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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时间:2013-09-29      来源:
  

 

概  述

    长沙在春秋战国时属楚,楚先民为九黎、三苗之族,有群蛮上承三苗之绪,下开长沙武陵之源”之说。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长沙先民与中原华夏民族相融合。华夏民族,后称汉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长沙地区的主体民族。

    长沙解放前,市内有回、维吾尔、苗、满、蒙、壮、瑶、侗、藏及土家(1956年始定为单一民族)等少数民族,共约700人,其中回族近500人。解放后,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军人的复员转业,职工的工作调动,中专、大学毕业生的统分以及按政策恢复少数民族成份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长。新中国成立后,四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是:

    1953年市区人口总数为570612人,其中汉族569785人,占99.855%;回、苗、壮、满、蒙古、瑶、侗、维吾尔、土家、藏、彝、黎等12个少数民族,合计827人,占0.145%。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502人,占60%;苗族144人,占17.4%;壮族101人,占12 .21%;其他各族共75人,占9.06%

    1964年市区人口总数为764226人,其中汉族761708人,占99.67%;回、土家、苗、壮、满、侗、蒙古、瑶、朝鲜、白、维吾尔、彝、土、畲、高山、纳西、撒拉、藏、布依、仫佬等20个少数民族及10名居住在长沙的华籍外国血统人,合计2518人,占0.329016。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1091人,占43%;土家族415人,占16%;苗族325人,占13%;壮族203人,占8%;满族198人,占7.8%;侗族104人,占4%;其他182人,占7.2%

    1982年全市(含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人口总数为4803511人,其中汉族4797481人,占99.87%;回、土家、苗、壮、满、侗、瑶、蒙古、朝鲜、维吾尔、白、布依、彝、藏、纳西、高山、土、锡伯、仫佬、畲、黎、毛南、京、水、傣等25个民族及12名在长华籍外国血统人和12名未识别民族成份的人,合计6030人,占0.1255%。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2052人,占34.02%;土家族1164人,占18 .96%;苗族865人,占14.34%;壮族561人,占9%;满族522人,占8.5%;侗族350人,占6.8016;瑶族170人,占2.8%;其他346人,占5.7%

    1990年全市总人口为5492209人,其中汉族5474485人,占99.677%;土家、苗、回、侗、满、壮、瑶、白、蒙古、藏、朝鲜、布依、黎、彝、维吾尔、畲、纳西、锡伯、傣、土、水、高山、哈尼、仫佬、仡佬、哈萨克、拉祜、俄罗斯、毛南、傈僳、佤、景颇、珞巴、撒拉、达斡尔、羌、布朗、怒、阿昌等39个少数民族以及7名在长华籍外国血统人和31名尚未识别民族成份的人,合计17724人,占0.323%。少数民族人口中,土家族5879人,占33%;苗族3134人,占17.68%;回族2714人,占15.3%;侗族1393人,占7.86%;满族1278人,占7.206;壮族1127人,占6.358%;瑶族619人,占3.4906;白族479人,占2.7%;蒙古族197人,占1.11%;藏族129人,占0.73%;朝鲜族117人,占0.66%;布依族115人,占0.65%;黎族109人,占0.62016;彝族91人,占0.51%;维吾尔族79人,占0.44%;其他227人,占1.28%(详见附表1)。

    长沙市的少数民族居民,解放后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文化水平等方面逐步提高。1989年对回、土家、苗、壮、满、侗、瑶7个民族中5402人的调查,就业人数为2626人(未就业者均系老、幼),占被调查人口的49%;其中有中共党员44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8.28%;科、处级以上干部和有中、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55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0.35%;大专以上文化的1475人,中专、高中文化的1460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人数的54.33%1989年统计,全市少数民族中有22人任市、区(县)人民代表,37人担任市、区(县)政协委员,回、苗、壮、土家、满、侗、瑶、高山、锡伯、朝鲜、布依等11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人物任市、区(县)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市、区(县)的政事活动。

