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政务公开 长沙方志 长沙地情 工作动态 方志园地 数字方志馆 党务公开
宗 教

时间:2015-07-28      来源:
  

  

 

    长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

    道教于魏晋时期传人长沙,东晋陶淡与其侄陶垣弃家结庐修炼于临湘山(今长沙县榔梨镇)。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士民始建祠祀奉陶淡叔侄,称陶公庙,是长沙有道庙之始。佛教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由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僧人竺法崇传人长沙,并修建麓山寺,为长沙有佛教之始。伊斯兰教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7)由回民马成中传人长沙。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17世纪90年代首次传人长沙,后因清廷禁教而中止。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基督教(新教)各教派进入长沙。《辛丑条约》签订后,二十八年(1902)在长沙正式建天主堂。解放前,长沙先后有基督教16个教派。

    各种宗教进入长沙,经过千百年的流传,由于政治的、社会的多种原因,有其各自的兴衰历史。至解放初期,长沙市区内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宫观、寺庙、教堂66所,职业宗教者358人,信教群众约5000余人。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削弱劳动人民的斗争意识,为其统治服务。如:麓山寺的修建,南北朝时曾先后得到湘州刺史王僧虔、夏侯详、王琳和长沙内史肖沅等人的护持;开福寺的创建是五代时楚王马殷父子的大力襄助而成;陶公庙受历代皇帝敕建加修,清湖南巡抚吴大激曾赠“三湘霖雨”匾,民国时期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之重建;1926年湖南省主席唐生智曾推行全民佛化运动,所辖部队官兵一律参加佛化。天主教、基督教凭借其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派遣神职教牧人员,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欺压中国人民,并刺探政治、经济情报,甚至藏匿武器,私设电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因而遭到长沙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末,反洋教最力的人物是宁乡周汉。周先后刻印朱墨套印的通俗图画,印刷歌谣揭帖数十万册,散发全国,抨击天主教及其传教士,坚持达10年之久,引起外国传教士及帝国主义者的恐慌,美、英各国使节迫使清廷和湖广总督,将周汉监禁12年。1910年春,长沙饥民发生抢米风潮,并捣毁部分教堂、修院,是一次反帝反洋教的正义行动。

    宗教对长沙地区人民的思想、文化及信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道教的修炼和养生及治病的方法在民间仍广为流传;佛、道教保存的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寺庙、官观,成为重要历史文物;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与长沙回、维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有的内容已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基督教由于传人时间较短,除其信徒外,对广大不信教群众的影响尚不明显,但客观上对促进新医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在传播西方文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中帝国主义势力被清除,天主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革。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不信宗教的公民和信仰不同宗教或教派的宗教徒,在信仰上互相尊重,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理想而奋斗。通过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学习,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各民族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分子,他们已成为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部分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当选为市、县(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研讨协商国家大事。

    40多年来,长沙市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取得一定成绩。但也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出现过对宗教界的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宗教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各项宗教政策都得到较好地落实。

    长沙市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从1954年开始设立长沙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负责处理全市有关宗教事务工作。

第一   

第一节  沿 

    道教传人长沙的确切年月,无从稽考。东晋陶淡(长沙郡公陶侃之孙)自幼好道,求养生之术,与其侄陶垣弃家结庐,修炼于临湘山(在今长沙槊梨镇)。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士民始建祠祀之,称陶真人庙,又名陶公庙,为长沙有道庙之始。

    唐、宋为长沙道教鼎盛时期。唐代长沙地区建有糜峰古观(望城县)、古升冲观(浏阳县)、南元宫(市东南郊)。

    唐、宋以后,道教中的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诸派逐渐合流,至元朝归于道教正一派。元代以后,全真派逐渐成为长沙道教的主流,正一派教徒部分皈依于全真派。古升冲观道人喻道纯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成为全真龙门玄裔。明嘉靖年间(15221566)云麓宫道人李可经、隆庆年间(15671572)道人金守分均属全真龙门道人。

    清末迄今,长沙全真道士,尽属武当山(在湖北省)龙门玄裔。其形成过程:一是湖南益阳人(现属桃江)易本立,赴武当山紫霄宫学道,得龙门14代玄裔张复生传授,后云游黔、蜀及终南山等地,返湘后在长沙深受道众尊崇。易收陈合中、黄合一、黄合机、黄合炳等为徒,一时从者甚从。其玄裔“合、教、永、圆、明”五代共89人,并先后建日月宫(在市内留芳岭)、河图观、天竺山、玉华山等宫观。二是武当太和宫龙门派道士向教辉来长,曾主持募修云麓官,共发展“永、圆、明、至”四代教徒40余人。长沙全真教出家道士,解放后主要集中于河图观,以手工生产为业,一边生产,一边修道。1985年后,由省、市

道教协会统一领导,有的派至南岳玄都观、长沙市云麓宫、长沙县河图观、天竺山等宫观居住,并吸收了少数青年入教。长沙现有全真出家教徒26人,在家信教弟子15人,未正式办理入教手续的信教群众32人。

正一派道众,极少数出家住院,多数不出家,亦道亦农,从事斋醮符篆、降妖驱鬼、超度亡魂等活动。不少是子承父业,人数不多,分布于市内及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县和郊区。解放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者则多从事商贩,或参加单位工作。

 

第二节   

    一、云麓宫

    位于湘江西岸岳麓山云麓峰顶,明朝以前该处为黄冠羽士修炼之所。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吉简王藩镇长沙,始建道院,称云麓宫。明嘉靖年间(15221565),道人李可经得长沙太守孙复支持,主持加修,使道官格局趋于完整。隆庆年间(15671572),道人金守分主持该宫,殿元张阳和倡修,乃新建关圣殿、祖师殿、三清殿。殿宇皆石柱铁瓦,两厢建丹房;宫旁建亭,名“望湘亭”;四周广植松柏、银杏、翠竹。该宫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年间(16621722)修复,咸丰年间(18511861)又遭兵毁。同治二年(1863)道人向教辉募款按原规模重

修云麓宫,并建五岳殿、天妃殿于正殿左右,殿前建宫门,宫门横额为“云麓道宫”,门联是“对云绝顶犹为麓,求道安心即是宫”。1944年日寇入侵长沙,神像、碑刻均遭破坏,后由道人邬云开募修,1957年由文物部门维修。1962年长沙市人民委员会批准该宫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岳麓公园拆除山门,改建天妃殿、关圣殿、五岳殿。1987年,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云麓宫交长沙道教协会管理,为市级重点开放道官。云麓宫居云麓峰之巅,上有望湘亭,旁有拜岳石、飞来钟、银杏树诸景观。历代文人,登临揽胜,佳句频添。明人李殉有“挹紫云居穴,栖真岳麓巅”;清人黄道让撰“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陈士杜吟“道宫天外立,尽日白烟封”等雅句,均极言云麓宫之胜。

