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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时间:2015-07-28      来源:
 

   

   

    长沙中医事业源远流长。马王堆西汉古墓中的医书,东汉末张仲景在长沙的行医活动及其著述《伤寒论》,对长沙中医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明代长沙杨溥著有《用药珍珠囊》。清代在长沙设馆行医或从事著述的名医也不乏其人。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排斥中医教育,随后国民政府又拟废止中医,对此,长沙中医界不断奋起斗争,中医根基才得以保存。在此期间,先后创办50所中医院(社)、2所国医学校。至1947年,长沙市中医师公会共有会员323人。

    清末,西医传入长沙。清遭光二十一年(1841)长沙知府吕恩湛刊布《劝种痘告示》,并予次年设种痘公局,专司接种牛痘,此为长沙天花社会预防工作的开端。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政府选派长沙学生刘谦等三人赴日学医。光绪二十八年(1902)挪威信义会在长沙首创信义医院。1949年,长沙境内有外国教会医院4所,公立医院4所,私立医院和诊所19所,医务人员1163人,住院病床812张。

    30年代以前,长沙市没有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1935年组建长沙市卫生院,才有管理全市医疗卫生事业的专门机构。

    19498月长沙和平解放。市军管会接管了教会医院和私立医院,翌年1月成立市卫生局,2月成立市防疫委员会(1952年改组为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太规模预防接种和群防群治工作,迅速控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整顿原有的公私医院,新建一批市级医院和城市区街、农村乡镇医疗机构;组建市、县(区)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机构;为全市中学配备校医,在厂矿建立保健站;对中西药品的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监督;根据中共中央“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大批医务人员到厂矿、农村开展防病治病工作,组织中西医务人员互相学习,发动群众献方;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厂矿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到1965年,全市城乡三级(市级医院——县区医院——公社(街道)卫生院)医疗网共有医疗机构498个,住院病床7660张,卫生工作人员9201人。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开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国卫生运动一度停顿,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双重影响下,城市卫生工作受到很大干扰,市卫生局陷于瘫痪,许多医疗技术骨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和非法关押;1716名医务人员下放农村,医院正常秩序被打乱,医疗质量明显降低,医药科研工作难以进行,医学教育质量下降,私人诊所被当作簟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防疫工作也严重削弱,以至在1967年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的大流行,患者上万,死亡逾千。在此期间农村卫生工作则有所加强,在下放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各县农村建起了地区医院。19765月全市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共有赤脚医生”和卫生员9843人,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超越了农村当时的经济条件,未能坚持下去。1969年爱国卫生运动得到恢复。1970年全市农村普遍开展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促进了农村卫生面貌的改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卫生部门认真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行卫生改革,促进了全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1979年后,农村区、乡两级卫生院改由乡政府管理,到1987年底全市乡镇卫生院发展到226所,乡村医生4660人,农村接生员2578人。城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住院病床、医疗设备也大量增加,各级各类医院充分发挥潜力,组织医疗联合体,设立家庭病床,逐步发展私人诊所,对满足人民群众看病住院的需求起了积极作用。卫生防疫工作也得到加强,市、县(区)的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机构的人员、设备、业务用房得到扩充。到1987年,全市城乡疫苗冷链覆盖率100%;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50年的1290/10万下降到252. 8/10万,死亡率控制在0.68%。妇幼保健事业也得到发展,新建市妇幼保健院、省儿童医院,开展妇科病普查普治,城乡完全普及新法接生,全面实行儿童“计划免疫”,妇幼保健人员由解放前夕的34人增加到3609人。专门设立了医学科研经费项目,促进了医药研究工作。1984年获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研成果有10项,获奖论文、译文有73篇;19851986年获奖论文122篇,有的在国内、省内具有重大影响。1979年开展以药品质量为中心的医药企业整顿和打击不法游医药贩的活动,扭转了医药市场的混乱局面。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公布后,依法加强中西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院制剂、特殊药品、医药摊贩的监督管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新中国建立38年来,长沙卫生事业成效卓著,形成了包括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教学科研、药政管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到1987年,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388个,卫生工作人员3.05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28万人);住院病床1.52万张,城乡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4.58人,病床3.1张;有医药科研机构3所,高等医学院校2所,中等卫生学校1所。1988年全市有71个省级文明卫生单位、113个市级文明卫生单位,长沙市获省“无鼠害城市”称号。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期望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男69岁、女71岁。

第一章  卫生防疫

第一节   

    一、卫生防疫站

    1952519日,长沙市卫生防疫站在市卫生局保健防疫科和环境卫生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初期设卫生防疫组、环境卫生组、总务组和化验室,工作人员26名,以后逐步增至7个科室、66人。19696月撤销,1972年恢复,1984年开始改革,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到1987年,全站设有流行病、计划免疫、环境卫生、学校卫生、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等11个科室,工作人员126名(其中医<>54人,主管医(技>31人,副主任医师1人),房屋建筑面积5887. 39平方米。,拥有气相色谱仪、紫外分光光度计,摄影显微镜等仪器设备50多台(件),能承担监督监测、科研、培训等任务,是长沙地区卫生防疫技术指导中心。

    长沙市有区卫生防疫站5个,县卫生防疫站4个。

    二、专业防治所

    长沙市职业病防治所  19736月在市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的基础上成立,所址设建湘南路433号,占地1113平方米,建筑面积1959.19平方米。1985年设有7个业务科室,职工71人,开展厂矿防尘、防毒及物理性有害因素控制等项业务,同年取得湖南省环境评价丙级资格。到1987年,全所职工85人,其中副主任医师4人,主管医(技)师18人,医(技)师38人,成为长沙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教学、科研中心。

    长沙市结核病防治所  19608月正式成立,初期设卡介苗、儿童和成人3个业务组,工作人员6人(19 618月并入长沙。赢结核病医院',1983年初迁韶山路141号新址)。19843月成为独立的防治机构;1985年设有防治、宣传、儿童防痨、放射等6个科室,工作人员增至17人。

    血吸虫病防治机构  望城县于1954年建立血防组,工作人员7人。1956年中共望城县委成立血防五人领导小组和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57年,县血防办和血防组由高塘岭迁到靖港镇,人员增至23人。195812月,望城县与长沙县合并,血防机构改称长沙县血吸虫病防治组。1975年,血防组改称血防站,设病床30张,工作人员13人。1977年,望城县与长沙县再次分开,长沙县血防站改称望城县血防站,长沙县未另设血防机构。

    195610月宁乡县被确认为血吸虫病疫区。同年12月,中共宁乡县委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五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576月,抽调医务人员18人建立血吸虫病防治组,在回龙铺乡白云农业社傅家祠堂开始收治病人和查螺灭螺。195810月,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血防组并入县除害灭病办公室;1963年分开,恢复血防办公室和血防组。197411月血吸虫病防治组改称血吸虫病防治站,1980年又改称血吸虫病防治院,1985年恢复宁乡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名称。该县在1985年获全国血防工作金杯奖,1986年被认定为血吸虫病基本消灭县。

第二节疫病防治

    一、烈性传染病

    天花

    史载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即在湖南发现天花,近百年来常有流行。19121949年间,见诸记载的就有19次。1931年长沙市天花大流行,下半年发病334例,死亡227人。1932年发病737人。尔后几乎年年都有天花流行。

    长沙历次天花流行,地方当局及民间都曾采取措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长沙知府吕恩湛发布《劝种痘告示》;次年又设种痘公局”,专司接种牛痘。清宣统元年(1909)长沙浏正街养身医馆、东正街东善堂、苏家巷恤无告堂都点种牛痘。1914年,长沙妇女救助会也发起点种牛痘。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种痘条例》后,长沙种痘人数,19307760人,19312.46万人(占当时人口6.5%)19323.01万人(占当时人口8%)。由于未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免疫屏摩,天花流行终未控制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人民政府积极开展天花防治工作。19504月,外地天花流行波及南区碧湘街一带,市卫生局即于春秋两季组织群众种痘,当年计种15万余人,使疫情得以控制。这年全市共发生天花150例,死亡42人。1952年共接种牛痘69万人次,完成全民普种任务。是年上半年仅发生天花7例,无一死亡。从1952年下半年起天花在长沙绝迹,成为全省最早消灭天花的地区。1953年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对新生儿和6岁、12岁、184个年龄组实行种痘。1979年,改为对12岁的幼儿初种,710岁的儿童复种。自1981年起,停止种痘。

    霍乱、副霍乱(Ee Toa弧菌)

    长沙霍乱流行见诸记载的始于1914年,至1949年有16个年份都曾流行。1914长沙黎家坡一带居民及寄居在东岳宫的灾民多因霍乱而死,死亡之多,为十数年所仅见。”1922长沙霍乱流行,每天死亡数十人。一1932五月一个月内就发病9600多人”;1946长沙共发生霍乱852例,死亡1651949年上半年,长沙县太平乡“发生霍乱和其他肠道传染病,每天患者数百人。”在此期间,政府当局和社会团体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制预防注射,设立防疫医院,但因未根治其本,霍乱疫情在长沙连年不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4月市卫生局组织800多名医务人员为18万多人接种霍乱、伤寒混合菌苗。市防疫委员会颁发《交通检疫实施办法》,设立交通检疫站;同年69月,在沿江15处挑水码头实施饮水消毒,共消毒70多万担;对232座公厕隔日消毒一次;饮食行业实行登记管理,加强清凉饮料和冰制食品的卫生监督,当年就控制了霍乱的流行。1952年后,结合爱国卫生运动,霍乱的预防工作更加深入。

    19631964年,全市抽调医务人员1145人,组成692个注射组分片包干,逐户注射霍乱菌苗;27个医院、保健站开设肠道专科门诊,市卫生局东区门诊所设立留置站、检疫所;开展列车检疫;市卫生防疫站成立中心检验室,负责疫源检索和病原学鉴定。70年代,肠道专科门诊增加到46个,订有四专、五统一(即专人、专室、专设备、专登记;统一挂号、收费、就诊、检验、取药)的肠道门诊工作制度。197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消灭副霍乱的指示,长沙市成立“防治副霍乱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全市防治工作。19808月全国机电交易会在长沙召开,当时邻近省区有副霍乱发生,为此对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预防治疗,加强饮食卫生管理,防止了疫情的发生。  

    1984年,长沙市首次发现副霍乱疫情。第一例患者系望城县靖港乡新民村农民,因去疫区捕鱼感染,于918日发病。这次疫情开始为水型传播,继后出现日常生活接触型传播和食物型传播,波及望城、宁乡、长沙三县和市内东、南、北三个区.,持续。23天,共发生副霍乱病人16例,死亡2人。疫情发生后,市政府建立防治副霍乱指挥部,抽调卫生防疫人员72人组成防治机动队分赴疫区,对受污染环境进行消毒;重点人群投服预防药;全面实行水上交通检疫,于暮云、靖港两处设置水上检疫站,对出入船民采大便化验,投服预防药和发放饮水消毒药。坚持防疫工作23个昼夜,采样化验882人次,检查船只2516条,检验船民1. 26万人,投放各种消毒药品18.84吨,较快控制了疫情蔓延。198591-1O13日,又发生副霍乱水型传播流行,先后发现疫点6799户,确诊副霍乱病人42例(长沙市28例,外地来长感染发病14例),检出带菌者39例,其中长沙市26例。发病地区除1984年的老疫区外,郊区、西区都有病例发生。经流行病学调查,系浏阳河、湘江水体遭受污染引起,58例患者和带菌者系捞砂工、渔民、船民。疫情持续43天,全年疫源检索7759份,阳性360份,阳性率4.64%1986年后,长沙再未发生副霍乱疫情。

    二、季节性传染病

    白喉

    清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厢各地有白喉流行。1914年又有白喉等时疫流行。长沙红十字会要求政府拨款建临时传染病院收治病人,当局以“慈善事业不必尽由国家补助,且传染病症亦属偶然发生之事”为由搁置未办。19317月~12月,发生白喉145例,死亡4人。194019421949年均有白喉流行。

    解放初期长沙白喉病例仍多。1951年和1952年,白喉发病率分别为104/10万和120/10万,当时开展白喉类毒素预防接种。1953年,市政府制定《长沙市白喉免疫接种实施计划》,10岁以下儿童接种白喉类毒素,当年接种19万人次,发病比1952年降低25.5%。以后每年都有36万名儿童接受白喉免疫注射,使白喉发病得以控制。1959年和1960年,白喉疫情回升,发病率由1958年的25.64/10万上升到1960年的144.88/10万。长沙县于1960年发生白喉暴发流行,发病599例,疫情波及16个社(镇),尤以金井公社为甚。1964年,抽调553名医务人员组成218个注射队,对8岁以下儿童注射百日咳、白喉二联制剂。随着儿童白喉免疫的扩大,发病年龄出现增高的趋势。196410岁以下儿童发病人数由原来占总发病人数的90%下降到55.2%,而11岁以上儿童则由10%上升到44.8%196611月长沙发生白喉318例,多为红卫兵串连所致输入性病例。1971年全市白喉预防接种30.68万人次,1972年开始用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联制剂作为7岁以下儿童的基础免疫,当年接种19万多人。1975年进一步实施计划免疫,白喉预防接种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白喉发病显著下降。1980年以后,白喉发病率均在1/10万以下。至1987年,东区连续6年,长沙、浏阳两县连续3年没有白喉病例发生。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