    祖籍为湖南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大庸市的长沙市少数民族居民,如土家族、苗族、白族等,有人口近1万人。他们当中的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于19894月发起成立了长沙市湘西各民族同胞联谊会,以促进民族团结,开发湘西,振兴长沙。联谊会设理事会,第一任会长为彭对喜,副会长为吴松柏、钟高学、谭永清、龙卫平、石太瑞、彭官章、欧阳久耀。1992年长沙市进行社团登记时,该联谊会根据市民政局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更名登记为长沙市民族联谊会,并确定在领导机构中增加其他的少数民族成员。

 

第一章   

第一节  来源和演变

    回族在长沙定居,始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当时回民马成中授长沙卫校尉,落籍长沙。随后,有北京、南京、陕西、云南、广西及本省常德、益阳、邵阳等地回民陆续迁长。17世纪上半叶,有参加李自成、张献忠义军的回民从西北转战至长沙落籍。20世纪初,有南京及长沙下游、东南沿海各地的少数回民来湘经商,定居长沙。定居长沙的回民,主要有徐、蓝、马、丁、李、张、魏、哈、蒋、麻、沙、欧阳诸姓氏,其中张、哈、麻、沙诸户,以经商著称于当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长沙回民达2000余人。抗日战争开始后,从1938年下半年起,长沙战火频仍,回民为避战乱,纷纷外迁,锐减至400余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族人数略有回升。解放后,部分回族国家工作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和教育、医务、科技人员,从省内外各地分配、迁徙来长工作或定居,人数逐年增长。据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1953年为502人,1964年为1091人,1982年为2052人,1990年为2714人。

    长沙回民过去大部分居住于城西靠近湘江的商业中心地带,杂居于汉民中。他们为了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的便利,在大分散中又有小集中。主要集中于三王街、三兴街附近,先后在金线街、三王街、三兴街建清真寺,多围寺而居;农村大多聚居于今捞刀河镇的汉回村和乌溪村。解放后居住日益分散,据1989年对回族2014人的调查,其中东区361人,、南区491人,西区303人,北区327人,郊区57人,长沙县426人,望城县13人,浏阳县4人,宁乡县74人。围寺而居的局面,不复存在。

 

第二节    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政治上,最初定居长沙和由北京、南京及本省邵阳、常德、益阳等地迁入的回民,大都为明初将校之后裔(回民祖先对元、明两朝开国、建国和中西交通的开拓多有贡献,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有较大影响),他们在一段时期里还保持着经济、文化和宗教上比较顺利的发展条件。不久,明朝统治者视回族为“回夷”,采取“善加抚恤,密切防闲”的政策,其地位随之下降;清王朝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其处境更为艰难;民国政府称回民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不承认其为民族,所受歧视和排挤更甚。长沙回民为了民族自尊和民族生存,历史上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不断克服民族内部的分歧,加强团结,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解放后,中共长沙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不断选拔回族青年担任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十分重视回族代表人物的参政议政权利。历届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都有回族代表参加。

    198912月对市区回族1 950人进行调查,其中担任行政或技术干部的441人(其中科、处、厅级干部和有高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243人),占被调查人口的22.6%;有中共党员191人,共青团员148人,党、团员占被调查人口的17.4%

    清代和民国时期,长沙回民中除一部分人从事农业外,大多数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其中有不少善于经营的工商业者,如著名的李合盛、徐长兴清真餐馆,马应龙眼药店、马益顺磨坊、马恒记鞋店,以及从金陵来长由回民经营的花纱、绸布店等,都曾名噪当时。但多数回民从事小商贩,生活贫困,度日艰难。特别是经历“一火四战”(指19381112日晚的长沙大火和湘北四次抗日战役),多数回民日食难继,不少人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至解放初期,市区回民就业问题还未得到很好解决(见附表3)。

19529月长沙市区回民就业情况调查表

附表3

类别

 

数目

 

 

独立

劳动

 

 

自由

职业

 

工商

业者

 

 

农民

 

 

军警

 

 

阿訇

 

 

无业

 

 

 

儿童

 

家庭

 

妇女

 

 

合计

 

人数

32

29

6

8

7

27

2

5

4

37

40

149

111

38

495

百分比

12.32

2.82

1. 41

5.45

0.40

1.01

0.80

7.47

68.28

100

 