    二、河图观

    位于长沙县水塘乡鳌鱼塘村,为武当山龙门派十五代后嗣易本立创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清光绪十五年(1889)加修,1933年重建,1959年又建生产用房一栋。文化大革命中,该观受到冲击,但无严重破坏,为保存较为完整的坤道道观。19821986年,将该观已成危房的三栋殿堂改建,并新修牌楼、围墙。正殿分前后两进:前进左为灵官殿,右为邱祖殿,中为殿厅;后殿供奉吕祖像;殿右有厢房,设毋房、斋厅等。山门上书“十方河图观”,门联是“紫气银河,龙门洞天;奇经妙图,娜嫒福地”。该观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解放后,观内集居道姑10余人,坚持修炼兼事手工业生产已达40余年。

    三、陶公庙

    位于长沙县槊梨镇临湘山,离长沙市区约15公里,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505)。东晋时,陶侃之孙陶淡与其侄陶垣弃家结庐,隐居临湘山,修真得道于此。陶淡、陶垣俩死时为肉身自行坐化(木乃伊),被供奉在庙中,故称陶公庙,又称陶真人庙。清咸丰十一年(1861)陶淡被封为孚佑真人,陶垣被封为福佑真人,准予列入祀典,由是陶真人庙自此闻名。殿中匾额有南宋理学家朱熹题“德化无疆”、清穆宗载淳御笔“民赖万福”和清巡抚吴大激书“三湘霖雨”、清代书法家翁同和书写的“陶真人庙”直匾,其余官绅富豪,赍之联匾,颂恩德者,不可胜数。善男信女,常顶礼膜拜,祈求消灾降福,香火鼎盛。每逢农历正月十三日陶垣生日、八月十七日陶淡生日,前来祈福还愿者更是络绎不绝。

    陶公庙已历1400余年,历代均予修葺,至解放初期尚保持原貌。“文化大革命”中庙宇被作“四旧”横扫,塑像、壁画、楹联,均遭破坏。1972年起庙宇改作小学校舍。1986年,文化部门将其殿宇、牌楼、戏台、围墙,修饰一新。1987年长沙市举办艺术节,省、市书画名家,重作书画联匾,嵌刻其间。1988年该庙被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古升冲观

    位于浏阳县东门外洗药桥,建于唐代初年,相传为道士、医学家孙思邈洗药处。该观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毁于灾燹,明洪武三年( 1370)道士王坦然集款复建。明宣德八年

(1433),邑人喻道纯皈依道教,修炼于此。喻得全真教真谛,成为龙门玄裔,历代承传,该观遂为全真道修真之所。明天启五年(1625)住持彭思伟重修殿宇,学士陈文作记,清同治《浏阳县志》曾志其事。清末民初,因道教后继乏人,官观颓废,仅留前后正殿。解放后,所存殿屋由房管部门管理,1956年由县竹器社改为生产车间,使用至今。

    五、糜峰古观

    位于望城县黑糜峰乡黑糜峰顶,曾一度为佛教僧侣使用,故又称糜峰古刹。该观建于唐先天至天宝年间( 712756),为麻石结构,分前、中、后三殿,占地面积400余平方米。明万历四年(1576)、清道光年间(18211850)20世纪30年代末期,均曾修缮。观内有唐代书法家怀素所书“道高云洞”匾额。据道藏《洞天福地部》记载,该观为“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1986年望城县政府决定该处仍为道观,交道人管理。黑糜峰高597米,山上气候凉爽,有古迹多处,风景秀丽。

    六、古斗姥阁

    位于长沙市城区内凤凰台附近,为道士马三和等创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光绪年间(18751908)扩建,有宫殿、山门、住宅、花苑、练功坪等。光绪十四年(1888)刘教林、王教俊、唐教志、徐永懋等倡立“长沙刻经社”于阁,至民国初年,所刻经籍传播三湘。该处藏道教书籍颇多,在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解放后,原址余正房5间、杂屋1间,占地面积110平方米,1951年由长沙市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租给居民使用,原阁已不存。

    七、东岳宫

    位于长沙市城区内群英巷,创建于明末,清同治年间( 18621874)由住持侯理年募化重修。宫分三进,前灵官殿,中祖师殿,后三清殿,占地面积600余平方米。1913年,中国道教会湘支部曾设立于此。该宫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

    八、寿星观

    始建于宋徽宗在位年间(11011125),原址在驿步门(今大西门)。该观元初毁于战火,明洪武年间(13681398)在通货门(今通泰门)重建。吉王藩守长沙时,寿星观平列三殿:中为玉皇殿,左为三官殿,右为雷祖殿。后来三殿分离,玉皇殿香火独盛,其名遂著称于长沙,寿星观则逐渐被人遗忘。该观在清雍正年间(17231935)曾一度改为三元林,内设苏州会馆;乾隆年间(17361795)恢复寿星观,此后,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房屋倒塌。清末设官立小学于此。1980年该观原址由玉皇坪小学征用。

    九、天竺山

    位于长沙县鼎功乡花桥村,由罗慧元、杨性元等于清同治三年(1864)创建,1933年重修,1985年扩建。殿分前后两栋:前殿中为山门,左为斋堂,右为寮房;周有围墙,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

 

第三节  宫观经济

    近百年来,长沙道教宫观不多,各宫观道士,多则十余人,少则二三人,远不如佛寺之盛。解放前,宫观田土房产极少,经济较为贫困,其经济来源主要是:

    一、香火收入

    为一般宫观的基本经济来源,仰赖善男信女人观烧香敬神,收取零星香火费,或兼营香烛,或供应茶水,道人靠微薄收益维持清苦生活。云麓宫等属于此类。

    二、经醮符篆收入

    道徒较多的宫观,常以诵经、建醮、符篆为信众祈福禳灾,驱鬼医病,超度亡灵等活动,收取酬金。正一派教徒,专以此为业,道徒需擅长民乐吹打和道教唱功。

    三、田土房地租金

    极少数宫观依靠出租少量田土、房产(长沙宫观无大量田土、房产),收取租金。此类宫观的住观道士,生活较富裕。

    四、自耕自种

    宫观周围有极少量田土,住观道士,自耕自种,或雇请临时工助耕,收取作物,维护最低生活。乡间小观,多属此类。

    五、官绅富豪施舍

    宫观的修建,离不开官绅富豪的施舍。清末至民国初年,陶公庙系官家出资修建;云麓官则由官绅的倡导,通过募化修建,大部分经费系富豪捐款。

    长沙解放后,仰仗经醮符篆,禳灾祈福的信众日少,香火费收入锐减。宫观原有经济来源几乎完全断绝。住观道士,大都离观参加土改分田,自食其力。唯集居于河图观的道姑10余人,历来从事手工生产,自工自食,至1954年组成生产合作组。在政府支持下,生产得到发展。

 

第四节  道教团体

    一、中国道教会湘支部

    1912年由南岳小蓬莱阁住持刘理霖、长沙东岳官住持侯理年、平浪宫住持谭子元、长沙县青阳寺住持杨白云等40人发起,筹组中国道教会湘支部。19137月经当时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中国道教会湘支部,会址设长沙东岳宫,侯理年任湘支部会长,决定每年2月和8月各举行常会一次。后实际活动不多,常会亦未如期举行。

    二、道教会长沙分部

    1923年由中国道教会湘支部委刘瑞生筹组道教会长沙分部,19243月经呈请长沙县署批准成立。刘瑞生任分部部长,会址设桂花井12号。分部成立后活动很少,1926年前后停止活动。

