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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9-24      来源:
  

 

 

 

    光绪三十年五月八日(190471日),长沙辟为商埠,长沙自此正式开始了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开埠以后,来长沙定居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他们分别来自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丹麦、奥匈等10多个国家。.主要从事传教、经商、办学、开医院、经营航运等业,并以长沙为依托,幅射全省,长沙逐渐成为外国人在全省活动的中心。为了进行外事管理,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令在长沙设立湖南洋务总局”,这是湖南第一个外事机构。外国人亦在长沙设领事府(馆),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1905228日),日本率先在长沙市平浪宫设领事馆,接着英、美国、俄国也先后在长沙设领事馆,还有挪威、奥匈帝国委托英国领事馆代理,比利时由驻汉口领事兼管,德国和意大利亦设领事代表,长沙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之一。

    民国时期,在长的外国人成倍增加,1925年达到250多人,外商由当初的10余家增至91家,还有200多家洋货代销点和40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全省商业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操纵全市以至全省主要商品市场,使长沙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倍受打击,大批人破产与失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77日,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导致长沙文夕大火和后几年的四次“湘北抗日会战”,在这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在长沙的经济利益受损,外国侨民纷纷自动撤离长沙。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8月欧洲各国忙于战后恢复重建,无暇东顾,外商、外侨很少重返长沙。

    长沙解放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对新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原在长沙从事经济文化活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侨民几乎全部撤走,少数以宗教、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违法活动的反动分子相继被驱逐出境。“一五”计划期间,国际友好往来日渐增多。应聘来长沙担任教学和技术指导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约有四五十人,他们分布在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长沙机床厂、市电讯局、市粮食局一仓库等单位,他们一般工作12年,在这一时期,每年接待外国客人约四五百人。“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来访外国人急剧减少,援外工作亦大为减少。从70年代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长沙外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日、中美相继建交,以及声播海外的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发现,极大地提高了长沙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慕名来长访问的外宾空前增加,平均每年达1万人以上,比60年代增长了23倍,1976年高达1.7万人。1971年到1978年这几年,还先后接待了10位外国国家元首。这一时期,援外任务也很繁重,主要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援越任务显著增加,在1972年,长沙援越的大米就达4万多吨,派往亚非地区搞经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十多批。

    1979年~80年代末,由于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长沙外事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访的国外游客每

年以15 20%的速度递增,1 986年突破2万人,1990年增长至3万人以上,并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去国外参观访问;从1982年开始,外商来长投资经营的逐年增加,至1989年止,已达64家,总投资达3000多万美元;从1982年起,长沙先后与刚果的布拉柴维尔、日本鹿儿岛和美国的圣保罗,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促进了长沙与国际间的直接往来;长沙地区还有16所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与12个国家的47所相应的学校建立国际校际往来关系,还有一些工厂、公司与国外相应的企业建立直接经贸关系;先后有26所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工厂聘请专家400多人来长沙担任教学与技术指导工作,出现了多渠道交往的可喜局面。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通过调查研究,增设旅游景点,由70年代的56个增加到83个,各级增拨经费加强旅游点的建设,市、区县两级新建6个适应不同客源需要的旅行社,共开辟30多条旅游线路,以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要;省、市均加强涉外宾馆、饭店、酒家的建设,充实设备,培训服务人员;外办、外经贸委、政协、侨联等有关部门配合,积极开展对外经贸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外事工作领域。1990年,外国游客和港澳台胞来长旅游探亲和进行经贸活动的人数突破3万人,专家应聘、出国培训人数比过去增加,友城、友校国际交往更为频繁,长沙外事工作展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章     

第一节  外事管理机构

    湖南省最早的外事机构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长沙设立的“湖南省农工商务局”兼办洋务。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式设立“洋务总局”。

    民国时期,历届湖南省政府在长沙都设有名称不一的外事机构。1912年~1 922年,名外交司;1928年,名交际课;1939年~1947年,称交际股。因长沙地处省城,外交事务均由省外事机构直接操办,直至解放。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至1965年,来长沙的外国人不多,外事工作也是基本上由省出面,有关长沙涉外工作由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兼管。1960年,市委办公室内配备外事专

1人,负责对外事务。

    19651210日,市委决定成立中共长沙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群伍任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杨如彭和市委副秘书长周新民任副组长,成员由市属财贸、文教、政法、公安、农业、城建备战线主要负责人组成,同时设立中共长沙市委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新民任办公室主任,易今非任副主任,配专职外事干部3人,归口市委办公室管理。

    1968227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设外事组,由军代表史兆文任组长,冯绍雄为副组长,编制增加到6人。19735月外事组改为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编制增至10人,冯绍雄、易今非、宋镜铨任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事工作由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苏明分管。1976610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改为长沙市革命委员外事处。外事工作由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吕新野分管。1980510日,又将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处改为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外事工作由市委副书记李照民、市革委副主任王蔚琛分管。1981626日,恢复长沙市人民政府名称,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改名长沙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政府任命易今非、宋镜铨为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市外事办公室设秘书科、友好接待科、涉外专家科。19861月,任命李咏芳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8841日,任命宋镜铨为外事办公室主任。19888月,成立长沙市旅游局,与市外办合署办公。19905月,任命宋镜铨兼任市旅游局局长,田汉明外事办副主任兼任副局长,旅游局下设规划开发科、宣传联络科。

 

第二节  外国驻长沙外交机构

    一、日本驻长领事馆

光绪三十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190498日)日本政府决定在湖南长沙府创设领事馆,称为汉口分馆。光绪三十一年农历一月二十五日(1905228日)汉口日本领事馆在长沙设一分署,并派日本驻汉副领事负责日本驻长沙领事馆事务。同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1905923日)日本政府在长沙设立领事府,地址位于长沙市城北平浪宫。从1 905年~1941年,日本驻长沙领事馆领事姓名如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井原真澄(副)Mazumi Ihara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高洲太助Iasukc Iakasu