    上表495人中,就业的120名,占市区回族总人数的24.4%,就业人员中半失业或季节性失业的计34人,占就业人员的28.3%。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回民的就

业问题,才基本上得到解决。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长沙回民就业情况较好,除少数青年存在短期待业现象外,基本上都已就业。据198912月对市区吃商品粮的回民1950人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干部441人,工人466人,两者合计907人,占被调查人口的46.5%,尚未包括个体劳动者和临时工。较之1952年,就业人口的比率增加近一倍。1952年每个就业人员(包括半失业或季节性失业者在内)除本身以外,还要负担3.13人,而现在每个就业人口除本身以外,需要负担约一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解放前大有提高。

    文化上,长沙回民从一开始就杂居于汉民之中,通用汉族语言文字,但他们在宗教活动和经堂教育中仍用阿拉伯语念经,用阿拉伯文书写《古兰经》。一部分回民在民族内部日常交往中仍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是回族同胞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了回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回族文化,早年以伊斯兰教文化为特征,包括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方面。它主要通过经堂教育和宗教礼仪来传播继承。经堂教育在湖南开始于17世纪,全省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地方的清真寺举办,各清真寺根据其经济状况,供养一定数量的“经生”。长沙清真寺每年供养“经生”56人,最多时达16人。长沙清真寺于1919年办过阿文学校,在校学生20余人,半数中途转入普通小学,两年后停办。解放前,不少回族子弟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求学,加之一般学校不开设回民清真伙食,也给回族青少年入学带来不便。回族自办学校,又受多方掣肘,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费无着。1918年,长沙市回族开

办私立敬信小学于三兴街(三兴街清真寺左侧),1938文夕大火”中被焚而停办。该校1949年恢复,半年后终因经费困难又复停办。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注提高回族人民的文化水平,采取免收贫困学生学杂费,集回族中学生于一校,开设清真灶,适当降低少数民族学生录取分数线等措施,回族人民文化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据198912月对市区吃商品粮的回民1950人的调查,他们中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802人,占回族人口的41%;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的272人,中专文化的110人,两者共占回族人口的19 .64%。长沙回族知识分子中出现许多有造诣、有贡献的人物,如: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温福钰,先后主持设计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贺龙体育场等几十个大小建筑工程,其中湖南革命烈士陵园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他主持设计的长沙新清真寺具有鲜明的阿拉伯建筑风格,他还著有《湖南百年建筑》,参与编辑《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和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长沙》;湖南机床厂副总工程师马前胜,主持设计、制造、改进了多台工艺专机设备与工艺装备,使生产672型弓锯的年产量达10001500台,成为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和全国名牌产品,部分还出口创汇;电子工业部第四十八所科研人员尚俊芳,研制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PB3型电子爆光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马恩庆研制的烧伤外用药,曾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和湖南省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湖南省广播电视艺术团男高音独唱演员曹世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电台录制唱片的歌曲达200余首,他还为10多部电视剧、广播剧配唱主题歌;多次获演出奖;长沙市湘剧院著名演员金国纯,在湘剧旦行艺术上颇有造诣,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

第三节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回族的风俗习惯大多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礼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饰

    回族服饰平日与汉族基本相同,在民族节日、礼拜和举行重要宗教仪式时,男性多戴白帽,妇女过去戴黑色盖头布。现在,大多数妇女已不用盖头布,有的改用白毛巾或一般妇女用的头巾。

    二、饮食

    长沙回民肉食为牛、羊肉和鸡、鸭、鱼、蛋等,食油为菜油、豆油、茶油、花生油等植物油。饮食方面的禁忌较多,如不食自死动物,不食一切动物的血液,不食妄杀之物(未经阿訇或老师傅下刀的称为“妄杀”),禁食猪肉、猪油,不食性情凶猛的禽兽等。

    三、婚姻

    长沙回族婚姻,过去一般是在本民族内部通婚,民国初年开始有少数回民与汉族通婚。最后,回汉通婚,规定汉族一方必须答应“进教”即信仰伊斯兰教,接受并遵守回族风俗习惯,结婚时要举行“进教”(即念“里喀哈”)仪式。50年代以来,回汉联姻越来越多。

