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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

时间:2011-05-05      来源:《长沙市志》

第二章 重大活动

第一节 执政前的重大活动

  一、发动工人运动

  长沙是湖南手工业的中心和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920年,市区有冶炼、纺织为主的产业工人和泥木、缝纫、理发、码头、人力车等行业工人2万多人。1921年,中共湖南支部和湘区委相继在长沙建立后,遵照中共“一大”决议精神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一批知识分子党团员被派到产业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中进行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1922519233月,粤汉铁路新河站、长沙造币厂、第一纱厂、笔业等工会相继建立。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为“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的权利,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19228月至19234月,在中共湘区委领导下,长沙有7个行业的1.2万多工人投入了第一次工运高潮。其中突出的有:192210625日,毛泽东、易礼容、任树德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同年1125日至1211日毛泽东领导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此外,还有理发、笔业、织造、缝纫、人力车等行业及造币厂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斗争都在党领导下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教育了长沙工人。尚未成立工会的行业工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同时,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也显著提高,许多工人积极分子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沙的泥木、缝纫、铅印、人力车等323,.党支部,均系罢工胜利后陆续建立的,成为长沙市早期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帮助建立国民党市党部

   192511月,在中共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国民党长沙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麓山蔡公坟左侧山坡里召开,出席代表60多人,推陈佑魁(中共交叉)、张坦然主持。大会除议决要案多件外,并选举李亚农(中共交叉)、陈佑魁(中共交叉)、夏明翰(中共交叉)、熊瑾玎(中共交叉)、张坦然、向钧等七人为执行委员,谢觉哉(中共交叉)为监察委员,组成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当时,因军阀赵恒惕把持湘政;党务活动只能秘密进行。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国民党市党部始公开活动。

  三、支援北伐战争

   19266月:北伐军从广东进入湖南。省、市党组织通过省、市32I1联合会发动长沙人力车、泥木、码头等行业工人,组织保安队,抢占了赵恒惕死党叶开鑫部在长沙的军械库,并分别驻守市区各重要通道,使长沙免遭溃军蹂躏。711日,北伐军进驻长沙时,党组织又发动缝纫212人连夜赶制2万多个“国民革命”袖章;泥木工人准备了大批土炸药;印刷工人印制了大量宣传品。16日,省、市工团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群众5万多人,隆重举行欢迎大会。随后,又发动以人力车和码头工人为主体的3000多人组成的300多个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物资弹药。运输队还配合北伐军宣传队,沿途散发宣传画报和传单,鼓舞革命斗志,唤起民众积极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

   四、推动工农运动新高涨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长沙的工农运动在省市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新的高潮。192691日,长沙总工会成立,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由政府发给枪支。与此同时,省、市党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据192611月统计,近郊农协会员达3万多人,长沙县达66万人。组织起来的工农大众联合向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19273月,省城工人收回了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湖南邮政管理权,接着收回长沙海关,没收了大金码头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近郊及长沙县农民协会捉拿和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运动的新高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招致国民党右派及帝国主义的反对,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王东原于1927521日晚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捣毁了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运讲习所、省特别法庭,以及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1001多人。马日事变发生后,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苟于523日在湘潭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反攻长沙计划,号召各地集中工农武装,约期攻打长沙,平定许克祥的叛乱。旋因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采取和平调解方针,各路工农武装攻打长沙的计划未能实行。

   五、组织灰日暴动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城乡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进行大搜捕、大屠杀。从1927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20多天里,长沙及附近各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1万多人,其中党团组织和工农运动领导骨干500多人。为应付严峻的局势,192710月,市委改组,涂正楚任书记。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市区尚有党、团员近千人,受党影响而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达3万多人。192711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执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工人、农民总暴动,并强调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在巨大暴动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指示。于1117日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并于121日,省委通知长沙开展暴动,并派干部督促长沙市委组织暴动。19271210日,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在北正街德湘茶社(省委秘密联络点)召集会议,商讨暴动事宜,部署了各单位暴动的具体任务和程序,并决定当晚8时行动。暴动中因举事仓促,配合不好,加之敌人早已察觉并作了准备,整个暴动归于失败。史称“灰日暴动”。暴动失败后,敌人进行大规模搜捕和屠杀。省委在长沙建立的秘密机关、联络点和市委机关,全部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市委书记涂正楚和曾华湘、夏博文、邓兆康等2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英勇就义,革命群众牺牲100多人。

