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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检查

时间:2011-05-24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第七章 纪律检查

第一节 机构队伍

   1949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后,中共长沙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509月成立。

   19559月,中共长沙市第六次代表会议,根据中央关于成立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精神,选举产生了中共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翌年10月,按照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有关规定,中共长沙市监察委员会改称中共长沙市委监察委员会。

   19591月,市委监察委员会与市监察局合署办公,对外仍保留两个机构的名称。

   文化大革命”中,市委监察委员会陷入瘫痪,直到19737月才在市委组织部设置纪律检查科。

   19795月,市委成立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着手恢复纪检工作。19809月,中共长沙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长沙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4lO月,按照中纪发[1983]3号文件中有关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称的规定,中共长沙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称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历任市(市委)()委主要负责人如下表:

 

   随着纪检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全市纪检干部队伍不断得到充实。

   19509月,市委纪委刚成立时,除兼职书记外,仅有专职干部1人。t9528月省委正式任命纪委正副书记和委员,开始建立领导机构。此后至1956年,专职干部逐步增至17人。1955年设置科室。.1954年到1956年,市属工业、交通、建筑、财经、文教等系统和区级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逐步配备了纪检委员;一些较大的工厂也配备了纪检专干或兼职干部。

   各级纪检机构初建阶段,一般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总支专职纪检干部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支部纪检委员会议,总结布置工作;支部纪检委员向总支、总支向市纪委每月口头或书面汇报一次工作。这种定期的会议、汇报制度,对于总结经验、明确任务和督促纪检工作的开展,曾起过很好的作用。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全市各级党的监察机构及其干部队伍进一步充实和发展。1957年,建立监察机构19个,设有专职监察干部36人,到1964年,共建立监察机构45个,配备专干89人。543个按规定不设监委的基层党组织,有509个配备了监察委员或兼管干部。这一时期,为了提高监察干部的思想、业务素质,市委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一是以中央监委编印的《党的纪律和监察工作基本知识讲话》为基本教

材,通过集中上课和分散自学,帮助他们掌握党的监察工作的基本知识;二是定期布置和检查基层党组织的监察工作,具体指导,协助办案,并选择典型案例分析,提高办案水平;三是针对不同时期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召集基层监察干部座谈,务虚议实,明辨事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重新建立起来,加强了自身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据1987年底统计,县和县以上单位共建立纪检机构196个,县级以下单位建立纪检机构284个。农村95%的区、乡以及城市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都配备了专职纪检委员。全市共有专职纪检干部1041人。

长沙市198712月各级党的纪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表(略)

   1983年以后,通过机构改革和全面整党,大部分纪委领导班子有所加强,纪检队伍得到充实,特别是纪检干部的年龄、文化结构有明显改善。据1984年对市辖四县一郊和内四区纪委主要领导干部统计:机构改革前有专职副书记11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10人,高中文化程度1人;平均年龄47岁。改革后,配备专职正副书记32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17人、高中文化程度5人、中专5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人;平均年龄442岁,下降了28岁。纪检于部培训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市、县、区委除选送纪检干部到各级党校脱产学习外,都分别举办了纪检干部训练班,对县级以上单位纪委负责人和城市街道、农村区、乡纪检委员进行短期培训。通过培训,纪检队伍的战斗力加强,在党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861月,市委召开的全市纪检工作表彰会上,郊区纪委等12个纪委(纪检组)被授予纪检工作先进单位、文希贤等178名纪检干部被授予优秀纪检干部的光荣称号。

 