    四、丧葬

    回民称死人为无常。其丧葬特点是:从速从简,一般当天出葬;当天来不及时最多不超过三天,不请客,不受礼,不用花圈、祭幛,不鸣炮奏乐,不跪跪拜拜,不嚎啕大哭;对死者遗体不分男女老幼和贫富,一律用白布包裹(男三件,女五件),墓地各占一穴,丧葬仪式相同,毫不例外;不带任何物品随葬;实行土葬,不用棺材,而用上有盖,下无底的杉木椁(称“三筒盖”)或石椁;墓不择地,葬不择时,体现了淳朴节俭的民族风俗。

    五、节日

    历史上,回族同胞全体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又称尔德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圣纪节(又称冒路德节)是回族的三大民族节日,流传至今。长沙回族同胞参加节日活动的人较多,每逢节日回民便沐浴净身至清真寺“会礼”。“油香”(面粉做的油饼)是回族人民最喜爱的节日食品之一。

第四节  汉回村

    该村位于长沙市东北约20公里的丘陵地带,属捞刀河镇,是全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汉回杂居。全村1100余人,占地面积5380亩,其中水田1180亩,山林3300亩,旱土96亩,水面约100亩。全村有回族人口145人,占本村总人口的13%

    该村回民,相传为明末清初时明军中的回族将士因战争失利而离队,落籍于此,世代繁衍至今(确切根据,已无从查考)。早年定居的为欧、马、兰三姓,抗日战争时期哈某由兰州迁居来此,现为欧、马、兰、哈四姓。该村回民,旧社会在反动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统治下,比一般农民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经济、文化生活十分落后。解放后,他们与受压迫的汉族农民一样,翻身作了主人,经济、文化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汉回村有了更为显著的变化。不少回族中的先进分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全村回族中有中共党员10

人,共青团员8人,不少人还担负村里的领导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村的农、林、牧、副、渔业逐步发展。特别是从1985年开始,长沙市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一少数民族聚居村发展经济,拨款20万元,征用该村山地70.9亩,辟为长沙地区回民公墓,以征地款增加该村的农业投入。随后几年,各级政府又先后多次给该村以低息贷款帮助其发展村办企业。1989年,该村粮食人平600公斤,人平纯收入936元。

    文化教育方面,也有较大变化。原来村内无小学,学生求学需要走较远的路程,中途辍学的不少,文盲、半文盲较多。后虽将本村一所破庙改为村办小学,但房屋湫隘,晴天上课,雨天放假。1978年以来,回民经济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大都鼓励子女读书。198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该村将小学原来的旧房改建成两栋两层、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的教学楼。村内汉、回学龄儿童全部上了小学,巩固率达100%,升学率达98%,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好评。80年代后期,全村回民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的4人,初中48人,小学88人,文盲降至5人。大部分农户有收音机,70%的农户有电视机。

    该村回民与汉民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关系融洽。

第二  土家、苗、壮、满、侗及其他少数民族

第一节  土家、苗、壮、满、侗各族

    一、土家族

    土家族在1956年被确定为单一民族后,长沙市土家族人员逐渐增加,至1990年达5879人,居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一位,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33%。该族大都从50年代起由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陆续迁徙来长。长沙土家族居民均使用汉语,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在土家之间寒喧时间常使用土家语。其生活风俗习惯,与汉族无太大差异。

    1989年对市区土家族居民1584人抽查,其中行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人员等372人,工人348人,学生及幼儿812人,其他劳动者23人,家务29人;有大专文化的563人,中专、高中文化的424人;有高、中级职称的65人,科、处级以上行政干部67人;中共党员98人。其中有些人还在科技方面有发明创造,在文化艺术上有较深造诣,如长沙客车厂彭天沅工程师设计研制的动态汽车前轮空位全参数检测台,于198610月经部级鉴定,达到交通部设计任务书的要求,为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已故画家张一尊,长于画马,被誉为“中国画马四杰”之一。

