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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含会议)

时间:2011-05-24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第三章 代表大会(含会议)

第一节代表会议

 一 第一次代表会议   

 1952年10月29至11月2在北站路市委礼堂召开,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50人。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把全市工作重心由当时的社会改革转向生产建设。市委书记曹瑛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省委负责同志周小舟到会讲话。

会议肯定了长沙解放后3年来,市委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会议确定了长沙市近期工作中心是: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全面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革。市委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较大的工厂企业由市委直接掌握,市委委员分头联系;设立党的地方企业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市属地方国营企业的领导;市委成立增产节约生产改革办公室,负责指导增产节约运动;市级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把学习生产、熟悉生产作为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二 第二次代表会议

 1953年6月2至5日在北站路市委礼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97人。这次会议以“三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为镜子,对照检查第一次代表会议以来,由社会改革转向生产建设后,各级领导思想、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生产建设的领导。市委书记曾直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长沙市由以社会改革为主转向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行动不够坚决,进展不够快。领导经验、生产知识、组织工作、群众发动等都跟不上来。会议决定:(1)市委要把基本建设、工业生产、经济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并且实行市委统一领导下按战线分工的领导方法;(2)三反进行到底,首先要检查和纠正市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克服工作安排上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组织领导上的分散主义和工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3)对群众中存在的追求经济报酬和劳动纪律松驰现象,要慎重地、耐心地说服,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对干部中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及迁就群众某些落后方面的自由主义和尾巴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

   三 第三次代表会议

   1953年11月5至7日在北站路市委礼堂召开。出席代表291人。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市委书记曾直代表市委宣讲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精神和长沙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初步方案。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以下决策:(1)长沙市从19531115日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2)粮食计划供应的总原则是:先宽后严,先简后繁,便利群众,减少波动”。第一步,将粮食初步管起来,使大米和面粉的供应大体纳入计划;第二步,精确计算,严密管理。(3)实行计划供应要做到:凭证购粮;内部掌握控制数额;停止大米、面粉的自由买卖。(4)成立以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长尚子锦为主任委员的长沙市粮食管理委员会。

19498月至19565月,经上级党委任命,先后担任过中共长沙市委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的有:丁维克、马青年、孔安民、王永昌、王凤余、王秀仁、王丕敏、田光涛、刘晴波、刘健、刘英()、刘御、朱奎、艾群、许敬贤、杜一夫、沈立人、李清、李子萱、杨如彭、杨展云、张平、张惠民、张庶民、张滨黄、尚子锦、林楠、易锚、明子善、苑洪武、秦雨屏、袁学之、曹瑛、曹痴、陆锦、曾直、阎子祥、程萍、彭少彭、覃正光、解沛然、甄善亭。

第二节 中共长沙市第一届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1956年5月15至21日,在市公安局礼堂召开,正式代表360人,列席代表198人,代表全市6000多名党员。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总结市委的工作;讨论确定当前主要任务;选举产生市委委员和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市委第一书记秦雨屏代表市委作题为《长沙市过去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市监委主任刘健作《关于七个月来长沙市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市计委负责同志对《19561967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发展纲要(草案)》作了说明;苑洪武等26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到会代表肯定了长沙市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市委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一是一般号召多,艰苦深人不够,不了解下情,往往以行政命令代替思想发动;二是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和政府行政工作,缺乏明确的分工和有机的结合,存在党政不分的现象。会议对《19561967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确定长沙市近期工作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以生产为中心,加强领导,在多快好省的方针指导下,积极挖掘企业潜力,搞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工作;继续抓好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加强对商业、郊区农业、文教卫生、肃反等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大力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争取全面、超额、提前完成今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实现上述任务,要求市委进一步健全集体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团结;积极做好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和培养提拔干部的工作;组织各级领导深入车间、工地,深人工人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