    1931年,长沙市发生流脑63例,死亡17人。1934年,长沙始有流脑预防注射。1935年春,长沙流脑流行,旬日之内,死亡近70人”,有的学校因此停课。省、市警察、卫生部门及有关机关组成长沙市预防脑膜炎联合办事处,指定湘雅医院收治流脑病人,其他医院负责流脑预防注射。当年在湘雅医院就诊的流脑患者有150人,其中140人住院治疗,其死亡率12岁以下为28. 5%12岁以上为25%19401949年间,长沙多次发生流脑流行,其中1941年和1946年患者都在千人以上,死亡众多。

    解放后,长沙在1953年、1957年、1959年、1967年出现4次流行高峰,年发病分别达54.55/10万,110/10万、247/10万、675.8/10万。1967年因红卫兵来长串连,流动人口激增,而防疫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大大削弱,导致罕见的流脑大流行。发病1.48万例,死亡1058人(其中原长沙县发病1.01万例,死亡834人;市区发病4678例,死亡224人)。疫情发生后,省、市立即组成流脑防疫指挥部,县、区也成立了相应组织,市内9家医院、县区19个收治站和湖南宾馆作为收治流脑的临时医院,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志愿人员在交通要道设置喷喉站,持续一个多月,对城乡180万人施行呋喃西林喷喉防治;各红卫兵接待站对进入长沙的串联人员留验三天方予放行,同时积极劝阻外地红卫兵进入长沙;国务院也从其他省、市抽调795名医务人员并拨出一批救护车和药械支援长沙,疫情得到迅速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防疫部门每年在流脑流行季节都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1953年给30万市民服用磺胺药物,在流脑病人家中用乳酸熏蒸消毒空气;1959年在全市推广使用过锰酸钾液或盐开水漱口,服用生大蒜、大青叶、贯仲汤;197215岁以下儿童接种流脑菌体菌苗,公共场所实行醋熏消毒空气;1976年用细叶香薷油制成口服预防药200万片发往各区县使用;1979年以后15岁以下儿童接种流脑多醣体菌苗。进入80年代,流脑发病率下降到5/10万~10/10万。

    麻疹

    麻疹在长沙流行已久。民国时期,大古道巷和小古道巷一带的痘麻科诊所经常门庭若市,儿童几乎人人罹患,而且死亡率很高,19305月死于麻疹的儿童有数百人。长沙解放初期,麻疹仍频繁流行,1953年、1955年、1957年的发病率分别为2025/10万、1847/10万、3426.9/10万。1958年冬和1959年春麻疹流行猖獗。当时,市一医院小儿科日门诊量达500多人次,病床由40张增到120张;市二医院专设麻疹病室,先后收治1千多麻诊病儿。1965年,长沙开始使用减毒活疫苗预防麻疹。1975年全国推行计划免疫,使麻疹发病率显著下降,但农村边远地区仍有流行。1985年,麻疹发病率18.5/10万,1986年下降到11.7/10万。

    伤寒、副伤寒

    民国时期,长沙常年流行伤寒、副伤寒。19317月至12月,发生伤寒1196例,死亡109人;1932年发病983例;19332月,因伤寒死亡23人。湘雅医学院龙毓荣等对19331949年伤寒住院病例进行分析,认为“长沙居民几乎每家有一人以上患过肠热症”。省立长沙医院吕静轩等对194610月~19511892例伤寒住院病人所作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伤寒病每月均有发生,8月为发病高峰,在892例患者中,副伤寒甲占19%,副伤寒乙占1.6%,年龄最小为6个月,最大为74岁,病死率为7.65%

    解放后,1950年伤寒发病率为400/10万。经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发病率大幅度下降。50年代初自来水厂建成后,伤寒的水型传播得到控制。1955年,市人民政府颁发《伤寒、副伤寒预防注射实施办法》,连续四年开展伤寒三联和单纯伤寒菌苗注射,计接种122万人次。60年代发病率为510/10万左右。197412月~19752月,东塘至大蚝铺一带地区发生伤寒水型暴发流行,历时48天,发病265例,死亡2人。经查证,这次伤寒流行系黑石铺水厂对出厂水未作加氯消毒所致,采取有效措施后疫情迅速解除。为防止伤寒再次流行,19751977年,连续三年大面积接种伤寒菌苗,1975年接种103万人次。19761987年长沙伤寒发病率均控制在1/10万左右。

    痢疾

    长沙痢疾发病较多。民国时期,痢疾流行频繁,,病死者以儿童为多。1931712月发病847例,死亡86人;194619月发病768人,当年8月长沙《大公报》报导:由于痢疾蔓延,小儿死亡严重,平均每日在1015名以上,肩运尸匣者,市内随时可见。”194714月发病127人;1948110月发病666人。

    解放后,痢疾发病率仍居传染病前列。1954年、1955年、1957年出现过三次流行高峰,发病率分别为1205. 8/10万、1330/10万、1419/10万。1954年长沙水灾,47月发生痢疾1514例,死亡49人。50年代后期,对2524人作带菌检查,查出健康带菌者12例,带菌率0.49%;检查1025例痢疾患者,痢疾菌阳性104例,检出率13.3%。每逢痢疾流行,广泛应用磺胺合剂、黄金丹、香莲丸、噬菌体、辣蓼草、大蒜汁等中西药物防治,取得一定效果。据1981年疫情统计,全市15种法定传染病,痢疾居首位,其中内四区占发病总数83.4%,长、望两县和郊区占16.6%1983年开展慢性痢疾查治,共查出慢性痢疾患者430例,均予药物治疗。进入80年代,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习惯都有改善,防治措施也较为有效,痢疾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有降低。1984年发病率为172.  91/10万,1985年降为143.09/10万,1986年为136.64/10万。

    病毒性肝炎(简称肝炎)

    1957年肝炎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范围。此前,长沙有病例发生。1959年后出现过4次流行高峰,每次持续13年,间隔34年。流行年的发病季节,从3月开始上升,9月达到高峰;非流行年发病季节高峰不明显。发病年龄,以儿童和青壮年为多。肝炎发病,6070年代市区高于县、郊,80年代县、郊发病高于市区。

    50年代后期,开展肝炎防治工作。1958年,对饮食行业、集体食堂、托幼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肝炎普查。检查6293人,确诊为肝炎的71人,可疑患者284人,对查出的患者均作隔离治疗并调离原工作岗位;对密切接触者及患者较多单位的炊事人员和医务人员,使用胎盘球蛋白预防;1960年对7万人进行肝炎普查,结果表明,医务人员和机关干部患肝炎的比例最大,分别占40%20%。为此确定市二干休所专门收治国家机关的肝炎病人。1961年冬至1962年夏,厂矿、学校、商业i医院、妇幼等系统开展肝炎普查,检查11.6万人,查出肝炎患者7064例,患病率为6.03%,当时设立24个肝炎隔离站予以收治。市、区卫生防疫站对其中500名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3. 6%的病人有明显的家庭外肝炎接触史,21.4%的病人有家庭内肝炎接触史,7.8%的病人在4个月内有接受注射或抽血史,79.2%的病人为无黄胆肝炎。

    1976年,市卫生防疫站开展乙型肝炎防治药物的筛选工作。19792月~1980年元月,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对2832人进行肝炎调查,查出患者347人,现患率12. 25%;发病294人,发病率为10.38%。为控制乙型肝炎的传播,19807月在全市医疗单位实行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的制度。1985年,市卫生防疫站开始对市中心血库进行血源监测,1986年推广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三、自然疫源性疾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  解放前长沙有乙脑存在。1921年后湘雅医院小儿科陆续观察到类似乙脑的病例,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未作明确诊断。19517月,湘雅医院根据临床症状首次确诊一例乙脑患者。1952年乙脑病例增多,为此成立流行性乙型脑炎研究小组,由市卫生局副局长周善同和湘雅医学院教授刘秉阳负责。1953年,从患者脑组织中分离出乙脑病毒。1955年对615头生猪作试验,发现猪乙脑补体结合抗体出现的时间和人大致平行。1956年和1957年先后在蚊体和猪体分离出乙脑病毒,从而证实长沙地区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为三节喙库蚊,猪是乙脑的贮存宿主。长沙地区乙脑发病集中在510月,7月上旬至8月中旬为流行高峰;10岁以下儿童为好发对象,占病例总数80%以上。预防主要以发动群众和组织专业队伍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灭蚊。对病家周围50米内施行药物灭蚊;1952年开始对10岁以下儿童进行免疫接种;1975年后,按照免疫程序对儿童施行乙脑免疫,使疫情逐年下降。19811987年长沙乙脑发病率控制在0.56/10万~1.31/10万。

    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  钩体病俗称打谷黄,农村时有发生。19588月,浏阳县郊、长沙县路口发现钩体病人。此后,长沙县有12个公社(乡)发现钩体病例。19721974年连续三年在长沙县疫区接种钩体菌苗,累计65万人次。1973年,在长沙县疫区设立9个钩体病菌型检验站,开展钩体病流行病学、病原学、血清学监测。共采集909份鼠肾、猪肾、蛙肾、疫水、病人和疑似患者的血液标本,分离出钩体2株。1974年和1975年均有阳性发现。19831986年,浏阳县连年钩体病流行,1986年发病904例,死亡22人。预防钩体病,主要采取灭鼠和对易感者施行菌苗注射等综合性措施。

    狂犬病  解放前,长沙有狂犬病散在发生。195111月,市人民政府颁布《长沙市管理犬类暂行办法》,次年全市捕杀野犬(未挂犬牌的狗)2000多只。1964年,市人民政府再次发出《关于市内和近郊禁止饲养家犬的通知》,规定凡因公饲养的犬类,由各区卫生防疫站负责检疫和预防注射,并需持有公安局牌照才准饲养。1979年和1981年,全市城乡捕杀1400多只。19511986年,长沙累计发生狂犬病393人,全部死亡。此外,每年还有一批耕牛和其他牲畜被狂犬咬伤死亡。狂犬病患者均由市传染病院收治。1978年,市卫生防疫站共提供狂犬疫苗441人份,1979年增加到1920人份;19812月起,狂犬疫苗和狂犬病抗毒血清实行收费供应。

    斑疹伤寒  解放前长沙每年都有斑疹伤寒发生。1931712月发生110例,死20人。50年代有个别病例发生。19602月,在劳教、劳改、收容遣送单位发现斑疹伤寒病例,后扩散到居民中形成局部流行。529日,市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服务局联合发出《关于迅速扑灭斑疹伤寒的通知》,经采取措施,疫情得以控制。这年共发病309例。1961年又形成流行,发病737例,死亡22人;在737例病人中,有117例系外地患者,劳教人员占发病总数的33.5%。市卫生防疫站成立专门班子开展灭虱、控制传染源,预防注射等防治工作。1960年和1961年,斑疹伤寒发病率分别为45.2/10万和70.4/10万。此后,疫情逐年下降。1967年以后,长沙无斑疹伤寒病例发生。

    四、慢性传染病

    结核病

    结核病在长沙流行已久,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即有结核感染,长沙仁术医院19271936841例死亡病例中,结核病144人,占17.1%,为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193612月,长沙市因病死亡的681人中,结核病101人,占14.8%,为死因首位。

    解放后,长沙大力开展防痨工作。19509月成立长沙市防痨中心诊所,开展防痨宣传。1954年,省结核病防治所在长沙市进行结核病调查,共检查6.83万人,各年龄组感染率为:04岁为27. 3%59岁为47.1%1014岁为66%1519岁为74.2%20岁以上为84. 4%50年代,湖南省卫生处以长沙为基地大力推行“防痨运动”,儿童接种卡介苗,成人开展团体与地段防痨试点,建立了一批疗养院和厂矿、学校结核病疗养所(室),共设病床749张。据统计,1959年与1950年比较,长沙市的结核病感染率、发病率、儿童结核病患病率分别下降至38.05%24.98%8.5%19608月,长沙市结核病防治所成立,即开展卡介苗接种和结核病普查。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查治工作停顿。70年代开始培训防痨队伍,防痨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和街道地段。80年代组建辫法病防治网络,农村医院成立防痨协作组,市、区、县级医院开设结核病门诊。到1984年底,全市区、县卫生防疫站均设有慢病科(防痨科)。1985年元月,召开长沙市首届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全市防痨工作深入开展,市结防所的技术力量和设备也得到加强和改善,防痨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麻风病  解放前,麻风病被视为不治之症,麻风病人备受歧视,有的只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经诃查,1953年长沙市共有麻风病人19人,均送石门、永顺、零陵等地麻风村隔离治疗,有的病人不安心在外地治疗又返回长沙。195712月,由省卫生厅拨款建立长沙市石马铺医疗站,19585月即收治40名散居市内的麻风患者,以后又收治株洲、湘潭两市的患者。医疗站贯彻“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方针,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方法,至1987年共收治麻风病人163例,治愈143例,治愈率为88%9人死亡,另有11人转外地麻风村治疗。到1987年,全市共发现麻风病196例,患病率为0.27/10万,达到国家卫生部规定的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