    三、长沙道教协会

    19859月长沙地区召开道教教徒及部分信教群众会议,决定成立长沙道教协会,选举协会理事9人,以罗浩明为会长,肖智文为副会长。该会成立后,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教育教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第五节  主要活动

    一、宗教活动

    道教修练的具体方法有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术、辟谷等。宗教仪式有斋醮、祈祷、诵经、礼拜。长沙地区各官观的日常宗教活动是早、晚在宫观聚徒诵经、礼忏,节日活动主要是设祭、说道、诵经、建醮或举行庙会。道教讲究斋戒,全真出家道士必须遵守全斋,一般道众有花斋、十日斋、三元斋、八节斋、本命斋等。

    二、爱国活动

    道教徒中的许多有识之士,身居官观、心怀祖国。如河图观道徒对于人民解放事业,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地下党员罗瑾珊等曾于1945年夏秋之间,避居该观数月,在观内召开党的会议,开展革命活动,得道徒罗浩明等人的多方掩护。新中国成立后,坤道观河图观,严格遵守政府政策,不外出进行经忏,不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修炼之余坚持劳动生产,深得政府和群众的好评。正一派道徒,虽散居各县,亦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遵守政策法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三、劳动生产

    河图观道姑,在手工业生产中,除自养和纳税之外,曾向所在社队上缴利润的20%,支援社、队的生产。5060年代,道姑们无偿参加防汛抢险和双抢等工作,为农业生产作贡献。80年代,还为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创办工厂。

    四、团结教育教内群众

    新中国建立后,以河图观道人罗浩明为核心,联络本地教友,向他们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并向宗教管理部门反映教友的情况。19859月长沙道教协会成立后,通过开展学习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团结教徒,教育教徒爱国爱教。

    五、继承和发展道教音乐

    长沙道教音乐(主要指全真派音乐)特点是庄严、典雅、优美动听,继承了古典音乐传统,具有浓厚的宗教特色。北京音乐研究所曾将《湖南宗教音乐——道教音乐》录音,于19818月选送韩国汉城参加第二届国际民间音乐讨沦会,列入该会的讨论议程。长沙道教音乐在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的基础上,融人了湘楚历代舞蹈音乐的音韵、声律,形成独有的韵调。,解放后,擅长演奏长沙道教音乐的有罗浩明、罗应湘等人。

第二   

第一节  沿 

    佛教传人长沙,始于西晋泰始四年(268)。是年,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僧人竺法崇来长沙建麓山寺,后人称之为“湖湘第一道场”。

    隋、唐、五代,长沙佛教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建寺度僧,开宗立派,高僧辈出。其时创建的较大丛林有密印寺、道吾寺、石霜寺、上林寺、宝宁寺、华林寺、桐溪寺、云盖寺、开福寺;全国流行的佛教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中的禅宗,在长沙广为流传。宁乡沩山密印寺创始人灵祜及其弟子慧寂(后住仰山)开创的沩仰宗,使密印寺成为沩仰宗之祖庭。天台宗创始人智颉,虽著称于天台,而先出家于长沙,晚年又来长沙弘法,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净土宗,长沙不乏传人,后多与禅宗融合。其他各宗,在长沙影响甚微。唐末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明令毁佛,长沙佛教遭受重大打击,麓山寺全部被毁,道林寺佛经尽焚,密印寺沙门灵祜被迫裹首为民,其余各寺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唐宣宗于大中元年(847)解除禁佛令,被毁寺院始逐一恢复。

    宋代长沙佛教仍较兴盛,大型寺院虽少兴建,而禅宗则广为流传,名僧辈出。临济宗传人石霜(浏阳石霜寺)楚圆之嗣法弟子方会、慧南,分创杨岐、黄龙两派,枝繁叶茂,影响颇大。杨岐、黄龙共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合称禅宗南宗中的“五家七宗”。黄龙派禅法经日本僧人明庵荣西东传,首创日本临济宗;杨岐派经日本僧人泉涌俊彷传至日本后,在日本佛教中亦产生重要影响。

    元代长沙佛教衰落,多数丛林毁于战火。寺院颓废,僧徒离散,佛学研究消声敛迹,宗派传承奄奄一息。

    明、清两朝,长沙佛教逐渐恢复。特别是清康熙前后,麓山寺、道林寺、密印寺、石霜寺、华林寺、开福寺等禅林,或重建、或修复一新,并新建灵云寺。寺产日增,僧徒云集。佛学研究亦较为活跃,虽不及唐、宋之盛,然佛学著作不绝于世。特别是知识僧人,寄情诗歌,与官绅士人交相唱和,有的僧人出版诗集,被誉为诗僧。

    迄至民国,长沙佛教面对动荡的社会,被迫变革图存。在学术上冲破宗派束缚,不囿于一宗一派,力求兼融并蓄,组织佛学会、佛学社交流学识;采取办学校、办讲习所等新的形式传播佛学,还办刻经处,出版佛教书刊;组织佛教团体如佛教会、居士林参与社会活动,在政治上求得一席之地;运用寺产办学、办公益事业。号称“长沙八大丛林”的麓山寺、杲山寺、上林寺、宝宁寺、华林寺、桐溪寺、开福寺、灵云寺在一些佛事和社会活动中联合行动,形成了长沙佛教的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市区佛教徒为适应新的形势,自力更生,纷纷组织手工业生产,一面生产,一面修行。人民政府对各寺庙的房地产及其租金收入,根据“统一管理,合理分配”的原则,用以支援佛教徒生产,照顾老年僧尼的生活,并将所余部分修缮寺院。全市僧尼的物质生活因此有了切实保障,宗教活动也得以正常进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沙地区的佛教寺院(包括开福寺、麓山寺)遭受严重破坏,佛教设施全部被毁,所藏经书焚毁无余,佛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79年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福寺、麓山寺相继修复,恢复了正常宗教活动,并吸收了部分青年教徒,从中选送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教徒入佛学院深造。佛学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还开展了一些国际友好交流活动。

第二节  寺庙

    长沙佛教寺庙,历来为数较多。据1933年《湖南年鉴》不完全统计:长沙市有35所;长沙县9所,宁乡县65所(缺浏阳县)。1949年调查,长沙市区有大小寺庙45所(不包括四县)。全市主要寺庙有:

    一、麓山寺

    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半山亭附近,为会稽剡县僧人竺法崇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吴末帝宝鼎三年(268)。该寺唐末至宋曾名鹿苑,明代廷赐万寿寺,亦称岳麓寺,民国时期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

    南北朝时,曾得达官重臣的护持。南朝宋元徽年间(473476),尚书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在寺内“留书藏石”;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刺史夏侯详在清风峡下(今岳麓书院处)别构正殿”;南朝梁太平元年(556),刺史王琳建涅架像于寺中。之后,梁长沙内史肖沅“献贝叶于层阁”,陈司空吴明彻先后沿清风峡一带修建与寺院有关的建筑物,寺院规模逐渐扩大。

