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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

时间:2011-11-11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第一章  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清末警察机构

一、湖南保卫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主张变法维新的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上奏清廷:“警察一署,为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则无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同年二月,获准在长沙筹建湖南保卫局,是为湖南长沙设立警察机构之始。保卫局由官商合办,设于长沙城内,由黄遵宪任总办,下设会办大员1人,委员4人,由官方派员充任;另设会办1人及议事10余人,由地方绅商推举;并于长沙城厢内外设东、南、西、北、外东、外西6个区分局,各分局下设6个小分局。其主要职责为“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保卫局附设5个迁善所,专门从事收容游荡滋事以及经各分局断定罪行尚轻需要迁善的人员,或充当劳役,或令其学艺,对改过自新的予以释放,经教育不改的则送府、县处理。保卫局及其分支机构共286人。“戊戌政变”后。撤销保卫局,归属保甲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湖南保甲团练总局。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后,增设商埠巡捕局。

二、省城警务公所

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尔巽任湖南巡抚,派遣学生到日本学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保甲团练总局为湖南警务总局,由臬司张鹤龄主持,用日本警官学校毕业的朱德裳、王文豹等为参议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警务总局为省城警务公所,下设东、南、西、北、外南、外北及水陆洲等7个警务区、27个警务段,共有警务人员1071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省城设警务补习所,次年改为巡警教练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增设清查街市公所。宣统元年(1909),增设拘留所和消防所,全城警务人员增至1302人。

第二节  民国警察机构

一、湖南省会警察厅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加焦达峰起义的湖南省城警务公所警士俞兆龙于是年11月任省城警务公所总监。1912年2月,省城警务公所改为湖南警察厅,不久又改为省会警察厅(隶属省民政厅,1916年改属全省警务处),厅内设司法、行政、总务、卫生4课和消防、拘留、巡警训练、清查街市4个所,按各区段分设26个警察署;是年9月,林支宇任省会警察厅厅长,将长沙商埠巡捕局归属省会警察厅,改为商埠警察署。

1918年,湖南成立全省警务处。同年3月,张敬尧入湘,省会警察1000余人离城改为游击队。张敬尧委任其团长佟国安为省会警察厅长,以该团军人为警务人员。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1920年6月由林支宇任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厅内设行政、司法、总务、卫生4科,下设东、南、西、北、外南、外北等8个警察署、26个警察所,共有警官、警士1392人。

二、长沙市公安局(省会公安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沙。同年11月湖南省会警察厅改为长沙市公安局,局长彭灼。1927年3月将原有警察署合并为东、南、西、北及商埠5个警察署;局内增设秘书室、政治训练部和督察处、警捐征收处。“马日事变”后,又增设侦缉队和保安警察队,警务人员增到2100余人。

1931年1月,长沙市公安局改为湖南省会公安局。同年4月撤销商埠警察署,将其下属3个分驻所归属西区警察署管辖。1936年,将各区警察署按东南西北之顺序改称为第一、二、三、四分局。是年湖南省会公安局设秘书、政训、侦缉3个队,行政、司法、总务、卫生、督察5个科,消防、保安两个队,济良、拘留、警训3个所和5个渡口检查站,下辖东、南、西、北和外东5个分局及23个分驻所,共有警官、警士2647人。

三、湖南省会警察局

1937年6月,湖南省会公安局改为湖南省会警察局。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省会警察局长文仲孚因擅离职守,率警逃遁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火后,省会警察局改为省会警察总队,分设总务、警务、情报、宣传、交通、医务6个股;下属各个分局改为中队,分驻所缩编为18个分队。共700余人。

1939年2月,恢复省会警察局。同年3月长沙市政府裁撤,于省会警察局内增设市政科和技术室。1944年5月侵华日军侵入长沙时,省会警官、警士多数被日军所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复建省会警察局,隶属省保警处(警务处)。此后,不断增加警力。1948年又扩大编制,增设副局长1名,局内设督察处,司法、行政、总务、外事4个科,秘书、统计、iJIl-导、指纹、会计5个室;扩编武装保安警察大队,下设4个中队,将侦缉队改为刑事警察队,增设水上警察队,还设有消防队和卫生大队,下设东、南、西、北、文艺、金盆、岳麓、会春8个警察分局及所属25个警察分驻所,共有警官警士2935人,比上年增加1000余人。

第三节  人民公安机关

一、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长沙市公安局)

为适应长沙和平解放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南局社会部于1949年5月14日授命徐启文于河南开封筹备接管工作,调吉林省公安厅厅长程萍及天津市等地149名公安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部队第四大队公安第三中队。1949年8月5日湖南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率警起义。8月20日,公安第三中队接管省会警察局。8月27日,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隶属长沙市人民政府,程萍任局长。局机关设秘书室及人事、侦审、行政、司法、外侨管理、总务科和公安大队,将侦缉队和拘留所归属司法科,消防队归属行政科。下辖东、南、西、北、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和水上共9个公安分局、31个公安分驻所或派出所。同时,将交通、卫生队分属各公安分局。1950年4月。将各公安分局卫生队交市卫生局管辖。

1952年6月,将公安大队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管辖。同年8月建立消防大队,次年建立交通大队。

1955年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改为长沙市公安局。局内改科为处,仍为科级单位,处下设科,为股级。局机关设办公室、政治处、政保处、经保一处、经保二处、治安处、预审处、文保处。将侦缉队改为刑警科,与交通大队、消防大队同属治安处,仍为科级。人民防空科和劳动改造管理科为直属科。下设9个分局、42个派出所,于16个乡设公安特派员。

1956年6月,将文艺、金盆、会春3个公安分局并为东郊分局.岳麓分局改为西郊分局。

1957年9月精简机构,将东、西都公安分局合并为郊区公安分局。同年12月局机关撤处改科,将经保一、二处及文保处合并为经保科,治安处改为治户科。撤销水上公安分局。消防大队、交通大队并为交消大队。精简后长沙市公安局设1室、1处、7个科和1个大队,下设5个公安分局。

195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公安内卫第四连奉命改为人民武装警察中队,交长沙市公安局管辖。1959年5月,将人民武装警察中队改为长沙市人民武装警察大队。1963年改为公安大队。1966年7月,公安大队归属长沙军分区管辖。1959年3月,长沙、望城两县合并为长沙县,规划长沙市管辖;合并后的长沙县公安局亦同时归属市公安局领导。同一时期,郊区并入长沙市县,郊区公安分局相应撤消。

1961年元月,恢复郊区和岳麓公安分局,增设大托和榔梨两个公安分局。1962年,撤销大托和榔梨两个分局,将岳麓和郊区分局合并为郊区分局.