    五、寄生虫病与地方病

  血吸虫病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研究综合报告》记述,在西汉女尸的直肠和肝脏中发现血吸虫卵。长沙民间历来也有“大肚子病”、“丝瓜颈子南瓜肚”等有关血吸虫病的描述(解放前历代政府均未留下有关血吸虫病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50年代初期,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和疫区政府即开始调查工作,先后查明望城、宁乡两县共12个区(镇)、19个乡(镇)、1个农场有血吸虫病流行。1952年认定望城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区,主要分布在高塘乡(今城关镇)、八曲乡(今团山湖农场)、东城乡、新康乡、乔口镇以及长沙县槊梨镇,共有人口8.1万,占全县人口12.34%。钉螺主要分布在鱼尾洲、甑皮洲、团山湖、高裕垸等地,有螺面积2200亩。1953年,对史家湾一带211894人作回顾性调查,解放前患过血吸虫病的有540人,潘协钦一家13人有12人得大肚子病死亡;苏蓼垸的北档子2232名劳力有29人得“大肚子病1954年进行血吸虫粪检,团山湖阳性率平均为13.94%,东城乡苏蓼垸117名男子阳性率为83.2%,鱼尾洲242名学龄儿童阳性率为47.93%

    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望城、宁乡两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组织全县血防工作。1956年开始,两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防治血吸虫病。宁乡县30年中仅灭螺一项累计投工364万多个,新开灭螺渠道31条,总长8.2万米,完成土石方175万立方米,土埋钉螺2480亩,反复灭螺面积2. 95万亩次,扩大耕地面积480亩。还改建新建了大批水井和厕所,仅乌沩乡两年就打井490多口。与此同时,先后查验62.2万多人次,发现血吸虫病人6351人,治疗1.6万多人次,其中489名晚期病人和173名急性感染病人都得到妥善治疗。另外还查验耕牛3.8万多头,发现病牛3102头,治疗2993头,处理98头。望城县1957年和1958年对有螺地域采用火烧、药杀、铲草、机耕、土埋等办法灭螺,先后投工1.56万个,用去柴草82.5万公斤、柴油2000公斤、块煤20吨、砒酸钙22吨、石灰氮8吨,查螺361.3万亩,灭螺5077亩,同时查验1.6万多人次,发现病人2006人,治疗1980人次。

    由于对血防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初战告捷后就于195810月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领导和群众放松了警惕,血防机构名存实亡,人员、器械大部调出,工作基本停顿,以致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望城县新民乡(今靖港乡乌金村)居民血吸虫粪检阳性率,19596.8%1969年上升到27.5%;鱼尾洲钉螺密度由1958年每平方市尺4.6只,1962年上升到200只。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有关血防工作的文件,血防工作再度进入高潮。望城县(当时合并在长沙县)为消灭鱼尾洲钉螺,投工232万个,投资20万元,修成防洪大堤3700多米、泄洪闸2座、大小涵洞6处、大型地下水管1条,筑砌花岗石护坡950米,植树5万株,新增水田650亩,共完成土石方4. 83万立方米,在有螺地域大量投用五氯酚钠杀螺,取得明显效果。对甑皮洲、高裕垸、团山湖等疫区也大量投资投劳进行治理。宁乡县1970年组织2.2万人在疫区修建5条主渠,灭净钉螺面积2100亩,为6万多人进行血吸虫检查,查出患者3982人,连同遗留病人全部得到治疗。

    经过几年艰苦工作,灭螺和治疗都取得巨大成绩。宁乡县于1974年、望城县于1975年第二次宣布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经十多年严密监测,血防成果基本巩固。到1987年,望城县连续12年未发现钉螺;19851987年成人血吸虫粪检阳性率分别为0.71‰0.56‰0.52‰1986年、1987年连续两年214岁儿童没有发现新感染病例。1986年和1987年对野鼠和疫水进行查验均为阴性。1987年检查疫区221头耕牛也为阴性,证明无新的感染。但是,疫区各县继续保持警惕,宁乡县在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以后,仍坚持综合治理,培训农村血防员,建立螺情观察网,定期查访历史病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疟疾  清末、民国期间,疟疾流行极为普遍,尤以农村为多。解放后,长沙大力开展疟疾防治。1956年以前,主要是治疗现症病人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195710月普查疟史。19584月开始对两年内患过疟疾的357人进行抗复发治疗,当年发病率比1957年下降50%以上。此后年年都进行抗复发治疗。196412月~19652月,再次开展全市疟史调查,查出两年内有疟史的患者1.9万人,其中市区2033人,长沙县1.7万人。1965年以后,采取“一预、三根治”(预防服药、休止期根治、现症根治、远期复发根治)的系统防疟措施,收到很好效果。19662月,市卫生防疫站工作队到靖港、铜官、霞凝、高塘岭、白箬五个疟疾高发区开展防疟工作。这五个区两年内有疟史的患者1. 87万人全部作抗复发治疗,远期复发的555例患者给予现症治疗,为271个生产队的2.4万农民和长期在外人员送服预防药物。1970年,中央发出控制和消灭“四病”(疟疾、钩端螺旋体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的通知,长沙市成立防治“四病”领导小组,举办“四病”学习班,层层培训骨干。19761980年在靖港高疟区进行防疟工作试点,全面落实湖南省疟防方案,使靖港区疟疾发病率由151/10万下降到3.2/10万。靖港的经验推广后,全市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疟疾流行季节全市有检验能力的医疗单位,都对疟疾、疑似疟疾及其他发热病人作疟原虫检验。19811985年共检验12.65万人,阳性血片中多为间日疟原虫。经多年努力,疟疾发病率由1963年的572.87/10万下降到1986年的1.48/10万。 

    钩虫病、丝虫病

    钩虫病  俗称黄肿病19141916年,长沙农民钩虫检出率为56.4%1958年调查市郊万年红公社菜农,感染率为37%,用四氯乙烯治疗,治愈率85%19597月在郊区综合农场作防治钩虫病试点,共检查808人,阳性548人,阳性率为67.82%,分别使用6种不同药物驱钩虫,以四氯乙烯疗效为佳。同年12月,各区中心医院和街道保健员组成“四病”普查普治工作队,对市区33.8万多人粪检,查出钩虫阳性3.25万人,阳性率为9.61%,其中2.69万人接受了治疗。1971年,金市抽调太批医务人员深入街道、工厂、学校、农村,进行钩虫病普查,100多万人作了粪检,查出感染者17万多人,感染率为16. 59%。其中长沙县(含今望城县)6500人携带320架显微镜,组织160个普查队,共查89.87万人,发现钩虫感染者15.09万人,阳性率为16.8%,对全市病人都用灭虫宁治疗。1972年和1973年又连续开展钩虫病查治工作。通过三年反复查治,钩:虫疯感染袈逐年下降,1972年比1971年降低,29.7%1973年比1972年降低14.4%

    丝虫病  1937年,长沙发现个别病例。解放后50年代后期结合“四病”查治作过多次调查。19594月,从9508名两年内外来人员和部分市区人口中发现微丝蚴阳性者36人(市区内长住人口未发现阳性)。对查出的丝虫病患者,使用海群生治疗。同年12月,在灭“四病”运动中,全市共调查15.9万多人,血检7501人,阳性109人,其中85人服药治疗。1971年,再次在内四区开展丝虫病调查,共血检3342人,全部阴性。197311月,长沙县(含今望城县)抽查8个区1127人,全部阴性;郊区抽查2个公社1600人,全部阴性。在19731975年丝虫病普查中,市区查3.55万人,原长沙县(含今望城县)8.34万人,均未发现微丝蚴。在普查中,发现23例体征阳性病人,多系外地迁入的农民。通过普查证实,长沙地区为非丝虫病流行区。

    姜片虫病  19494月,首次在伍家岭发现姜片虫患者。同年7月,湘雅医学院对该点156名居民粪检,有59人检出姜片虫卵,感染率为37.8%。其周围地区的感染率则为4.8%。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到在民国初期伍家岭靳家祠堂居民何某曾患此病,当地居民又有生食红菱和茭的习惯,从而证实姜片虫病在这一地段已存在30余年。1971年,原长沙县(含今望城县)在钩虫病查治中,粪检89.8万多人,发现姜片虫感染者163人,感染率为0.02%。湘雅医学院对伍家岭78名姜片虫患者采用槟榔煎剂驱虫,治愈率98. 4%,此后无续发病例。

    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  1978年开始对长沙地区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进行普查和线索调查。长沙、望城、宁乡、浏阳四县共查145个公社(乡)、1993个大队(村),确定病区公社(乡)20个,人口30.96万人,患病率最高为10.65%,最低3%,均值为4.5%。普查共发现地甲病患者和生理性甲状腺肿大者1.19万人,其中有1.09万人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进行碘油胶丸治疗。为配合地甲病的防治,市、县盐业公司自1982年起供应碘盐。通过几年防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198511月和198610月,经省考核,村民患病率、714岁中小学生甲状腺肿大率、尿碘含量等项指标,达到基本控制地甲病的标准,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颁发了合格证书。

    地方性氟中毒(简称地氟病)  1983年开始,对长沙地区3023个村和2989所小学共18.6万多人进行地氟病线索调查,患病率7.53%。其中郊区20%34个患病率在30%以上的村,郊区占22个,还有14所小学的患病率也在30%以上。宁乡县灰汤乡的灰汤、狮桥、月联、东风4村,检查2730人,发现57.8%的村民患氟斑牙症;对疑似氟骨症的317人作X线检查,发现早期氟骨症患者32人。19838月,对灰汤乡280名农民测定尿氟,测得含量为0.2340.2毫克/升,均值为4.84毫克/升;当地温泉水含氟量为8毫克/升以上,因此确定该乡的4个村为水源型地氟病区。19849月监测郊区马王堆乡外环境含氟量,初步确定氟源类型为菜氟型。

    六、性病

    娼妓在长沙早已存在,清末民国时期尤为泛滥。1948年,长沙有妓院250家,妓女七八百人。同年1220日《小春秋》报载:长沙市卫生院对47名妓女进行检查,患淋病的有36名,患梅毒的2名。”

    解放后,1953年元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取缔娼妓,由公安、民政、卫生、法院、妇联等单位联合行动,共收容妓女120人。发现其中患急性淋病者22人,梅毒兼淋病者23人,早期梅毒34人,晚期梅毒者36人。经过5个月治疗,患者大多痊愈。追访至1957年,证明性病在长沙绝迹。

    70年代末性病在长沙死灰复燃,并呈上升趋势。到19875月,省人民医院发现性病912例。截至1987年上半年,市内7家医院共发现性病1309例。为防止性病蔓延,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展览会宣传性病的危害和预防知识,对性病患者则集中收容治疗。

第三节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民国时期长沙市工矿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生产,常造成中毒死亡,职业病防治工作几为空白。

    解放后,1952年市卫生防疫站设有工业卫生组;1954年,市卫生局设置工业卫生科。1 955年上述两机构合署办公,几经变动后,于19736月成立长沙市职业病防治所(以下简称职防所)。1983年,市卫生局恢复工业卫生科,1987年再度撤销,有关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的业务工作,统归职防所负责。

    一、工厂劳动卫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开展工厂卫生保健工作。19506月,市卫生局会同市总工会等单位,对工厂卫生状况进行调查。1953年首先从15个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和车间环境入手,大搞清洁卫生,其他各厂也相继开展除害灭病、改善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83家工厂基本消灭臭虫,疾病减少,出勤率提高。当年市卫生防疫站协助部分工厂建立女工卫生室。1954年,市总工会与省结核病防治院配合,为8家工厂建立业余疗养室。1955年,市卫生局协助4家工厂建立保健站,2家工厂建立业余疗养所,协助黑石渡地区的工厂建立联合保健站,在裕湘纱厂、大信织布厂开展妇科病的检查治疗工作。内四区卫生所为区属54家中小工厂培训车间保健员138名,并在女工较多的工厂进行妇幼卫生知识宣传教育。1956年,市卫生局在工厂企业进行三级医疗试点,并逐步推广。到1957年,工厂保健站由1952年的8个增加到37个,卫生技术人员由48人增加到417人。1958年工厂保健站增至62个。19581960年先后为工厂培训300多名车间保健员。1984年成立基层保健医学会。