1909年(宣统元年九月)      村山正隆(副)Mmurayama

1910年(宣统二年)          界舆三吉(副署)Yosokichisakaj

1912    Tin Okohira

1913    TN okameto

1914    TN okonhina

1915    TN okookina

1917    Y Sakai

1918    八木元八

1920    池永林一

1923    田中梅次郎

1924    清水八百一

1925    自井康(副)

19258    草野雄(副)

1926    清水八百一

19269    糟谷康一

1929    TabakaoAsihisa(秘书)

1930    糟廉谷三

1934年~1938    高井未彦(副)

1940年~1941    高井未彦(领事)

    二、英国驻长领事馆

    英国驻长沙领事馆始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地址位于水陆洲,至1941年撤去。在34年中驻长沙领事馆领事姓名是: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徐思义M Hughes

1911年(宣统三年)~1913  翟尔斯Bertvam Gi Ies

1914    翟兰斯(副领事)

1915年~1916    赛斐赖

1916    霍尔斯

1917年~1918    赛斐赖

1918    陶尔司

1919年~1921    翟兰思

19221    达维森(代领事)

19222    哲述林(代领事)

192211月~1924    翟兰思

1925年~1926    郭立实

1927    范宣德

1929年~1931    哈尔定

1932    雷森德

19329    阿尔澈

1933    怀雅特

1934年~1 935    裴慈默(代理领事)

1936年~1 941[其间1938  卡德卡(代理领事、领事)

年暂时关闭]

    三、美国驻长领事馆

    美国驻长沙领事馆始设于1913年,初为美国驻汉口领事罗杰·格鲁思代管。馆址位于兴隆码头。至1930年结束领事馆工作。从1913年~1930年驻长领事姓名如下:

1913年~1914    罗杰·格鲁思(驻汉口领事代管)

1915年~1918    詹森

1918    博金式

1919    步尔禄(代事领事)

1920    博金斯

1921      格(兼代理领事)

1922年~1923    米赫德

19238    阿其森(代理领事)

19241    普特纳

19243    米赫德

1924      格(副)

1925    米赫德

1925      森(副)

1926    米赫德

19266月~1929      森(代理领事)

1930    柯腊刻

    四、挪威驻长领事馆

    挪威在长沙设领事馆始于1912年。但未向长沙派驻长领事,其领事业务由英国驻长沙领事馆代理。1920年终止驻长领事馆活动。

1912年~1913    霍尔斯(由英领代)

1914    翟兰思(由英领代)

1915年~1918    赛斐赖(由英领代)

1919年~1920    翟兰思(由英领代)

    五、奥、匈驻长领事馆

    奥地利、匈牙利在长沙领事馆活动始于1912年,至1914年终止领事活动。领事一职由英国驻长沙领事馆领事霍尔斯代理。

    六、比利时驻长领事馆

    比利时在长沙设领事馆始设于1904年,终于1908年。未派驻长领事。领事一职由比利时驻汉口领事兼管。

19047月(光绪三十年)    范师德(驻汉口领事兼管长沙)

19073月(光绪三十三年)  德斯尼(驻汉口领事兼管长沙)

190810月(光绪三十四年)  德利英(驻汉口领事兼管长沙)

    七、苏联驻长领事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长沙设领事馆始于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革命军北伐军进占湖南时,第一任领事为彭礼。因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领事彭礼由卫戌司令部查封使

领监护出境。领事馆于192710月撤销。

    八、德国驻长领事馆

    德国在长沙设领事馆为1913年。领事为麦令豪,一年后撤销。

    九、意大利驻长领事馆

    意大利在长沙设领事馆为1919年,领事为卜德。一年后撤销。

 

第三节  涉外社会团体

    一、长沙市红十字会

    长沙市红十字会成立于191110月,19342月改称中国红十字会长沙分会。19508月称世界红十字会长沙分会。至1989年底止,有基层组织296个,会员36590人。

    长沙市红十字分会从1911年~1989年开展了如下主要活动:

    1913年进行的孙中山讨袁世凯的赣宁之役,长沙红十字会在岳州设址救护。19177护法运动中,设妇女救济所5处,收容难民6000多人。19181月,南北军阀混战时,积极进行了救护掩尸工作。还在都正街设防疫医院,组织时疫防治。

    解放后,长沙红十字会成为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其工作有以下几点:1、举办培训班。19791989年,举办各类医疗救护、卫生常识培训班1456期,培训65044人。2、支援对越自卫战义务献血,体验16365人,验血合格的6535人,其中835人献血16.7万毫升。3、组织募捐支援。198219888次募捐人民币131.3万元,粮票55.97万斤,衣90.38万件,水泥142吨,还有钢材、木材、柴油机、发电机、布匹等,其中1985年支援非洲灾区36868. 87元。4、接待国际交往友人:19811月,接待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代表团5人来长沙参观长沙阀门厂和工农桥小学红十字会;19815月接待法国红十字会宣传官员来长沙访问;19861989年,日本千叶县木更津市清见台小学、尼泊尔山依娃里小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洲墨尔本卡期特钦小学红十字青少年给长沙红十字青少年赠画册,‘西区福

源巷小学、东区朝陌二村小学、育才小学回赠;另外从198711月~1989年底止,受理台湾红十字会寻人表格”281件,红十字通讯144件,已为125人找到大陆亲人,转出红十字通讯20件、寻人表格”133件,为34户台属找到亲人,接待台胞、台属来访900人次,办理查人答复信函1200多封。

    二、中苏友好协会长沙支会

    成立于1949117日,会址设松桂园市政协院内。至195011月有会员11000人,配合中心开展诸如组织群众参加和平签名运动,举办苏联图片展览等活动。1956327日~28日,省、市中苏友好协会合并,周礼任为会长,曹痴、向德、朱宜风等12人为副会长。

    19589月,在市中心五一路兴建中苏友好馆。馆内设

有电影馆、图片展览室、陈列室、中文、俄文图书阅览室.、友好活

动室等活动场所。

    三、长沙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成立于1963524日,日常工作由市外办负责。1990419日,将原名称更改为长沙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宋镜铨任会长,同时推选出市总工会、青联、妇联、文联、科协、侨联、工商联、海外联谊会、国际贸易促进会长沙支会、体育总会长沙支会、法学会为理事会团体会员。