1965年5月局政治处改为政治部,下设秘书、组教和干部3个科。1966年,市公安局设1室、1部、11个科和2个大队,下辖5个公安分局及其所属40个派出所和长沙县公安局。

二、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和长沙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沙市公安机关受到冲击而瘫痪。1967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对长沙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设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由四十七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孙家裕任主任,下设政工、办事、政保、治安、清理、审批、交通、消防等8个大组,各分(县)局设军管小组,工作人员由军队干部、战士担任,行使市、区两级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职权。原公安、检察、法院干警大部分集中学习后下放农村或工厂劳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派军代表到各派出所工作。

1968年2月,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人民保卫组,由四十七军一。五师师长李德森任组长。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均设人民保卫组。

1969年1月,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改为人民保卫部,与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合署办公。市、区(县)两级公安机关军管会(组)和人民保卫部(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三、长沙市公安局

1973年7月,撤销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和人民保卫部,恢复长沙市公安局、各区公安分局和各县公安局,由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张庶民兼公安局长。局机关设政治处、办公室、政保、内保、治安、预审、警卫、行政8个科和刑侦、交通2个大队。下辖6个公安分局和长沙县公安局,6个分局共设35个派出所。全市共有干警1621人(未含长沙县公安局)。

1974年4月,随岳麓区并人西区,岳麓公安分局并人西区公安分局。1977年12月,复置望城县后,设望城县公安局,属长沙市公安局管辖。1983年2月,宁乡、浏阳划归长沙市管辖,两县公安局归属长沙市公安局领导。1984年7月,按军队团级建制建立长沙市武装民警支队。

1985年7月,市公安局调整机构,由副市长王邦美兼任局长,局机关设政治部、办公室、技术室、法律政策研究室和12个科、4个所、3个支队、1个公安学校和武装民警支队。

1986年按军队团级建制成立消防支队。同年建立公安档案馆。

至1987年,市公安局设l部、3室、20个科、4个所、3个大队、2个支队、1个档案馆和公安学校。下辖东、南、西、北、郊区5个分局及其所属41个派出所,共有干警2143人。另辖长沙、望城、宁乡、浏阳等4个县公安局。

1987年7月,交警大队升格为交通警察支队(副县级),1988年6月,刑侦大队升格为刑侦支队(副县级),同时成立治安支队(副县级),原治安科、收容教养所归口治安支队管理。同年设立《长沙公安报》编辑室。1990年,复建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同年成立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不久,与市公安局办公室合署办公。

至1990年,市公安局设1部、3室、12个科、3个支队、1个公安学校。下辖东、南、西、北、郊区、水上6个分局及其所属42个派出所。另有军队建制的武装民警支队和消防支队。另辖长沙、望城、浏阳、宁乡等4个县公安局及其所属72个派出所。

市区6个公安分局所属派出所为:东区分局辖都正街派出所、解放路派出所、府后街派出所、浏正街派出所、文艺路派出所、韭菜园派出所、蓉园派出所、朝阳街派出所。南区分局辖南大路派出所、城南路派出所、书院路派出所、裕南街派出所、侯家塘派出所、左家塘派出所、金盆岭派出所、奎塘派出所、井湾子派出所。西区分局辖如意街派出所、西长街派出所、通泰街派出所、坡子街派出所、学院街派出所、渫湾路派出所、麓山南路派出所、银盆岭派出所、桔洲派出所。北区分局辖上大垅派出所、北站路派出所、民主东街派出所、望麓园派出所、清水塘派出所、伍家岭派出所。郊区分局辖西湖派出所、望岳派出所、马坡岭派出所、黎±乇派出所、东屯渡派出所、洪山桥派出所、雨花亭派出所、洞井派出所、大托派出所。水上分局辖小西门派出所。

1949~1993年长沙市公安机关历任主要负责人一览表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

备  注

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

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

市革委会人保部主任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程  萍

王丕敏

徐启文

刘  旭

杜一夫

张庶民

孙家裕

杨崇义

李德森

张庶民

王甸彬

王邦美

励明安

梁建强

1949年8月

1951年5月

1951年12月

1952年9月

1953年10月

1954年11月

1967年8月

1969年1月

1968年2月

1973年7月

1 974年3月

1985年3月

1988年12月

1993年2月

由副局长升任局长

省公安厅长兼

到职1个月后调走,由

副局长艾群主事

由副局长升任局长

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兼

由副局长升任局长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

由副局长升任局长

 

第四节  队  伍

一、培训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创办警察学校,以留日学习警务的归国人员任教,招收三年毕业的学员120人。学校以造就巡警为宗旨,系统学习中国法制大要、大清律、警察学、各国刑法等课程;另设速成班,第一期招收150人,3个月结业,学习警兵的规则操法;第二期招收300人,一年毕业,学习警察应用学科。所有学员均分派各州、县。至宣统元年(1909),共培训警察警官700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I-YI,长沙创办警兵补习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为巡警教练所。每期招收100人左右,讲授警修身学、违警律、警兵服务规则等,3个月毕业后分配工作。至宣统末年(1911),共办20多期。

1929年,长沙巡警教练所改名警士教练所。

1936年。长沙成立湖南警官学校;学制二年。招收20岁以上、30岁以下的法政学校或警察学校、陆军学校一年以上毕业者及中等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1948年又在长沙组建湖南警察学校,培训基层警察、警士,每期培训6个月,警长每期训练3个月,警员每期训练1年。

长沙解放后,长沙市公安局于1949年冬成立公安训练班,分批短期训练留用警察,每期100人,侧重学习政治常识,帮助旧警改造思想,分清人民警察与旧警察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1950年开始培训新民警,每期招收中学生或在职工人50至100人,学习数月后分配工作。至1957年,先后办新民警训练班13期,学习内容为政治理论和公安业务知识。同时办干警文化夜校。1972年至1981年,又连续办短期训练班49期(多是培训在职干警),每期100至200人,分别学习法律或户口管理等专业知识。1980年9月,市公安训练班改名市公安干登学校,1986年9月改为长沙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侧重轮训在职公安干警。70年代后期,市公安局还不断选送干警到省、市党校、省警察学校或高等院校学习,同时鼓励干警业余自学,以提高干警的思想、业务、文化水平。1952年,全市1491名公安干警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8‰,高中、中专文化的占9.8%。初中以下的占90%,至1990年,全市公安干警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占26.8%,高中、中专文化的占56.7%,初中文化的占16.5%。

二、常年教育

民国初期,湖南省会警察厅每日定期组织警察学习军事、国术和警察业务等,当时,长沙警察纪律比较严格。1916年后,军阀混战,长沙警察多系军人充任,纪律松驰。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警察机关强化反共教育,警察充当了反共工具。1938年,湖南省政府制定《湖南省警长、警士常年教育实施办法》,规定警长、警士每人每天学习2至3小时,学习科目有“精神讲话,警察实务,警察要旨,法令法规,徒手、技能战斗教练”等。民国时期的长沙警官不同程度贪赃枉法,不少警察同小偷扒手、赌头、烟毒贩等串通渔利。1946年省会警察局侦缉队划分扒手活动地区,由警察指定扒窃头子,规定扒手所扒得的钱财大部分交给“头子”,由“头子”和警察瓜分。1946年11月至1948年8月,查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戴得胜分得这类赃款银元700多元。

