童各15名,科试取文童15名。咸丰三年(1853),以长沙县士民守城拒太平天国军“有功”,加文武学额各2名。咸丰七年(1857),又因捐银逾十万,加文武学额10名。兹后,取文童32名、武童27名。但所加学额只一次,后不为例。

    三、善化县学宫

    该学宫位于今东区织机街、化龙池一带,多次毁于兵灾。同治三年(1864)冬,士绅禀请邑侯刘风仪批准重建,至同治七年修葺更新。其学额与长沙县学宫同。

    学宫经费除由官府拨款外,另有房租、田租。善化县学富有铺屋20多幢、地基4块,年收租金944千文;水田150亩,岁入租谷212石。

第三节     

    宋代潭州的书院分三个等级:州内一般书院属初等,湘西书院属中等,岳麓书院属高等。清代规定县以上设书院,长沙有岳麓、城南、求忠等较有规模的书院,还有湘水校经堂和恩思讲舍等。

    书院无一定修业年限,学额不定,课程以四书五经、八股文为主,教学多系自学兼以个别辅导、讲课(主讲者多为山长、地方官吏、或山长的得意门生)、相互讨论或辩答等方式。

    一、岳麓书院

    该书院位于岳麓山下,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建议,由官府投资兴办,系全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宋理学家朱熹、张械在讲学时,有“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宋末元初,蒙古军入侵时,该院学生“乘城共守,及城破,死者无算”。书院除元、明之间中断百余年外,延续千年。其院址现为湖南大学。

    书院山长由巡抚择在籍翰林文学根底特深的人中聘任。学生入院须巡抚考试,取录时分正课、附课、额外三等,正课给膏火银4两、附课2两,额外不得享受。入院生徒全是廪生、附生和监生,童生不能入院。每年春二月,生徒陆续入院,秋末冬初收课,诸生归家,监院(由长沙县学官兼任)封闭斋门。学生入院后,由山长率领谒圣拜师,由巡抚出题开课。每月由藩、臬、粮、盐道及学政、知府各讲课一次,最后,巡抚讲课一次。山长每月例课一次,称为馆课。

    该院所设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法学及乐律。清末增设数学、天文、舆地等学科。王船山、魏源、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杨昌济曾就学于此。

    其经费来源有二:一是作院宇岁修使用的田租、房租收入;一是膏火田租收入,以膳学者。

    二、城南书院

    该院位于南门外妙高峰下,为宋代张械讲学的地方。清乾隆十年(1745)巡抚杨锡绂将书院迁至天心阁。道光二年(1822)复回原址,咸丰二年(1852),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九年(1870),巡抚刘照重建。19世纪末,黄兴两度在此求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更名为中路师范学堂。现为湖南第一师范校址。

    三、求忠书院

    该院位于北区荷花池侧,咸丰四年(1854)由巡抚骆秉章建立,专收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战死者的后裔。清末改为忠裔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其校舍为湖南时务学堂使用。

    四、湘水校经堂

    道光十六年(1836)为巡抚吴荣光建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学政江标锐意改革,改书院重经义而不重治事之弊,设经义、治事两斋,堂内除广购经籍外,还增购天文、舆地、测量诸仪表和光、化、矿、电等试验器具。赵尔巽主事湖南时,将校经堂与孝廉书院合并,改为校士馆。馆分为二:一为达材馆,一为成德馆。凡未能入师范馆的,选入该两馆就读。课程仍以经史为主,但添设科学课程。

专记  湖南时务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呈请在长沙设湖南时务学堂,获巡抚陈宝箴批准,委派按察使黄遵宪和士绅谭嗣同、熊希龄负责筹备。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面向全省招生。陈宝箴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规定报考诸生于八月二十八日会同提督、学政在学署内扃试。名额定120人,按地区分配,分三期招足。长沙府为24名,蔡锷(当时名艮寅)是第一次被录取的学生。除正课生外,又增加外课生和附课生。修业时间为5年,学生年龄为12 16岁,其院址最后确定在落星田原求忠书院旧址。

    该校教育宗旨是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谭嗣同亲撰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华”。

    经费来源:除由绅商筹拨定额,作为常年经费,并捐巨款建学舍及购备书籍、仪器等外,官府于矿务余利及其他款项下逐年提拔定额,供学堂经费及将来诸生出洋学习之用。

    学堂分行政、教学两部。陈宝箴委熊希龄为总理,负责学堂用人、行政事宜。熊离职后,抚院委黄遵宪为总理官(代表政府),汪贻书为总理绅(代表绅商)。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他推荐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离湘去沪,加聘欧渠甲、唐才常为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许奎垣为算学教习。

    学堂功课分中学与西学,中西并重,冶于一炉。在中西之学中又分为“博通学”与“专门学”。专精之书全部讲授,循序渐进,深刻探索,占每日学习时间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只须浏览,占每日学习时间十分之四。在教学方法上,学生每日的日记、课文由总教习、