    二、苗族

    长沙市苗族人口,1990年达3134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17.68%,居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该族大都从50年代起,先后由本省花垣、凤凰、保靖、泸溪、城步、靖县、绥宁、芷江等县迁来。长沙苗族居民,均通用汉语、汉文,因长期与汉民共同生活,其风俗习惯已与汉民无甚差异。

    1989年对市区苗族居民242人的抽查,其中行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68人,工人83人,其他劳动者13人,家务17人,学生及幼儿77人;有大专以上文化的20人,中专、高中文化的70人;有高、中级职称的9人,科、处级以上行政干部13人;中共党员22人。长沙苗族居民,部分人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伍新福、湖南省作家协会诗人石太瑞、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吴成群等均系他们中的佼佼者。

    三、壮族

    长沙市壮族居民,大都从50年代起先后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市迁来,使用汉文、汉语,其风俗、习惯、婚配、服饰较原来均有改变,已与汉族无异。至1990年人口为1127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6.358%

    1989年对市区447名壮族居民的抽查,其中有行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114人,工人55人,其他劳动者17人,家务9人,学生及幼儿252人;大专以上文化的224人,中专、高中文化的99人;有高中级职称的33人,科、处级以上干部13人;中共党员34人。长沙壮族居民,部分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较突出贡献,如湖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黄青廉,对图书管理学有一定研究,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述。

    四、满族

    长沙市的满族同胞,一部分为长沙解放时和解放后随军南下的东北、华北籍军人、干部及其家属,一部分为分配来长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还有少数为按政策恢复民族成份的。长沙满族人口,至1990年为1278人。在长满族居民均使用汉文、汉语,风俗习惯已与汉族无异。

    1989年对他们中的617人抽查,其中有行政干部、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201人,工人145人,其他劳动者1人,家务16人,学生及幼儿254人;大专以上文化的207人,中专、高中文化的200人;有高中级职称的53人,科、处级以上行政干部11人;中共党员53人。他们在工作上,有的.作出了较突出贡献,如湖南大学人文系教授曾锡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982年出版),编著《历史唯物主义讲话》(1987年出版),还有其他著作和论文多篇。

    五、侗族

    长沙侗族居民大都从50年代起从本省新晃、芷江、靖县、通道等县陆续迁来,都使用汉文、汉语,风俗习惯已与汉族无异,其人口,到1990年达1393人。

    1989年对市区侗族居民中的363人抽查,其中有行政干部、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72人,工人105人,其他劳动者14人,家务4人,学生及幼儿168人;大专以上文化的118人,中专、高中文化的95人;有高、中级职称的24人,科、处级以上干部10人;中共党员26人。他们有的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如湖南省文联副编审李呜高对中国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有一定研究,论文、著述颇多,曾多次获奖。

第二节  其他少数民族

  一、瑶族

  长沙瑶族居民均系解放后从本省南部山区江华等县陆续迁来,他们均使用汉文、汉语,生活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其人口,至1990年为619人。

    1989年对市内瑶族居民199人的抽查,其中行政干部、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54人,工人33人,其他劳动者2人,家务1人,学生及幼儿109人;大专以上文化的81人,中专、高中文化的50人;有高、中级职称的19人,科、处级以上干部9人;中共党员20人。他们中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较突出贡献,如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俊鼎,从事采矿专业设计和矿山工程设计工作30余年,完成矿山设计近50项,有的被评为优秀工程,其所撰写的《大爆破的爆破网络设计》被1979年冶金出版社出版的《露天大爆破》一书所采用。

    二、白族

    长沙白族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本省桑植县。相传宋末元初(1251年前后)云南大理焚族(白族)青年参加元军,有一部分人流落湖南,定居桑植,逐渐繁衍至今。桑植白族,以谷、王、钟、熊为大姓,长沙白族居民亦多为谷、王、钟、熊之后裔。其生活习惯与汉族无异,使用汉文、汉语。长沙白族居民1990年有479人,其中长沙鼓凤机厂白族工程师王贞祺,在航空工业部飞行试验所工作时曾编写、校译过《飞机强度规范》(试用本)、《美国军用飞机强度规范》等多种资料,调长沙鼓风机厂后工作上多有贡献,被评为厂劳动模范。