    1957年,根据全国防暑降温经验交流会和湖南省劳动保护工作会议精神,提出《长沙1957年防暑降温工作意见》,由中共长沙市委批转各工厂贯彻执行。市人委、市总工会组织250人分别到198家工厂检查,基本上没有发生重症中暑。1958年大炼钢铁时,对11个主要炼钢基地和街道炼钢点进行调查,提出做好劳动保护,预防烫伤、中暑、一氧化碳中毒等具体措施,并组成18个医疗队巡回急救。1959年,对7280名高温作业工人进行体检,为200多名有高温禁忌症的工人调换工作。此后,每年都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体检。1963年,为贯彻《工业七十条》,制定《长沙市工矿企业特殊工种发放保健食品办法的规定》,当年完成3382个单位计3.1万名职工高温保健食品的供应工作。

 二、职业病

工厂防尘  1955年起,开始调查工厂矽尘危害。私营民生矿石粉厂,雇工130人,人

力推碾,手工筛粉,粉尘飞扬,矿石粉中含游离二氧化矽(Si02现名二氧化硅)50%60%,无任何防护设备。19559月,该厂工人王慰兴经湖南医学院诊断为矽肺,不久死亡。10月该厂又有20名工人查出均患有矽肺,翌年死亡4人。公私合营长沙玻璃厂,车间粉尘浓度高达1093.8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允许浓度545.9倍。     1956年,国务院颁发了《防止厂矿企业矽尘危害的决定》,工业劳动卫生工作重点放到控制矽尘危害。1958年成立长沙市矽尘防治领导小组。1960年对100家工厂进行调查,初步掌握粉尘对工人的危害情况。1963年成立矽尘防治委员会,下设矽肺诊断治疗小组,诊断工作由市三医院担任。在矽肺普查中,发现长沙市矿石粉厂、长沙县矿石粉厂、建湘瓷厂、长沙玻璃厂以及东、南、西三个区办矿石粉厂的矽肺发病率高达3050%。市卫生局、市劳动局、市总工会立即派人下厂帮助改进工作,采用布袋除尘器、局部抽风机、竹环过滤除尘器和湿式除尘方法,有效地降低了粉尘浓度。长沙县矿石粉厂改进工艺后,19631983年未发生一例矽肺病人。对无条件改造设备的西区矿石粉厂等单位则令其停产。在长沙水泵厂、湖南机床厂、长沙机床厂、新中机械厂等机械行业的铸造车间推广水力清砂、水瀑清砂等防尘措施。19642月长沙市成立矽尘防治技术研究小组,以加强矽尘防治技术指导工作。1965年全市有矽尘危害的工厂68家,接触矽尘的人数有8061人。经测定,在701作业点中,只有53个点的粉尘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占7.56%;有97个接近国家标准。长沙市矿石粉厂经过几年改造,将粉碎、洗矿、浣沙、烘烤等粉尘浓度高的工序,由手工操作改成机械化,对雷蒙粉碎机采用密封、吸尘、布袋过滤等措施,降低了车间粉尘浓度,还制订《防尘工作条例》,加强设备维修,使15个雷蒙机作业点粉尘浓度达到国家标准。建湘瓷厂从1963年至1972年,在6道工序的99个作业点安装防尘设备,解决了76个作业点的除尘问题,其余23个作业点采用综合性防尘措施,使粉尘浓度降低到接近国家标准。1974年又对11家工厂69个作业点进行调查,符合或接近国家标准的只占7. 4%。郊区耐火材料厂矽尘浓度最高达239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1194倍;最低的为46.5毫克/立方米,仍超标22.3倍。该厂接触矽尘作业的122名工人,经照片检查,发现I期矽肺6人(不包括已死的1人),可疑矽肺21人。长沙化工机械厂搪瓷喷粉作业的粉尘浓度超标1140倍以上,郊区矽砂矿、靳江河型砂厂、湘华耐火材料厂、长沙砖厂矽尘危害都很严重。

    尘肺普查与诊治  1956年调查发现,振大矿石粉厂、建湘瓷厂、长沙玻璃厂有I矽肺和可疑矽肺患者52人。1958年对1570名粉尘作业工人体检,查出各期矽肺35例,可疑矽肺18例。1962年和1963年对112家有粉尘的工厂开展矽肺检查,查出各期矽肺病人458例。1965年对68家工厂701个作业点的8061名接触矽尘的工人进行调查,发现矽肺合并结核的占38.1%,发病以矿石粉行业工人为最高,占32.8%,其次为麻石工,粉尘中二氧化硅含量与矽肺罹患率成正比。对已查出的矽肺病人,调离粉尘作业或休养治疗或根据病情安排轻劳动。196512月,市卫生局一、二门诊所开展矽肺病的门诊治疗及家庭巡诊。19673月,重新组建长沙市矽肺诊断小组。19711972年,市职防所除进行矽肺门诊治疗外,还在建湘瓷厂、市矿石粉厂、望麓园合作医疗站等处设立矽肺病人治疗点,随后又在长沙县坪塘胶泥厂等厂矿增设治疗点。19816月专门设立职业病门诊部,为582名矽肺病人建立了病历档案。截至1985年,长沙地区共有矽肺可疑患者2212人,各期矽肺病人1937人,发病率为8.18%60年代以来死于矽肺病的有374人。

    职业中毒防治

    从1954年起,对工业生产流程中的毒物开展调查,对有毒工种的工人进行体检,督促工厂改进工艺流程,加强防毒措施。19613月,《长沙市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试行办法》公布实施。1962年,对12家铅作业工厂的805名工人体检,铅中毒患病率为4.59%;调查32家工厂,1.35万名工人中有3101人接触铅、苯、矽尘、锌、锰、铬、钼、炭黑等毒物。1974年组成毒物普查队,开展对苯、铅、汞、有机磷、铬、氟、锰等毒物的普查。1979年,根据国家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药检总局布置,开展苯、铅、汞、有机磷、三基甲苯五种毒物的普查(简称“五毒普查”),此后还组织过几次毒物普查。     在五毒普查中,对175家铅作业工厂的3005名职工体检,诊断为铅吸收的76人,2.5%;慢性铅中毒53人,占1. 76%。对22家砷作业工厂的662名工人体检,诊断为砷吸收的26人,占3.92%;慢性砷中毒10人,中度砷中毒2人,患病率为1.81%。对 27家汞作业工厂的504名工人体检,诊断为汞吸收的16人,占3.17%;慢性轻度汞中毒18人,占3.57%1982年,对36家铬作业工厂的1139名工人普查,查出铬性皮肤22。人,鼻糜烂128人,溃疡95人,铬性鼻中膈穿孔4人。1985年对31家工厂114个氟作业点监测,有23个氟作业点超标,超标率为20%。检查氟作业工人1569名,诊断为氟观察对象77人,占4.9%,工业氟病I19人,占1.2%1986年监测15家工厂的48个锰作业点,有24个超标;对989名工人体检,诊断为锰中毒观察对象14人,占1.4%,慢性重度锰中毒1人,占0.1%

    19541985年,经市卫生防疫站和市职防所作过现场调查的中毒事故有22起。1956年,湖南农药厂将生产砒酸钙的废渣随处倾倒,严重污染地下水源,造成附近居民389人砷中毒,死亡7人,96人住院治疗。197410月,西区环卫所工人清挖贮粪池,未采取防毒措施,7人硫化氢急性中毒,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

    为加强职业中毒的诊治工作,由市职防所、市立一医院、市立三医院组成长沙市职业中毒诊断小组。19641965年,对1207例中毒病例会诊,确诊职业中毒420人;19861987年对各类中毒病人和观察对象进行驱毒及对症治疗,在病人较多的工厂和医院设立临时治疗病床。

 物理性职业病  1960年,长沙市在中国劳动卫生研究所协助下对生产性噪声进行调查测定。1962年,开展高温作业工人体检,对高温禁忌症人员调离观察。1981年,市职防所配合省劳动卫生研究所对纺织、机械、印刷行业的八家工厂进行噪声危害动态观察,1986年复查256人,检出受影响的有72人。19831984年,测定29家工厂175个噪声源,有83个超标,超标率为47. 3%1985年全市接触物理性有害因素的作业人员共有9. 61万人。市职防所于198511月设立物理性职业病科,加强对物理性职业病的防治。

 三、预防性卫生监督

 长沙市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始于1955年。当年市卫生防疫站对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基建实行卫生监督。1956年,省人民政府确定长沙市为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的重点城市。19587月,市人民委员会决定由城建、公安、卫生、人防等部门组成基建联合办公室,对建设单位的工程设计、勘察、选址、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会审。19645月,市人民委员会制定《长沙市预防性卫生监督暂行办法》。除19661970年受到干扰外,一直坚持会审制度至1985年共对4653项工程进行了会审。 长沙市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效果比较显著。长沙氮肥厂、长沙有机化工厂、长沙毛纺厂、长沙铬盐厂等单位按会审意见迁到水源下游,有效地保护了城市水源。新光喷漆社原位于市区,当街作业,居民意见大,迁往新址后,采取静电喷漆、电泳涂漆等新工艺,消除了苯中毒的危害。长沙蓄电池厂和长沙灯泡厂原来铅中毒及汞中毒罹患率高,经另选新址,更新设备,搞好“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控制了铅、汞中毒的发生。对于公用设施和民用建筑的审查,如污水处理厂、学校教室和实验室的通风采光,医院、疗养院防止交叉感染和污水污物的处理、影剧院的通风换气和座位密度、食品加工和贮藏卫生、旅馆、车站、码头的卫生设施、浴室和公共厕所的卫生以及居民住宅建筑等,经过审查监督,都程度不同地改善了卫生条件。

 但是,有的工厂因选址不当,造成内外环境污染。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沙橘洲造纸厂不听卫生部门劝阻,坚持在橘子洲头原址改建,在湘江枯水季节,该厂废水排放使河西自来水污染加剧,十多万居民、学生的饮用水受到影响,1984年市政府决定将该厂迁至三汊矶。   

                                  第四节  食品卫生

 一、食品卫生管理

 民国时期,湖南省政府、省会警察局先后颁布《取缔饮食物规则》、《管理清凉饮食品规则》、《管理饮食业暂行规则》、《管理茶食、杂货店、鱼、肉业店卫生暂行规则》、《管理旅馆浴室、理发店及公共娱乐场所暂行规则》等法规,但大多徒具形式j.未能贯彻执行,食品卫生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状态。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食品卫生工作。.19501月市卫生局公布<长沙市有关卫生商店登记暂行办法瓢《长沙市有关卫生摊贩登记暂行办法》以及<摊贩卫生守则》等规章制度。从当年4月起到12月底止,对2830家商店、2163名摊贩进行登记,给2734户商店和全部摊贩发放了卫生许可证,并从此开始经常性监督工作。195610月,市人民委员会髓订《长沙市饮食品工商企业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和<长沙市饮食品工商企监卫生监督暂行办法》,实行卫生监督通讯员制度和从业人员健康褴叠制度。1963年,市人委制订《长沙市饮食业卫生管理暂行办法》舜拜鲥惫沙市饮食品、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食品卫生监督组织解体,卫生制度遭到破坏,70年代后期陆续恢复。

    1979年,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食品卫生工作会议,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1980年,市卫生防疫站制订饮食、冷饮、副食、蔬菜、酱食、乳品等管理细则,恢复食品行业卫生许可证制度和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制度,将1808家饮食店中的肝炎及肺结核患者调离直接接触食品的工作岗位。1982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简称《食品卫生法》),北区政府制定《长沙市北区食品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并建立区、街两级食品卫生监督网。1983610日,市政府发出《关于认真执行〈食品卫生法>的通知》,要求按照《食品卫生法》开展宣传,加强领导,认真整改。1984年,全市先后开展6次食品卫生执法大检查,举办大规模食品卫生展览。19851月,长沙市成立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各区、县卫生防疫站均设食品卫生科。7月,全市食品卫生监督员开始穿着统一制服执法。1986828日,市人大常委会八届十九次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食品卫生法>的决议》,市人民政府于19861010日批转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食品卫生工作的意见》,并于12月成立长沙市食品卫生领导小组。1987年元月市人民政府颁发《长沙市卫生许可证发放暂行标准》,49日召开全市换证达标动员大会,要求通过换证全面加强食品行业卫生设施和食品卫生质量管理。

    随着食品行业的发展,农贸市场的开放和个体饮食摊贩的增加,出现重生产经营,轻卫生管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差,卫生知识水平低,无证经营,市场混乱,食具不消毒,食物不卫生等问题,食物中毒也时有发生。有关部门通过具体工作,经常进行处理。