分教习评定后汇交总理、绅董评阅。学生有札记一本,每日必写心得,有疑义时则写出“待问”,以候教习解答,年终由抚院命题考试。

    学堂订有《学约》,知识品行并重。梁启超任教后,拟定新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10章: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作为施教方案。

    时务学堂成立后,守旧势力大肆攻讦。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921日)戊戌政变,时务学堂被迫解体,改称求实书院。

    时务学堂成立仅一年,却培养出一批人才,有组织自立军起义而就义的唐才常、田邦璿(音xuan)、李炳寰等;有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蔡锷;有知名教育家范源濂和文字学家杨树达等人。

第二章  学前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巡抚端方批办湖南官立蒙养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朱剑凡创周氏家塾(后称周南女校)附设幼稚生组,因战争故,两处均于宣统三年(1911)停办。

    1912年,官立蒙养院恢复,更名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私立幼幼小学亦附设幼稚生一组。1934年,先后在周南、衡粹、楚怡、湘雅、育英等12所私立中小学设幼稚园(组)。1938文夕大火”,各园停办。19461949年上半年,私立成智、益湘、幼幼、启智、一成、心心和小雅7所幼稚园先后创建或恢复。

    194985日,长沙解放。市人民政府在维持原有私立幼稚园的同时,还鼓励社会人士、街道居委会兴办,支持厂矿、企事业、机关、团体等创建,原来7所私立幼稚园则分别由省航运局、教育局、湖南医学院等单位接办。至1957年底,市区各类幼儿园增至85所。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幼儿园骤增至936所,一哄而起地办园,既缺师资、园舍设施,又缺经费,实难维持。19611965年,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幼儿园逐步减至107所,在调整中获得巩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幼儿园时办时停,但数量仍有发展。1976年底,有幼儿园349所,班级754个,在园幼儿1.59万人,教职员工2348人。

    1977年以后,各级政府和主办单位既有领导人分管,又配有专、兼职干部司其事,许多单位扩建、改建或新建园舍,在发展居民住宅小区建设中,幼儿园纳入规划。到1987年,在朝阳新村、银盆岭新村等10个小区中新建11所设备齐全的崭新园舍,建筑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19801987年,市财政拨款144万元扶植城区民办幼儿园,帮助19个园扩建、改建3500平方米的园舍,但仍有部分幼儿园场地、师资、教具等不合要求。据1987年底统计,全市幼儿园计453所,在园幼儿3. 75万人,教职员工0.38万人。其所数与幼儿数分别为1950年的25. 16倍和50.5倍。 

第一节  各类幼儿园

    一、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

    清末、民国时期,由教育经费开支的幼儿教育机构仅有官立蒙养院。1912年改为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曾易名为省立第二中学、省立长沙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1938年停办。

    长沙解放后至1987年,这类设于城区的幼儿园有长沙师范、湖南师范学院、区教育部门所属的幼儿园共7所。以收本部门职工子女为主。此外,还有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所办幼儿园19所。

    二、省、市机关主办的幼儿园

    19504月,湖南省军区首先创办1所。1952年市政府亦先后办起2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54年办2所,还有一些厅、局自办为本部门干部服务的幼儿园。至1987年止,这类幼儿园共17所。

    三、私立幼儿园

    民国时期,私立幼儿园18所。1949—1954年先后兴办的有安安、虹晖、新民等10所。这类幼儿园因经费拮据,乃于1956年分别由有关单位接办,变为公办或集体办。

    四、企业、事业单位主办的幼儿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企业事业单位为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兴办幼儿园。至1987年,这些幼儿园共322所,占幼儿园总数的71.11%

    五、街道(民办)幼儿园

    1956年,城区街道幼儿园由4所发展至17所,占当年幼儿园数的20.73%。是年,市教育局制订《长沙市街道幼儿园管理办法(草案)》,对这类幼儿园加强了领导。1978年,又采取若干扶助措施。1987年,城区共有街道幼儿园42所,占幼儿园总数的11.58%

第二节   

一、培养目标

    清末、民国初期,幼稚教育初兴,各园培养目标不一。官立蒙养院规定“专在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幼幼幼稚园定为“注意身心发达,培养公民资格,陶冶善用余闲之能力,养成良好之习惯”。楚怡幼稚园以“敬爱、整洁、秩序、勤勉、节约、和乐、忠实、公正”为德育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内各类幼儿园以培养幼儿基本的卫生习惯,保证幼儿的正常发育和健康;培养幼儿正确动用感官和语言的基本能力,增进幼儿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发展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守纪律、有礼貌等良好品德和习惯”为培养目标。1962年,市教育局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对幼儿实施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在体育、德育、智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培养他们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和为进入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1978年后,遵循教育部制订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保教。