    从唐朝开国到唐武宗前的200余年,寺院规模宏大,殿堂林立,建筑雄伟:头山门在湘江之滨赤沙湖畔的牌楼口,二山门即今之麓山门;李邕《麓山寺碑》在今之自卑亭(原名寺碑亭);大雄宝殿在今岳麓书院处,前有放生池,两侧有钟鼓楼;自大雄宝殿沿清风峡而上,修建了廊庑,回廊而上,经舍利塔、观音阁、藏经楼、讲经堂、r法华泉(今白鹤泉),直至山顶法华台。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朝廷明令毁佛,殿宇全被拆毁,寺产被没收,藏经被毁,僧众离散。

    此后,历代几经兴废,未能再复旧观,寺院建筑范围始终以法华泉侧原讲经堂j藏经阁、观音阁等旧址为限。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禅宗名僧景岑将寺重建,改名为鹿苑,规模远不及以前。该寺北宋神宗元丰八年( 1085)毁于火,北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4),由释智海重建,规模有所扩大。元代,该寺又毁于战火。明万历年间(15731620)重建,并于清风峡上遗址处建大雄宝殿、观音阁、万法堂、藏经楼等。明崇祯十六年(1643),该寺又毁于战火,片瓦无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重建,规模不大。清康熙十年(1671)寺扩建,释智檀得提督张勇之助,建大殿、法堂、方丈堂、藏经阁等,旋又毁于战火。清康熙二十年(1681)释文惺得赵云岑等人之助,修复前殿、后殿,并建山门。清咸丰二年(1852),寺部分毁于战火,不久经僧笠云修复,并在山门上方嵌原石刻横额“古麓山寺”和楹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

    1944年,弥勒殿、大雄宝殿、禅堂、斋堂、大寮等被日军飞机炸毁,仅余山门、观音阁、虎岑堂、围墙等附属墙屋。其墙屋1949年曾一度由其他单位占用,1953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交长沙佛教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岳麓公园使用。1983年麓山寺被国务院定为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985年归还长沙市佛教协会,1986年开始修复。同年组成了以副市长潘贵玉为组长,释博明、唐士宝、王长熙、邢谷鉴等为副组长的修复麓山寺领导小组,日常修建工作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协同市佛教协会进行,释博明出面主持。1989年已完成弥勒殿、大雄宝殿及禅堂、讲经堂的重建,并维修了观音阁,塑制了部分佛像。

    麓山寺是长沙佛教发祥地,历代高僧辈出,或收徒弘法,或聚众讲经,或著书立说,故该寺废而复兴,流传久远。其创始人竺法崇,以戒节著称,笃志经记,尤长《法华经》;隋初智颉,首创天台宗,世称智者大师,晚年来此弘法;唐代曾活动于此的摩诃衍那禅师,将南宗禅法传人西藏;五代时景岑禅风泼辣,人称岑大虫,曾名噪一时,后人建岑堂以纪念之;清代僧人智檀著《岳麓衡书》、《剪蔓篇》、《清游集》;文惺著《妙法莲华经笺》13卷;天放编纂《岳麓寺志》3卷,他们均名噪当时,影响及于后世。

    1988年,麓山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开福寺

    位于长沙市城北新河,系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沙门保宁得楚王马殷父子之助而创建。建寺之初,住僧达1000人。至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沙门紫珂大修全院。该寺明末毁于战火,清顺治十七年(1660)重建,康熙八年(1669)扩建。后因寺后制造火药,两度失火,部分殿宇被毁。乾隆三十七年(1772)和六十年(1795)先后修复。嘉庆十一年(1806)书法家韩葑书写门联“紫微栖凤,碧浪潜龙”。光绪十七年(1891)陈海鹏加书“古开福寺”横额,一并泐石嵌于山门。1918年大殿被焚,1919年僧人慧修重修毗卢殿,19221924年,释宝生新修大雄宝殿、三圣殿。1952年政府拨款全面修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佛像、藏书及文物(除建筑物外),或焚或劫,荡然无存。19841987年,先后修缮前、中、后三殿及左右厢房,并新塑佛像30尊,收回部分失散文物。主持修复工程者为长沙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戒圆等。修复后的寺院中轴线分三进,前为弥勒殿,中为大雄宝殿,后为毗卢殿;东西厢房,从前至后东有斋堂、客堂、摩尼所、方丈室、藏经楼,西有讲堂、禅堂、念佛堂,还有部分附属建筑物;住僧尼50人,以明真为住持。该寺为全国佛教重点寺院,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暨长沙市佛教协会均设于此;民国时期曾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

    开福寺历代高僧辈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北宋有洪蕴,宋太祖赵匡胤曾赐紫方袍;南宋道宁是开福寺中兴祖师,其时僧侣达500人;清有竺云著《听香禅室诗集》;民国有海印首创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并任会长,海印善诗工画,有《碧湖诗集》等行世;随后,有空也任开福寺湖南佛学讲习所所长,著《楞严经讲义》、《金刚经密义解注》、《盂兰盆经释》等。

    北宋末期,开福寺已成为长沙风景名胜。寺周有紫微山、碧浪湖、白莲池、龙泉井、放生池、鸳鸯井、凤咀洲、木鱼岭、祓禊亭、嘉宴堂、会春园、回步桥、舍茶亭、清泰桥、舍利塔、千僧锅等16景,常为文人聚会吟咏之所。南宋理学家张拭曾写《题开福寺》一文,极言其风景优美。明李冕吟《开福寺》诗中有“最爱招提景,天然入画屏,水光含镜碧,山色拥螺青”句。清人王闷运、郭嵩焘与僧人寄禅、竺云等,组“碧湖诗社”于寺,文人荟萃,佳句频吟,一时成为文坛盛事。

    开福寺与日本佛教有一定历史渊源。南宋淳祜九年( 1249),日僧法灯觉心(又称心地觉心)是开福寺道宁禅师的五传法嗣,在日本创法灯派,被日皇封为法灯圆明国师。戊戌变法后,日僧水野梅晓曾协助沙门竺云创办湖南僧立师范学堂于开福寺。光绪三十一年(1905),竺云率门人东渡访日。

    三、密印寺

    位于宁乡县沩山毗庐峰下,为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南)僧人灵祷始建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寺宇失火,一夕而烬。逾三年,修复法堂、大殿等,较为简陋。北宋徽宗大观四年( 1110)空印任住持,艰苦经营,历8年,逐渐修复殿宇。明洪武三年(1370)重修万佛殿。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遭火灾,全部殿宇焚毁殆尽。清顺治十二年(1655),慧山重建大佛殿(即万佛殿),殿高7丈,以陶砖为之,每砖模佛一尊;殿内供三大佛像,其中之一为纯檀镂刻。同年建寒山殿,内塑裴休像。次年于大佛殿后建警策殿,内塑千手千眼观音像。清康熙八年( 1669),以铸铁瓦盖万佛殿。康熙十年(1671),沙门灵源铸铜钟,重5048斤。康熙三十年(1691),沙门伟悦增建山门。清道光十七年(1837),沙门能远建阁于万佛殿右。

    1918年佃农反对寺主逼租举火焚寺,寺院建筑全部化为灰烬。1934年开始重建,先方丈室,再法堂、禅堂、围墙,至1938年万佛殿落成。其结构仿南岳庙规模,内外石柱38根,殿高9丈,上盖琉璃瓦,砖高1尺余,每砖模制贴金佛像,计有12182尊,嵌于四壁。山门上方直书十方密印寺,其下横额为“般若道场”,门旁对联是“法雨来衡岳,宗风启仰山”。此次重建,历时17年,耗银元75000元,占地面积9000余平方米。