第二节党风党纪建设

  一、党风党纪教育

 长沙解放后头三年,针对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党内出现的和平、麻痹、纪律松弛、法纪观念淡薄的思想倾向,集中进行保密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保密观念的法纪观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利用典型案件进行拒腐防变教育。1954年,组织党员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朱德在第二次全国纪检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过渡时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紧接着在党内通报典型违纪案件13起,公布专案检查和处理决定19条,使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纪教育,对全市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主要是结合政治运动进行的。1957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教育党员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教育。1960年至1961年,在城市“新三反”和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教育党员运用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错误,转变思想作风。1962年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反右倾”、整风整社中“左”的错误的气氛中,党内一度出现纪律松弛和否定执行纪律必要性的思想倾向。市委针对这一情况,及时作出加强党纪教育的决定,针对当时两种市场、两种价格并存情况下出现的投机倒把、商品走后门等问题,印发了党员干部应遵守的纪律规定和市场管理“十不准”,并在党内通报若干违纪案件,从而较快地克服了纪律“松绑”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市的纪检工作从主要查处党内违纪案件转移到同时抓党风上来,贯彻教育为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把党风党纪教育贯穿到纪检工作的全过程,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称准则)的教育。仅1980年和1981年学习《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全面对照检查和市委抽查核实,全市表彰执行《准则》的先进单位36个、优秀党员8900多人,重点通报表彰了湖南橡胶厂、建湘瓷厂党委和望城县委以及几名党员负责干部带头端正党风的模范事迹;总结推广了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长沙晚报》社党委、南区区委执行《准则》的先进经验。在党纪教育中,突出抓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教育。1980年以来,各级纪委向党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不断防止和克服“左”和右的两种倾向,使全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委把纠正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常抓不懈。1980年至1981年,针对经济领域中“走后门”、“拉关系”,以“试用”为名侵占国家产品,对外活动中送礼受礼等问题,开展了反对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的斗争。1982年至1983年,按中纪委《公开信》和有关文件精神,要求各级纪委集中力量纠正建房分房和“农转非”的不正之风,全市有804名党员、干部退出多占住房223万平方米,查处了522名党员、干部非法营建私房问题,清退违反政策的“农转非”617人,与此同时,对乱涨价、乱摊派、乱砍滥伐森林和拖欠公款进行了清查处理。1984年至1985年,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违反规定制发服装,滥发彩票、奖券、礼品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和纠正。1986年至1987年,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不正之风,如公费旅游、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以及少数党员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收入、用公款送子女读书等问题,采取刹风整纪的办法,进行了认真清理和纠正。

   三、加强党内纪律监督

   党的十三大提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要监督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保证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市委遵照这个指示精神,随即制定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搞好廉政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若干规定》,使党内监督有章可循。规定明确全市各级纪委有权参加或列席同级和下级党委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实施监督。近年来,在党内监督中,各级纪委着重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以及遵守法纪、勤政廉政、联系群众等方面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及时纠正了有些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和行业不正之风等问题。

  四、建立党风建设责任制

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论述发表后,市委逐步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内部建立了党风建设责任制。市委书记负责市委常委及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领导的党风问题;市直部、委、办正副职和局的正职的党风问题,分别由主管战线的市委副书记、常委和党员副市长负责;市直局的副职和县级企事业单位正、副职的党风问题,分别由主管部、委、办领导同志负责。按照分工,对各自管辖的干部经常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及时了解执行党的纪律情况,发现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亲自出面组织力量调查,认真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党委讨论作出决定。市以下各级党委也是按照这个办法,实行一级抓一级,层层建立了党风建设的责任制。通过以上一系列工作,长沙市的党风党纪状况有了明显进步,绝大多数县以上领导班子的党风党纪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据市纪委1987年下半年对市直28个主要部、委、办、局和202名县级干部的党风调查表明:领导班子党风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28%;领导干部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风深入,严于律己,群众反映好的占925%。

 

 第三节 案件查处

   1950年至1987年,全市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中,共处分党员16681(含复查改正的)。其中开除党籍的6535人,占受处分党员总人数的392%;留党察看4235人,占2538%;撤销党内职务的944人,占566%;严重警告2635人,占1579%;警告2332人,占1397%。