   六、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

   1931年初,中共湖南省工委改为中共长沙中心市委(设北门外王家巷4),秘密重建长沙的工会组织,恢复同市区及湘中各地基层党组织和零散党员联系,开展地下斗争。193212月,中心市委遭到敌人破坏。1933年初中共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刘道衡来长沙,建立军委长沙工作组,秘密发展党员。工作组配合红军作战,采取多种办法打人敌人营垒,分化瓦解敌人。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从北平、天津、南京等地回湘师生中的党员和党中央从外地派来长沙的党员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隐蔽下来的党员利用各种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七。七事变”后不久来长沙盼吕振羽,与原在长沙的中共中央军委长沙工作组的党员刘道衡、赵君实取得联系。联络外地回湘和长沙文教界中的党员及进步人士,建立抗日宣传据点,创办进步报刊,继而组建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等抗Et救亡群众团体。193712月,任作民被派来长沙,经与党员曹国枢接头后,指定曹国枢、曹国智、萧敏颂成立临时党小组,陆续为一些同志接上

组织关系,相机发展党员。随后,在“文抗会”、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在长沙组成的)、湖南大学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恢复市一级党组织创造条件。19381月,中共长沙市临时工委成立。5月,正式成立中共长沙市委,下辖南、北两个区委。市委在执行党的军事、民训、工运等中心任务时,先后在湖南第一纱厂、黑铅炼厂、白铅炼厂和泥木、人力车、缝纫、漂染、理发、码头等行业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国民党军队中,通过打人其中的共产党员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发展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吸收入党。如在驻长机械化部队中发展党员13名,成立两个支部;在军事干部学校发展党员11名,成立两个支部;在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发展党员19名,成立两个支部;在化学兵团、交辎学校以及伤兵中也发展了--EL党员。还在“文抗会”中陆续建立了6个支部,在学校中建立了湖南大学支部、周南女校支部。在近郊农民中也发展党员40多人。据19389月底统计,全市党员人数由年初的60多人增加到380人。

   七、推进抗日救亡斗争

   长沙市党组织恢复后,把抗日救亡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一是加强对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领导。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各群众团体的政治倾向,积极支持进步群众团体开展活动。对于那些国民党组织或以国民党为政治背景的政治团体,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并派党员参加,做好工作,团结抗日。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救亡歌曲和抗战戏剧的演唱活动,慰问伤员、救济难民、募集抗日物资,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团结御敌的勇气。二是广泛开展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宣传。抗战初期,以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为主创办的进步报刊,充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八路军一心抗日英勇事迹。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长沙设立了大众书店和战时书报供应所,推销《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进步报刊,以及毛泽东《论持久战》、周恩来《怎样持久抗战》、宋庆龄《中国不亡论》、徐特立《抗战文集》、艾思奇《大众哲学》等著作,使党的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路线深入人心。三是输送革命青年去延安,奔赴抗,日前线。193868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设立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要求报名的青年,经工作人员谈话、了解,确定之后,由通讯处设法送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长沙陆续输送去延安的青年约600人。还有一些革命青年

被直接介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八、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194935月,在全市爱国民主运动B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共长沙市工委和华中局长沙特支为积蓄革命力量,配合解放,先后在进步工人、农民、学生、教师以及新闻、文艺、金融界职工中,建立了11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加上在此之前建立的3个,总计14个。这些秘密外围组织大部分制定了章程,要求各自的成员在党组织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严守纪律,永不叛变。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习宣传党的政策,联系各界群众,参加和组建一些群众团体,如湖南经世学会、长沙市学联、小教互助会、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交通事业工会联合会、妇女联谊会等。

长沙市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一览表

 界别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备注

 

 

 

 

 

 

机关

 

新闻文艺

 

 

工人

 

 

 

 

 

人民世纪社

 

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

湖南工人解放社

公务员工协会

 

新民主主义文化协会

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

新民主主义研究会

工人解放先锋队

湖南农民翻身会

城市工作队

 

湖南新商人协会

新民主主义工作组

19456

 

1949年初

 

19493

19494

19495

 

19494

19494

19494

19494

19495

19495

 