    长沙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

    1、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社会团体和友好人士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接待来长沙访问、进行友好合作交流及其他活动的友好团体和人士。

    2、配合有关单位,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为长沙开展对外合作架桥铺路、穿针引线,发挥团体会员的组合优势,开展实质性对外交流。

    3、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艺术部门配合,派出和接待民间文化艺术团体和文学艺术界人士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

    4、接待全国对外友协和兄弟城市委托来长沙访问的外国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

    四、长沙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

    成立于19861017日,原名长沙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19897月改现名,会长为宋镜铨,副会长兼秘书长为田汉明。

 

 

第二章  外国人在长的活动

第一节  旅居长沙的外国人

    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190471日),长沙辟为对外商埠,开埠初年,进入长沙定居的外国人约50人,其大部分是商人,建立洋行、商号17家,其余依次是传教士、学校及其他人员。后来人数逐步增加,据1911年(宣统三年)统计,在长外国人已有241人,其中经商的153人,传教的61人,办学的17人,海关税务、领事官职人员10人。国籍以英、日、美、德四国最多,其次为挪威、丹麦、瑞典、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人。1925人,在长外侨增加到256人,职业与国籍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商人52人,教士19人,教育76人,医务14人,军人15人,领事馆、海关税务、邮电、盐务等官员与高级职员48人,工矿技术人员22人,居民4人,其他6人。国籍以美侨最多,占103人,英侨40人,日侨37人,德侨35人,挪威21人,其他法、意、葡、俄、瑞典等国,共计20人,这是外国人在长居留最多的时期。

    1930年红军进占长沙城,与英、日、美帝国主义驻长军舰直接发生军事对抗,很多外侨当即撤离长沙。“九·一八”(1931)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局不稳,欧美各国在长外侨逐步减少,至1 935年统计,在长的外国人已减少到149人,其中美侨50人,德侨29人,意侨22人,挪侨7人,英、瑞典各5人,法国、印度备4人,日侨也减少到23人。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惨遭战火,绝大多数外侨撤走。1945815日日本投降后,只有少数美国人留居长沙,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时,外侨只剩下12人。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教专家应聘来长沙工作。50年代,在长沙工作的外国人每年保持50人左右,他们分布在10所大专学校和工厂,从事教学和技术指导,一般工作12年,也有工作12个月,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中苏关系恶化,派出的专家全部撤走,长沙已基本上没有长住的外国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长沙和国外的联系也日益广泛和密切,应聘来长沙工作的外国专家日渐增多,来长投资办企业的外国人和港、澳、台胞、爱国华侨更为不少。据1989年止的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应聘在长沙工作过的专家累计为392人次,其中19871989三年间,每年保持在100人上下。他们来自19个国家,其中美国人162人次,日本人54人次,英国人32人次,联邦德国38人次,罗马尼亚26次,比利时20人次,加拿大14人次,荷兰11人次,新西兰8人次,澳大利亚6人次,瑞士5人次,意大利、新加坡各4人次,波兰、奥地利各3人次,法国、菲律宾各1人次。此外还有台湾、香港同胞各2人次。工作2年以上的常驻外国人约30人次,多数工作12年,还有12月与临时讲学的。在工厂担任技术指导专家共有142人次,分布在17个工厂、机关;在大专院校、中专、中学任教的254人次,分布在17所学校。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在长工作的外国人先后有70多人回国或暂时撤离,常驻长沙外国人一度减少到30人。通过多方工作,年底已返回40多人,1990年常驻外国人又恢复到112人,情况已完全恢复正常。

 

第二节  主要活动

    一、社会活动

    (一)传教

    清初,天主教、基督教传人长沙,开埠以后发展得更为迅速。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16901699),葡萄牙天主教士陆若瑟最先来长沙传教,建立第一座天主教临时教堂。光绪庚子年(1900),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杨格非来长沙设立伦敦会,接着英国的“内地会”(1901)、德国的博爱会”(1901)、美国的

“循道会”(1901)、“安息日会”(1901)、“信义会”(1902)圣公会”(1902)先后来长沙建立教堂,当时有传教士57人,这是第一个高潮。辛亥革命(1912)前后,掀起第二个传教的高潮,这时来长沙建立教堂的有:美国的“青年会”、“北长老会”、“女子

青年会”、“复初会”二“湖南圣经会”等,有新来的传教士21人。日本人山口升在1911年后对长沙教会作过一次调查,当时在长沙的外国教会共有l5个,有外国传教士111人。1935年《湖南年鉴》统计,长沙共有天主教、基督教信徒7000人。解放初期,有关部门作过调查,全市(包括县郊)共有外国教堂17所,宗教活动点75处,信徒1600人。但此时外国传教士绝大多数已回国,与国外教会的联系中断。1954年,我国宗教界爱国人士发起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开始走自己的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有的教堂被挤占,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干扰,有的宗教界人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又逐渐恢复正常,与国外宗教组织恢复联系。19801989年,共接待来自美、英、法、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宗教界人士1000多人次,他们有的旧地重游,恢复过去的关系,有的首次来长参观访问,建立新的友好联系。过去他们对中国宗教界的“三自”方针有许多误解,通过参观访问,消除了误会,有的还给予高度评价。有一位曾在长沙出生的西德传教士的女儿连续三次访问长沙,称赞长沙基督教的“合而为一”的方法,这个办法的实施,一扫过去教派林立,互相排挤的旧习,全市的基督教徒不分原来的教派,分别就近进城北的永恒堂、城中的三自堂、城南的福音堂作礼拜或守安息,方便了教徒的宗教活动。她回国后建议西德教育人协会向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第三医院和湘潭、邵阳市人民医院赠送了阶值11万元西德马克的四套眼科设备,还向长沙盲哑学校赠送盲文打字机16台,盲人书100套,总价值100多万元。香港佛教廖居士向市佛教协会捐赠日本产丰田豪华9座旅游车1台和台湾重印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350卷。19885月,长沙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湖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李雍吾牧师和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罗保罗牧师,应联邦德国基督教盲人协会(C-B-M)和芬兰基督教会的邀请,先后出访了联邦德国和芬兰,参加了联邦德国基督教盲人协会成立80周年和芬兰基督教年会的活动,并在两国宗教场所先后讲道10多次,两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多次作了报道,加强了中外基督教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联邦德国盲人协会和芬兰、挪威基督教会都表示要向长沙市基督教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进行资助。1988911日~15日,著名法籍华人、法国成道协会主席成之凡女士来长访问,先后到道教河图观、云麓官参拜,并与湖南省道教协会协商,草签了《关于成立湖南玄圆基金会协议书》,以期为保护道教文物古迹,弘扬道家学术思想筹集资金。