   纪检案件查处工作是紧密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的。解放后的头三年,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进城以后,放松思想改造、纪律松弛,居功骄傲,贪图享受以及和平麻痹思想等不良倾向,着重查处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失密泄密和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等重大违纪案件。1952年,三反运动中,查处了一批贪污案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案件查处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1954年前后,查处重点是工厂、企业违反计划管理、不重视产品质量、忽视安全生产,以及铺张浪费和违反粮、棉、布统购、统销政策等方面的案件。1956年至1957年围绕生产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重点查处违反国家政策和财经纪律,抬级抬价、压级压价以及其他以不正当手段攫取非法利润等严重阻碍和破坏生产与经济建设的案件。与此同时,结合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精神,结合内部肃反斗争,查处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纯洁党的组织。

   1957年至1966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查处工作,主要是围绕政治运动进行的。这一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直接影响了党的监察工作。1958年贯彻落实第三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提出的“三抓”任务,即着重抓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案件;抓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案件;抓危害国民经济“大跃进”案件。要求党的监察工作也要来一个“大跃进”,监察干部要“思想大解放”,检查案件要“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处理案件要讲究“速度”,并“学会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检查处理案件”。据统计,1958年受处分的党员达605人,为1951年到1957年七年中受处分党员总和的114%。其中开除党籍的225人,为七年总和的155%。1959年至1960年在整风整党运动中,对揭发出来的1065名所谓重点批判对象,进行了定案结论和处理工作。这些案件中,属于“三抓”安排的占80%以上。

   1960年后,在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三年中,在两种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情况下,认真查处经济领域中的违纪案件,对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类案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新三反”运动及清仓核资、节约渡荒等中心工作,查处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商品走后门等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件,二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干人大会)前后,集中查处了擅自动

用、私分国家物资,搞计划外基建,进行非法协作等违反国家政策和财经纪律的案件。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前,集中大部分力量投人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中的案件查处工作。在此期间,仅城区就查处了929起案件。其中属于运动中的案件776件,占83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化,案件查处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中心深入展开,着重查处经济案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从1980年起,各级纪委就开始重视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1982年中央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指示下达后,市和区、县、郊党委成立了打击经济犯罪领导小组,抽调大批干部参加调查研究和具体办案工作。参加这些工作的人员,最多时达到1800多名。从1980年至1987年,全市县以上单位共查处经济案件3743件,追缴赃款和赃物折合人民币共204447万元。在这类案件中受到党纪处分的984人,占同期受党纪处分总人数的51%,按错误性质分;破坏国家计划、违反财经纪律的98人,占10%;走私、贩私、套汇的11人,占11%;贪污盗窃的716人,占727%;行贿、索贿的103人,占lO5%;投机诈骗的56人,占57%。与此同时,查处了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以业谋私及其他违犯党纪的案件,处分党员947人,占同期受党纪处分总人数的49%。

   案件查处工作,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对人的处理上贯彻了“严肃慎重、区别对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由于受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的影响,查处工作出现过“惩办主义”倾向。表现在查处工作进行前,任意规定办案指标;查处过程中,错误地运用“四大”的方法;查处后在执行纪律上未能认真贯彻“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方针。因而在处理中,夸大错误,无限上纲,处分轻率,歪曲了党的纪律,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一批好同志。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大量的甄别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

   194910月至197812月,全市处分党员13542人,其中开除党藉5771人,留党察看3484人,撤销党内职务790人,严重警告1697人,警告1800人。从所犯错误性质分,犯政治问题错误的1476人,占处分面比重109%;犯经济问题错误的4697人,占处分面比重347%;犯生活作风错误的5066人,占处分面比重374%;犯工作错误的1451人,占处分面比重107%;犯其它性质错误的852人,占处分面比重63%。

 

 第四节 案件复查

   市纪委除经常对申诉案件进行复查、复议外,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精神,先后三次集中进行了案件复查工作。

   第一次是1952年复查三反运动中的案件。在1952年“三反”运动高潮中曾经被打成“老虎”的有834人。随后,在追赃定案阶段,核实韵“老虎”人数为111人,下降了

867%。19528月中旬,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纪检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严查宽处”、“严肃慎重”的方针,布置各有关单位认真听取打击对象本人的申辩,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的查对材料,认真做好案件复查处理工作。这次复查结果:全市贪污1亿元(1万元折合现行人民币1元,下同)以上的人数由5人减少到3人;贪污1000万元至l亿元的由111人减少为81人。另有86人被摘了贪污分子帽子。减轻刑事处分的13(其中改判的7人,缩短刑期的6),占受刑事处分总数的12%;减轻或改变行政处分的59人,占受行政处分总人数的99%。