19496

19495

由汪澍白等进步青年在辰溪

湖南大学校址成立

中共长沙特区在湖南大学等

处发展社员

由中共j坍大总支建立

由中共机关团体区委在国民

党政权机关的公务贵中发展

 

由中共长沙新闻支部建立

由中共长沙特支建立

由中共河东学运区委建立

由中共长沙特支建立

中共长沙县工委建立

19497月,该组织统一于新民

主主义研究会,队员转为研会会员

 

中共长沙县工委建立

九、策动警察局和自卫队和平起义    

   19497月初,市工委成立策反小组,策反小组在解放军压境的形势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向策反对象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传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指明前途。7月下旬,刘人爵任省会警察局长后,表示愿随程潜起义。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即以地下党负责人身份,约集刘人爵及各分局局长谈话,讲明形势和政策,要求按照地下党的指示行动,率领所属警备人员维持秩序,反迁移、反破坏,争取立功。刘人爵当即表示同意。

   对市政府常备自卫总队的策反工作,先是通过该总队队长胡之趾的女儿胡佩芬(周南女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对其父做工作,继而派曾昭森代表市工委同胡之趾见面谈话,讲明形势,交待政策,劝其追随程潜、陈明仁起义,争取光明前途。胡当即表示弃暗投明,并按市工委要求造报了自卫总队队员名册和枪枝清册。此后,刘、胡两人按市工委部署,逐日报送长沙市治安情况,并努力维护社会秩序。

   7月底,白崇禧仓皇逃窜时,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涂西畴秘密组织“长沙市人民治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已经策反过来的驻长武装部队,积极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人城。刘人爵、胡之趾所属军警均由指挥部统一指挥,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1949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沙东乡,白崇禧部逃离长沙前,企图实行“空室清野”,采取“搞得动的搞走,搞不动的毁掉”的办法,破坏工厂、学校、劫走资财。市工委及时发动群众,组织自卫自保机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在斗争中,有的工厂工人将设备的关键部位隐藏起来;有的将机器设备贴上“奉命南迁”字样,运到农村保存;有的将厂方现金购买煤炭储存。第二运输处职工通过艰苦努力,保存了900大桶汽油、172桶机油、311套大小轮胎、77辆货车。铁路工人从白崇禧部队夺回了33辆机车、240节车皮、200吨机件工具、70吨电讯器材。公路局汽车工人保存230辆汽车、1280桶汽油和176桶机油。电讯职工保护了全部电讯器材。电厂职工保护了发电设备完好无损。银行职工保全了所有库存现金。在反迁移、反破坏斗争的同时,市工委还组织力量,开展调查摸底,将全市机关、工厂、学校的人员、造具名册,财产集中保管,为长沙市的和平接管打下了良好基础。729日,人民解放军进抵长沙东乡春华山镇。83日,市工委通过长沙市学联、新闻从业员互助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妇女联谊会等5个群众团体发起,联合省会53个单位,组成“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军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迎解联”),并成立党组,由市工委委员刘晴波任党组书记,具体领导“迎解联”工作。84 Et,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宣告湖南和平解放。85日,市工委组织市民敲锣打鼓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城。

第二节 执政后的重大活动

  一、镇压反革命

  解放前,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军统”在长沙设有机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白莲教”、“同善社”等七个组织在长沙设有总坛、分坛、佛坛共100多个。解放初期,这些反动组织中坚持反动立场的主要成员,继续与人民为敌。195010月,市委成立以市委书记曹瑛为首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各区成立镇反分会,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到195111月,全市摸清镇反对象为2292人。19512月,全市对调查属实的反革命分子,打击惩办了714%,宽大处理了217%。如曾参与杀害郭亮烈士等50多名共产党员的湖南清乡司令部侦缉组长、军统特务龚仲荪,解放前夕秘密绑架杀害长沙克强学院自治会主席高继青的军统特务盛云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都在运动中处决。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长沙解放初,党和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精神,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1951年冬,市区私营工商企业由19499月的7736家增加到13940家。但是,资本家中的少数不法分子唯利是图,采取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195112月至19526月,长沙市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参加三反运动的有全市51‘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6420名干部和9288名工人。运动分为学习动员、坦白检举、追赃定案、思想组织建设四个阶段,共查出有贪污盗窃犯法行为的502人,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32%,其中受到刑事处分的41人。运动初期,有些单位曾发生轻证据、重口供的倾向,通过后段调查落实,凡证据不足,不属贪污盗窃行为的都恢复了名誉;凡情节轻微的采取教育从严、处分从宽的办法进行了处理。