    (二)办教育

    长沙外资办学多以教会为背景,资金大都是教徒集资,也有外国教会资助的。办学宗旨有的是传播圣经,培养宗教骨干,如圣经学院;有的以传播文化知识为主,兼灌输宗教思想。

也有民间学会创办的,如美国雅礼会捐资创办的“雅礼学校”,则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宗旨。外国人办学最早的是1904年挪威天主教信义会戈培德在长沙樊西巷创办的“信义小学”,1906年,美国雅礼同学会创办“雅礼学校”,以后相继办起“湘雅男女护士学校”、“圣公会学校”、“雅各学校”、“遵道女子小学”等6所。1911年统计,外国人办学占当时中、小学的10%。以后又相继办起了“广雅”、缸福湘”、“丽文”、“成智”、“益湘”、“明道”、“安息”、“长松”等寺、小学。据1 925年统计,外国人与教会设小学的比重是:校数占19. 85%,班数占27.19%,学生数占22. 33%,教职工数占20.56%30年代,因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外国人办学的积极性大减,开始走向萎缩。1 933年统计,在全市104所小学中,外国人办的小学仅7所,只占小学总数的6.73 %;外国人办的中学5所,只占当时中学总数的9.2%。抗战开始后,长沙历经三战一火”与沦陷的浩劫,许多学校被毁,外国人大都离开长沙回国,战后很多都没有恢复过来。到解放为止,外国人创办的学校,仅保存“湘雅医学院”和“雅礼”、“丽文”、“福湘”、“圣雅各”几所中学和“成智”、“益湘”、“三一”、“丽文”4所小学。

    1952年外国人在长沙所办学校因为国外经费来源中断,教育部门进行全面接管和改造,使之全部转为公办,更改校名。原“私立雅礼中学”1952年改名为解放中学,后改长沙市第五中学”,1985年又恢复雅礼中学校名;原广雅中学协均”、“行素”中学合并改为“长沙市第七中学”;原“私立丽文中学”1953年并入长沙市第八中学;私立福湘女子中学”1952年改为省立,1953年改为市立二女中1956年改为长沙市第

十中学”,1966年实行男女合校;原三一小学改为光明小学”;“丽文”小学改“丽新小学”;“成智”、“益湘”小学改新生小学;原“湘雅医学院”1 953101日改名湖南医学院198712月又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至此,所有外国人或教会创办的学校全部成为公办教育事业。

    (三)办医院

    1902年,挪威天主教信义会最先创办信义医院,接着日本人办“全德医院”(1904)、美国人胡美博士等兴办“雅礼医院”(1906)、日本人办普济牙科医院”(1908)修德医院”(1909)、“仁东医院”(1911)、“博仁堂牙科医院”(1913)、“长沙牙科医院”(1913)日华同仁医院”(1917)、英国人办度德眼科医院”(1913)、德国内地会德生医院”(1928)、意大利“天主教”办“天主堂医院”(1936)、挪威信义会福音医院”(1947)等,前后共计13所。其中大部分或在抗日战争中被毁,或因战乱撤销,长沙解放时留下来的只有“湘雅”、“德生”、“天主堂”三所医院。“湘雅医院”是美国雅礼会莫德华、胡美博士等筹建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初名雅礼医院,地址西牌楼,1913年与湖南省育、群学会联合组建,改名“湘雅医院”,迁草潮门新址,1918年复由雅礼学会捐资建新院于北门麻园岭,195310月改名为湖南医学附属医院1987年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

    “天主堂医院1936年意大利人天主教主教石道琦创办的,院址设彭家井,开始属玛利亚方济各会办的一个小型诊所,内设病床30张,设内儿科、外妇科,仅有医生1名,其他医疗技术都由修女担任,解放后国家接收,经扩建充实,改名为市立第二医院

    “德生医院1929年德国天主教内地会创办的,初建时设门诊、住院两部,门诊部设学院街,住院部设韭菜园。当时仅有医护人员13人,其中医生2人,护士1人,助产士2人,医护助理员8人。房屋建筑面积4395平方米。1951615日,德籍代院长冉华德申请将医院捐赠给政府,当年117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接办,即今市立第三医院前身。

    (四)办慈善事业

    1905年,天主教在长沙天主堂开办3所孤儿院,最多时收养孤儿240人。如天主教办的育婴堂中1905年利用1900衡州教案赔款办的,初建育婴堂于长春巷,收养社会弃婴,1910年被长沙饥民暴动时捣毁,1916年又以抢米风潮赔款修复,1941年日本逼近长沙时迁往衡阳,后战火蔓延到衡阳又迁安化,1946年光复后迂回长沙原址,195112月,由市救济分会接收,后交市民政局接管,当时仅收养弃婴23名,其中致残者9名。 1908年,长沙基督教内地会在长沙兴办“长沙瞽女院,收容失明而又无家可归的幼女,授以盲文,学习初等文化,同时学习编织、缝纫等手工艺,瞽女都受洗入教。19116月,建校舍于学院街,1 926年迁小吴门桐荫里,有瞽女70余名。19515月,该院由湖南省处理外资津贴委员会接管,12月转交长沙市民政局接办,1952年并入长沙市盲哑学校。