    三、蒙古族

    长沙蒙古族居民解放前甚少,解放后由辽宁、内蒙、河北等地陆续迁长定居。人口1990年为197人。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原来多数信仰喇嘛教。在长沙的蒙古族居民,生活习惯已与汉民无异,多数已放弃原来宗教信仰,使用汉语、汉文。他们中许多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如长沙铁道学院教授、力学研究室主任、桥梁力学专家王朝伟,从事教学工作50年,并先后主持编写出版《有限元法》(上下卷)、《高等结构力学丛书》(15卷)、《非性线问题的加权残数法》等书。

    四、藏族

    解放前长沙市仅有个别藏族居民,现有藏族居民大多数是解放后由西藏、四川等地迁来。长沙藏族居民,至1990年为129人(其中大多数为代培的藏族学生)。在长沙定居的藏族同胞,均已使用汉文、汉语,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较原来均有所改变。

    五、朝鲜族

    长沙市解放前只有个别朝鲜族同胞,后又外迁。现有朝鲜族居民均系解放后由东北和朝鲜迁来定居繁衍,至1990年有朝鲜族居民117人。他们均使用汉语、汉文,生活习惯已与汉族居民无异。

    六、布依族

    长沙市布依族居民,均系解放后由贵州各地迁入,至1990年人口为115人。他们均使用汉语、汉文,生活习惯与汉族居民无异。

    七、黎族

    长沙黎族居民,绝大多数系80年代由海南省迁入,至1990年人口为109人(其中大多数为代培的海南省学生)。在长沙定居的黎族同胞,均使用汉语、汉文。

    八、彝族

    长沙彝族居民,主要是解放后由云南、四川等省迁入,至1990年人口为91人。他们均使用汉语、汉文,生活习惯与汉族居民无异。

    九、维吾尔族

    长沙维吾尔族居民,解放前人数很少,解放后历年有所增加,至1990年有79人。其大部分来自本省的桃源、常德,少数来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惯与回族基本相同,不食猪肉、猪油。来自桃源、常德的维民只懂汉语、汉文,来自新疆的虽懂得维语、维文,但在长沙均使用汉语、汉文。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等地的维吾尔族同胞来长经商的不少,如卖烤牛羊肉、葡萄干、核桃等,他们的语言、服饰和经营活动,给市场带来不少新的情趣。

    人口在50人以下的其他少数民族畲族、纳西族、锡伯族、傣族、土族、水族、高山族、哈尼族、仫佬族、仡佬族、哈萨克族、拉祜族、俄罗斯族、毛南族、傈僳族、佤族、景颇族、珞巴族、撒拉族、达斡尔族、羌族、布朗族、怒族、阿昌族等24个民族,基本上都是解放后从各自民族的聚居区迁来,在长沙均使用汉族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已与汉族无异。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含华籍外国血统人)在长人口虽少,但都为长沙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章  民族工作及机构

第一节  民族工作

    解放初期民族工作的重点是做好回族居民的工作,因当时回族居民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60%,并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且不少回族居民生活困难。这时的民族工作是在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首先帮助回民中的贫困户就业,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1953年前,由劳动部门逐年介绍就业的回民有70人,组织生产自救的有30余人,发放贷款和救济款的有120余户次。其次是提高其政治地位。1953年以前推荐回民中的21人担任市、区人民代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代表,同时培养选拔30名回族先进青年任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再次是帮助回族居民提高文化水平。1951年解决了40余名回族儿童的就学问题,1952年将回族的中学生集中于市二中(长郡中学)就学,由学校设立清真专灶,方便学生食宿。与此同时,切实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设立了回民牛肉专店和屠宰场,解决其清真肉食的供应问题。1952年政府拨专款修理清真寺,方便其开展宗教活动。1953年划定石马铺回民公墓92.85亩,解决其丧葬用地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回族居民的升学、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50年代后期,在城市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回族居民的肉食、饮食、副食供应曾一度被忽视。1961年前后,整顿了回民牛肉店,并在蔡锷中路设立了三家清真饮食、面食、副食专店,妥善解决了“三食”供应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供应回民清真“三食”的设施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全市民族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一是进一步重视了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如通过各种形式,经常对全市各族人民进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等内容的思想教育。198910月,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了长沙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人物表彰大会”,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8个,先进人物56人。