    19791982年,人民政府曾三次拨款维修,原貌已部分改变,但主要殿堂仍沿旧貌。1983年,该寺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密印寺为禅宗沩仰宗发祥地。该宗创始人灵祜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来沩山开拓,初与猿猴为伍,以橡栗充饥,艰苦度日。唐武宗下令毁佛,灵祜一度裹首为民。唐大中初,笃信佛教的宰相裴休贬职潭州,奏建密印寺,请灵祜复出。大中三年(849),灵祜再建密印寺,灵祜传法嗣47人,与弟子仰山慧寂( 811890)创沩仰宗。此宗六传而绝,历时约150年,至宋代逐渐为临济宗所代替。清顺治年间,僧慧山正式将密印寺改为临济宗寺院,直至1922年沙门永光恢复为沩仰宗十方丛林。

    该寺历代影响较大的僧人继灵祜、慧寂之后,有慕酤(?1095)。慕晶,初开法麓山寺,旋迁密印寺,禅衲2000人。北宋绍圣元年(1094),被宋哲宗诏住开封大相国寺智海禅院,时称“一佛出世”。清代慧山重建密印寺,集僧众700人,影响颇大,名重一时,留有《慧山语录》8卷。寄禅(俗称八指头陀)为清末爱国诗僧,有《八指头陀诗集》行世。民国期间,海印、太虚、宝生先后任住持,各有建树,均在佛教界有一定声望。

    密印寺虽地处山麓,但寺前平地广袤,阡陌纵横,周围名胜亦多,有油盐石、神木井、银杏树、美人笕等,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偕萧子升专程到此揽胜。

    四、石霜寺

    位于浏阳县金刚乡石庄村霜华山上,为沙门庆诸创建于唐僖宗年间(874888)。唐僖宗李儇钦赐崇胜禅林,系唐代禅宗著名寺院。寺宇坐北朝南,依山坡逐阶上建。现存建筑物轮廓是:中轴线前山门(废),中大佛殿,后大悲阁(废);东边厢房,直排为云水堂,横排为客堂、库房、大寮、斋堂(废)、祖堂;西边厢房,直排为华严阁,横排为禅堂(废)、关圣殿、二僧寮、方丈室。1000多年来,该寺兴废详情,已无可考,但据寺内留存碑刻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重修大佛殿;乾隆五十九年( 1794)修山门、两廊,次年续有修建;光绪五年(1879)重修大悲阁;1923年再修大佛殿。

    石霜寺在湖南佛教中有较大影响,其创始人唐代庆诸为禅宗南宗青原系僧人,住寺20年,追随僧众1000人。其中近800人一心参禅,长坐不卧j形若枯木,人称“枯木禅”,曾名重一时。北宋楚圆禅师(9871040)将流传北方的临济宗传来南方,由其嗣法弟子方会(住杨岐山)、慧南(住黄龙山)开创杨岐、黄龙两派,逐代繁衍,使石霜寺成为宋代南方临济宗的祖庭。1948年住持僧定宗,开期传戒,僧俗云集达1000人。解放后,僧人逐渐离散,寺宇为小学和鞭炮厂占用。1987l1月,浏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将石霜寺交浏阳县佛教协会管理。

    石霜寺与日本佛教亦有密切关系。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日本僧人泉涌俊彷入宋留学12年,从杨岐派六传弟子参禅,后成为日本佛教一代高僧,影响较大。日本僧人明庵荣西入宋从黄龙派传人参学禅法,学成归国后,首创日本临济宗。1983年,日本驹泽大学佛教部以讲师椎名宏雄为首的第五次佛教史迹访华参观团一行14人参拜石霜寺、敬谒庆诸塔墓,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石霜寺环境优美,景物繁多,其中千僧锅、万人床、象牙朝笏、祖师袈裟、禅杖、包公砚池、枯木堂、自鸣钟,曾称内八景;虎扒泉、盐醋井、飞来塔、仙女晒鞋、仙女下棋、仙女推磨,打鼓岭、蛤蟆滴水,为外八景,状物传神,引人人胜。

    五、道吾寺

    又名兴华寺,位于浏阳县集里乡道吾山,系唐代禅宗僧人宗智创建,唐文宗钦赐“护国兴华大禅寺”,为唐宋时期著名的十方丛林。寺宇坐北朝南,依山建寺,有山门、大雄宝殿、天王殿、方丈、龙王殿、斋堂、祖堂、客堂及寮房等。1000余年来,该寺历经兴废,已无法详考。但据现存石碑记载,该寺原有朝廷钦赐香火田地1万余亩,静室48所,历宋、元至明代则颓敝不堪,清康熙年间从农民手中赎回部分山林田地,光绪年间重修禅堂,一直到民国年间陆续有所修建。解放前后,该寺曾办有佛慈儿童养育院,专事收养遗孤和弃儿,享誉甚高。

    兴华寺在湖南佛教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其创建人宗智(又名圆智)为南禅巨匠石头希迁的法嗣,亲接石头法脉,毕生弘扬南禅思想,并独辟蹊径,创立了极具特色的南禅教旨,所作《道吾乐道歌》至今仍为研究南禅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其嗣法弟子庆诸、庆远,分别各司一方,创建了石霜寺和问津寺,皆为一时之名刹。此外尚有契诠、悟真、仲圆等高僧均住持过道吾寺。1959年因修建道吾山水库,寺庙被拆除,现尚有遗碑和铁瓦存世。

    兴华寺与日本佛教也有密切关系。1983年,日本驹泽大学佛教部第五次佛教史迹访华参观团曾在参拜石霜寺、敬谒庆诸塔墓的同时,搜寻过道吾寺遗址,说明兴华寺在日本佛教中有其深远影响。

    兴华寺环境优美,景点甚多,有引路松、龙卷田、挂剑泉、冷泉井、祖师岩、棋盘石、失马桥,以及高峡平湖——兴华湖等名胜。

    六、道林寺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东麓,岳麓书院左侧,始建于两晋或南北朝。唐会昌五年(845)因朝廷禁佛,寺内藏经被毁。明正德四年(1509)前后,寺为守道吴世忠所毁,吴以其木石修岳麓书院。清顺治十五年( 1658)僧人果如重建,新寺是否唐、宋原址,清代已有争议,现无法考证。民国初年,寺宇尚在,后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道林寺规模较大,鼎盛时常住僧达300余人。宋以前与麓山寺齐名,原为律宗道场,北宋(1069年稍后)住持元祜改为禅林。临济宗名僧克勤(10631135)曾任住持,克勤在石门峡山寺所著《碧崖录》一书,在中日禅宗史上有过重要影响。1983年日本驹泽大学第五次佛教史迹访华参观团,曾到道林寺遗址探访。

    该寺与麓山寺同为游览胜地,唐代名人欧阳询、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韩愈等均在此留有笔札诗章。唐乾符年间(874879),袁浩建四绝亭于寺内,用以保存沈、裴、宋、杜之遗作。