    二、经济活动

    (一)开洋行

    开埠的当年,在长开业的洋行商号有17家,1911年发展到22家,1924年增加到91家,其中,日商,34家,英商24家,德商10家,美商8家,法商5家,意商4家,葡商2家,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各1家。日商虽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资金以美、英、德商最为雄厚。他们除在长沙直接经营外,还在省内主要城镇设有分支机构及经理(销)处40处,经营的行业达20多个,倾销的商品以洋纱、洋布、洋油、鸦片、五金、颜料为大宗,其次为砂糖、洋蜡、药品、日用品、海产品、煤油、棉纱、颜料、香烟、西药等。这类商品市场主要被英、美、德、日等外商垄断。同时大量廉价收购茶叶、桐油、矿砂、爆竹、粮食、猪鬃、皮毛、五倍子、苎麻、棕片等土特产品外运,赚取超额利润。外国公司、洋行还通过经销代销和中国商号建立广泛的联系,形成以外商为主体的商业网络,把经营扩大到全省各个角落,据《中国实业志》1935年统计,专为外商推销商品的洋货号在长沙达233家,外商为他们提供优惠条件,商号积极为外商推销商品,收购原材料,进一步控制市场。由于外商云集,经营范围日广,长沙的进出口贸易日益发达。据长沙海关统计,1904年,长沙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万关平两,1911年增加到1600万关平两,1926年再增长到2863万关平两,这种增长势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出现逆转,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当时英国企图阻挠北伐,英国军舰在湘江游弋并强行登陆,激起长沙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抵制英货;次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市;1930年红军进城,与帝国主义直接发生军事对抗,许多洋货号、堆栈、码头被砸被烧,使外商十分恐慌,影响到进出口贸

易锐减,如以1926年长沙进出口贸易总值2863万平关两为100, 1927年有所下降为64.691930年为85.26; 1931年为73.41936年有所上升,达到当时法币”3370万元。但接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外商同遭劫难,损失惨重,人员纷纷撤离回国,外商贸易从此一獗不振。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商人乘势而入,大量倾销面粉、肥皂、布疋、香烟、玻璃牙刷、玻璃裤带之类的舶来品,企图独霸市场,但由于当时纸币不断贬值,水旱灾害频繁,战后人民生活普遍贫困,购买力低下,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美商也无心经营。各国商人也驻足不前,很少来长继续开业。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以美国为首

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在长经营的外国企业都已停业或撤走,留下的不动产,由长沙军管会暂时代管听候处理,从此外国商业全部退出长沙市场,1978年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外商才重新进入长沙市场。

    (二)办航运

    长沙开埠后,日本最先成立湖南汽船会社于长沙,从事长沙至汉口的客货运输,拥有商船3艘、2200载重吨。接着英商怡和、太古公司参与竞争,拥有商船4艘、4321载重吨。光绪三十三年(1907)4月,日本在长江航运的邮船大阪商社”、“湖南汽船社”、“大东汽船”四个会社联合组建成“日清汽船会社”,在长沙设立汽船支社,并建立码头、趸船、仓库等水陆设施,拥有股金810万元,扩大经营。宣统元年(1909),德国取得运输江西萍乡焦煤的特权亦在长沙设立湘江航运。1912年,美国美孚洋行也来长沙开辟航运,因此长沙成为外轮争夺的重要港口。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当时在长沙的外国轮船公司共有7家、27艘轮船,经营长沙至汉口、上海、常德、湘潭等地航运业务,垄断航运市场。湘鄂民营小火轮根本无法与其竞争,素称发达的旧式帆船运输日落千丈。

    外商航运业的发展因受政治风云剧变的影响,逐步步向衰退。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军进行北伐时到达长沙,英军舰进行干预失败、英国怡和、太古公司均被赶出长沙。德商轮船于1917年北京政府对德绝交时被扣留,后复航至1929年停航。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又发生“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日本在长沙的航运业也随之结束。

    (三)办金融、保险

    1917年春,日商台湾银行以资金100万日元,假用中日合资名义,在长沙开设中日银行,经营存款、储蓄、放款、汇兑及买卖金银、保管贵重物品等业务,这是长沙开设的第一家外国银行。1918年,日商又在长沙开设三本汇兑所,主要经营汇兑业务。19192月,美国纽约保证信托公司在长沙设立友华银行长沙分行,经营收存光洋、外币、活期储蓄及进出口押汇放款等业务。192310月,英商裕华银公司在长沙设裕华分银公司,专营铁路、矿业、工厂放款及进出口贸易汇兑业务。同年,英商代理人何扶桑在长沙开设扬子江银行,以向地方军阀介绍借用外债赚取回扣为目的。还有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麦利加银行也先后在长沙设立分行。至1923年,长沙外国银行发展到8家。另有比利时有利银公司也曾在长沙筹设机构,因注册登记手续不全,被省会警察厅下令撤销。

    上述外国银行在长沙开业的时间都不很长,如中日银行、三本汇兑所因受日军侵华激起的“五四”运动爱国风潮的影响,开业不久就先后停业。美、英所设银行,均因湖南军阀内

讧、金融停滞等原因,相继于1922年和1923年停业。但在开业期间,都疯狂地进行金融和政治投机活动,有的滥发纸币,套取黄金白银外流,有的拐款潜逃,坑害群众。如英商扬子江银行代理人何扶桑。骗取4笔存款、2笔汇款,计4350元银洋,潜逃日本。

    宣统三年(1911),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和日本三井保险公司同时来长沙设立分支机构,1912年~1933年期间,又有英、美、法、德、荷兰等国许多保险公司在长沙设立保险分支公司,他们是:英国的天一、巴士鲁、花旗、合群、华洋人寿、鼎新、安利英、太平、海外等公司,美国的友邦、北美洲公司,法国的芳世、康业公司,德国的久济公司,荷兰的荷兰公司等,共达17家。当时民族资本不足或信誉不高,缺乏竞争能力,萎蘼不振。因此保险市场亦被外商垄断。当时湖南省政府鉴于保险市场紊乱,于19291月颁布了《长沙市水火人寿保险市场业取缔章程》,同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保险法》,由于外商根据