   会议选举丁维克、马隆安、王永昌、王秀仁、王持久、孔安民、邓煌辉、贝海燕()、刘英()、刘健、刘御、刘正杰、李文元、李耀庭、陈学源、苏明()、林楠、张庶民、张惠民、张平、张肃斋、周世华、杨如彭、苑洪武、秦雨屏、赵毅、曹痴、覃正光、戴巍为中共长沙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以下均同);闻华、周新民、黄杰、王化中、何若、朱传琦()、杨极、于新村为市委候补委员(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序,以下均同)。并选举了王永昌等24人为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通过了秦雨屏、曹痴分别代表市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和大会总结。

   二 第二次会议

中共长沙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71215日至23日在北站路市委招待所召开,正式代表318人,列席代表363人,代表全市党员11420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党代表大会精神,在总结检查上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基础上,组织生产大跃进和进一步部署全民整风运动。市委书记孔安民传达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市委第一书记曹痴代表市委作题为《克服三大主义,鼓起革命劲头,为争取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丰收、生产建设上的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和大会总结;省委书记李瑞山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是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的形式下召开的。会上运用大字报、大会发言等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62人,贴出大字报3843份,会外寄来大字报196份。会议通过了《中共长沙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会议对本届第一次会议以来一年半时间的全市工作进行评价,批评市委在领导工作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必须“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会上,市委提出的1958年跃进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17%;手工业总产值增长38%;蔬菜总产量增长563%;生猪增长428%,户平养猪161头;粮食总产增长485%,平均亩产增长459%。对此,在小组讨论中,部分代表认为指标订得过高,难以实现。但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未被会议采纳。会上还大批“右倾保守”思想,使长沙市党内“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对后来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节 中共长沙市第二届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97510 日在市人委礼堂召开,正式代表467人,列席代表365人,代表全市38001名党员。会上,市委书记曹痴作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实现今年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市委监委副书记刘健作三年来的监察工作报告。

会议贯彻195812月到19594月中共中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关于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精神,对1958年以来长沙市的大跃进进行了初步总结,检查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生产建设的安排上,对工农业增产指标安排偏高,基本建设项目上马过猛,重工业安排偏多,轻工业、手工业安排太少。二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一级集权过多,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三是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不够全面,注重多、快、忽视好、省。四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现象有所滋长,计划安排、物资调拨、劳力使用等方面都程度不同的违背全国“一盘棋”方针。五是部分干部简单生硬、强迫命令的作风有所抬头。与会同志对上述错误、缺点产生的原因,着重从各级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作了一些分析。

   会议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讨论通过了长沙市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通过了《关于市委工作报告》和《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和手工业品问题》的两个决议。

   会议选举丁维克、马隆安、王群伍、王秀仁、王凤余、王永昌、王汉平、孔安民、邓煌辉、贝海燕()、刘健、刘英()、刘正杰、许敬贤、朱传琦()、李瑞山、陈学源、杨如彭、苏明()、林楠、周世华、周武华、罗秋月()、张惠民、张庶民、张肃斋、范志德、胡鹏、闻华、郭庭桂、赵阳城、曹痴、韩曙光、戴巍为中共长沙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选举黄杰、李欣、张兴、王化中、周新民、韩万山、刘景泉、王蔚琛、马魁为市委候补委员。

    第二次会议

   1960年2月20至25日在市公安局礼堂召开,正式代表466人,列席代表435人。

   会议主要讨论通过长沙市1960年至1967年的八年远景规划和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规划,确定当年增产节约方案。市委书记孔安民代表市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省委书记周惠和省委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讲了话。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的决议》、《关于支援农业生产的决议》,选举了长沙市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代表34人和候补代表4人。

   这次会议是在反右倾、组织新的大跃进的气氛下召开的。通过了“把长沙市建设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的新型社会主义城市,力争基本上消灭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会议对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要求是:工业总产值到1962年达到2530亿元(编者注:实际只达到51223亿元)1967年达到70100亿元(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只达到77亿多元);农副业总产值:1963年达到6亿元(注:实际为11753亿元)1967125亿元(注:1965年实际达到13164亿元);粮食总产量:1962年达到20-23亿斤(注:实产69994亿斤)196734亿斤(注:1965年实产91758亿斤),亩产2000斤(注:1965年亩产328)