    二、卫生保健

    民国期间,幼稚园的保育工作,一般为定期对幼儿进行体格检查,预防天花,适宜进食和培养幼儿的清洁卫生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的教导和卫生部、教育部有关卫生保健条例的规定,长沙市各类幼儿园本着“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做好幼儿卫生保健工作,逐年配备医护人员。19888月对106所幼儿园的调查,有医护人员110人。凡比较正规的大、中型幼儿园,特别是寄宿制幼儿园,在幼儿入园前均进行健康检查,有传染病者不能入园。每期体检,发现异常,及时治疗。对幼儿工作者亦定期体检,发现有传染病者即令停职治疗,康复后才能工作。在“预防为主”的芳针指导下,不少幼儿园对幼儿每年进行基础免疫和季节性免疫接种。除上述保健措施外,还进行体育教学和开展体育锻炼。1963年后,新湘、省军区、市教育局等幼儿园的大班幼儿,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三浴”(空气、日光、水)锻炼的科学试验。通过锻炼,幼儿的食欲、注意力、耐力均有增强。市教育局大班36名幼儿,有30名坚持了一年多的科学锻炼,体质普遍增强,发病率明显降低。1965年,49所幼儿园、75个班级推广其经验,参加“三浴”锻炼的有2000余幼儿。1975年至1987年,长沙市体委、教育局(委)、妇联、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幼儿运动会7次。     

    三、教育

    清末,湖南官立蒙养院聘任日本保姆(即教养员)春山、佐藤2人担任教学工作。她们多“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渐次启发涵养之”,每日教学不超过4小时。周南幼稚园则以游戏、唱歌为主,自然、画画次之,无固定课表。民国时期,设课程稍多于清末,采蒙台梭利法(蒙台梭利,意大利医生、教育家,强调训练学生的各种感官,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得到自由发展);兼施设计教学法(通过自己设计,实行单元活动,获得有关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批判过去幼儿教学中的儿童中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废除单元教学、识字教学。同时,学习苏联《教养员工作指南》。1956年,长沙市拟订幼儿园各班作业,规范幼儿教学。1958大跃进期间,幼儿园加强劳动教育,组织幼儿参加轻微劳动。1960年增设拼音、识字课,计算课加深到200以内的加减法。1962年长沙市教育局制定《长沙幼儿园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上述偏差。

    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幼儿工作条例、教学大纲和教材全被毁弃,而1972年市革命委员会教育局规定的幼儿课程,其内容趋向“小学化”、“成人化”,严重背离幼儿教育工作的规律。

    197911月和198110月,教育部先后颁发《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市教育局据此对幼儿园的保教业务、师资培训和教学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于是,幼儿园的教学改革开始以“面向全体幼儿,开发智力”为基本点,广泛开展创造性游戏、户外实地教学、综合教学等项实验,取得一定成效。

    80年代中期,不少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孩子能早日定向发展。某些幼儿园(班)也办起书法、美术、钢琴、体操甚至外语等带有专业训练的启蒙性班级。

    清末,民国时期,幼儿园进行的教育多在行为规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持之以恒地进行“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在教育时,一般都能坚持正面积极原则和寓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并根据幼儿年龄、生理、心理特征,力求教育内容和方式臻于具体、形象、多样和生动有趣;在行为规范的教育上,不少幼儿园订有“一日生活常规”和礼貌用语。

第三节  园务管理

    清末,民国时期,各幼儿园设主任一人,总揽园务。园内分园务、保育、审计,由园主任及保姆分掌。保姆人数由幼生人数和组数多寡而定。幼稚园保姆多为师范毕业生,省立长沙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主任及保姆7人,4人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3人为省立第二中学高中毕业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托与日托幼儿园人员配备不一。比较正规的大、中型幼儿园一般配有正、副园长,各班教师与保育员的配备,有“两教三保”(全托)的,有“两教两保”的,有“两教一保”的,也有“一教一保”的。30多年来,吸收了一批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生任教养员。1986年调查1618名幼儿教师中,具有中专或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8.5%,受过幼儿教育专业训练的有32.3%。保育员以职工家属及其子女居多。

    在管理体制上,一般由主管部门领导,教育部门分级管理,规模大的幼儿园设有中共党支部,负责管理党务及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园长负责行政和教务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

    为了管好园务,一般幼儿园订有各种规章制度:各类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幼儿入园、出园及作息制度,工作人员学习、备课、考勤、奖惩制度,卫生保健制度,财产、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议制度,等等。

专记学前班

    学前班是80年代初期兴起的。1984年,南、西、北三区有学前班60个,幼儿2353名。1985年,全市有班级72个,幼儿3105名。1987年,班级增至108个,幼儿4308名。

    学前班一般开设语言、计算、歌咏、器乐、舞蹈、图画、体育等课程,有的还开设科学常识、思想品德课。

    学前班均配有班主任,有的班由主任一人包揽保教工作;有的班则有教师数人任课,学前班教师均系小学教师兼任。

    幼儿通过一年的学习,为适应小学生活打下一定的基础。据19867月长沙师范附属小学调查,该校学前班幼儿大多能认识并书写110以内的数字,能从“1”数到“100”,开始学习20以内的加减法;会背10多首古诗,讲述50多个小故事;能唱20多首儿歌,会做10多个小游戏等。在向家长汇报会上,赢得家长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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