   参加五反运动的有全市私营工商业17506户和职工55000余人。市委派出j434人的工作组领导运动,由工人骨干4400人组成运动突击队,召开各种代表会议和有23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和其他阶层人民,清查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行为。经过检举揭发、分类核实、定案处理,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业户中,完全守法户占1494%,基本守法户占6664%,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75%.严重违法户占08%,完全违法户占01%。资本家违法总金额汁人民币1646亿(折合现行人民币1646万元),核定退补600余亿元。根据“检查从严,处理从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进行处理,“五毒”俱全的奸商17人被判处徒刑。

   运动后期在工人中进行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调整了工会组织机构,培养了77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从中提拔了680多名干部。经过运动考验,工商界涌现一批进步分子,19529月成立了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和各行业同业公会委员会。

   三、进行内部肃反

   19557月至195812月,长沙市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民主党派中,分期分批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7月,市委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办公室”,同年10月,改为中共长沙市委五人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区、各战线相应建立五人小组,领导内部肃反运动。运动分为揭发检举、群众斗争、专案审查、甄别定案、复查及善后处理五个阶段。  

   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破获了全省公路系统和市邮局系统的暗藏特务组织。运动中,列为肃反清查对象的1424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72%;其中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32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062%;占肃反清查对象的225%。对查出来的321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分别作出判刑、管制、开除劳教、开除回家、行政处分、免予处分等不同处理。其中属于开除以上处分的占306%,留单位使用的占694%。

   这次内部肃反运动,还搞清了不少好人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帮助他们放下了包袱。如参加第--tt,肃反运动的市级党政机关和部分试点工厂、学校共51个单位的9471人,有2055人交代了问题,实事求是作出了结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2%。

   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是在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发展迅猛,对前几年镇反、审干掌握的一些材料,没有经过仔细查对,以致在一段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偏向。在甄别定案和全面复查阶段,市委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善后处理。如第一批肃反中,原确定立案的肃反对象524名,到最后复查定案,下降为150人,为原立案数的286%。

   四、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5月,市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安排全市党内分三批(后改为四批)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运动伊始,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市委于5月上旬分别召开中学教师、工程师、艺人、民主党派、医师、私方人员、小学教师等七个座谈会,听取意见,着手整改。运动发展比较正常。但到6月下旬,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北京开始反击右派。中央部署把运动重点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由于前一段长沙市的鸣放和大字报中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有许多领导干部

听不得逆耳之言,中央反右部署一下来,一场全市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便猛烈地开展起来。市委成立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市属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等十条战线分别成立反右派领导班子。6月下旬,在《长沙日报》上公开批判民主同盟长沙市委副主任、市文化局局长康德的所谓右派言论。不久,把斗争矛头指向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长沙市副市长向德。78月,全市掀起反右派斗争高潮。反右派斗争是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经历学习文件、划定右派、批判斗争、定性处理等步骤,全市划定右派分子1620人。其中民主党派、工商联n5名,占该系统参加运动人

数的8%;党政机关干部314名,占514%;文教系统731名,占1024%;工交系统364名,占44%;财贸系统96名,占33l%。他们中许多是忠贞的同志,许多是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是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反右派作为一个阶段大体结束后,党内继续整风,在各单位又继续鸣放,着重整改。831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向全市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先是开展要不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辩论;开展对生产与生活、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国家等关系的讨论。并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要求“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开展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向党交心运动,同时对一些有所谓“右倾”思想言行的人进行批评、批判。10月下旬,开始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全市撤并机构95个,精简编制6340名,下放干部3400人。  

   为了纠正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偏差,从1959年开始,市委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对错划右派分子给予纠正,到19826月底,原属市委划定1620位右派分子,除其中218人按规定由中央和省级单位负责复查落实外,其余1420人,经复查甄别,改正1401人。原任有职务的一般都按原级别安排了职务,1983年市级机关机构改革时,有14位同志进入县()级领导班子。一位进入市委领导班子。