会议还强调提出;整风运动虽已结束,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今后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种斗争还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或者放松这种斗争。”

 

第四节 中共长沙市第三届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1年9月4 日至7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正式代表483人,列席代表291人,代表全市党员43967名。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检查第二届代表大会以来市委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会后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第三届委员会。市委书记孔安民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通过《关于上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会议肯定了1958年以来,长沙市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成绩。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从无到有,焦炭、硫酸、水泥也有很大的增长;机械工业从生产普通机床和配件发展到生产大型机床;农业方面:虽然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但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支援了国家建设和重灾区。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至1960年,市区完成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额,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额的总和;新建扩建了一批新的工业企业,这些都为今后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会议认为:前几年,市委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任务;19591月以后到庐山会议贯彻以前,由于对这些错误的严重程度认识不深,纠正并不彻底;从19609月到这次会议召开,经过在农村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在全市贯彻“八字”方针,努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的错误,形势开始好转。

   在具体工作上,市委从五个方面检查了“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一是在所有制上,打乱了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之间的正常关系,侵犯了农民群众的利益,造成农业减产;破坏了手工业的传统经营特点,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商业网点撤并过多,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二是在分配上犯了平均主义错误,农村供给制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农副产品收购过多,留得过少。三是处理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上政策界线不清,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偏“左”现象;在“反右倾”、“新三反”和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一批干部、工农群众,戴了一些不恰当的政治帽子。对待原资方人员和知识分子,讲斗争多,讲团结少,存在“宁左勿右”情绪。四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次序进行安排的方针,重工业、基本建设战线和文教战线拉得过长,农业战线太短,挤掉了农业和部分轻工业。五是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差,有些工作调查和试验不够,就全面推开,使下面无所适从。这些错误,经过1960年冬天以来的整风运动,才得到初步纠正。会议着重检查了全市各级领导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上有部分代表对“三面红旗”公开表示某些怀疑的看法,却一律视为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仍然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会议除对当时及会后一个时期主要任务作了比较具体的部署外,还决定对前段“反右倾”、“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中被错误批斗、错戴帽子的干部和工农群众给予平反,并在整风运动中继续清理“一平二调”,有计划地彻底退赔,坚决纠正“共产风”,以挽回不良的政治影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会议选举马隆安、孔安民、王群伍、王凤余、王秀仁、王永昌、王化中、王汉平、王志强、邓煌辉、贝海燕()、刘健、刘英()、刘景泉、许敬贤、朱传琦()李瑞山、陈学源、杨如彭、苏明()、张惠民、张庶民、张兴、张肃斋、罗秋月()、周世华、胡鹏、闻华、赵阳城、崔琳、韩曙光、韩万山、戴巍为中共长沙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郑平、许祥、黄杰、马魁、周新民、王蔚深、刘觉民、张敏东()、童育忠为市委候补委员。

  第二次会议

 1962年11月17至22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正式代表504人,列席代表508人。主要议题是讨论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问题。

会上,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各项决定;听取了市委书记孔安民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鼓足干劲,支援农业、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和工业新胜利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精神,结合长沙实际,提出了妥善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等各种关系的五条决策性措施:第一,妥善处理城市建设与农业的关系。市区各项建设事业必须与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城市建设要尽可能不占用、少占用粮田和菜土,要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改善城市的生产、生活条件。第二,妥善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要克服与农业争第一、与农业平起平坐以及把支援农业和发展工业对立起来的思想;在工业的布局上,生产计划的安排上,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分配上,坚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办事;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努力提高工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第三,妥善处理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商业部门要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从收购和供应这两个方面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第四,妥善处理文化、教育、科研和政法工作与农业的关系。当前首先是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第五,妥善处理改善城市职工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必须关心职工生活,尽一切可能保证职工生活稳定在现有水平上,并力争有所改善,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搞好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支援农业。