长沙解放后,人民公安机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严治警,注重常年教育。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规定干警每天学习政治l小时,每周学习时事和业务8小时,每周开民主生活会1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年集中一段时间进行纪律、作风检查和考核鉴定。1958年起:长沙市公安局贯彻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制定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采取经常教育、定期检查评比等办法,加强干警的思想教育与法纪教育,确定每年年底开展“爱民月”活动,教育干警结合本职工作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陆续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长沙市、区(县)公安机关组织干警反复学习,不断提高干警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1950年以后,长沙市公安干警结合本职工作为群众排难解忧,每年为群众办好事数以万计。60年代初,市公安局设立失物招领处。60年代后期,公安机关采取举办赃物展览等办法,尽力将破案追缴的赃款赃物送还失主。1982年,公安机关集中力量破获市区盗窃自行车的案件,并到邻近各县、市追缴被盗自行车1000多辆,汇集市公安局院内,举办展览会,大部分发还失主。1985年7月,南区公安分局组织干警150余人,将缴获的赃物摩托车、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等200多件及现金22万元等,分别送到长沙、株洲等地301名失主家中。长沙解放后,不少群众向公安机关来信来访,要求帮助查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如1963年10月21日,西区公安分局收到湖北沔阳胡家场区公所赵宗清的来信,要求帮助查找离散48年的亲人。来信大意是:其老家在长沙郊区某村,父亲姓何,是个吹鼓手,1915年左右,家贫无法生活,父亲将她送给长沙荡巴子街一个海员工人做养女,13岁被人拐骗到湖北出卖了,要求查找弟妹。西区分局信访干部周少云经过5个多月的调查,走访了长沙、浏阳、湘潭、株洲等5个县、13个机关、15个公社72个大队142个生产队、71条街道、36条船,在株洲市郊区龙头铺公社找到其妹何桂元和弟弟何玉华。1964年端午节,何家姊妹终于团聚。有的为老弱病残群众送温暖。1958年,东茅街派出所女民警阎运钧发现居民钟慧民双手红肿,有6个小孩,不能料理家务,便经常帮她洗衣服、洗尿布、担水做饭等。1985年,住左家塘长岭附57号的彭军辉,年过7旬,疾病缠身,又无儿女。左家塘派出所民警轮流帮老人打扫卫生、洗衣洗被、买煤买米、送老人治病,几年如一日。1962年1月某日五里牌南分路口居民彭庆光全家中毒,生命危急,五里牌派出所民警戴炳钧等奔赴现场,急忙借来汽车,将他们送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抢救,直到脱险后才离开。桔洲派出所民警陈宗荣担任桔洲居委会户籍22年,结合本职工作经常为13户五保户、困难户、烈军属买米、买煤、装修自来水管等,几十年如一El做好事,1988年荣获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1953年后,市公安局交通太队指定专人登记查找迷途走失人员。1953年至1963年,登记找到迷途儿童和老人12468人,1974年至1987年,查到迷失儿童和老人9595人。

三、奖、惩

1898年,湖南保卫局在巡查章程中规定:“巡查当差或因捕盗、救火不幸因公殒命,本局应给予银元50元为奖恤费”,“巡查如有违背职守及行为不端之事,经人告发,一经查审确实,轻则照扣辛工,重则斥革监禁”。但大多未实行。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及警察机关虽然也制定了有关警察纪律和奖、惩规定,但长沙警察机关和警官(士)普遍存在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等行为,查处不力,规章形同虚设。

长沙解放后,人民公安机关坚持从严治警,纪律严明,奖惩兑现。1949年12月制定《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警员暂行奖、惩条例》,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干警及时查处。1952年6至7月,针对部分留用警察仍有贪污腐化、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整警运动,依法处理少数违法犯罪的警察。此后,每年开展1次纪律作风检查。严肃处理有违法行为的干警。70年代后,公安干警新成员增多,只经短期训练就走上工作岗位,抵制社会不正之风的能力不强,极少数干警违法乱纪。1985年至1990年,市公安系统共处理违法干警185人,其中依法判刑18人,开除、记过等处分167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市公安局拨乱反正,肃清“左”的错误影响,组织力量对1978年前公安内部的错案全面复查。反右派期间处理的56人,全部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155人,全部复查,纠错83人。

长沙解放后,公安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地评选、奖励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954年2月,市公安局开展立功创模活动,评出功模85名。同年4月13日,市公安局召开首届庆功表模领奖大会。1958年,市公安局贯彻执行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制定的《人民公安机关先进工作者活动试行办法》。此后坚持每年年终总结评比、表彰先进。1984年后,市公安局贯彻公安部颁发的《人民警察奖惩条例(试行)》,除每年年终进行评比奖励外,还在侦查破案、反盗扒斗争、治理社会治安等专项斗争中,及时表彰英雄模范人物。1984年至1991年,全市公安战线被授予集体二等功的单位5个,集体三等功的单位50个,集体嘉奖的单位8个;个人荣立一等功4人,二等功24人(次),三等功418人(次),个人受嘉奖的1246人(次)。

1961~1985年长沙市公安机关烈士简介表

表1—1

姓名

性别

牺牲时

年  龄

职    务

牺牲时闻

事  迹  简  介

吴冬发

陈德清

朱大红

傅蒲生

吉春生

蒋玉正

20

20

24

22

22

消防民警

消防民警

消防民警

了望班民警

消防民警

消防民警

1961.1.29

1961.5.4

1965.8.25

1968.9.18

1980.3.20

1985.4.26

出发救火途中牺牲

出发救火途中牺牲

出发救火途中牺牲

下井救人牺牲

出发去飞机场灭火.因

天雨路滑,翻车致死。

入伍3年,7次受到大队

嘉奖,两次被评为市消

防大队优秀义务兵。

1985.4.26扑救长沙乒

乓球厂火灾时牺牲。被

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

一等功。

历年出席全国政法、公安战线表彰大会的功模名表

表l一2

年    度

姓    名

警    种

功模等级

1956

1956

1956

1956

1956

1959

1959

1959

1980

1985

胡庆泉

黄敦义

易扬云

常季珊

谭美容

阀运钧

常季珊

左煦初

李文虎

傅金刚

交通民警

消防民警

治安民警

户籍民警

刑    馨

户籍民警

治安民警

交通民警

交通民警

治安民警

省甲等模范

省特等模范

二级模范

二级模范

一级模范

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

二等功

二等功

四、装备

清末、民国时期,长沙警察装备简陋。1949年8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省会警察局时,有长短枪支1259支,手榴弹400枚、电话机31台、汽车1辆、自行车9辆。市人民公安机关建立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民警装备逐步改善。50年代市公安局仅有美式吉普车1辆,苏式嘎斯六九车1辆。1967年。中共长沙市委拨给l辆华沙小轿车。1970年后,陆续添置一批小轿车、工具车、囚车和勘查车。至1987年,市、区公安机关共有各种汽车100多辆,摩托车259辆(含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98辆)。

1976年,市公安局只有100 f-j电话总机l台,手摇电话机70部。1977年后改换传电总机1台,自动电话80部。1983年由公安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拨给83万多元,购置电台和无线电话机。至1987年,市公安局及各分(县)局均建立基地台,部分专用汽车装有电台,另有无线电话机610台。1986年后增置400门纵横制电话总机,实现了市公安局内部电话自动化,并逐步开通文字传真、照片传真等。