    饮食卫生

    解放后,对饮食行业重点抓了食具消毒、食物保洁的管理。50年代前期,主要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督促搞好卫生。1956年,要求饮食店建洗碗池、冲碗池和药物消毒池,但未能普遍实行。60年代初,肝炎发病增多,市卫生防疫站于196117日提出《关于加强金市饮食商店、集体食堂食具消毒工作意见》,要求各类饮食店、食堂采用蒸汽或煮沸的办法消毒食具。当时市内有100多家饮食店建有煮沸消毒设施。长沙饭店因食具消毒做得好,树为“红旗饮食店”,先后有5000多人前往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期间,食具消毒制度未能执行,70年代后期逐渐恢复,到1978年,全市有90%的国营饮食店和40%的合企饮食店有食具消毒设施,实行消毒制度。1985年全市饮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食具消毒要做到间、专池,专人”,饮食店和食堂要悬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新华削面馆严格实行“专人”、“专炉”、“专水”的食具消毒制度,从1984年起,连续四年被评为东区和长沙市卫生红旗单位,获饮食卫生信得过商店称号。但有些饮食店食具消毒不严,少数店不搞食具消毒,有的个体饮食店甚至连用过的碗筷也不认真清洗。为扭转这一状况,西区卫生防疫站于198712月首先创建餐具消毒站,承包全区100多家个体饮食店的食具消毒。接着东区也创办同样机构,使个体饮食店的食具消毒得到改善。

    1978年市区共有大小食堂1054家,炊事员4221名,就餐人员约21万人,占市区人口1/4。为进一步推进食堂卫生工作,1986年在湖南大学召开食堂卫生工作现场会。     冷饮卫生

    民国时期,市政当局虽颁有管理冷饮食品的规则、办法,但很少贯彻落实,每至炎热季节,不合卫生标准的酸梅汤、荷兰粉、搓凉粉、冷盘食品、水浸及腐烂瓜果充斥市场。

    解放后,市卫生局对冷饮食品厂、店实施卫生监督。19514月,市人民政府颁发《长沙市清凉食品管理暂行办法》,禁止出售荷兰粉、搓凉粉、刨冰等八种不合卫生要求的清凉食品;规定冰棒、冰淇淋、果子露、汽水须经卫生局检验合格才准出售。1954年和1956年,市卫生防疫站制订《长沙市冰制品细菌合格标准》和《长沙市冰制品操作规程》。1958年夏,对7家冷饮厂、店抽样检验,合格率为34%,为此发出《关于限期改进冰厂产品卫生情况的通知》,同时加强监督监测工作,情况有所好转。“文化大革命”期间,冷饮卫生管理一度陷于停顿。1978年,冷饮食品合格率由1977年的54.10/<上升到79.6%1979年又上升到90. 3%1980年达到91.3%。从1977年起,长沙市冷饮合格率连续四年居全省首位。

    1982年,全市冷饮厂、店由1980年的20多家发展为127家,出现粗制滥造、以色代蛋、质量低劣、卫生状况差的混乱现象,市政府决定由市二商业局、工商局、卫生局成立长沙市冷饮办公室,对冷饮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当年检验冷饮5807批,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占94.5%1983年,冷饮食品生产单位有160多家,但产品质量不稳定,弄虚作假现象也不断发生,个别冷饮厂、店雪糕污染,引起中毒事故。当年市卫生防疫站抽样检查,合格率为52. 2%19854月,国家标准局、卫生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等7个单位对全国32个城市的冷饮食品进行抽查,平均合格率为48.7%,长沙市的合格率仅为23.8%19866月,省辖六市冷饮、饮料抽查,长沙市合格率仅为25%。通过加强管理,1987年质量有所提高。

    副食品卫生

    1955年,市卫生防设站制订《糖果糕点卫生要求》。19628月制订《月饼检验判定标准》。1963年抽检月饼269批,合格率为86.9%19818月,根据国家卫生部、商业部制订的《糕点卫生标准》,由市卫生局、市二商业局、市标准处、市卫生防疫站、市副食品公司共同研究确定长沙市新的月饼卫生标准。当年抽检月饼195批,合格率为46.6%19826月,国家颁发统一的《糕点卫生标准》,长沙市即按照国家标准监督监测,当年抽检503批,合格率为77.36%19859月,市食品工业办公室、市标准局、市卫生防疫站对全市43家厂、店进行质量评比,评出优质产品和厂家各5个。19868月,市食品工业办公室会恩强量、工商等部门,检查市区、郊区67家生产厂家的月饼质量,评出本式一类产品10家、广式一类产品8家。

    对其他副食品多采取经常性检查和节日检查的办法进行卫生监督。19632月,市副食品公司经销的伊拉克蜜枣不符合卫生要求,明文禁销后仍售出2万多斤,对此,市人委于323日给予通报批评。1975年检查节日市场食品卫生时,发现市贸易公司将350公斤霉变饼干卖给糕点厂作原料,即令追回处理。1979年抽查市区和郊区15家糕点厂,检验366批,合格率为98%。长沙、望城两县抽查18批,合格率为88. 4%19842月,长沙市糖果饼干厂用霉变芝麻制作麻糖,市卫生防疫站发现后即决定将制成的4752斤麻糖改作猪饲料,所余2万多斤霉变芝麻榨制工业用油。     肉、奶、蛋品卫生

    肉品19512月《长沙市肉品管理规则》明确规定,屠宰牲畜须在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由市卫生局主管执行。此前,市卫生局于19501112月派员在南区屠宰场检验牲畜5961头,从中检出病畜515头,不准供食用。19513月和19529月,又先后在北区和岳麓区两家屠宰场开展肉品检验。195310月,肉品卫生管理和屠宰场兽医人员交由市卫生防疫站主管,195512月又移交市食品公司,市卫生防疫站只负责市场肉品卫生监督工作。1955年、1957年、1963年先后制订《肉品卫生检验处理标准》、《外地入市白肉检验办法》和《长沙市牲畜检疫办法》,并建立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19665月,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生猪发生口蹄疫,经检疫、消毒,口蹄疫迅速扑灭。

    奶品:长沙市50年代即开始供应鲜奶。为加强卫生监督,1953年将56家牛奶业编成六个小组统一管理。1955年,制订《乳及乳制品的卫生要求》。197810月在全市乳牛场、乳制品厂、鲜奶供应站采样54份,30份作细菌检验,生乳和消毒乳全部合格,全脂奶粉合格率70%24份作理化检验,消毒乳比重偏低,个别生乳和奶粉六六六含量超标。19853月,湖南橡胶厂幼儿园购进一批黑龙江省克山县乳品厂生产的全脂奶粉,32名幼儿食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经检验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市卫生防疫站即通知市副食品公司将这批奶粉退回生产厂家。  

    蛋品1963年市卫生防疫站发现商业部门300多吨库存冰蛋中有225吨系次蛋加工,抽查六个批号均不合格,其中有8吨发现沙门氏菌令其销毁,其余冰蛋需逐批检验,合格者才准出售。同年9月,市肉食水产公司将次皮蛋减价投放市场,造成三起食物中毒。市人民政府立即责成该公司将次皮蛋收回。1982年国庆节前后,群众反映市场供应的鲜蛋有异味,食后恶心。检验库存蛋品,氨含量120168毫克/公斤(对照样品氨含量为25毫克/公斤)。经查是冷库制冷设备失修漏氨,污染蛋品,即责成该厂收回污染蛋品并通报批评。

    粮油卫生

    1973年,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市粮、油样品,发现黄曲霉素B1阳性率分别为31. 9%31%均高于省内其他地区。1974年检测郊县47个生产队的96份晚稻样品,发现11份样品的有机磷、19份样品的有机氯含量超过允许量。19834月,抽查市粮油系统12份大米样品,全部有六六六残留;抽查5份植物油样品,砷含量全部超标,汞含量有3份超标,酸价有1份超标。19842月,发现市粮库的131万斤黄豆霉变,当即决定全部改作饲料或榨制工业用油。19857月,发现市粮食局调进的一批小麦中赤霉病菌含量为4. 24.54%,不能食用,决定改作饲料和工业用粮。19862月,长沙面粉厂从湖北随州调进小麦60吨,货到后发现运麦车箱在装运碳酸钡后未经清洗,为确保安全,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当即通知厂方该批小麦不能食用。

    酱油和添加剂卫生

    长沙解放初期,酱油生产工艺仍沿用酿造发酵法。1 958年开始生产化学酱油,由于厂家多用工业用盐酸生产,致使含砷量严重超标。1960年长沙电力工业学校部分学生因食用含砷量超标的化学酱油导致食物中毒,后来又出现过类似情况。为此,市人民政府规定,本市生产或外地调进的酱油须经市卫生防疫站检验合格方可上市,含砷量每公斤大于0.4毫克的酱油予以销毁。1975年全国调味品工作会议决定取缔化学酱油生产。1978年,郊区东方红农场、长沙县北山公社福安大队综合厂等单位仍在生产化学酱油,经市、郊、县卫生防疫站查实,报请市卫生局、市工商局作出停产、销毁成品的处理。1979年,对17家酱油厂进行调查,发现黄曲霉素B.污染严重,超标的占84.6%;有些厂家使用酱色,个别厂家还在生产化学酱油。为此,决定进行整顿,有的封存,有的停产。19835月,抽查14家经销酱油的厂商,按部颁SB70- 78《酱油质量标准》检验样品18份,氨基酸态氮未达标的15份,细菌数超标的15份,检出有毒物质6项次,有的还滥用色素。对此卫生防疫部门加强监督检查,情况逐步好转。

    根据国家《食用合成染料管理办法》的规定,市卫生防疫站先后于1960年和1963年发出相应的通知,1963年底又配合商业、化工部门对有关产销单位生产、销售、使用色素的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封存12种非标准食用色素计4178公斤。19868月向食品生产单位推介全国和湖南省食用化工产品i食用合成色素、食用香精定点生产厂家和品种名单。

       三、营养调查

    从150年代起;卫生部门即在学校、工厂开展膳食营养调查,培训炊事人员,进行营养卫生宣传。1956年、1957年和1963年,在部分中学开展了三次膳食调查。

    1959年,湖南省营养调查研究室在长沙市裕湘纱厂、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市第十二中学、长沙市城市服务局、福庆街、省干第二幼儿园等11个单位进行营养调查,对象为工人、在校中学生、机关干部、居民和幼儿共计3.08万人。结果表明,长沙市居民蛋白质和热量摄入量,除托儿所略感不足外,工人、学生、居民等都达到或接近规定标准,4岁以下幼儿一般营养不良者占14.2%,佝偻病占8.8%,所调查人群铁、磷、硫胺素、尼克酸的摄入量合乎要求,‘核黄素、胡萝卜素有缺乏现象。

    19829月~l1月,省卫生厅根据国家卫生部统一部署,再次在长沙市进行营养调查。以长沙市纺织厂、湖南师范学院、省干一幼儿园、市干一幼儿园、清水塘幼儿园以及府后街50户居民为调查对象。这次调查与1959年比较,居民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蛋白质、脂肪、热量的摄入量有较大幅度提高,钙、铁、硫胺素、核黄素、抗坏血酸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附录  食物中毒事件

       解放后,卫生部门把预防食物中毒列为食品卫生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至1986年先后调查处理食物中毒事故158起,中毒人数6198人,其中死亡24人。食物中毒种类,以细菌性食物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为多,也有少数病例是误食有毒植物引起的。

     (一)   细菌性食物中毒主要由沙门氏菌、鼠伤寒杆菌、葡萄球菌肠毒素等引起。19567月,湖南行政学院第二食堂的凉拌菜被沙门氏菌污染,造成333名就餐者中毒。19639月,发生17人食用皮蛋引起的食物中毒,其中1人死亡,经省人民医院检验,为副伤寒乙沙门氏菌。198311月参加全国摩托车越野赛的74名教练员、运动员在湖南体育学校食堂就餐后,出现腹痛、腹泻症状,经采样培养为沙门氏菌。19863月,有108人食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冰室生产的冰淇淋引起食物中毒,从吃剩的冰淇淋中检出鼠伤寒杆菌。

(二)化学性食物中毒多发生在农村,因误食被农药污染的粮食、蔬菜及其他食物而引起。19707月中旬,长沙县粱梨和跳马两个公社先后有425人因食用经农药西力生浸泡过的谷种,造成173人中毒,其中3人死亡。(三)有毒动植物中毒多为食用河豚鱼、发芽马铃薯和误食桐油引起。197812月,长岛饭店用混有桐油的糠油炒菜,造成250人中毒。在农村因误食毒蕈引起中毒的情况也有发生。

第五节  学生保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长沙陆续开办的学校除湘雅医学院、明德中学、雅礼中学、福湘女子中学、周南女子中学装有电灯外,其他多以煤油灯或桐油灯照明,光线暗淡,影响学生视力。据《博医会报》记载:19211923年检查部分中学生视力,福湘女中有46.4%的学生,雅礼中学有48.1%的学生,湘雅护士学校有45.4%的学生视力减退。.1933年长沙县(含今望城县)卫生院对1000名中小学生体检,有疾病和缺陷者占70%以上。1935年,明德中学学生体检,发现营养不良占16%,皮肤病占3.7%,视力异常占18.9%,沙眼占51%,患心脏病、肺病的学生都占一定比例。