   第二次是1962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1957年至1959年前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14064人,集中进行了一次甄别平反工作。这次甄别结案的共14028

人,占应甄别的党员、干部总数的997%。通过甄别,有的全部平反,有的取消了处分,有的减轻了原来的处分。与此同时,对于1957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农民、工人、营业员、学生和城市居民37315人,也进行了甄别平反,全部取消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尽管如此,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甄别平反未做得彻底。

   第三次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复查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员受处分情况。这项工作,在198510月以前,由各级党的纪检

部门配合有关单位进行;同年11月,市委决定全部归口市纪委具体领导。各级纪检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市13542人受过党纪处分的案件,认真进行了全面清理。在此基础上开展复查工作,截至198712月止,对应予复查的9415人,根据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纠正了其中3649人原定处分,其中全错全平2001人,部分错部分平的1648人,其他5766人的处分仍维持原议。平反纠正的占复查数的38.%,维持原议的占复查数的612%。

 

第五节 申诉与举报处理

   1950年,中共长沙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受理有关党风党纪的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来信来访。30多年来,群众申诉、举报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举报内容居多。主要是揭发某些党员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腐败堕落和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行为。对1953年的66件和195567件来信分析,其中绝大多数是举报这方面的问题。仅1953年的上半年的48件来信中,举报信就有22件,占来信总数的458%。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申诉件增多。最多的为1959年,计877件,占当年来信来访总数的899件的975%;最少的是1957年,计229件,占当年来信来访总数的276件的82%。其他几年一般均在90%以上。申诉内容主要是某些党

员、干部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强迫命令等违纪行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以前,申诉件占有相当的比重。主要是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处分的党员要求甄别平反,落实政策;1982年以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申诉件下降,举报件上升。举报内容大多数是某些党员在改革、开放中搞不正之风,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1981年全市各级纪检部门直接处理的538件来信中,有422件反映党员干部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不正之风的问题。具体变化情况如下表:

   人民群众的申诉、举报对端正党风、严肃党纪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反映了党组织和党员中带倾向性的问题,不仅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且为查处党员的违纪案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如1962年市委监委直接查处的34起案件中,就有11件是群众举报中提供的线索;1981年市委纪委直接查处的26起案件中,有20件的线索来自这条渠道。二是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历次政治运动中案件的复查工作,绝大部分都是根据党员的申诉进行的,使复查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这条经验,受到中纪委和省纪委的高度重视。市纪委曾就此先后在全省纪检工作会议、省纪委信访工作座谈会和中纪委召开的部分省、市信访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介绍。三是促进有关部门帮助党员群众解决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长沙市纪检部门对群众申诉、举报的处理工作是随着纪检工作的开展逐步从人员、制度和机构上加强,使之日臻完善的。市委纪委成立之初,没有专人受理来信来访。1952年开始建立专人负责和来信来访的登记、转办、催报、回报等制度。从1954年起,逐步加强对有关局和基层单位的信访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帮助建立健全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纪委建立了信访科室,专门处理来信来访。同时加强了县级信访工作。1984年,贯彻中纪委关于《加强县级信访工作座谈会纪要》后,各级纪委更加重视信访工作。市、县、区、乡四级信访网络基本形成,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工作成效更加显著。

1985年开展信访三项达标”①活动,当年有三分之一的县级单位达标,翌年,县级单位达标的达三分之二。1987年,对182个县级单位检查,有170个单位实现达标,占934%。

  注:① “三项达标1984年中纪委《加强县级信访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即从1984年起,经过一年的努力,各省有13的县级单位做到:当年结案率达到901)2 1-,初信访结案率达到80%以上,重信重访和越级信访率降低到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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