中、外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而享受特权,不受上述法令的约束而未起作用。

    1931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抗日情绪高涨,不用外国货,不进外国保险的呼声很高,同时国内有识之士也积极在长沙开办保险业务,民族资本实力雄厚的上海、金城.、中国银行分别来长沙开设保险公司,同时在长沙开业的民族资本家开设的保险公司达47家,使外国保险公司逐步失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免遭劫难,外国保险公司全部撤走,抗战胜利后,没有回长沙复业者。

    (四)开矿、设厂、办邮政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美、德、日等国的资本集团,联名申请与湖南省当局合作办矿。如英国恒信洋行经营新化锑矿、萍乡焦煤、湘西桐油,成为掠夺湖南经济资源的重要据点。英商敦和洋行、德商礼和洋行挟巨资深入省内各地,非法与民间签订合同采矿。这些被掠夺的矿产品大部分集中长沙外运或在长沙加工为半成品运出。如民国初年日本在长沙兴办大同炼厂加工锑矿,1918年,因欧战结束锑价下跌才歇业。德商加利和多福洋行在新化设立炼铅厂两处,产品经长沙外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湖南省政府没收。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在长沙太平门大西门口设立二等邮便局,除收寄日侨邮件外,并带运中国邮件,名为“客邮”。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经多方交涉,于1922年撤销。

 

第三节  涉外纠纷

    一、周汉反洋教纠纷

    清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宁乡人周汉(原为清政府陕西候补道”官员),号召人民起来抵制洋教(天主教、基督教)。周汉反教的内容编成歌谣,绘成图画,作为“揭贴”(传单)广为散发,引起外国人的抗议,当时长沙还没有外国领事馆,由汉口外国领事馆出面交涉。身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怕洋人,下令查禁,搜寻印制品及版本即行销缴。可是周汉斗志顽强,旧本毁了,新本又出,刻字铺不刻了,就教儿子学会刻字,印数达几十万份,散发遍及省内外,外国人对张之洞施加更大压力,张见硬的不行,又嘱官绅婉劝,并威胁他继续干下去就要处死,周汉表态宁死不罢休,很多群众敬重他,说如官方要捉拿他归案惩办,就立即将省内教民70多人及其家属先行杀害,官方束手无策,不敢奈何他。光绪十八年二月(18923月),清府总理衙门奏请皇帝批准,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会同湖南官员吕世田查处此案,也感到棘手,因为重处了害怕长沙人民对抗,轻处了又怕得罪洋人,只好找替罪羊,将代刻周汉揭贴的三家书铺封闭,将两个店主各打80大板,并深入各处搜查已印发的书刊、画册及版片,将搜集到的实物由张之洞直接派人送到武汉各国驻汉领事馆当众烧毁,安抚洋人。还革了周汉的官职,交地方严加管束。“戊戌变法”期间,山东发生教案,德国侵略者藉故占领胶州湾,清政府更害怕周汉一案引起外国的武力干涉,遂将周汉逮捕入狱。周汉反洋教一案,就此结束。

    二、划定租界和抽收厘捐纠纷

    19045月,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专程来长沙和湖南巡抚赵尔巽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长沙通商租界华洋商民应遵章程》。《章程》明确确定,经双方共同勘查,外国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修定之铁路及新河码头为界,北以浏阳河为界,西以湘江为界”。规定各国商民在通商界内侨寓,避免“华洋杂处”,并规定抽收厘捐与华人无异。章程颁布后,英商贝赐纳不服从限制,自行在市中心西长街522号开设豫享泰洋行,并抗拒向厘局完纳厘捐。湖南省地方政府出面制止无效,禀报清中央政府,清政府饬令英驻汉总巡捕凯利出面制止,可是英国总领事不服裁决,反而照会外务部说“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各国驻京大臣均未允行,系属废纸”。勒索厘捐,此皆地方官有意阻碍英商照约权利。并要求外务部通知长沙关,凡属英商在长贸易,不应与别处通商口岸有异。豫享泰在长可任便租房挂牌开行,如再有阻拦,就将迅速具报外相发出抗议照会。 922日,中国外务部又复照英国驻汉总领事:“长沙开埠系中日续议商约第十条第十二节之规定,与各通商口岸无异,长沙一埠为日本专约所开,不是与其他任何一国订约,通商口岸无论何处,均应订立租界以便居住,洋商断无任便设行漫无限制之理。至租界内之地如何会商协定,应视某国约开,即邀同某国领事与地方官会商办理”。英国驻汉总领事不予理会。1905122日,英驻华使节萨又照会中国外务部说,长沙关道仍不允许长沙城池包括在

通商口岸内,且强词夺理再三争辩,显系该处绅士不欲长沙开为通商口岸而起,如不按本大臣五月二十九日文内及各国使臣会衔照会所解条约之本意办理复照,则本大臣只得循例以抗议书致送,所有因不认长沙城池包括通商口岸之内,至英商产业权益受损之外,清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在这威胁面前,清政府又以妥协退让而告终,承认英商可以在长沙任意经营,并免纳厘捐。日本起而效尤,把自己与中国订立的条约章程也一概撕毁,仿照英国办法实行。此时湖南巡抚害怕民情激愤,采取拖延办法未即实行,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1906. 12. 25),日本驻华使节林又致清政府外务部照会说,英商在城内任便开行发生问题,嗣经英国驻京大臣交涉,贵部承认洋商得在城内任便经营,并免纳厘捐,而湖南巡抚至今拖延不办,请贵亲王再严饬湖南官宪,允照日英领事所求,速出告示,声明洋人得有在长沙城内居住营业之权利,并出入城之洋土货物概免纳厘。外务部迫于英、日压力,只好又严饬湖南巡抚如其所请。这样长沙不仅丧失限制洋人居住地点之主权,而且也失去抽收厘捐的权利。