    五、反右倾斗争

 195992130日,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结合长沙情况,部署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并对3名县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倾反党言论(“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吹牛农村吃饭不饱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进行揭发批判。会后,于19599月至19602月,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党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市、区、县()各级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424个,计党员干部12645(非党干部16438人也被吸收参加学习和讨论)。运动中,对一批怀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或向党提过不同意见的党员,进行批判斗争,指责他们“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向党猖狂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运动中有54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内副局级以上干部23人,科级干部190),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453%。其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5人、反党分子17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3人,其他分子14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反党错误的464人、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41人。运动后期,受到各种党纪处分的131人,占重点批判对象的228%,其中被开除党籍26人、留党察看23人、撤销一切职务26人。撤销主要职务26人、严重警告19人、警告1 1人。

   这次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全市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将一些纠“左”的措施当作右倾批判,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2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市委和市以下各级党委才给反“右倾”斗争中受错误批斗和处分中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但还有一些同志被错误处理的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六、整风整社

 “大跃进期间,长沙农村五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粮食连年减产,农民生活下降,水肿病患者逐渐增多。长沙县19606月患水肿病者2万多人,到1961年春增至7万多人。196012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成立整风整社领导小组,陆续派出180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以点带面,在全市农村开展以贯彻上述两个指示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

   运动中,揭露和批判五风错误;缩小公社规模,调整生产关系,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制度;1961年上半年又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对“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并切实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强调关心群众疾苦。这些对于扭转当时形势,克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运动初期,由于把五风责任归于基层,使不少社队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当时把大队划为三类,长沙农村450个大队中,被定为敌人和死官僚主义分子掌权的三类大队88个,占大队总数的195%。社队干部被分为六类,其中第四类为死官僚主义分子,第五、第六类为敌我矛盾。运动重点放在第三类和二类偏下的大队。对这类大队先派工作队掌握领导权,然后重建领导班子,被撤换下来的干部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全市农村被划为四、五、六类干部的达1039人。其中被逮捕法办和劳动教养的176人,特训(作敌我矛盾对象)222人、集训224人。19618月,市委召开干部扩大会,市委主要负责人代表市委作检查,主动承担“五风”责任。随后,对上述被错误处理同志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市委领导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指导下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从19636月至19648月。城市根据中共中央196331日发出的五反指示精神,开展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先后分两批在244个单位的121万多干部、职工中进行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农村根据1963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物资、清工分(简称四清”),教育干部洗手洗澡,主动下楼。在7700多名区、社、大队干部中,有5%的人在各种会议上放下经济包袱,其中60%的人进行了退赔。与此同时,省、市、县委根据1963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在长沙县的春华、望新两个公社进行系统“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试点。省委主要领导人还亲自在春华公社武塘大队蹲点办样板。

   第二阶段,从19649月至19668月。市委先后分两批在长沙县和郊区的38个公社(镇、场)进行系统四清。这一阶段的“四清”,根据1964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和“后十条”的精神,市委陆续派出4100多名工作队员深入基层,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改变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扎根串连、重划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后十条”的贯彻和夺权斗争的开展,使市委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以致许多地方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的错误,伤害了不少基层干部。19652月,

党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市委相应地制定了十条贯彻措施,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的偏向作了纠正。但是,按照“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逐渐把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引向党内,引向领导层。使一大批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基层领导干部,受到错误定性和处理。

   这次社教运动对于整顿干部作风和解决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各地结合运动抓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促进了长沙农村从1963年至1965年连年丰收。但是,由于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使一大批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八、文化大革命

  ()、成立市革委会 19665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又发出《五·一六通知》,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5月底,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向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等和一些中学派出工作组,组织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久,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影响长沙,先是冲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继而上街砸招牌,破四旧,斗争“牛鬼蛇神”。同时一些大专院校纷纷贴出质问党委、质问省、市委的大字报,并发生冲击工作组的现象。为了稳定局势,省、市委提出“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口号。8月中旬,长沙市第一个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长保军)成立,长沙市部分工厂、企业建立了“工人赤卫队”。