    解放后,中学陆续配备校医,小学有一名兼职卫生老师,负责学校的卫生保健工作。1951年,由市文教局、卫生局、教育工会、医务工会、湘雅医学院组成长沙市学校保健委员会,指导培训小学卫生老师,建立卫生队、保健室。至1952年,已培训卫生老师247人,发展卫生队员6822人,各校成立学生保健指导委员会领导学校卫生队开展卫生体育活动和健康教育。1956年改称学校体育保健委员会(1960年后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50年代,学校卫生业务由市卫生防疫站负责,先后编有《学校卫生老师学习参考资料》、《少年儿童卫生训练教材》,每年培训小学卫生老师。1958年后,小学卫生工作交由各区卫生防疫站管理。1963年,为提高校医技术水平,加强校际协作,各中学校医成立长沙市校医研究会,小学和民办中学也编成协作组,是年有15所小学成立红领巾卫生院,24所小学建立红十字会,有会员1525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卫生工作受到干扰。1972年着手培训小学卫生老师和卫生员,组织中学校医进行业务学习,在部分中学开设卫生课。当年共举办卫生老师学习班11期,计315人次;中小学生卫生骨干学习班42期,计1899人次,做到每班有卫生员12名。到1977年,有78所学校建有班“卫生角”,有25所学校成立卫生室,形成学校卫生保健网。198010月,省教育局、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长沙铁道学院召开市学校卫生工作现场会,有200多所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负责人参加,促进了全市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第六节  城市饮用水卫生

    民国时期,市内公井、私井除白沙井、观音井、鸳鸯井等可作饮水外,其他只能作洗涤用水。一般居民饮水均取自湘江。当时湘江沿岸棚户、粪码头林立,有g个污水出口,水源严重污染。1930年,省会警察局委托湘雅医院对白沙井等14口水井作细菌检验,每毫升井水中细菌总数最高为6768个,且都含有大肠杆菌。同年,对北区彭家井进行改造;在南区西湖路新建利民井,另由省建设厅拨款2.4万元在留芳岭建机井一口,井深100米,每小时出水2200加仑,1931年竣工供水。19401941年间,先后改良水井600多口(从1913年开始倡议建设自来水厂,几度组建机构,几度规划设计,直到长沙解放仍未建成)。

    长沙解放后,19501月市人民政府着手兴建自来水厂,当年国庆节供水。当时在市区设售水站,日供8万人左右用水,占全市人口的16%1952年增加到221.5万人,占全市人口45%。以后几经扩建,至1985年日供水能力16万吨。1990年,市区已建成5个自来水厂。

                               第七节  农村环境卫生

    50年代,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农村卫生改革。60年代初相继提出“两管一灭”(管水、管粪,灭蝇)和“三管一灭”(管粪便垃圾、管饮食、管饮水,消灭“四害”)口号,发动广大农民改善饮水卫生条件,结合生产积肥管好垃圾、粪便,农村环境卫生有一定改善。1961年,结合钩虫病防治进行三无(无蛆、无蝇、无臭)厕所的试点工作。1965年,长沙县丁字镇(今属望城县)建成全省第一座农村简易自来水厂,日供水380吨,同时新建和改良水井34口,有17口装有手动泵,水质都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基本实现饮水卫生化。1970年,全省农村卫生现场会议要求农村大力抓好“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所、改炉灶、改畜圈、改善环境)。1973年,长沙县和长沙市郊区,发动群众、以点带面,大抓以饮水为重点的“五改五建”(即改、建水井、厕所、化粪池、炉灶、畜栏)工作。据原长沙县1973年不完全统计,新建水井4683口,改建9271口;新建厕所5786座,改建15375座;新建化粪池2716个,改建3760个;还新建、改建一批炉灶、畜栏,实行人畜分开,热水凼由近迁远。1975年和1977年,市、县卫生防疫站先后两次进行农村“五改”试点,举办一期“两管五改”技术学习班,对推动“五改”起了积极作用。1978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下达后,长沙市把农村“两管五改”作为重要内容来抓,进展较大。市卫生防疫站为配合这一工作,在长、望两县陆续举办3五改学习班,发动和指导农民进行五改,新建三结合”(厕所、猪圈、沼气池)沼气池。     19821984年,长沙地区进行水井建卡工作,共计建卡86246口,饮用井水的人口占总人口66.28%。到1986年,长沙市四县一郊已有各类水井11. 18万口,其中手动泵井1.72万口,吊井和简易井9.46万口,符合卫生要求的水井占56. 9%,有5个区,41个乡实现饮水井水化。根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爱卫办”)的推荐,长沙县北山乡、望城县黄金乡、高塘乡及郊区综合农场,承担了国家经贸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共同签署执行INT/81026项目的国际手动泵室内试验和现场实验项目的任务。该项目从198311月至1986年间进行,市农村试验现场共安装试验了印度、英国等5个国家生产的手动泵76台,国内13个厂家生产的手动泵74台。1984814日至21日在长沙召开国际手动泵现况、应用及饮水卫生讨论会,东南亚、东非、西非等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官员实地考察了市农村试验现场。此项试验要求严格、科学性强,培养提高了一批农村改水骨干,推动了长沙市农村改水工作的开展。

    19868月,长沙地区农村改水工作现场会在望城县召开,总结推广该县改善水源、净化饮水的经验。望城县有集中式供水系统14处,各类饮水专用并4万多口,受益人口48万人。往日“春天饮肥水,夏天饮浑水,秋天饮药水,冬天饮脏水”的状况得到改善。

    长沙农村旧式炉灶没有烟筒,生火时满屋烟尘,极不卫生。随着农村“五改”工作的兴起,1970年后出现各种形式的省柴节煤灶(简称两省灶)。1984年,宁乡县列为全国普及两省灶的重点县。到1987年,已推广两省灶”29. 23万户,普及率91%,完好率98%1987年,长沙地区新增两省灶”14.91万户,累计全地区使用两省灶的农户达63. 64万户。

    1958年长沙农村开始利用畜粪、杂肥兴建沼气池,到1978年,长、望两县和郊区共建沼气池3495个,由于技术不成熟,几乎全部报废。19787月,市畜牧农场利用猪、牛粪兴建沼气工程,在6栋牛舍旁(存栏奶牛360头),建发酵池12个,贮气罐2个,可供50户职工家用和牛舍烧热水.,蒸煮饲料。19791981年,建池4137个,能用的不到50%1981年后,结合农村能源开发,认真总结经验,改进技术,才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19859月,长沙市郊区被定为全国沼气建设重点区、县之一。截至1987年底止,长沙地区农村沼气池保有量2. 49万个,郊区有11个乡(场)85个村民组基本实现沼气化,全郊区有15. 42%的农户使用沼气。

                                                                   专记  爱国卫生运动

     为控制解放前连年流行的天花和霍乱,19502月长沙市成立以市长阎子祥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抗美援朝时期,为防御细菌战,19524月防疫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充实,并于8月改名为“长沙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长沙市爱国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重点,根据季节特点和传染病流行情况,每年开展几次大规模突击活动,并形成常规。     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长沙市开展规模空前的“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活动。3月,中共长沙市委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19598月,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除害灭病,大搞积肥运动的指示》,掀起全市积肥支农、消灭五害(加上蟑螂)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1960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4月长沙市组织40余万人参加除四害(麻雀改为臭虫)。19632月,中共长沙市委、市人委决定每年3月为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活动月”,将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大节日前夕定为卫生突击活动时间,按区、街、战线、行业进行监督、检查、评比。1964年,全市开展以大搞环境卫生、预防肠道传染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翌年,全市主要道路、公共厕所,实行专人负责制。同年11月,市爱卫会倡仪组织中学生每周上街一次,一面打扫卫生,一面进行卫生宣传监督。长沙市“四害”减少,城市环境面貌一新。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机构瘫痪,工作停顿,以致1967年春红卫兵大串连时,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流行。19697月,周恩来总理重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求“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长沙市爱国卫生运动逐步恢复,市内主要马路旁重新设置痰盂、果皮箱。19704月,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后,发出《关于开展以积肥支农为中心的春季爱国卫生突击月的通知》,全市数十万人参加清除垃圾积肥活动,工厂结合清仓利废,大搞环境卫生。1972年,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逐渐向农村发展,市卫生部门到农村进行“两管五改”的试点工作,逐步实现饮水井水化、粪便无害化。19741975年,先后开展爱国卫生“突击月”、“双周突击”、“突击旬”活动,进行自查,对口检查,重点抽查。1975年度评出345个卫生先进集体、490名先进个人。19774月,国务院发出《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全市35万多人投入卫生突击活动。

    19784月,长沙市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79年元月省卫生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提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应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长沙市爱国卫生运动进入新阶段。

    19813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央爱卫会等9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长沙市总工会、长沙市爱卫会等6单位联合发文响应,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4月,结合“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全市进行卫生大突击和整顿市容。7月,市人民政府发出建立清洁卫生日制度的通知,规定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为全市清洁卫生日,省会20万军民随即投入第一个清洁卫生日活动。19823月为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长沙市着手治理脏、乱、差,40万人连续几次卫生突击,清扫道路,整理市容,维护公共秩序。5月,市人民政府颁发《长沙市环境卫生管理办法》,7月正式实施。1983227日长沙市开展优质服务活动日,省、市党、政、军领导人带领20多万军民走上街头打扫环境卫生,设点开展便民利民优质服务活动,如给孤寡老人和病残青少年体检、诊治疾病、免费理发、修剪指甲等。年底,治理脏、乱、差工作初见成效。1984年,全市以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为目标,以治脏为突破口,以“门前三包”(包绿化、包秩序、包卫生)为基本形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市区和各县城镇从上至下全面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当年召开现场会4次。7月,市长齐振瑛主持召开表彰大会,表彰80门前三包先进单位,发奖金4万元。1985年,长沙市城乡继续治理脏、乱、差,开展三优一学(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和学雷锋)竞赛以及卫生流动红旗竞赛。8月,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政府作出《关于开展争当文明市民、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的决定》,召开有2000多名负责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养成文明卫生习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提出将长沙市建成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文明城市,市党、政领导人王众孚、王邦美等分6路视察重点地区市容卫生,现场办公解决“老大难”问题。1986年,市政府修订《长沙市文明公约》,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的通知》和《关于维护市容整洁、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扔杂物的通告》。年底,全省20个城市环境卫生评比竞赛中,长沙市获第一名,省辖6市卫生流动红旗竞赛,长沙市获第三名。1987年,长沙市开展增强省会意识,建设文明省城”活动,组织2100多个单位参加创建文明单位竞赛,市、区、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建立140个联络点。同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共植树2400万株,新铺草皮11万多平方米,新建花坛1093个,完善河西沿江绿化带5600平方米,市区绿化覆盖率由1983年的20%增加到22. 5%,人平公共绿化地由1983年的2.5平方米增加到3. 09平方米,省军区机关等20个单位被评为花园式单位。198724月,全市开展大规模突击灭鼠活动,灭鼠320余万只,实现一役达标。翌年继续灭鼠,采取常年全境布饵与重点围歼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灭杀。8月,省验收合格,长沙市率先成为无鼠害城市。19895月,经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灭鼠考核检查组验收,长沙市被评为全国灭鼠先进市。                                                                     第二   医疗事业

                               第一节  医疗机构

   19498月长沙解放时,市区有公私医疗卫生机构27个、病床812张、卫生技术人员1163人(包括个体开业),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张、医务人员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接管改组各类公私医院,新建许多医疗机构,全市逐步形成由综合医院、各种专科医院、厂矿职工医院(保健站)、城乡基层卫生院组成的医疗网。到1987年底,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1388个,床位1.52万张,职工3.05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28万人,其他技术人员1114入,管理人员2447人,工勤人员4168人)。市区有医疗卫生机构943个,比1949年增长34.9倍,卫生技术人员1.59万人,比1949年增长13. 68倍。1988年,市区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13.6人,医生6.6人,护士4.1人,病床8.2张。

                                第二节     

   长沙中医事业源远流长。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大批简帛医书,记载了中医防病治病的理论、药方和疗法。东汉末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正值伤寒流行,他坐堂应诊,治愈甚众,著有《伤寒杂病论》,创六经证治法则,杏林尊为医圣。明代长沙杨溥著有《用药珍珠囊》。清光绪十二年(1886)朱云谷(雨田)在长沙东乡棠坡创办乐全医馆。光绪三十年(1904)官方在长沙开办湖南医学实业学堂,学业以中医为主。