    三、饥民暴动纠纷

    宣统二年(1910),洞庭湖区发生严重水灾,秋收刚过,长沙谷米供应便出现紧张气氛,价格不断上涨,大批灾民流入长沙乞食。官绅地主觑得厚利,纷纷将大米私运出境。外商亦勾结官府,收购粮食外运。

    1910412日终于爆发饥民抢米风潮。人数达1万多人,巡抚岑春萱公然下令开枪镇压,死20余人,伤者无数,群众对清政府官僚、奸商、帝国主义商人十分愤恨,盛怒之下,将巡抚衙门的房子和帝国主义在长的一切机构,包括领事馆、洋行、教堂、趸船、堆栈、海关等一概放火焚烧。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武装镇压,群众被杀害者不计其数,被拘捕者不下数百人。事后帝国主义诸国以遭受损失为由,向清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清政府被迫妥协,议定向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挪威、法国赔偿纹银88万两,由湖南地方政府支付。还由中国政府特备公文向上述六国道歉,并保证“嗣后认真抚绥,未雨绸缪,不再致滋扰。”

    四、“六一惨案”纠纷

    1923年四五月间,长沙学生、工人、商人和广大市民为反对北京袁世凯反动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出卖旅顺大连,发动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学生有组织地进行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192361日上午,日“武陵丸”客轮由汉口载客抵长,适逢市民游行队伍在码头游行讲演,乘客不敢上岸,这时在湘江游弋的日舰“伏见号”水兵20余人登岸持棍对群众进行殴打,打伤工人学生多人,下午日轮“金陵丸”又由湘潭开到,与市民游行队伍发生冲突,这时日舰即派20余名日本水兵荷枪实弹上岸进行残酷镇压,开枪射击,当场杀死2人,受重伤的7人,受轻伤的30余人。

    惨案发生后,湖南外交后援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决定组织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罢工、罢市、罢课三天,以示哀悼和抗议。并提出八项条件,请当时省长赵恒惕向日本驻长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方公开道歉,并作善后处理64日,省政府接日方领事答复,措词含混,拒不承认错误。由于事关重大,问题转到北京外务部,由外务部出面向日本驻华公使交涉,而日方不但不予认错和赔偿损失,反诬中国地方当局不能阻止排日运动所致,竟不予理睬,因此激起长沙人民的更大愤怒。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焚烧日货。吓得日侨商店关门,人员集中到军舰上躲避,日人经营的客货轮都停泊到军舰旁边寻求保护,大灭了日人的嚣张气焰。68日,湖南当局竟下令封闭外交后援会,通缉郭亮、夏曦、夏明瀚等主要负责人,日方因此气焰更加嚣张,加紧以武力相威胁,增派“安宅”舰来长。 611日,日本领事偕“安宅”舰舰长梅田中佐向赵恒惕省长提出要解散外交后援会,严办为首之人和学习5条反建议。616日,日领事又致函省政府,反诬“六一惨案”责任全在中方。619日,日方加派驱逐舰“坚号”来长,任意鸣炮,恐吓市民。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7月初,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来华。75日,日方派水野梅晓来湖南调处六一惨案事件,北京外务部亦派施履本来湘调查,经过双方“调查”谈判,中方以妥协退让而告终,肇事日舰“伏见”、“安宅”号以“换防”为名,驶离长沙,日侨商人回长照常复业,“六一惨案”造成的伤亡成了悬案,不了了之。

    五、收回大金码头的纠纷

    大金码头属江西吉安府旅湘箩业公会所有,1915年,日资戴生昌轮船公司与湖南省政府洽商,租赁该码头停泊轮船。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为了依靠日本势力扶袁世凯上台做皇帝,不惜出卖主权,由巡按使公署委托外交咨议俞北湘名义,以押钱500串,票银10000两,向江西箩业公会承租。转租给日资戴生昌轮船公司,租期10年,约定19251014日期满交还。1923年上半年,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拟预先续租,以便期满后继续占用。当时正是长沙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湖南省政府摄于民愤不敢应诺,以“租期尚未届满”为由,对续租事不予表态。同年三月,发生日本在长军舰水兵公然在大金码头对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市民开枪,更加激起全市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收回大金码头主权的决心。大金码头箩业工人更是义愤填膺,率先表态,租约期满后不再租子日商。而当时江西同乡会会长余思九无视全市人民和码头箩业工人的意志,冒充箩业公会全权代表,秘密与戴生昌轮船公司续约10年,租银3600银元,事后,外交后援会将余思九扭送警察厅究办。192397日,余思九由长沙初级检察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同案犯三人亦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19251014日,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大金码头租期届满,如期收回。

    六、长沙人民抗英斗争的纠纷

    19267月,当北伐军向湖南进军时,英帝国主义积极帮助吴佩孚等军阀抵抗和扰乱北伐军北伐。7月上旬,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各派军舰来长沙,日夜来往湘江游弋示威,向北伐军施压。对帝国主义这种猖狂行动,北伐军和长沙人民没有丝毫的怯懦,北伐军当即从两岸向敌舰射击,其凶焰稍敛。7月下旬,长沙人民和全省人民一道,决定专一对付英帝国主义,扩大对英经济绝交。1927112日,英舰水兵以保护侨民为名,竟在长沙怡和码头武装登陆。长沙人民坚决予以回击。29日,英国水兵又在长沙水陆洲及湘江左岸登陆行凶,开枪打伤工人纠察队员8人。当日湖南总工会立即领导工人并联合各界人民举行1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号召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抵制运动,扩大对英经济绝交。3月中旬,在长英商营业完全停顿。

    七、红军进城与外舰对抗的纠纷

    19307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湖南省长何键仓惶出逃。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帝国主义在长经营的货栈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市民,焚烧了帝国主义在长的部分机构,当时停泊在湘江河上的帝国主义军舰和红军互相射击,导致一场严重的军事对抗。84日,何键率残部返回长沙河西,亲往停泊在湘江河上的英、美、日舰密商,请其援助掩护部队过河,85日,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掩护下,何键部队强行渡河,红军有计划地撤离长沙城。红军攻占长沙城,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帝国主义各国都惊慌失措。