   8月19,湖南大学300多名学生来市委机关造反,反对“三相信”,市委负责人调来一部分工人赤卫队维持秩序,宣传“三相信”,劝导学生退出机关,返校学习。学生不听劝阻,双方形成对立,此即“文化大革命”中长沙市的“八·一九”事件。事隔4天,即8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运动”的社论,学生游行示威,工人也自发游行支持学生。827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1966]117号文件,认定“八.一九“事件属于镇压学生运动性质的严重错误,作出撤销市委负责人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3人领导职务、改组市委的决定。省委任命的新市委领导班子成立后,于95日召开“长沙市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部署全市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农村区、社、队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但由于社会上各种思想各种观点的互相辩论,互相排斥,各级党组织均无法正常工作。19671月,上海一月风暴刮来;全市级级夺权。市委及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从19672月至7月,两派群众组织不断发生武斗事件。至7月上旬,省会各群众组织谈判代表赴京,810日,中共中央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简称八·十决定),决定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革命。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和四十七军介入支左,各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市一级“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长沙动乱形势才有所好转。

   1968年2月28,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行使原中共长沙市委、原市人民委员会全部职权。同年11月,在市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原中共长沙市委职权。

   ()、进行斗、批、改市革委成立后,一方面紧抓基层单位的大联合,建立各级革委会;另一方面紧抓斗、批、改这个“大方向”。在各阶段组织的大批判中,使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甚至一般群众受到残酷斗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任意扩大打击面,把一些有一般历史问题,犯有一般错误的人当“阶级敌人”清理。在清理的方法上,实行逼、供、信,动辄实行“群众专政”。在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方面,大部分集中办学习班,然后下放边远县份的农村和湘阴白泥湖五七干校,至197012月统计,全市下放干部3300多名。对在校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插队落户,还动员城市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

   16965月初,市革委核心小组成员分别到长沙市六厂一街”(长沙纺织厂、长沙汽车修配厂、东风钢厂、湖南日用化工总厂、长沙电机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六厂和西区学院街办事处)进行斗、批、改试点。从19697月至19702月,陆续抽调10691名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和机关于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分6批进驻上层建筑领域的2505个单位(城市534个、农村1971),以大批判开路,进行斗、批、改。

   19702月初,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截至197012月底止,全市在一打三反中,据当时有关方面统计认定各种反革命分子1261名;揭发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22090人,其中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1074人,总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4869万元;揭发现行反革命案件417起、刑事案件1393起;批捕各类犯罪分子1225名,其中处决58名,判刑578名。这次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但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加上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因而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703月,在前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织力量,在全市进行清理教师队伍。仅据市属3l所中学197011月上旬统计,全系统列入清理对象的达628名,占教职工总数的238%。他们分别受到转行、下放农村和开除公职等处理。同年11月,又在各斗、批、改单位深挖“黑三线”人物。同时,增派600多人进驻29个街道,全面铺开社会清队工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市先后有3365人被清洗出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缺点错误的人。

   1970711月,按照毛泽东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的要求,在基层开展整党建党。到1970年底,建立支部2262个,占原有支部8073%;吸收新党员971名,原有党员90%恢复了组织生活。全市应建基层党委159(不含县、郊和内五区),已建69个,占433%,整党建党中,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和停止了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19711月,中共长沙市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了中共长沙市委员会。

   此外,在进行“斗、批、改”中,还实行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改变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719月,因林彪事件发生,斗、批、改未能继续进行下去。

   ()、批林整风 1971·一三事件后,长沙市展开批林整风。197221日,市委分12条战线向全市55832名干部传达党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向各战线、各单位分两个阶段向群众传达。在普遍传达的基础上,全市掀起大批判高潮,先后召开较大规模的批判会1634场。同时对1971·一三”事件前印刷出版的有关宣传林彪的书刊、画报、资料、课本等,进行了全面彻底清理。

   ()批林批孔 19741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年,各方面已趋于安定,江青反革命集团则借批林批孔再次煽动动乱。一些已趋安定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工厂,很快又出现两派对立,一些领导干部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有的卷入到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许多工厂又停工停产。长沙刚稳定不久的政治经济形势,重新遭到破坏,重新陷入困境。

   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接见省、市委负责人等,提出八条意见”,批林批孔再起的动乱才平定下来。

  九、进行全面整顿

 “·一三事件后,市委根据中央关于进行全面整顿的指示,着重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整顿各级领导班子 1975年春,市委常委制定了对各级领导班子实行全面整顿的方案和措施。上半年对长沙机床厂、湖南机床厂、曙光电子管厂、长沙船舶厂、湖南制药厂、长沙水泵厂、建湘瓷厂等大厂的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促使生产秩序恢复正常。下半年,从市级机关抽调188名干部,分别深入工交、财贸系统34个问题较多的单位,帮助工作,扭转局面。