    七、上林寺

    位于市区内仓后街,为唐代僧人戒灵创建(年代不详)。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按察司郎廷栋捐款重修大佛殿、观音阁。其后,寺宇朽烂。清同治年间住持西林募款重修,清末成为长沙名刹。该寺在民国时期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1933年常住僧100余人,1938文夕大火付之一炬,后由释了凡等建房数间于废墟上。长沙解放后,寺由商业部门征用。

    该寺地处市内中心地带,便于市内僧人活动,清末民初常为佛教团体的驻地。清光绪二年(1876),居士曹镜初等设长沙刻经处”于寺内。湖南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湖南省分会亦先后设于此。

    八、杲山寺

    位于望城县乌山乡杲山村,创建年代已无可考,传说为晋代僧人紫鹤所建。据《长沙县志》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隐南忠禅师重修,清康熙年间(16621722)楚云芳禅师再修。后因年久失修,寺宇朽敝。清咸丰年间(18511861),沙门南泉修复,成为一时名刹。该寺民国时期属“长沙八大丛林”之一,1949年后无僧居住,寺宇残败,留有破屋数间。

    该寺原环境颇佳,寺东有井,水清冽,绕寺有壕,壕外田连阡陌,荷池掩映。

    九、宝宁寺

    一名谷山寺,位于望城县谷山乡谷丰村谷山东麓,系唐末谷山藏禅师所创建。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修,颇具规模。朱元璋第十九子长沙王朱穗曾在此修行,故山有“谷王峰”之称。民国时期,该寺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1933年,寺内住僧37人,并设有初级小学。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佛教慈儿院一度迁居该寺。长沙解放后,寺宇依旧,“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

    十、桐溪寺

    一名兴国寺,位于望城县坪塘乡桐溪村伏龙山下,系唐代振朗禅师所建。该寺掩映于绿树丛中,建筑雄伟,楼阁玲珑,三道大门,宽敞明亮,为当时名刹。不久,寺毁,至宋复建,称“伏龙庵”。庵周有磬龙松、集贤桥、象王岭、谈经石、狮子峰、桂花井、金盆岭、万寿亭,时人称为“伏龙八景”。明末,寺又废。清代天岩应适禅师募款重建,改称“桐溪寺”,因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溪水潺潺而名。民国时期,该寺又加修缮,山门上书“兴国寺”,门联为“兴国家风古,伏龙祖道场”。进山门拾级而上,有大雄宝殿,寺院布局与一般禅宗寺院基本相同,规模可观。院中有白果树、罗汉松两株,挺拔隽秀,国内罕见,相传已数百年。

该寺在民国时期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1945年住持祗修和尚开期传戒,受戒者近200人。后无人护理,寺宇渐废。

    十一、华林寺

    位于望城县莲花乡华林寺村,系唐末善觉禅师创建,历代屡有兴废。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沙门操雪增置田产,新建寺宇。清同治三年(1864)续立碑记,历述寺史,现已佚失。民国时期,该寺僧徒集居,功课不辍,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后败毁。

    十二、灵云寺

    位于望城县白箬乡桃花村,为僧人戒虚创建于清顺治五年(1648),后因兵乱遭毁。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释敬堂多方化募及官绅资助而重建。重建后,“宫殿崔巍,佛像辉煌,钟鼓备陈,回廊壮丽”,成为佛教巨刹。清光绪年间,福慧复加修葺。民国时期,该寺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后僧众离散,寺宇渐毁。

    十三、云盖寺

    一名海会寺,位于望城县五峰乡云坪村石牛塘,建于唐末。唐末至北宋,为著名禅宗寺院。清光绪年间,该寺占地197亩,犹具规模。民国初期,寺院衰败,形同小庙,已非昔日佛教丛林。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市区不少佛教徒,曾往避难。该寺现已荡然无存,惟有遗址。

    宋时,临济宗杨岐派创始人方会( 9921049)曾在云盖寺弘法,死后建塔于寺旁。

    十四、铁炉寺

    位于长沙县捞刀河汉回村境内。该寺相传建于唐代,现为长沙县佛教协会所在地。1979年,长沙县人民政府和市佛教协会为该寺重建大雄宝殿,新塑如来、弥勒等佛及观音、四大天王等菩萨像。香港佛教徒曾捐款为其建宿舍、购汽车。该寺现有僧尼20余人。

    此外,长沙市区的般若禅林建于唐代,自在、海潮、紫竹等尼众禅林均建于明、清时期。解放前,上述禅林尼众集居,佛事频繁,香火鼎盛,在佛教中产生过一定影响。自在禅林,在长沙解放初期系全市尼众集中生产之所。

 

第三节  寺庙经济

    长沙市佛教的主要寺庙,历来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地产,以田租收人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经忏”、“香火”收入也是寺庙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来源。到了近代,商品交易日益发展,城市房地产升值,商业经营和出租房地产,亦为城市寺庙经济来源之一。此外,寺庙的经济来源还有信众布施和高利贷等方面的经济收入。至于少数下层僧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主要靠自耕自食,以劳动所得为生。

    一、田租收入

    寺庙田产,佃与农户耕种,农户逐年向寺庙缴纳租谷(租金)。宋代密印寺年收租谷5000余石(1石谷约120市斤)。据1940长沙八大丛林田租收入统计:麓山寺570石、开福寺540石、上林寺526石、华林寺400石、宝宁寺356石、灵云寺440石、桐溪寺540石、杲山寺300石,合计3672石。

    二、经忏香火收入

    “经忏收入是寺院僧尼应民户邀请举行念经拜忏等宗教仪式,为其消灾祈福或超度亡魂,取得报酬。被邀请僧尼以其大部分所得缴给寺院。民国时期,长沙市有的寺庙一年的“经忏”收入近1000银元。香火收入是信众人寺烧香拜佛,将香火金投入“功德箱”内,谓“随喜功德”,每人所投数额不定。宁乡回龙山白云寺终年香客不断,收入极为可观。该寺以“香火”收入节余购置田产,1931年前后,年收租谷达1000石以上。

    三、房地产租金和商业收入

    部分城镇寺庙,拥有相当数量的房地产。房地产出租,收取租金,以资寺庙开支。1904年前后,上林寺年收房地产租金达500银元。少数寺庙,以其资金,入股商店,或囤积货物,待价而沽,牟取利润,增加收入。

    四、信众布施

    长沙各大寺院的修建经费,大部分得自捐献和募化。民国时期,长沙自在庵为筹募寺院经费,每年择定佛教节日,举行两次“法会”,邀请殷实信众赴会吃斋,斋后求取布施,每次可得数百银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寺庙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土改”中将田地分给农民,寺庙的田租收入完全断绝;广大群众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日渐提高,“烧香”求神,邀请僧尼做“经忏”的逐渐减少,寺庙“经忏”、“香火”收入亦日益枯竭;随着人们信仰上的改变,对佛寺的布施也较少。因而,农村寺庙僧众逐年离散,僧尼渐少。根据上述寺庙经济情况的变化,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19501951年期间对寺庙产款进行了清理,建立了管理机构,将原属各寺庙的房地产进行统一管理,以房地产租金,作为支持佛教徒生产、修缮寺庙以及解决老年僧尼生活费之用;二是组织有劳动能力的僧尼从事力所能及