刑事侦察技术设备方面,民国时期省会警察局只有1个指纹室。50年代初,市公安局也只有指纹设备。1956年调来1名法医。培训1名毒物化验员。1975年后,市公安局和各分局均培训一批刑侦技术员,增设现场勘察包和照相机等装备。1978年以来,市公安局和分(县)局增配法医,并逐步增置了紫外分光计、原子发射光谱仪,比对显微镜、立体显微镜、荧光显微镜、生物显微镜、真空镀膜仪、低温浴槽、病理切片机、电子离心

机、投影机、西德进口RCP--20冲洗机、幸福70型放大机等刑侦技术装备。

附录  日伪省会警察局

1944年5月,日军侵入长沙,原省会警察局的员警大部分被日军所俘。是年8月,日军利用原警察100余人组编长沙卫生大队,后改为保卫队,由原省会警察局-Egls如灿任队长。邓逃到河西任长潭抗日自卫军司令兼长沙县长后,由邓笃恭、汤树南先后分别继任保卫队长。同年10月,日军复兴部筹组-E沙自治筹备处保卫队。

1945年1月,日伪-E沙市政府成立,将保卫队改为湖南省会警察局,汤树南任局长,局内设秘书室及总务、行政、司法3个科和消防、警卫2个队。局下设4个警察分局。全局不足百人。抗战胜利后,日伪湖南省会警察局被接管。

 

第二章  打击反革命犯罪

第一节镇压反革命运动

长沙市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各种反动组织经营、控制的重点地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内调局湘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保密局湘站”均设立于长沙。这是全省两大特务组织指挥机构,此外,还有“一贯道”、“同善社”、“归根教”、“紫霞教”、“白莲教”、“三期普渡”、“宗教哲学研究社”等7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共设总坛、分坛100多个。这些反动组织同地方恶霸和行业封建把头互相勾结,鱼肉人民。1949年8月长沙市和平解放前夕,这些反革命组织均作“应变布置”,除部分主要成员逃走外,大部分潜伏下来,并接受任务。1949年8月1日,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来长沙市指挥布置“保密局湘站”在长沙的几个潜伏组,配备武器和电台。长沙解放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指派上校军官蒋瑛等潜来长沙,纠集土匪头目潘金玉等,收罗散兵游勇几百人,长、短枪200多支,组织“义勇反共救国军’、  “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支队”等反革命地下武装。

长沙解放初期,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潜伏长沙市的敌特组织和反革命势力疯狂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49年9月1日,军统局总部派第九行动组一行5人,从广州潜来长沙,于4日晚暗杀湖南省会警察局长、起义人员刘人爵,同晚杀伤省人民政府门前卫兵,企图刺杀起义将领程潜、陈明仁。同晚,岳麓区公所遭反革命地下武装袭击。军统特务组织第一、第二潜伏组在长沙解放后几个月内,连续31次向其总部发报,将人民解放军驻长布防及过境等情况报告其总部。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骨干分子陈士菜破坏长沙人民的迎解运动后逃走,于1950年5月又潜来长沙市纠集特务分子策划反革命活动。土匪梁干等纠集土匪20余人,收罗长、短枪10余支,组织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团”,几次偷袭驻岳麓山的人民解放军。土匪宋海钧等8人,于1950年1月在望麓园等地连续持枪人室抢劫和绑架居民。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盛汉卿接受潜伏任务后,于1949年冬纠集反革命残余势力,组织“第九路军湘江纵队”,与境外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同时,还不断发生反革命谣言和反革命传单、标语案件。

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长沙市人民公安机关集中主要力量开展肃特、清匪斗争。1949年9月20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收缴枪支、电台的布告》和《关于国民党特务分子自首登记的布告》。同时,市公安局加强侦查工作,至年底,破获军统局、国防部二厅所属特务潜伏组5起,捕获潜伏特务分子16名,缴获电台3部、手枪15支及发报密码本等;破获所谓“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等反革命地下武装组织3起,捕获为首的反革命分子36名,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3支,子弹6箱;破获小股匪案3起,逮捕匪首27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1支,子弹.2000余发。在此3个多月之内,共收缴长、短枪377支,电台10部,向公安机关自首登记的特务分子有347名。

由于刚刚和平解放,群众还未能充分发动起来,反革命破坏活动仍很嚣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长沙市于同年10月成立“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委员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为主任委员,市长阎子祥以及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王丕敏、徐启文、袁学之、刘晴波等为委员,各区成立“镇反”分会,在全市范围内,结合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至1953年8月结束,经历3个阶段,始终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把打击的矛头对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第一阶段,从1950年lO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市组织各单位、各阶层和市民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召开控诉会,举办反革命罪行展览会等,数以万计的群众到公安机关口头揭发反革命罪行,书面检举揭发的有3000人。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对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全市镇反运动形成高潮。

1951年5月,长沙市贯彻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将镇反运动加以收缩,以巩固成绩和避免错误,坚持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捕;凡是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杀。同年6月,成立长沙市清理积案委员会,市长阎子祥任主任委员,市法院院长易锚、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任副主任委员,曹伯闻、向德、张以藩、康德、沈立人、刘东阳、许敬贤、张宾璜、孔安民、彭少彭、熊克立为委员。以公安部门为主,抽调干部组成清案复查小组,各区、街成立同类组织,吸收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参加,调查核实材料,逐案提出处理意见,4个月内,共清理复查反革命案犯555名。

1951年7月13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党团人员登记及特务人员补行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市、区公安机关设登记接待站,各有关单位也组织专人办理登记。至月底,全市有3750名反动党、团、特务人员作了悔过登记。

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长沙市贯彻1951年9月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加大打击力度,着重打击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现行破坏活动,促进民主建政。

第三阶段,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8月。针对前两阶段“镇反”尚未摧毁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和水上“镇反”尚不彻底等情况实施第三阶段“镇反”。1952年12月下旬,市、区设立取缔反动会道门办公室,1953年3月10日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深入宣传和贯彻执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政策原则,对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拒不悔改者,坚持依法惩办;对一般罪恶不大的中、小道首,只要诚心悔改,彻底坦白,则从宽处理;对广大受骗道众,号召他们自觉退道,一概不予追究,同时,帮助群众划清封建迷信活动与反动会道门活动的界限,划清正当宗教活动与反动会道门活动的界限。全市25万余人受到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宣传教育,群众写出书面检举材料770多件。数月内逮捕反动会道门头子和职业办道人员180人,其中6人被判处死刑。如职业道首徐岗泰,1946年来长沙市,先后在长沙、岳阳、常德等地设立“佛坛”24处,发展道徒9000余人,骗取黄金40余两,银元1000多元,1950年后仍继续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1953年被判处死刑。至1953年8月止,市区有269名中、小道首悔过登记,1764名道众退道,没收道产价值人民币2290多万元(旧币),银元5382元,黄金8.5两,道具、反动证件等4708件。与此同时,查出一批潜藏水上的土匪、恶霸和特务等反革命分子。