   《决议》对农村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j强调既要巩固集体经济,又要发展生产力;既要保证粮食生产的稳步上升,又要全面发展多种经营;既要充分运用各方面的支援力量,又要发挥人民公社内部的潜力;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做好经济工作;既要有长远规划,又要落脚于当前;既要抓好生产,又要安排社员生活。

第五节 中共长沙市第四届代表大会

   中共长沙市第四届代表大会于196586日至11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正式代表450人,列席代表67人,代表全市党员42868人。另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379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是在长沙市国民经济经历三年多调整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根据中共湖南省第二届三次会议精神,集中讨论突出政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战备,促进先进,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同时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第四届委员会。市委书记孔安民代表市委作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把三大革命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工作报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讲了话。

   大会讨论决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 会上传达了林彪多次宣扬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的“理论”和他在学习中“走捷径”、“背警句”的那套“经验”。并且号召领导带头,培养骨干,树立样板,总结经验,掀起群众性的学习高潮。

——部署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安排全市四清运动到1967年底全部搞完。农村在1966年上半年搞完27个公社、400个大队,剩下的在1967年基本完成。城市在1966年搞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方法上,继续坚持派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加强战备工作 要求各级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认清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侵略的野心,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努力发展生产,进一步狠抓民兵“三落实”。

大会选举马隆安、孔安民、王化中、王汉平、王秀仁、王毒强、王群伍、邓煌辉、白连城、田云、刘英()、刘健、刘觉民、刘景泉、刘鹤云、朱传琦(女)、许敬贤、李瑞山、张本科、张兴、张雨帆、张肃斋、张庶民、张敏东()、张惠民、杨如彭、苏明()、周世华、赵阳城、胡鹏、闻华、韩曙光、韩万山为中共长沙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王甸彬、许祥、郑平、周新民、王蔚深、高峰、李满城、刘均、童育忠为市委候补委员。

 

第六节 中共长沙市第五届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由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筹备召开的。大会于1971121日至25日在市公安局礼堂开幕,出席这次大会代表601人,代表全市党员58194 人。

   大会主要是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湖南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回顾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确定会后任务;选举产生中共长沙市第五届委员会。

  大会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联系长沙情况,宣扬“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所谓“丰功伟绩”;要求继续深入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并且提出“1971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更加深入的一年”,要求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一步抓紧革命大批判,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要求克服松劲情绪,深人开展“一打三反”;在整顿领导班子问题上,提出除清除“坏人”外,还要撤换所谓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毒害较深,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关的人”。

   大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的估计,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民兵和工人纠察队的建设;分期分批实行野营训练;城区一年内完成防空工事建设;五年内完成全市蔬菜的主坑建设;集中力量,提前完成军工生产和参与湘黔、枝柳铁路的建设任务。大会提出“十年建成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城市”的121号;要求农业学大寨”,奋战十年,粮食翻两番,生猪增加两倍,全部农田实现高产稳产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大地园林化;要求“工业学大庆”,奋战十年,工业产值增三倍,钢产量翻四番,三酸两碱全自给,生铁煤炭大增产,轻工产品自给有余,交通运输实现机械化;同时,对城市建设、社队工业、财贸、文教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只争朝夕”的要求。为了达到上述高要求,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提出过高的指标。

大会选举王伟中、王汉平、王甸彬、宁生、史国杰、甘德贵、叶琦、孙长富、孙玉峰、艾群、刘国昌、刘贵、刘克顺、许新宝、朱淑珍()、邹恒军、李照民、李江鸿、李福来、李玉亭、李文玺、李启昌、李诚、杨崇义、杨金广、杨正才、陈贵、陈安喜、萧玉林、吴菊泉、严隆寿、苏明()、张惠民、张英、张敏东()、周世华、郝全、闻华、赵林耀、赵凤山、柳同仁、柳志强、高润德、高新、郭思廉、唐芷督、唐伏初、阎振刚、黄仲藩、黄菊英()、盖晓敏()、景林、韩曙光、傅永福、游志军()、雷志忠、翟景春、缪曼聪()、谭义斌、谭凤梅()为中共长沙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于文先、朱国明、陈学明、范淑玉、张贤丰、傅俊友、温樾、谭绍琦为市委候补委员。