的生产劳动,大部分僧尼成为工厂工人,退休后仍享受退休工资和医疗福利待遇;三是举办社会服务事业,如80年代麓山寺和开福寺除卖门票外,还开办了旅游及斋品服务部,以增加经济收入。

第四节  佛教团体

    一、湖南佛学会

    为居士吴嘉瑞创设于1912年前后。吴嘉瑞,号雁舟,长沙人,清末翰林,曾任贵州知府,辛亥武昌起义后被推为贵州都督,不久辞职回长沙。吴曾随其舅父曹镜初研究佛学,回长后乃创佛学会,亲自主持会务,对佛教护持甚力。其时,协同主持会务者有张子宜、常静、惠敏等人,会址设长沙市永兴街(或说在北门外吊桥附近)。该会为长沙佛教僧尼和居士中的上层人士共议佛学之所,191547日吴曾与杨昌济共议儒佛关系。该会对洋教无排斥之意,有共处之心,19146月曾集会欢迎基督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9167月,吴嘉瑞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后,对会务的关照有所减少。该会停止活动的时间不详。

    二、长沙佛教正信会

    系以在家佛教信众为主要成员的佛教群众组织。该会成立于1921年前后,由女居士周静庵(清朝武官遗属)发起组成,信众不过数10人,会址设肇家坪某民房内。该会内设佛殿,常邀集会员及信众举行“打念佛七”等宗教活动,并曾聘人抄写佛经,向民间传播。其活动经费,全由周静庵提供。1927年前后,该会自动解体。

    三、湖南佛化会

    亦称两湖佛化会湖南办事处。19266月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同时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唐与其幕僚顾净缘均为佛教居士,欲借其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推行佛教,企图全民佛化。唐乃于19267月在长沙召开有80名佛教界人士参加的佛教代表会议,选举比丘金笏、顶严、证果、开悟、常德、道香、素禅、比丘尼常观、普定、恒定、松云、妙德等18人为执行委员,成立湖南佛化会,以惠敏为会长,会址设长沙市玉皇殿。唐的全民佛化,先从其所属部队开始,第八军战士均无条件参与佛化运动,士兵佩制的符号背面均印有佛教戒条。该会在成立之初,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当年9月也曾动员长沙佛教徒参加全市人民举行的反帝大游行;同年冬,为了表示佛教徒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支持,开会时也组织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但当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一切权力归了农会,某些地方出现提取寺产充实办学经费,触及佛化会上层僧侣的利益时,他们就纷纷上诉至省。省府于1927122日通令各县:对于佛化,务须特别慎重,如有假借名义,提充寺产,凌辱僧侣……应即严加制止……已经提充者,亦应断令发还。大革命失败后,佛化运动进一步开展,19279月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吸收各地僧尼、居士360(80,尼30女居士50,男居士200)授以佛学知识。学习时间三个月,毕业后拟分配一些人至各寺院任住持等职。该所由唐生智、顾家缘、曹伯闻分别担任所长、,教育长、事务主任等职,所址设长沙市大东茅巷席宝田祠内。10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1111日唐通电下野,湖南佛化会及两湖讲习所于同年12月初宣告解散,佛化运动亦随之结束。

    四、长沙县佛教会

    成立于1930年,市区佛教界人士从1930年起参加县佛教会,1933年长沙建市后直到1946年仍继续为县佛教会组织成员。县佛教会理事长先后为了凡、宝箴,会址设长沙市仓后街上林寺。该会于19398月曾与湖南省佛教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团部设南岳)共同组织青年僧人70余名在开福寺参加国民宣誓,志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县分会后,逐步为国民党所把持。1943年在佛教界建立国民党长沙县第七直属区分部,发展党员15人,沈淡如任区分部书记,佛教会长沙县分会主要负责人了凡等均加入国民党。1947年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县支会成立,同年市区佛教界组建了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市支会,从此,县、市佛教组织分设。

    五、湖南佛教居士林

    19326月初,省垣信佛居士集会,决定成立居士林,定名“湖南佛教居士林”。与会居士选举出理事20人、候补理事12人组成居士林理事会,由粟戡时任林长,林址设长沙市南门沙河街(后在浏阳门外莲蕊套购地建房),为省垣男女佛教居士念经学佛的场所。同年下半年,湘潭、醴陵、浏阳、湘阴、郴州、桂阳等县亦相继成立了居士林。当年,全省各地居士林共发展林友达1600名以上。湖南居士林的主要活动,除举行日常宗教活动外,一是组织法会、道场,如193269日至16日举行“白伞盖道场”7天,193342日至520日举行华严法会”49天。二是聘请法师、活佛等讲经说法,先后聘请过诺那活佛、贡噶活佛、根桑活佛、圆瑛法师、空也法师等来林讲解《金刚》、《楞严》、《金光明》等佛经。三是编纂过《湖南佛教居士林林刊》。继粟戡时之后任林长的有刘善泽、宾玉瓒、柳敏泉等。林长、理事中有不少缙绅、名士,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解放后,居士林活动甚少,林址为驻长部队借用。1950年少数林友借用熙台岭小茅棚进行过活动,随即自动解散。

    六、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市支会

    成立于1947年,以德光为理事长。1948年召开第二届委员大会,选举大定、博明、松云等五人为理事,以大定为理事长,一宗、自智、戒圆三人为监事,会址设自在庵。该会成立后活动不多,19488月邀法舫来长讲经(听众约300人),后出版法舫《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话》、《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话》合订一册。长沙解放后,该会自动解散。

    七、长沙市佛教协会

    长沙解放后,僧尼们迫切要求成立爱国佛教徒自己的组织。19529月长沙市佛教徒群众大会召开,成立长沙市佛教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博明为主任委员,明清、志雄、戒圆为副主任委员。19568月市第一届佛教徒代表会议召开,决定成立长沙市佛教协会,选举博明等11人为市第一届佛教协会理事,明真为名誉会长,博明为会长,戒圆为副会长。19586月市第二届佛教徒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明真等11人为第二届佛教协会理事,明真为会长,戒圆、悟性为副会长。19629月市第三届佛教徒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明真等17人为市第三届佛教协会理事,明真为会长,戒圆、悟性为副会长。19857月市第四届佛教徒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明真等27人为市第四届佛教协会理事,明真为会长,戒圆、博明为副会长。长沙市佛教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长沙市佛教协会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市广大佛教徒,在组织教徒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生产,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保护、修复名胜古迹,开展国际友好往来,管理佛教房地产和财物,关心照顾老年僧尼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第五节  佛学教育机构

    一、湖南佛学讲习所

    20世纪初,中国佛教界掀起以组织青年僧人学习佛教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僧人教育运动”。1922年,开福寺住持宝生等发起,创办湖南佛学讲习所,又称长沙佛教讲习所,所址设开福寺,向青年僧人讲授佛教经典,由空也任所长,不久中辍。1948年初,长沙佛教界再办佛学讲习所,沿用湖南佛学讲习所旧名,所址仍设开福寺,经费由开福寺寺产开支。悟性(开福寺住持)任所长,大定(开福寺监院)任副所长。是年元月招生,向全省各寺院招收青年僧人20名。同年2月开学,分高、初级两班,主要讲授佛经,兼授文化课程。1948年秋,先后邀请武昌法舫、南岳明真等名僧来所讲授佛学。学习于19495月结束。