在“镇反”运动中,坚持党委领导,动员广大群众、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严格捕人和杀人审批手续,彻底摧毁了各种反革命组织,对查证属实的反革命分子,根据政策法律以及他们的罪恶大小等,采取杀、关(判刑劳改)、管制等手段,打击处理71.4%,宽大处理21.7%,另有6.9%的人病死或逃亡在外。同时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多次检查执行政策情况,发现错捕7人,不应捕而逮捕的43人,可捕可不捕而捕的10人;错管制的5人,不应管制而管制的12人,对此均及时予以平反和纠正,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运动中还处决了一些对人民、对祖国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如龚仲荪曾任湖南惩共法院组员、湖南清乡司令部侦缉组长、湖南保安司令部侦缉队长、军统湘站特务队长等职,1927年后参与杀害长沙市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等50名共产党员,还命令逮捕革命人士340余人,解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军统湘站副站长朱松克杀害进步人士多人,1942年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嘉奖,1946年朱逮捕长沙市求知书店徐汉卿、徐炜兄妹和进步学生孙阜民等,并秘密勒死于南门外。码头恶霸魏炳生解放前曾杀害码头进步工人盛桂四、共产党员郑茂谦,侵吞工人工资银元1万多元;解放初又操纵码头,煽动工人械斗。这些罪

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后,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第二节  肃清残余反革命势力

1955年夏,长沙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的指示精神,开展内部“肃反”运动,同步进行社会镇反。

一、内部肃反

中共长沙市委和各级党委成立领导“肃反”运动的5人小组,公安政法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全市各单位内部肃反分3批进行,历时3年半,破获“中统邮务本组”第--于tk潜伏重要单位内部的特务、反革命组织案件,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的6.3‰。内部“肃反”坚持“大部不提,一个不杀”的政策,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但有些单位出现过审查面偏宽或逼、供、信等现象,一经发现及时予以纠正。

二、社会镇反

1955年9至12月,长沙市公安机关先后3次在市区搜捕残余反革命分子370人。东站路反革命分子谢从新,解放前曾任新化县警察局长,率众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被其屠杀5人。无辜群众10余人被逮捕。镇反运动中谢漏网,这次被揭发逮捕。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大政策的指示精神,长沙市公安局于1956年4月制定《宽大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对反革命分子开展政治攻势,号召反革命分子彻底坦白,“罪当处死的,免处死刑;罪当判处徒刑的予以减刑或免刑;立功可以折罪,立大功给予奖励”。1956年4月至1957年1月市区有165名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共宽大处理和安置反革命分子201人。

1958年9月至1959年4月,长沙市依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关于彻底肃清残余反革命的精神,开展扫除残余反革命的斗争,查出残余反革命分子569人(含自首的151人),大部分宽大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清理阶级队伍”,将原来宽大处理或已经摘掉帽子又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重新戴上帽子。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市、区(县)公安机关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复查,对“文化大革命”中戴帽的1529名上述“四类分子”摘帽23人,平反纠正1506人;对“文化大革命”前处理反、坏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均复查平反纠正。

第三节  侦破特务间谍等反革命案件

长沙刚解放后几个月内,市公安局集中力量肃清潜伏特务组织,破获一批潜伏特务组织案和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在“镇反’、“肃反”运动中,特别是1957年后,加强政治侦查工作。自50年代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查获派遣特务、间谍30多人,侦破一批现行反革命案件。1951年12月,市公安局破获反动组织“圣母军”案,其首要分子包泽三(德国人)、宝仁(意大利人)等4人,在长沙发展反动组织,散发反动书刊,隐藏枪支弹药。1955年冬。破获长沙天主教堂“牛文昭反革命集团”案,牛文昭于1950年春受帝国主义国家间谍机关派遣,从香港潜来长沙市天主教堂后,披着宗教外衣,发展反革命组织.破坏宗教“三自”革新运动,向帝国主义间谍机关输送情报。1956年12月,破获“中委会二组长沙工作站站长刘铁珊”案。此后几年,又连续侦破国民党“中委会二组派遣特务罗梓鑫”等几起派遣特务案件。同时侦破一批反动会道门复辟案。“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侦查工作遭受严重破坏。70年代后期,长沙市公安机关又逐步恢复和加强政治侦查工作。1980年至1990年,破获派遣特务案件14起,同时破获一批其他现行反革命案,及时打击了特务、间谍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

第四节  预审反革命案

长沙解放初期,市公安局侦审科组织力量预审反革命案犯,及时查明被捕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核实罪证材料是否确凿,追查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保护无罪的人不被冤枉或诬告。还定期检查执行政策情况,发现个别错捕的及时予以纠正,保证不放纵敌人,不冤枉好人。1955年后,由市公安局预审部门固定专门力量,审理反革命案件。在预审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凡结束预审的案件,做到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通过预审,还查出一批在侦查阶段没有发现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如1965年冬,在预审国民党派遣特务刘国英时,查明刘于1963年在香港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充任通讯队长,1964年被派遣潜入广东汕头市,发展特务3名,1965年潜入长沙市,又发展特务2名,并多次搜集长沙、湘潭、双峰等地区军-t-_C_产规模等情报,被依法处决。在预审工作中。发现的个别错案,即时予以纠正。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影响,拨乱反正。1981年至1985年,市公安局预审部门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破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所拘留、逮捕过的人员,全部进行复查,认定属于冤假错案而平反的全部平反。

第三章  打击刑事犯罪

第一节侦查破案

清末,湖南省城警务公所设司法课。民国时期,长沙警察机关设置司法科、侦缉队(探访队、刑警队),负责侦查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

1949年8月27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设置司法科,下设侦缉队(1955年改为刑警科),负责侦查刑事案件。1949年冬,长沙市公安局将462名以偷盗为业的惯盗、惯窃分子集中起来边学习、边审查、边劳动,破获一批刑事案件,打击、改造、安置一批刑事惯犯。1950年至1955年,结合“镇反’’、“五反”等社会改革运动,查破各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11500余起。1956年后,各区公安分局设刑侦股,负责查破一般刑事案件;对重大刑事案件,则以市局刑侦部门为主,分(县)局、派出所配合破案。1956年至1987年,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7474起,其中破获重大案件5566起,破案率为92.5%。1990年,全市公安机关集中警力,组织社会力量,深入开展侦破战役,加强侦查破案工作,全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2504起(包括年前积案),比上年多破6868起,其中重大案件3867起,比上年多破1687起;摧毁犯罪团伙1120个,依法处理犯罪团伙成员4608人;打掉私造枪支的“地下工厂”2个,缴获枪支183支。四县公安机关还在农村主要公路干线开展区域性的以打击车匪路霸为重点的统一行动,摧毁车匪路霸团伙44个,破获抢劫案件115起,维护了交通运输安全。

1979年9月,1名美籍华人来长沙市探亲,在公共汽车上被扒美金500元,外汇券100余元以及可在北京、广州、长沙等地住宿、购物的信用卡等物。刑侦干警立即开展调查,24小时内破案,挽回了失主的损失。1987年2月2日凌晨,长沙市工商银行五一路营业部发生特大金库被盗案,被盗现金27万多元。中共长沙市委、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专案指挥部,市公安局立即侦查,于2月i0日破案,挽回全部被盗现金。