    民国初期,享誉长沙中医界的有儒医易丽泉、柳介农、陈雪轩、张润章、彭咏白以及湖南国医馆长吴汉仙等人。1913年,萧伯章等人在顺星桥宗圣祠创办翔仁医院,为长沙中医创办医院之始。随后刘昆湘、刘和元兄弟创办博爱医院,谭容国创办针灸讲习所,李琮卿等创办精益中医院。为反对北洋政府排斥中医药学,长沙中医组织中华医药联合会湖南分部,并制订《中华医药联合会湖南分部暂行章程》。

    19292月,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湖南中医药界发出《驳卫生部余岩废止国医决议通电》,得到全国中医药界响应,并在长沙成立“救中国医药后援委员会”,公推余华龛为会长,黄鞠翘为副会长,并派易南坡、吴汉仙赴上海参加筹组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317日,全国15281名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并定是日为国医节,推派代表进京请愿,强烈要求明令撤销《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同年4月,教育部发出布告禁止设立中医学校,原有的改称传习所,并不准立案。为此,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121日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公推代表进京请愿。是年1223日,国民政府遂撤销教育部布告和卫生部禁令。同年,熊筱意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国医院,为公办中医院。

    1931317日,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在南京召开理事会,长沙中医余华龛、刘岳仓、梁子和等人被选为理事。是年,王纤青等人在长沙开办湘省国医院;刘岳仓等组织长沙市国医公会,发行《长沙市国医公会月刊》;刘昆湘、吴汉仙等组织中央国医馆湖南分馆;余华龛、刘岳仓、曾觉叟组织湘省医药建设委员会。

    1934年,吴汉仙、易南坡、郑守谦发起募捐,在青山祠创立湖南国医专科学校。193412月,长沙市中医药界公推代表14人,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政府等处请愿,要求修改《湖南省卫生医药十年计划》,全市国医药界举行罢工和游行,迫使当局删除《湖南省卫生医药十年计划》中有关消灭中医中药之条款,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得以继续办学。

    19351118日,湖南省医药团体呈文驳斥汪精卫诬蔑中医的言行,呼吁颁布《国医条例》。翌年121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医条例》,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

    民国时期,长沙先后创办公私国医院(社)约50所,其中综合性的有博爱医院、精益中医院、湘省国医院等,专科性的有南坡儿童专科医院等。另有国医学校2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长沙中医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把团结中西医定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同年121日长沙市中医药学会成立,全市200多名中医组织起来,协助人民政府举办中医补习班和进修班,参加种痘和其他防疫工作,对开业中医人员进行甄审和管理,并于次年完成336名开业中医换发执照的工作。

    1951111日,黄汉丞、吴汉仙等8人带头组成大众中医联合诊所,迈开中医联合的第一步。19525月,湖南省卫生处接管原湖南国医院,9月改为长沙市立中医院。19551月又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1952年全市有中医332人,其中120人分别参加33个联合诊所,203人个体开业,9人在其他机构工作。19546月长沙市卫生局设置中医科,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195552428日长沙市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召开,与会代表172人,会议以贯彻中央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为中心内容,批判歧视、排斥中医的思想,制订了1955年中医工作计划。195588日,长沙市立医院率先开设中医门诊。19565月长沙市卫生局举办西医学习祖国医学研究班及中医基本知识学习班,各医院高级医务人员及行政干部100人参加学习。同年8113日,长沙市第二届中医代表大会召开,进一步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制订长沙市19561967年中医十二年远景规划,成立长沙市中医联合诊所管理委员会,通过中医联合诊所组织章程。此时联合诊所已有42所(其中中西医联合诊所5所),参加的中医有185人,占全市中医总人数的74%,特约单位也增到357个。同年8月,市卫生局吸收开业中医33人分配到省立长沙医院(今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联合医院(今市二医院)、长沙市立医院(今市一医院)、长沙市工人医院(今市三医院)建立中医科,市结核病院、市传染病院、市妇幼保健院也各配中医师一人。这一措施,为中西医结合及总结中医治疗经验创造了条件。

    是年,参加公立医院的中医52人。与此同时,浏阳县中医院、宁乡县中医院相继成立。1957年市卫生局组织联合诊所的21名老中医举办中医学徒班,招收学徒51名,为长沙中医事业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19573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在蔡锷北路成立,为全省中医药研究中心。

    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有关中医药的重要指示,促进了长沙市中医事业的大发展。71日,由8家中西医联合诊所合并成立以中医伤、痔科为主的长沙市南区联合医院;市卫生局内定甘岳臣、周执中、周季良、赵一斋、李仁山、李静仙、黄尧熙、文湘舫、刘运鸿、胡惜盍、刘梓潜、周汉民、沈岳嵩等13人为长沙市名老中医;12月,为继承老中医经验,市中医学会举行36名中青年中西医向老中医拜师大会;为挖掘祖国医学遗产,这年全市中医献方2.2万个,老中医甘岳臣献出孤本《济阴通玄赋》,周执中、刘运鸿也献出祖传秘方。全市还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医院设立中医病床,中西医共同查房,中医中药得到广泛应用,中医系统温习中医经典,积极学习现代医学基础知识,开展普及针灸的活动。1961年,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韶山路开业,为全省第一所中医教学医院。根据省卫生厅19635月《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意见》,长沙市的名老中医实行半天工作半天著述或休息的制度,有的还配有青年中医协助整理经验。19638月,长沙市、县多次组织名老中;医彭宗让、赵一斋、李聪甫、周执中下乡讲学,对提高农村中医水平起了促进作用。1965年全市有中医251人,其中长沙市一、二、三、四医院54人,湖南省立中医院31人,长沙市南、北、西三个区联合医院74人,个体开业92人。1970年,各医院都开设新医科,办起中草药加工厂,出现应用新医、中草药防治疾病的新局面。19701975年全市西医学习中医人数205名,其中市属4所综合医院西医学过中医的有50人,占临床医师23.3%,市属各医院有中西医结合病床169张。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受到很大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市卫生局组成专门机构,对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下放的中医药人员逐步调回医疗机构,其晋升评级、调整工资、福利待遇也按规定落实,职称评定时,强调“照顾中医的历史条件和现状,合理评定中医药人员的职称”。1979年,曹忠生、熊先荣、石熙瑞、王海滨、唐镇湘、沈健雄、文汉章、陈舜成等被定为名老中医,有的配备助手,订立师徒合同;允许老中医带子女为学徒;对从事中医工作50年以上者颁发荣誉证书;长沙市中医院于198412月补发部分医务人员工资,总金额3.5万余元;根据中共长沙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关于复查1965年我市处理个体开业医生投机倒把案的处理意见》,向17名开业医生(其中中医占10名)退还罚款4.9万余元,房屋45间,并调整个体行医政策,到1987年个人开业发展到192人(市区22人,四县170人)。这些措施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充分调动了广大中医药人员的积极性。19801月南区医院升格为长沙市中医院,隶属市卫生局。1987年,长沙市中医院、浏阳县中医院、宁乡县中医院转为全民所有制。各中医院经过整顿,一些德才兼备的中医担任了领导职务,人员素质、科室设置、病历书写、治疗处方、饮片炮制、药品保管、护理工作都体现中医特色。有的中医院引进现代医疗设备,如心电图机、B超、中药加工设备等,中医院功能得到扩大,医疗质量显著提高。

    1987年全市中医医务人员2677人,比解放前夕增加10倍,比1975年增加1倍。

第三节  西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选派学生留学日本。长沙赴日本学医的先有刘谦、罗兆寅、黄孟祥,后有何积朗、黄昌睿、朱上礼、萧蔚霞、萧登、魏文铖、向仙良、刘辅察、刘辅定、田秋明、陈志远、黄石陔、毛树其、刘卧云等人。1916年有孙克基、张孝骞、萧元定赴美学医。1918年黄坚留法后转比利时,稍后留德的有张远渠、庞毅。

    光绪二十八年(1902),挪威信义会创办信义医院,是长沙最早的西医院。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侨民在长沙开办全德医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生刘丙炎回湘后在东长街开办仁济医院,此为国人在长沙开办的第一所西医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国雅礼协会医师胡美(Edward Humel)在西牌楼创办雅礼医院。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日本人在长沙开办牙科普济医院、修德医院和黎家坡医院。

    191111月,经湖南都督公署批准,刘谦、黄孟祥、何积朗等15人在长沙城贡院(今中山路百货商店旧址)开办湘军卫戍医院,此为湖南官方开办的第一所西医院。1915年迁戥子桥城隍庙,改称湖南陆军医院。1920年在小吴门狗尾冲今省军区大门右侧新建院址,设病床400张。(193811月毁于文夕大火)。191112月,留美医师颜福庆及外国传教士在长沙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192410月更名为仁术医院)。是年郑晓琼在犁头后街开办华西医院。1913年日本侨民开办博仁堂产科医院和长沙牙科医院。1914年,留学英、美的医生组成湖南育群学会,并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协会签订协议,在潮宗街开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首届招收预科学生z0名。I9205月,经省长谭延闽批准成立湖南公医院(现长沙市第一医院)。同年李启盘在长沙怡长街开办达生医院。1923年谭世鑫在皇仓湾开办肺病门诊部;1928年杨辟华在府后街开办博爱医院,张宪文在司马桥开办求艾医院,德国内地会开办德生医院;1929年安德生在学院街开办德生医院,毕伯勤在青石井开办博济医院,龙伯坚、谭世鑫在福寿桥开办肺病疗养院(为长沙市结核病医院的前身)。1934年意大利天主教在兴汉门天主堂开设天主堂医院(现市二医院)。1937年王光宇在熙台岭开设湖南产科医院。1949年,长沙市共有公、私医院和诊所27家,其中公立医院4家,卫生技术人员1163人,其中私人开业的709人,病床812张。

    长沙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对13家公私医院进行接管整顿,较快地恢复了业务。1951年,市卫生局在社坛街建临时医院(现市三医院)。1953年长沙县卫生院改为县人民医院,同时在槊梨等镇建立卫生所。1952年前后,市区私立医院和诊所联合办医,,有的合并到市医院,有的组成区医院或保健站。1956年,在河西细塘坡建岳麓医院(今市第四医院)。1958年,建市中心血站和市医疗急救站,并陆续建立起公社卫生院。至1965年,全市(含今长、望两县)已建医疗机构498个(其中市区360个),床位7660张,卫生工作人员921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083人)。各医疗单位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作制度,医院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1965626日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市卫生系统组织了第一支医疗队,由卫生局领导带队,在莲花、天顶关(今属望城县)进行办院试点,开展巡回医疗、卫生宣传、计划生育手术,协助建设基层卫生组织。随后市级医院分别与长沙县的跳马、金井、鼎功、五美、福临、春华等地区挂钩,包干创建地区医院。在此期间先后有50个支农医疗队535名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工作。70年代初期支农医疗队增加到167个,先后有1716名医务人员分别下放到长沙、宁乡、岳阳、湘潭、湘阴、宁远、洞口、绥宁、隆回等地开展农村医疗,其中在长沙、隆回、洞口、绥宁等县安家落户的卫生技术人员有254人,行政人员34人。由于下放医务人员过多,对城市医疗工作有一定影响。

    长沙解放38年来,西医学术有了很大发展,医疗设备更新迅速。50年代初,只有市级以上医院有X光机。至1987年底,县以上医院都装备了比较齐全的诊疗设备,不少医院装备了B型超声诊断仪、心脏监护仅、纤维内窥镜、手术显微镜、自动生化分析仪、扇形超声诊断仪、高压氧舱。临床分科更细更专,外科已逐渐分成普外、骨科、泌尿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麻醉科、烧伤科、整复外科、小儿外科;内科已分成呼吸、消化、血液、内分泌、心肾、神经等专科;小儿科、口腔科等也进行了适当分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疗事业通过改革进一步焕发了生机,增添了核医学、临床免疫学、遗传医学、新生儿医学、老年医学等新的分支学科。医院各项规章制度逐渐恢复,医院工作秩序走上正轨。1983年开始,全市出现大医院与小医院之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隶属关系的医疗联合体,各级各类医院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缓和了人民群众看病难、住院难的矛盾。到1987年长沙地区有西医师5381人,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48人,护师、护士5131人,西药人员1042

人,西医士2413人,检验人员964人,护理员860人,其他技师、技士752人,其他初级卫技人员1486人。

第四节  中西医结合

    清同治、光绪年间,宁乡的周晋钧根据《黄帝内经》、越人《难经》、王惟-《铜人俞穴针灸图经》,参照英国合信氏《西医论略》、《全体新论》等书所编《中西医学大小铜人图经合册》,为长沙地区中西医结合之始。该作者认为,中西原理,原自一贯,治内治外,理本相通,中西互证、不差累黍。清光绪二十七年(19 01),中西医互学亦有萌芽,湘绅张祖同在长沙同善堂创办中医学校,主张中医之观察应用科学方法整理,首次试办失败。延至光绪三十年(1904)再次筹备,次春招生,教学内容以中医为主,附以生理、解剖、卫生诸科,首届毕业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办。1911年,长沙中医吴汉仙受聘于日本东京汤本医院、台湾东西医报社、新加坡医药联合会、雪兰莪医药联合会,著有《雪鸿医学五种》、《医界之警锋》、《中西医学四系全书》。其《中西医学四系全书》分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四系。作者认为“中医尚气化,西医重形质,两者虽有形上形下之分,医者应当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不可偏废”。