    二是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各级人大、政协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中重视了对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安排,重视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在少数民族学生升学刚给予了加分照顾,在招工招干时对少数民族人员实行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措施。

    三是切实尊重回、维吾尔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由市财政及有关部门拨款100多万元,改建了蔡锷中路的回民食品店,新建了火车站清真民族饭店,在黄兴南路重建了清真李合盛餐馆。五里牌肉类联合加工厂以自筹资金为主,新建了清真宰牛车间,并于1992年建成了专用的清真冷库。与此同时,还将对回、维族居民的清真牛肉供应业务,由市肉食水产公司改为由市伊斯兰教穆斯林服务部经营。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不仅解决了长沙市回、维民族的清真“三食”供应问题,还为来往长沙的外地穆斯林提供了食宿方便。1985年市人民政府重申了保护石马铺原回民墓地的规定,并由市财政拨款20万元,在长沙县汉回村征山地70.9亩,作为回、维族居民新的丧葬墓地,并在新墓地修建了清真寺。同年,还执行了国务院在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对回、维族职工放假的规定,并在这些节日对回、维族居民增加供应平价植物油。各单位按政策发给回、维族职工伙食补贴费,政府还增加回、维族居民的牛肉差价补贴。鉴于三兴街清真寺已成危房,不能适应对内对外工作的需要,从80年代后期起,国务院和省、市三级政府先后共拨款180多万元,为长沙市回、维族穆斯林在贺龙体育场外红龙庙地段新建了一座清真寺。该寺于1992年开斋节已正式投入使用,曾接待过伊朗、阿联酋、意大利、美、英等国的外宾。

    四是尽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长沙市和长沙县各有关部门,对汉回村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长沙市湘西各民族同胞联谊会(1992年改为长沙市民族联谊会)成立后,在致力于联络本市少数民族同胞,增进情谊,开展互助,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基础上,热情地为长沙市与湘西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牵线搭桥。19904月,该会派出顾问向泽新(退休干部,土家族),以4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湘西11个县、市,了解当地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潜力以及当前存在的困难和要求,回来后写出了调查报告,向省、市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此后,在省、市有关领导的倡议和支持下,长沙市南区与湘西花垣县在发展经济方面进行了友好合作。长沙县与保靖县、吉首市与长沙市郊区、长沙市郊区马王堆乡与吉首市万溶江乡先后缔结为友好县(区)、乡,开展了对口支援。与此同时,长沙汽车电器厂对大庸市发展汽车电器配件,长沙卷烟厂对龙山卷烟厂提高香烟质量,在技术方面也都进行了无私援助。1991年湘西有的地区发生了水灾,长沙市各有关对口单位都及时发动群众,捐钱、捐粮、捐衣物,进行支援。

    上级领导对长沙市在解放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民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市民族宗教事务处于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1991年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全国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市民族宗教事务处主任阮昌八被授予全国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的光荣称号。

第二节  民族工作机构

    长沙市的民族工作,50年代由市民政局负责,60年代初开始由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兼管。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民族工作任务加重,19804月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民族事务处成立,与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877月市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处与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合并为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处,下设民族工作科和宗教工作科。19928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处改为长沙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长沙市宗教事务局,在其下增设办公室,仍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长沙市民族事务处、民族宗教事务处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历届负责人任职时间见附表4

长沙市民族(民族宗教)事务处、民族事务委员会

历届负责人任职时间表

附表4

  姓名

    任职单位及职务

始任职时间

    离(免)职时间

刘孚权

阮昌八

刘孚权

李延智

阮昌八

刘孚权

卢万杰

 

市宗教、民族事务处副主任

市宗教、民族事务处处长

市宗教、民族事务处副处长

市宗教、民族事务处副处长

市民族宗教事务处主任

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副主任

市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市宗教事务局局长

1982.10.20

1983.9.21

1983.9.21

1987.6.29

1987.11.3

1988.2.13

1992.8.31

 

1983.9

1987 .11

1988.2

 

1992.6(退休离职)

1992.6(退休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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