70年代后期,长沙市抢劫、杀人等大案增加。1983年全市发生大案和暴力案件352起,比1978年的180起增加近一倍;1986年全市发生刑事大案377起,1987年增加到571起。为加强同暴力犯罪作斗争,市公安局于1984年成立快速反应的机动队,并配备比较新式的武器和通讯工具,取得了反暴力犯罪的主动。1984年侦破大案及暴力案件224起。在侦破这些大案中,市公安机关坚持依靠群众,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破案。1985年至1987年,市公安刑侦部门运用痕迹、物证等技术手段侦破大案65起。1981年2月22日上午,望城县天顶公社大湖大队的5岁女孩刘××到附近山上捡柴失踪,3月10日下午邻近老人阎××上山砍柴时在一块新挖过的松土下发现女孩尸体。刑侦干警运用痕迹技术,在4块泥土上发现明显的锄头痕迹,并有一道从上至下的凹陷擦划线条,认定为锄头内侧刃口所形成,经测量、分析、比对和多方面调查,找到重点嫌疑对象黄××,取其锄头进行检验,与现场泥土锄头痕迹同一,即传讯黄,黄供认了强奸杀人罪行。

运用典型案例,做到破案、打击与防范工作紧密结合,以收到破一案,治一片的效果。1986年7月19日,郊区综合农场供销社出纳员朱淑坤携带2万多元营业款去银行进账时,在洪山桥附近突遭歹徒袭击,朱奋力搏斗并大声呼救,罪犯将她杀死后抢走现款,周围群众闻声赶来围追堵截,半小时左右将罪犯何国清擒获。8月9日,罪犯何国清在作案现场被就地枪决,5万多群众目睹何犯的可耻下场。郊区还针对这起案件暴露的防范方面的漏洞,全面进行整顿,对严重忽视保卫工作的综合农场供销社党支部书记、政工股长等人予以行政拘留、记过和警告等处分。

1956~1990年长沙市重大刑事案件发、破案统计表

表3一l    单位:件

年  代

发案数

破案数

年  代

发案数

破案数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85

196

145

117

101

203

243

181

235

92

116

92

11 7

199

267

303

70

177

140

105

64

162

21 4

179

229

84

1 10

97

114

18"8

254

296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237

181

180

257

120

180

131

352

231

504

377

571

956

2077

3505

227

1 77

1 74

229

114

168

123

334

210

440

353

535

820

1 459

1869

注: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这类统计数据或统计数不全,故未入表。

第二节  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1年后,长沙市杀人、抢劫、强奸轮奸妇女等各类刑事案件增多。1981年和1982年,全市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2654起,比前两年上升23.6%。1983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长沙市从1983年9月至1986年8月,集中力量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简称“严打”)。市公安机关在城乡组织3大战役,8次集中打击,共打击处理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173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3‰。公安、检察、法院各部门密切配合,坚持“从重从快’’的方针,依法处决严重刑事犯罪分子100多人。“严打”斗争中,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查出和摧毁不少隐蔽的、内外勾结的犯罪集团。如长沙金属材料公司仓库保管员左××、黄××,勾结社会上盗窃分子10余人,不到2年时间,从仓库盗走各种型号钢材47吨,价值3万余元。3年中全市共缴获长、短枪20支,子弹2041发,凶器7145件,炸药5726公斤,雷管7万多个,挽回经济损失800多万元;1984年至1986年,全市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4614起,比“严打”前3年下降36.1%。

第三节专项斗争

1949年,长沙市刚解放时,金融市场紊乱,黑市贩卖黄金、白银活动猖獗,制造假银元、假人民币的案件不断发生。1949年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缉走私、贩卖金银活动,取缔非法金融市场。查获走私贩卖金银和伪造银元、伪造人民币的案件52起,抓获犯罪分子96人,收缴黄金1643市两、银元4860元、假银元2000余元,稳定了金融市场。1955年盗、扒案件增多,公安机关相对集中力量打击盗、扒犯罪活动:进入80年代后,盗窃自行车和扒窃等多发性案件增多,1980年至1983年,全市发生盗窃自行车案6004起,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5%。市公安局从1981年起,先后4次开展以查破盗车案为主的侦破战役,至1983年,共查破偷盗自行车案3000多起,缴获被盗自行车5000余辆,适时举办赃物展览、认领大会,这类盗案一度下降。1986年下半年,公共汽车上的扒案上升,一些扒窃犯,成群结伙暗扒明抢,行凶殴打司乘人员。市公安局于1987年4月开始,组织公安干警912人,治安联防人员1328人,发动群众开展反扒大会战。至6月10日止,抓获扒窃犯罪分子698名,查获扒窃团伙12个48人,破获扒窃案及其他刑事案件650起,为群众挽回损失近3万元。

1986年,在开展反盗、扒等专项斗争中,依据国家政策、法律制定宽、严处理界限。市公安局规定:“对投案自首和主动坦白交待的盗窃分子,依法从宽处理;对拒不悔过登记,确有实据的盗窃犯,现行作案的盗窃犯,依法从严惩处”,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北区公安分局制定从宽从严处理的10条规定,广泛宣传,并于3月26日和4月29日,以派出所为单位召开宽、严处理大会12场,宣布处理100名犯罪分子,其中依法从宽处理27人,其余依法逮捕或劳动教养。

长沙市水陆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多,在搞活经济和改革的新形势下,流动人口猛增。省内、外一些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间,进行犯罪活动。60年代,全市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流窜犯占10%以下,70年代后期流窜犯作案的比例逐渐上升,1982年上升到22%。坪塘矽砂矿劳改逃跑犯陈忠、王铁军等人纠集一起,从1979年到1981年先后流窜长沙、湘潭、株洲等地撬门盗窃136户,盗得现金、手表、收录机等共值1.8万元。针对流窜作案上升的情况,公安机关采取城乡结合,经常调查与突出清查等办法,加强对流窜犯的斗争。1982年元旦、春节前夕,全市城乡内外发动,组织3次集中清查、打击流窜犯和逃跑犯的统一行动,共抓获流窜犯、逃跑犯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747名,缴获赃款赃物价值近7万多元。1990年,全市先后5次集中清查流窜犯,共抓获流窜犯及其重大犯罪嫌疑人2854人,抓获长沙及外地逃犯792人。1975年,长沙市公安局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设置收容审查站(后改为收容审查所),将抓获的流窜犯及流窜犯罪嫌疑分子送收审所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审查时限一般为3个月。从1975年至1987年,共收审流窜犯及流窜犯罪嫌疑分子10188人。经过审查和调查,先后依法逮捕597人,送劳动教养996人,押送外地公安机关处理或遣送回原籍等4194人,其余教育后放回。