 

第七节 中共长沙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1980年9月17至23日在市青少年宫举行。正式代表500人,候补代表50人,代表全市党员92484名。

   大会是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日趋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与会代表听取市委书记石新山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清算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长沙的帮派骨干分子张厚、雷志忠等人的罪行。

   大会指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突出的有:(1)广泛、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摧毁了他们在长沙的帮派体系,分清了思想、理论、路线是非,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必备的政治前提。(2)实事求是地落实了党的政策。已经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917人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186起案件进行了平反。同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一伙严重破坏的干部、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政策以及对原工商业者、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等政策,已经或正在落实。(3)扭转了国民经济长期徘徊的局面。1979年与197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762%;农业总产值增长456%;财政收入增长729%。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长沙市第六个五年计划。六五期间,要求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57%,其中工业为68%,农业为45%。与会代表对长沙市国民经济的发展,认真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分别就深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改革体制、放宽政策,发掘、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

   大会还讨论了知识分子工作。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决定加强现有科研机构,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骨干研究所,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协作攻关,解决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大会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加快城乡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根本保证。党委要集中精力管党,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同时,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大会选举马隆安、王克俭、王志强、王蔚深、王化中、石新山、石秀华、邝桂枝()、刘明高、刘良吉、刘景泉、孙福臣、李照民、李启昌、李佐军、来杰、陈学明、陈军、杨宏、杨亮邦、张惠民、张维宪、罗海藩、郑平、柳同仁、胡瑞采、高忠礼、高振范、高喜华、殷水球()、温樾为中共长沙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王柏林、张渝()、李映华()、张明德为市委候补委员。

 

第八节 中共长沙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1985年10月17至22日在麓山饭店举行。大会代表449人,代表全市党员210363人。市委书记王众孚代表第六届市委作题为《坚持党性,锐意改革,团结奋斗,振兴长沙》的工作报告;市纪委书记杨宏作纪检工作报告。与会代表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报告。

   大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自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较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一是指导思想方面,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危害性认识,积极平反了冤假错案,先后为66000多人落实了各项政策;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开始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争当文明市民、创建文明城市的群众活动,正在全市广泛开展;一批文明村、文明街道、文明单位在城乡陆续涌现出来;四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加强。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乡级政权;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五是通过机构改革,改善了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开展了全面整党,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正在不断提高。

   与会代表也指出了领导工作的缺点:一是清除“左”的影响做得不够。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度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步子迈得不大;在扁用人才问题上,有些部门和单位,仍然存在轻视科学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二是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市委在思想上反映不够敏锐,纠正不力。

   大会讨论通过了市委提出的七五期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一致同意: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体制改革,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完成“七五”计划,为90年代的经济振兴和繁荣打好物质基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使各级党组织成为领导改革、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核心。大会围绕这个战略目标和重点,分别就“七五’’期间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要求到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31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89%,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3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7%,其中工业598亿元,年递增82%;农业238亿元,年递增64%,使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更多一些。国民收入达473亿元,年递增773%,人均国民收入由1985年预计的648元增加到884元。财政收入1990年比1985年增长45%。对外贸易总额年递增134%。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促使人民消费水平由温饱型逐渐向小康型过渡。继续抓好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

大会选出王众孚、王克英、王邦美、王克俭、邝桂枝()、任祖武、吕滨、朱厚廓、宇庆华、杨宏、杨远成、来杰、李映华()、吴科政、何家象、何维琪、沈子忠、陈军、陈勇、陈再仁、陈学明、张晖、张渝()、张贤遵、张菊萍()、林国悌、柳协春、俞又昌、袁汉坤、殷水球()、高忠礼、高家余、唐士宝、曹保和、曾昭宣、简用超、臧宝山、颜克初为中共长沙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寻爱国、郑佳明、傅晓雯()、萧雅瑜、徐金凯、龚罗生为市委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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