    红军撤出长沙后,各帝国主义借口财产损失严重,均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索赔。821日,南京政府派人和有关各国代表到长沙实地勘查后,承认英、美、荷三国共损失财产60余万元,并即予赔偿,日本共有31处住地被砸、被烧。

    八、美侨俞道存私藏军用物资与盗窃文物案

    长沙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被赶出长沙,原在长沙从事各种活动的外国人,绝大部分自动撤离,只有少数教会和神职人员、文教人员留下来,他们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政策怀有顾虑和敌对情绪。有的还进行非法活动。美侨俞道存私藏军用物资与盗窃文物案便是其中较大案件之一。美侨俞道存,1930年受美国雅礼会派遣来长沙任教于雅礼中学,1946年曾得到美军事参谋当局的特别通行证再次来长。195011月,俞道存申请回国,长沙市公安机关于117日检查其行李时,发现一个绿色的保险箱,里面装着中国古钱币数百枚,又在他住宅楼上发现中国周、汉、唐、五代、宋等朝代陶器18箱共200多件,还发现他收藏的美式S- 39九灯收报机一台,美式S20R军用收报机一台,电表一只(收报机用)和其他无线电器材甚多,公然违反长沙市军管会多次公布的“外侨不得装设电台或有类似电台之设备”的规定,违反中国政务院颁发的“禁止珍

贵文物出口”的规定。长沙市军管会依法没收他收藏的两部电台和其他无线电器材及中国的全部珍贵文物,责令其登报悔过,并将他于19515月驱逐出境。

    九、法侨罗宝田间谍案

    法国人罗宝田,1931年来华传教,曾任长沙、宁乡、湘阴等地天主堂医院院长,解放时担任浏阳天主堂神甫。解放前他担任过美国14航空队谍报员,日军沦陷时,组织过浏阳育婴堂姊妹迎接日军,日本投降后,强迫浏阳天主堂医院护士当“吉普女郎”。19512月,浏阳县公安局侦破罗宝田进行间谍活动,与国民党“华中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要犯王可成、陈伯仲勾结,在浏阳天主党内开秘密会议,在教徒中发展特务分子8名,并在教堂内搜查出子弹400发、望远镜4部、蒋匪别动队第4纵队的文件、马牌手枪1支、卡宾枪4支、左轮手枪1支,降落伞3具,还有刺刀、子弹及电台等军用物资。19511026日,长沙市法院在长沙宣判大会,当众揭露罗宝田的罪行,并由公安机关押解出境。

    十、取缔圣母军和驱逐违法外国侨民案

    “圣母军是天主教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解放初期,由于少数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操纵,在长沙天主教徒中进行了许多与宗教不相称的活动,印发反动宣传品,阻挠学生入党、入团、参加军干校,反对“三自”革新运动等。1951510日,长沙市军管会在天主教堂内查获圣母军组织私藏白郎林手枪2支、子弹10发、电台零件和反动宣传品。根据军管条例,当场逮捕兰泽民(天主教总主教、意籍)、宝仁(天主教长沙教区副主教、意籍)、包泽三(天主教堂医院院长、德籍)等人,于1952年驱逐出境。195212月,根据群众要求,长沙市军管会下令取缔“圣母军”组织。

    十一、英籍外商失窃案

    1986126日,英国卡斯科·普雷斯顿国际有限公司副经理大卫·威廉斯的一口高级红色皮箱失窃,内有400英镑和其他外币,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卡,小型录像机、金笔等物。失窃后报长沙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东区分局刑侦队、朝阳街派出所干警及芙蓉宾馆服务员、长沙电机厂保卫科的共同配合下,于130日下午,将犯罪分子袁小波抓获归案,当场人赃俱获。这时,大卫·威廉斯已经香港回国,公安部门通过他在香港的同事转告已回国的失主,将原物归还。

    十二、日本游客纪平孝赠车涉讼案

    19884月底,日本人纪平孝在长旅游时,因右眼脸下翻,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求医,经治疗和热情护理,于513日出院,出于感激和为日后继续治疗打好基础,主动提出要将自己所用的日产E - Hc231(尼森牌)旧车一辆,无偿赠予医院,院长张素元不受,纪执意相送,经院方集体研究同意接受。纪回国后,按规定办理无偿赠送的出境手续和入上海关的免税放行手续,623日,纪随车到上海,74日车到长沙后又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和馈赠书签字的手续,714日,举行赠车仪式。不料,车到医院后,纪平孝突然变卦,从司机手中骗走钥匙,要将车开到武汉,借口是赠车前有附加条件,即由院方免费一年提供住房未得满足。此事双方事前并无协议,只是纪曾委托院方代觅住房的意图,当然不能作赠车后的先决条件,双方遂因此发生纠纷。与此同时,纪平孝在医院病房与服务员未婚青年沈某于718日~21日连续四晚非法同居,被市公安局当场查获,并罚款50元,纪当场承认错误并交了罚款,可是事后又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写信表示对公安局带去查问不满。198883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致信长沙市外办询问原委,长沙市外办于1988811日复信总领事馆,详述纪平孝与沈某非法同居被市公安局查获和处理的经过。赠车引起的纠纷发生后,省、市外事办出面进行调解,纪平孝不听湖南省、长沙市外事办的调解和劝告,于19889月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198810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传双方到庭审理,省人民医院院长张素元、副院长谌忠友以法人代表身份应诉,双方法庭辩论无结果。1989930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时纪平孝已回国。法院通知辩护律师要纪出庭未到,又通过外交途径传纪出庭仍不到庭。根据民法规定,四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则作自动撤诉处理或缺席判决。省人民医院同意作撤诉处理。19901122日,中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作撤诉处理,原被暂时扣押的小车暂存放省人民医院保管,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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