第四节  预审刑事案件

50年代初,长沙市、区(县)公安机关相继设立预审机构。市局预审部门着重预审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刑事犯罪集团案,分(县)局预审部门预审一般刑事案件。40多年来,预审部门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和法令时限,逐步健全预审工作制度,对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直接参与现场勘查,提早掌握案情。1980年至1987年,通过预审,发现错拘捕的30人,及时予以纠正;新发现刑事犯罪分子691人,其中逮捕593人,送劳动教养98人。1980年预审盗窃犯罪分子何进学、肖建文时,查出以何为首的重大盗窃集团案,为国家和群众挽回损失l万余元;为宝鸡市破获珍贵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挽回珍贵文物188件。1983年市公安局和西区分局在预审盗窃犯张曦时,查出他伙同熊尚衡于1987年3月3日在望城县莲花乡盗窃2支冲锋枪和48发子弹的犯罪事实,进而挖出张、熊等4人阴谋劫持飞机的企图,缴获他们的行动计划、地图、民航班机飞行时刻表等。1983年预审流窜盗窃犯邹平时,针对邹系惯犯,在侦查部门只交待盗窃900多元的罪行等情况,边预审、边调查、边教育,查明邹犯自1980年6月至1983年,流窜几个城市,先后盗窃101次,盗窃“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15发。公私财物折款2.6万元,并挖出同案犯4名,缴获手枪1支,挽回损失1.8万元。1990年。在预审刑事犯罪时,审破刑事案件1975起,其中大案348起,增捕增诉犯罪分子215人。

第四章  治安行政管理

第一节禁烟、禁毒

明代中期以后,葡、英等国向中国输入烟毒,清代流入长沙,抗13战争胜利后,长沙成为国内贩运烟毒的主要地区之一。

长沙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戒烟局”,主要任务是查验烟瘾,勒限戒断。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在湖南省理问厅署下设‘‘禁烟查验所”,对曾经吸烟以及吸烟可疑官员,随时调所查验。

国民政府不断宣布查禁烟毒。1918年9月,湖南省会警察厅组设“禁烟清查处”。1919年10月,成立湖南省禁烟局。1929年秋,设立“湖南省禁烟委员会”,颁布《禁烟法施行规则》。省会公安局曾3次清查和焚毁烟膏烟具。1946年6月,长沙市政府颁布《烟毒处理有关规定》。1949年4月,湖南省政府公布《肃清烟毒办法》。尽管国民政府多次令行查禁烟毒,实际上禁下不禁上,禁民不禁官,国民政府不少军政要员,支持和参与贩运烟毒。从中牟利。长沙烟毒贩佘浩琴1943年至1946年在:宝山、重庆等地贩运烟毒时,中央训练团少将唐××等为余贩毒提供方便,并借给小轿车,在装运鸦片的箱子上贴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封条。1946年佘浩琴成为有60余人贩毒集团的庄主。先后贩运烟土数万两。东区烟毒贩曹攸臣,从1927年起从事贩毒活动,开设‘‘麻园塘富湘土膏店”。曹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中统特务李××和湖南省会警察局主任秘书、军统特务彭××等人庇护下,组织40多人的贩毒集团,1945年至1949年8月,共贩烟土16万余两,曹家逐步成为拥有房屋9栋、黄金1000两、银元近lO万元的财主。1947年上半年,省会警察局派员去曹家搜查,曹家事先得到彭××通风报信,将烟毒转移,致使搜查一无所获。长沙解放前夕,城区有烟馆40多处,多与军政人员或警察、特务勾结牟利。

长沙解放后,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杜绝烟毒危害,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月发布《关于禁止贩卖、吸食毒品令》。至1951年,市公安局查获贩毒案12起,收缴鸦片l万多两,取缔烟馆36处。1952年2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禁烟禁毒的布告,并附《湖南省贩毒制毒分子申请坦白悔过登记办法》。同年6月,市公安局查明市区还有烟毒犯899人,贩毒组织有李蔚森、曹攸臣、佘浩琴、禹瑞林等“八大集团”和以罗张氏为主的“十姊妹”。同年8月4日,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长沙市禁烟禁毒委员会,以公安部门为主,检察、民政等部门协同,组成禁烟禁毒办公室,抽调专干115人,各区均组织专门机构和力量,于1952年8月12日全面铺开禁烟禁毒运动。当晚市区统一行动,逮捕烟毒犯77名。随后在全市城乡发动群众,反复做好一般烟毒分子和烟毒犯家属的思想教育工作。几天之内收到群众检举材料3000余件。反革命分子、烟毒犯侯敬业,由武汉越狱逃来长沙,刚到谢阳河街刘××家,即由刘的妻子向公安机关检举而被抓获。

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市、区公安机关设立烟毒人员悔过登记站,对制毒、贩毒、运毒、介绍者(提篮子)、窝主等5种烟毒犯,限期悔过登记,坦白交待和揭发其他烟毒犯的罪行。运动中登记烟毒犯714名。本着“教育挽救多数,打击惩处少数”的原则,对悔过登记的烟毒犯,以教育挽救为主,仅管制158人;对贩运烟毒首犯、主犯、抗拒登记悔过的烟毒犯,依法逮捕201人,其中判处死刑的4人。大毒犯李蔚森,1933年就在华容开设土膏店,1946年后,他招募股东及爪牙,私备枪支,购置汽车两部贩运毒品13万多两;长沙解放后,又以行商为掩护,贩毒18次、3600余两,并在上海、广州、武汉、沙市及沅陵、常德等地设立烟毒销售点,对人民危害很大。李蔚森被镇压后大快人心。

这次运动中还缴获一批毒品和制毒、吸毒工具。1952年10月,禁烟禁毒运动结束。此后,长沙地区的烟毒活动绝迹。1982年后,发现个别企、事业单位和极少数农民私种罂粟,收取鸦片膏,均及时查处。1984年,市政府组成查禁鸦片领导小组,抽调254人、分70个小组到各区(县)检查,发现私种罂粟的6处、12户,铲除罂粟361株,收缴鸦片膏12两,制止了私种罂粟的非法活动。80年代后期,长沙市发现极少数人贩毒、吸毒。1990年,查获贩毒、吸毒分子66人,及时依法惩处,缴获鸦片、海洛因等毒品23.54公斤。

第二节查禁娼妓

清咸丰至1949年8月长沙解放前,长沙娼妓活动盛行。娼妓有公娼和私娼之分,公娼由当地政府或警察机关发给执照,定期向政府或警察机关交纳 ‘花捐”,为公开卖淫职业;私娼隐蔽活动,亦称暗娼,为非法。

清末,长沙公娼有“扬州”、“长沙”两班。当时妓女属散居制,,1915年,实行限制地域的办法,将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在樊西巷、百花村一带;二等在小瀛州一带;三等在大观园、小观园一带;四等在便河边、流水沟一带。1930年长沙警察机关登记的公娼有1500余人;1946年有妓户108家,妓女528人。

民国时期长沙私娼较多,主要是通过台基进行卖淫活动。台基自家没有娼妓,而以房间专供外来男女临时歇宿,从中取利。1920年左右,长沙城区有台基80多家,其中八角亭福源巷刘李氏,外号刘麻子,以媒介秘密卖淫为业,勾引良女为娼,数量多,手段毒,作恶多端。1921年11月,张辉瓒任湖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时,将刘麻子处斩。