    50年代初,长沙市传染病医院采用连柏汤治疗普通型扁桃体白喉、黄连治疗菌痢,收到良好效果,是中西医结合用于临床治疗的先例。195410月市卫生局举办针灸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中医师42人,西医师15人。19558月市一医院率先设立中医门诊及针灸室。19562月卫生部提出中医是祖国的宝贵遗产,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大力组织继承和发扬”。5月,市卫生局举办祖国医学研究班”,聘请李聪甫、彭崇让等名老中医担任教师,有各医院42名科室主任、主治医师参加,系统学习《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等课程;同时举办中医基本知识学习班,有各区卫生所长、工厂医务所医师56人参加,因反右派斗争,这两个班于1957年下半年停办。195812月,市卫生局在市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向全市医疗单位负责人进行动员,要求医务人员系统学习《中医概要》。同年,市二医院外科运用老中医赵一斋所献秘方治疗2例二度烧伤面积6070%的患者,100天痊愈出院;市妇产科医院运用天仙子治疗急性蜂窝织炎及疖,运用中药及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产后子宫收缩疼痛及子宫脱垂均收到较好效果;市一医院杨景宽用中药地榆治疗溃疡大出血60例,无一例死亡,其论文1960年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市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治愈2例颗粒白血球缺乏症。1959年,中西医结合治疗1032例脑脊髓膜炎患者,死亡率由1951年的35. 5%下降至9.6%;市传染病医院采用马齿苋治疗痢疾,采用中药及新针治疗乙型脑炎372例,疗效均好。同年全市“西”学“中”的医务人员写论文189篇,编印成《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选编》。19603月,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会以后,市一、二、四医院、市传染病院和中医院均设立了中西医结合病床;年底老中医张紫庚出席了全国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座谈会,在大会中医组作了手术复位的操作示范。1964年,市传染病院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喉阻塞116例报告》,发表于《中医杂志》。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各医院中西医结合病床逐渐减少,有的甚至全部撤销。19709月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卫生组制定了中西医结合十年规划,在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开展学(在职学习为主)、带(带徒)、办(办脱产学习班)的群众运动,各医院普遍开展针灸疗法和针刺麻醉,并提出了中西医会诊、一方一技、一病一法三个方面互相结合的具体措施。市四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病种有40多种。19715月,市四医院成立新医病房,设病床25张,以中药为主西药为辅治疗各种病症,治愈黄胆肝炎111例,胆道、尿道结石5例,阑尾炎3例,缺铁性贫血1例,风湿性关节炎1例。当年市一医院外科也成立中西医结合病房,至197811月共收治急腹症1375例,其中胆道蛔虫397例,胰腺炎237例,肠梗阻449例,坏死性小肠炎15例,阑尾脓种107例,溃疡穿孔11例,肝癌4例,其他疾患155例,治愈率85%,手术率降至13%;还采用地榆、黄连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45例,除一例手术外,止血效果达98%;用茵陈汤治疗小儿急性黄疸肝炎30例(2例加用西药),收到退黄快、费用低、疗效高的效果;市三医院以攻下法治疗肠梗阻成功率90%;市四医院用八正散治疗泌尿系结石24例,有效率达75-3%(其中结石排出率58. 3%,下移者17%)。市三医院中医科与外科合作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十二指肠溃疡穿孔、胆囊炎、胆结石,其《中西医结合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学术论文在1979年省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会议进行交流;市四医院用自制紫珠草制剂止血,铁线莲注射液止痛,紫珠草、大桉叶配制的“110”消毒液用于皮肤消毒,均获满意效果,并撰写了《中草药手术切口止血340例报告》、《七叶莲临床止痛观察》两篇专题报告;市传染病院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153例脊髓前角灰白质炎患者辩证施治,取得满意效果。1973年,针刺麻醉在全市普遍推广,有34个病种1251例病人在针麻下进行手术,优良率76%197519月,市传染病医院应用痢疾合剂治疗60例痢疾患者,有效率88. 3%。当年,全市中西医结合病床增至169张。这年市二医院总结了《通冠液治疗30例冠心病人的疗效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13例溃疡穿孔报告》,市四医院报导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24例临床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45例临床观察》,传染病医院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153例脊髓前角灰白质炎临床观察》。19777月,市中医院伤科采用小夹板加牵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骨折获得成功。19781980年,市传染病院收治重症肝炎114例,其中60例采用重肝合剂治疗,有43例治愈。19803月,卫生部制订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111月市一医院恢复中医科病房,设病床44张。1984年长沙市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科配有卫生技术人员20名(其中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6人,护士12人),设床位38张,1986年增至50张,收治肾炎、肾盂肾炎、上消化道出血、胆囊炎、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结石及感染、胆道结石、胃肠炎、细菌性痢疾、风湿性心脏病、糖尿病、肿瘤、支气管哮喘、血液病等患者。该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门诊治疗5370例病人,住院治疗2123例,治愈率.61.71%1985年市四医院中西医结合开展耳压法加服高脂餐治疗胆结石的科研项目,并完成《耳压法加服高脂餐治疗胆结石疗效评定》i仑文。同时还采用中西药结合治疗上消化道出血84例,收到良好效果。80年代中期,全市有48名高级中西医结合医师。

第五节  保健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沙市于1952年开始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中逐步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保健医疗制度。

第六节     

    长沙市护理专业训练始于20世纪初。1911年雅礼医院创办护士学校,首次招收男生7人,女生5人,由美国医师修姆、中国医:师颜福庆和一名美国护士负责培训;1915年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1933年,湖南公医院、湘雅医院、仁术医院在经武路57号联合举办湖南医护训练所:首批招生58名,学习三个月后由各医疗单位聘用。1947年,天主堂医院附设丽文高级护士学校,招收初中毕业女生,共计4133名;解放后由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入长沙卫校。此后,护士专业由国家统一招生,学制二年或三年,实施系统的理论教育和严格的技术训练。60年代中期,护理专业一度停办。由于护理人员紧缺,市卫生局于1970年从城乡待业青年中招生三批,经过三个月到一年的培训,分配到各医院担任护理工作。1972年市卫校恢复二年制护理专业。1973年,为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平,统一安排每周一个半天和一个晚上为全市护理学习时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高中毕业生报考护士专业的人数增多,学生的素质明显提高。1979年组织全市护理骨干学习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1980年对新招护理员进行为期4个月的业务培训。1981年市护理学会举办三年制护士夜校和三年制业余高级护士班。

    长沙市护理管理系统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20年代,护士赢接由院长管辖。湖南公医院于1927年聘任张鸿珍为护士长,管理全院护理工作。1936年天主堂医院成立,护理工作由修女担任,1945年后招聘少数护士,1948年设总护士长,1950年成立护理部,曹天锡任主任,统一管理全院护士派班和护理业务。19516月,市临时医院组建护理部,任命5名护士长,初步形成护理工作的管理层次。1952年市一医院实行科主任负责制,护理部被撤销,护理工作由医务处主管。1954年,市一医院、市二医院分别恢复和建立护理部,其他医院也都实行护理部——护士长——护士三级护理管理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护理部被撤销。1972年市卫生局规定护理工作由业务副院长分管,医务处兼管日常事务。1979年全市各医院先后恢复护理管理系统。

    长沙市护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历经变化,逐步完善。20年代,医院护理工作是按病房等级和病种实施的。1946年,按湘雅护士学校教科书内容建立了交接班制度、查对制度、病人人出院制度,以及三测单、医嘱本、投药卡片、饮食牌、危重病人护理记录等。1950年,市一医院建立口头、书面、床头交接制度和三查(摆药前、摆药后、用药时)七对(床号、姓名、年龄、药品、剂量、时间、用法)制度。1953年各医院为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开展红星竞赛和保护性医疗制度。同年,市一医院曹天锡、钟信芳主持修订了全市第一部护理常规。1954年各医院开始执行统一的护理工作制度。1958年市传染病医院对全部小儿麻疹患者实行无陪护制度。1959年市一、二、三医院开展“多面手”活动,护理人员学习医疗。60年代初,全市护理人员开展了以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消灭医疗事故为内容的比、学、赶、帮活动,加强了以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为重点的业务训练。1964年开始执行卫生部制订的《医院工作制度》,护理工作更加正规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护理常规被废除,医护分工被打乱,护理质量明显下降。1972年,为提高护理质量,逐步恢复了查对制度、交接班制度、护理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差错事故登记制度、清洁卫生制度,并恢复三级护理。同年市一医院7病室实行分级护理制。1979年市护理学会组织全市护理人员修订各种护理常规。1980年开始,各医院护理工作逐步实行规范管理,并进一步完善护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和护理查房制。同年,各医院相继建立新生儿监护室和心电监护室,提高了新生儿和垂危病人抢救成功率。1980年全市推行一人一针一管一消毒制度。1983年市一医院小儿科设立无陪护病房。1984年设立新生儿病房并实行责任制护理,随即在全市推广。1986年,各医院成立院内感染监测领导小组,并推广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加强了院内感染的预防。同年市一医院接生1472个婴儿,无一例院内感染。到1987年,全市护理工作实现了管理制度化,操作常规化,设置规范化。

附录  医疗交往与援助

    1950年起长沙市卫生技术人员开始参加援外、支边、救灾抢险和支援农村等医疗活动。

一、援外医疗

    195012月~19555月,市卫生局先后派出谭荫谦、陈淑芳、张先瑛、刘德云、钟信芳、杨文奎、张子旷等18名医务人员前往朝鲜担负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的医疗救护工作。其中刘德云、杨文奎、张子旷等人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的立功证书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军功勋章。

    19693^-19 711月,马秀蕊前往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医疗队。

    19731985年,先后派出邱明义、刘凤山、钟纪霞、张光明等17名医务人员前往塞拉利昂工作。

    二、赴藏医疗  19738月~19846月,先后派出旷桐生、李月蓉、高炎午等17名医务人员前往西藏,开展防病治病,培训业务技术人员,建立医疗制度,建立县级医疗机构,作了大量工作。

    三、抢险救灾医疗

    19524月,长沙市3名医务人员赴荆江分洪工地担负医疗工作。

    195212月~195510月,全市卫生系统共派出500多名医务人员参加洞庭湖水利工地的医疗队工作。市第一、二、三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传染病医院先后建立6个工地医院和2个医疗站,工地医院设有门诊部及住院部,收治民工中外伤、骨折、急腹症、血吸虫病等患者。

    1963年,零陵专区发生旱灾,市卫生系统派出卫生技术人员76人组成医疗队,参加救灾医疗工作。

19701978年,市卫生局先后组织300多名医务人员至常德、汉寿、望城、华容等疫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为当地培训卫生技术人员。19756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市卫生局派出黄文进、聂敏能、刘加林等10名卫生技术人员前往参加救护工作。

    四、医疗互访

    1962年,以日本大阪上二医院院长、日本共产党大阪府委委员桑原英武为首的日本民主医疗机关联合会代表团来长沙考察,参观了长沙市部分医疗单位。

    1963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著名东医金光一来长沙考察研究中医治疗尿路结石和脉管炎的工作情况,参观了省人民医院,并与部分名老中医进行学术交流,金光一大夫向长沙市赠送了朝鲜宫廷四相医学秘方。

    196610月底,英国皇家医师学会寄生虫病学医师费兰克·霍霍夫妇,应中华医学会邀请来长沙进行友好访问,参观了湖南制药厂等单位。

    19738月,美国国家牙科协会23人考察长沙市口腔医院。

    198410月开始,长沙市卫生系统陆续派出心血管医师赵国祥、心血管主治医师符岭华、口腔科医师何国强、余署纯,护士何小平、唐元萍,消化内科医师王一欣,外科医师陈齐国、孙长立,女j产科医师黄闵、张艳青,脑外科医师冯飞前往日本鹿儿岛市立医院研修。

    1986728日,以时任纯孝为团长的日本鹿儿岛市医院友好访问团一行44人,访问了长沙市第一、四医院和市口腔医院。

    19889月,以大司淑子为团长的日本鹿儿岛市立医院护理代表团一行5访问了长沙市各医院,并与护理界同仁进行了学术交流。

    198810月,以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林国悌为团长,市卫生局局长符干灵为副团长的长沙市卫生经济考察团一行8人,前往日本鹿儿岛市考察该市医疗预防、医学教育、环境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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