    二、沩山佛学社

    1937年由沩山密印寺住持宝生发起组成,实为佛教的教学组织,当年招收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约20人。该社邀集数名有学识的佛教界知名僧人任教师,讲授佛经,兼授文化,1939年结束。

第六节  社会事业

    一、长沙刻经处

    清光绪二年(1876),湖南湘乡人曹镜初,得金陵刻经处杨仁山之助,于长沙上林寺成立长沙刻经处,从事木板刻印佛经,并代金陵刻经处销售经书。其经营达40余年,刻板甚多。1915年间,该处佛经达70余种(包括代销部分)。曹氏病亡后,长沙刻经处亦告结束。所刻佛经木板,在1938文夕大火中付之一炬。

    二、湖南佛教慈儿院

    1915年,长沙八大丛林共同创办湖南佛教慈儿院,收容部分社会孤儿,施行小学教育。该院设董事会,八大丛林均派人参加,是决定院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正、副院长领导日常院务,经费由八大丛林每年拨出田租租谷900石,供慈儿院开支。该院对所招社会孤儿授小学教育三年,并供给食、宿。毕业后,学生自谋生计,慈儿院尽可能协助其就业。先后在慈儿院毕业的孤儿约1100人。慈儿院先设开福寺,1944年长沙沦陷后曾一度迁往长沙县谷山宝宁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开福寺西侧另建房舍。1952年,该院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接管,改称新河小学。先后在该院担任正、副校长的有仇鳌、海印、刘揆一、慧修、欧阳振声、宝生、唐承绪、映清、黄石逸、了凡、黄性一、悟性、陈鹏、彭亚夫、戒凡等人,其中部分是当时社会名流,部分是佛教界代表人物。该院多年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佛教界领袖人物太虚于1922年、1929年两度来院视察。京剧大师梅兰芳1936年来湘曾为该院义演,所得法币2000元全部作为该院办学经费。日本投降后,善后救济总署亦给该院拨付了救济物资。

    三、麓山寺服务所

    1985年元月建立,由出家佛教徒经营,主要供应佛学书籍、副食品、茶水等,为游客、信众服务。同时,也为出家佛教徒自养开辟新的途径。

    四、开福寺服务部

    开福寺于1987年修理整顿后,旋即对外开放,来寺的国内外僧俗游人颇多。为满足信众、游客对佛经和旅游纪念品的需要,当年设服务部于寺内。该部向佛经出版部门购进佛经,供佛学爱好者和信众购买。

 

第七节  主要活动

    一、宗教活动

    长沙佛教的主要佛事仪式有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佛教徒以斋戒、经忏为主,坚持斋戒,谨遵戒律,早、晚诵经礼佛,每逢重大节日举行法会。主要节日有佛诞节(农历二月初八)、涅粲节(农历二月十五)、佛成道节(农历十二月初八)和敬奉观音菩萨的三个节日(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

    二、爱国活动

    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之际,1939610日,以爱国僧人巨赞为首,在南岳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630日巨赞、演文率该团成员12人抵长沙,住小庵华严寺内,随即召开各种会议,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在街头进行通俗讲演,刷大字标语,出《佛青壁报》,还在《阵中日报》编写《佛青特刊》,动员和组织长沙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长沙佛教徒纷纷捐款捐物,支援他们的活动。白云庵尼姑翊莲,给服务团每位成员赠草席、草帽各一,并亲自为病员延医煮药,细心照顾。开福寺、龙王宫分别设斋招待。湖南佛教会、长沙县佛教会(含长沙市)于714日组织长沙各寺庙僧尼70余人举行国民宣誓,并于728日成立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旋因日寇犯湘,长沙疏散,佛教青年服务团被迫于同年925日解散。是年秋,沩山密印寺僧人举办“护国消灾法会”,表达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解放后,长沙佛教界在教徒集中的寺庙组织不定期的学习会、座谈会,并于1953年元月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佛教徒学习时事政策,提高思想认识。还有40余名青年佛教徒参加了文化学习班,接受到了中、小学文化教育。与此同时,长沙佛教徒还积极参加土改工作队赴农村参加土改的实际斗争。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尼众生产合作社先后加工军被2900套、军袜1000余双。1951年长沙市佛教界召开抗美援朝群众大会,订立了《长沙市佛教界爱国公约》,并参加了反美游行和捐献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佛教僧尼积极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清除了暗藏在佛教界的反动势力。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佛教界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佛教界有近100人参加签名。1956年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佛教徒参加游行示威,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1986年为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佛教界再次举行了“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广大佛教徒拥护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爱国守法,不收未成年儿童为徒,不搞违法活动,不利用迷信活动诈骗钱财。否则一经发现,佛教协会即出面教育和制止。

    三、劳动生产

    长沙僧尼于1950年元月在自在庵组成长沙市尼众生产合作社,社员127人;1951年元月于华严精舍成立长沙市僧众生产合作社,社员36人。1952年秋,两社合并为长沙市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分设于开福寺和自在庵两地。1954年自在庵单独成立长沙市第三染织生产合作社,与佛教脱离关系。开福寺部分仍称长沙市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以出家佛教徒为主体,成员一律素食,一面生产,一面修行。60年代初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实现了机械化,1964年改为长沙市碧湖织布生产合作社。社员中有佛教徒67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福利得到较大改善,老、病、伤、残人员享受与其他工厂职工同样待遇。此后,该社几经合并调整定名为长沙市立新织布厂,人员增加,生产扩大,另建厂房。至1985年,在厂出家佛教徒全部退休,一律享受退休职工待遇,生活得到了较好安排。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20余名佛教徒先后开垦开福寺、麓山寺所属空余土地10余亩,从事蔬菜生产。目前,有部分佛教徒在开福寺服务部、麓山寺服务部,从事经营服务工作。他们发扬佛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从事生产、服务劳动,有的长达数十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贡献,也为出家佛教徒的自养走出了一条广阔道路。不少佛教徒曾在劳动生产中做出好的成绩,成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受到领导机关的表扬。

    四、外事活动

    1980年以来,长沙佛教界多次接待了日、美等国家和地区国际友人,其中包括19808月以元隐龙吟为团长的日本旅游团,198110月以泽井进堂为团长的日本华南禅迹访华团,198111月日本佛教临济宗访华团,19839月以椎名宏雄为团长的日本驹泽大学第五次佛教史迹参观访华团,198410月日本天台宗宗徒村中祜生及19865月日本智者大师足迹寻礼访华团等。他们先后访问了开福寺、麓山寺、宁乡密印寺、浏阳石霜寺及道吾寺、道林寺遗址,了解长沙佛教情况、长沙禅宗发展演变的史实及其与日本禅宗的历史渊源关系等。这些外事活动,增进了长沙佛教界与各国佛教徒和人民群众的友谊。

    五、保护和修复文物古迹

    历年来,佛教徒对于开福寺、麓山寺、密印寺、石霜寺等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特别是在重建麓山寺殿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文章
附件下载
Copyright By szb.changsha.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   
联系电话:0731-81859799 技术支持:市政府信息中心&长沙心境文化传媒
建议浏览器IE6以上 分辨率: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