   ()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着重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对坚持闹派性的领导于部分别情况进行了批判、斗争和调离。与此同时,市委常委多次召开常委整风会议,开展进一步增强党性、反对派性的学习教育,并对犯有严重派性的个别领导成员,进行批评教育,增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

   ()落实党的政策 全市各级党组织采取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落实了一批老工人、老劳模、技术骨干和有经验的干部的政策,重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通过全面整顿,长沙市政治局面日趋稳定,经济状况日益好转。1975年工业总产值达14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06%。具有全国第一流水平的长沙火车新站,也于19757月动工兴建。

   1976年10月6,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长沙十年动乱始告结束。

   十、开展揭、批、查斗争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市委遵照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迅速组织和领导全市人民,开展揭发、批判、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长沙的帮派头目的政治斗争。市委成立革命大批判组和材料组,负责具体工作。

   揭批方面。从197610月到1978年底,集中组织了三个战役:第一战役,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第二战役,揭批其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战役,揭批其极左路线的反动实质。

   1977年年初开始,陆续组织了1297人的清查队伍,采取专门班子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查清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其中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及时给予解脱;对帮派骨干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反复调查、多次复议的基础上,给予了定性处理。此外,还查清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张厚、雷志忠向江青写“效忠信”、冲击中南海等15起重大事件。

   十一、组织真理标准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市委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端正思想路线。1979912月,分期分批集中轮训县团以上党员干部1200多人。同时,市委多次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部署各有关战线结合工作进行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党员8万多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90%左右。真理标准讨论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二、平反冤假错案

   长沙市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基本

结束,历时近10年。

   19789月,全市开始对反右派斗争中的错案进行甄别。19792月,市委正式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以下各级党委相应建立机构,对反右派斗争、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历史老案中被错误处理的人进行落实政策。随后,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相继成立了起义投诚人员、地下党、知识分子、台胞台属、统战、私房等六个方面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速各项政策的落实。

   经过10年努力,全市各级党委对因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历史老案中受处理的50346(含县、郊,下同),按照党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复查了50309人。其中纠正了33924人的冤假错案,纠正数占复查数的674%。受处理人员中被开除公职的16292人,经逐个复查,纠正了14015人,其中收回工作的7988人,作离退休处理的3739人,作退职处理的309人,给予死亡抚恤的1979人。另外,解决受株连家属子女就业、户口粮食和补助的6597人;清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财物的11691人,计人民币46084万元;补发“文化大革命”中被扣发工资5533人的金额842万元;落实房屋政策的3863人,计面积34万平方米,折价赔偿265万元;因地下党问题给予补助救济的282火;落实统战政策给予困难补助4082人,计补助款88万元。

  十三、进行机构改革

   1983年长沙市的机构改革工作,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l3月,完成了民主推荐和调整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5个市级领导班子;46月,调整配备市直部、委、办、局的领导班子;7月初,转入市直二级机构的改革,同时铺开市内四区的机构改革。10月下旬,开始四县一郊的机构改革工作。到19841月,县、郊、区所属部、委、办、局()的机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在机构改革中,一是坚持精干的原则,据市直机关64个局级以上单位统计,领导成员由改革前的293人,精简为200人,精简314%。平均配线由4.6人减为3.1人。又据经委、建委、计委的24个单位所属二级机构及科室统计,改革后领导干部精简了185%。二是贯彻四化”(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64 个市直局级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改革前盼54岁下降到48.6岁;领导成员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调整前的29人,增加到

106人,占领导成员总数的比重由99%提高到53%。四县一郊

党政一把手平均年龄由49岁下降到447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比重由40%上升到 80%。三是实行民主推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市、县两级机构改革中,先后发动12855名干部参加民主推荐,共推出市、县级领导班子入选4078人,经过组织考察,上级党委审定,其中很大一批进入了领导岗位或后备干部队伍。四是精简重叠机构,加强薄弱环节。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有69个,精简为40个。同时将部分局改为公司。新建单位加强了经济综合、监督检查和工作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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