民国初,省会警察厅组织“清香堂公会”,专管妓户妓女之捐款,以及妓户歇业或开业等事项。1918年9月,湖南省会警察厅发布《取缔娼妓暂行规则》,规定妓户、妓女分为4个等级。妓户须有营业执照,妓女须有营业许可证,否则以秘密卖淫论处。妓户妓女的执照,每年更换一次,一等妓户每年缴银元40元,以下减半;一等妓女每人每月缴银元3元,二等妓女每人每月缴银元2元,以下减半。如违反本规则,一律按情节轻重处以取消妓户或妓女执照、拘留、罚金等惩罚。1941年至1943年,湖南省政府先后制定《湖南省管理娼妓健康卫生暂行规则》和《湖南省管理乐女、乐户规则》。与此同时,政府查禁暗娟。1943年9月,省会警察局实施《违警罚法》,其中规定:对“意图得利与人奸宿”或“奸宿暗娼者,处七日以下拘留或五十元以下罚款”,“旅社容留暗娼卖淫得停止营业”。尽管如此,暗娼活动仍是禁而不止。

长沙解放初,人民政府限制娼妓活动。1950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布《乐户、乐女暂时管理规则》,规定“乐户需有营业许可证方可营业,除指定营业地点外,不得另行开设,妓女如患花柳病及其他传染病者,应立即停止”。1951年查明市区尚有妓户84家,妓女104人;台基124户,暗娼465人。为彻底消灭娼妓制度,1953年1月4日,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成立长沙市收容处理妓女委员会,由市长尚子锦任主任委员。同年1月2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封闭妓院的布告,明令废除娼妓制度。

市公安局于1953年1月公布收容处理娼妓的原则:凡解放前为妓院妓女,解放后仍继续卖淫以及长期以卖淫为主要生活来源,无家可归,活动公开,影响社会治安,为当地群众所不满者一律收容;凡负有血债或贩卖人口、逼良为娼者,或解放前后残酷剥削压迫妓女的妓院老板、鸨母、台基一律逮捕法办。于1月27日夜间统一行动,4个小时之内,逮捕29人,收容妓女116人(均送市新生妇女教养院教育改造)。这次集中取缔娼妓后,长沙娼妓活动明显减少,但有极少数妓女恶习较深,不久又重操旧业;加上有些以职业或家庭为掩护的暗娼,未被收容改造,仍秘密进行卖淫活动。1954年至1955年,长沙市又先后4次收容娼妓230人,经审查后遣送回家。1956年又收容暗娼92名,由市人民政府成立教养娼妓的临时工作组,重点进行法纪教育和劳动生产教育。1958年至1959年,市公安、民政部门又收容改造暗娼54名。此后长沙暗娼活动基本绝迹。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市区暗娼活动又沉渣泛起。1981年后,卖淫活动死灰复燃,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市、区(县)公安机关认真予以查处。1985年,市区查获卖淫女68人,其中行政拘留58人,多系农村流入城市的妇女。1990年查获卖淫嫖宿的862起,1933人,依法逮捕1人,劳动教养116人,行政拘留181人。

第三节查禁赌博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保卫局巡查职事章程》规定:凡巡查见有当街赌博者,即行捕拿。1932年8月,省会公安局通令严禁雀牌,“如有陈售雀牌赌具者,一律予以没收及严惩”。1934年5月省会公安局及省会警备司令部联合重申,不得贩售各种牌赌器具,同年10月,将查获的2万多件赌具,在长沙教育会坪焚毁。

1940年长沙赌风盛行,省会警察局以拘留罚款亦难收禁赌之效;即同长沙警备司令部联合决定,将抓获的赌博分子游街示众。1943年,省会警察局又下令查禁赌博,并规定惩治办法:“文武官员犯赌博者死,壮丁提充兵役,老弱女孺则罚苦役一年,严刑峻法”,但当时国民政府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参加赌博活动者比比皆是,警官警士参赌、纵赌、坐地分赃、敲诈勒索者也不少。

长沙解放后,市公安局于1950年2月发出严禁赌博的布告。市区连续3年查获赌博1476。起,抓获赌博者11175人,对其中120名屡教不改的赌头、赌棍分别作出处理。此后,大多数赌徒逐步改邪归正,赌博活动逐渐匿迹。

70年代后期,长沙市区又有赌博活动出现。进入80年代后。赌风抬头,且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除在室内利用桌球、扑克、麻将、牌九等作为赌具外,有的还在街头巷尾和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以设彩、套圈、划拳、猜码、下棋等多种方式进行赌博活动。因赌博而引起贪污、盗窃甚至谋财害命的案件也多次发生。

为严禁赌博,维护社会治安,1981年5月20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赌博的布告》,1983年市人民政府又发出《关于坚决查禁赌博的紧急通知》,公安机关结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抓获处理一批赌博分子。

1985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严禁赌博的布告》,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查禁赌博的专项斗争。政法、宣传、文教等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组织专门禁赌队伍,动员社会力量广泛进行法制宣传和禁赌教育,到1986年底,全市群众检举揭发参与赌博的2000多人,在强大禁赌声势下,有23000余名参赌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悔过,其中赌头、惯赌1060名,赌博教唆犯50名,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243名。同时,公安机关还抓获现行赌博597场计3091人,缴获赌资和追回非法所得财物共91万多元。这次禁赌中,坚持打击少数,挽救多数,教育群众的原则。依法逮捕22人,劳教162人。行政拘留370人,罚款4267人计128010元,警告8531人,由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的80人。对大多数一般参赌人员,则进行教育,让其自行改正错误。1990年,长沙市公安机关认真执行《长沙市禁止赌博条例》,查处赌博4009起,9670人,送劳动教养20人,行政拘留838人,罚款869人,警告1 15人。

第四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1947年5月28日,湖南省政府颁布《公共娱乐场所及剧团登记管理规则》,凡经营戏院、电影、游艺、话剧、歌舞、说书、清唱茶社等公共娱乐场所,由其主持人填表登记,报经警察局转市政府核准发给登记证;戏院演唱节目、时间、票价要报警察局审核,场内派警察、宪兵弹压。当时市区有影剧院15家。1949年3月,国民党伤兵及散兵游勇常涌集影剧院滋扰。3月19日晚,远东影院门窗玻璃、灯泡被400多名军人全部捣毁,部分影片被抢。次日晚,又有数百军人强行人院,首要分子被宪兵捕获,剧终时,有人投掷手榴弹1枚,将该院前坪炸坏。3月24日,长沙警备司令部加派纠察部队到各戏(影)院执行弹压任务,每院除宪兵4人外,还派警卫团1个班,于每日下午6时抵达各戏院,警备司令部设总值日官,随时调遣军警制止影剧院的滋扰事件。

长沙解放后,1951年长沙市公安机关贯彻公安部发布的《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则》,将影剧院、说书场、清唱场、魔术场等公共娱乐场所列为特种营业管理。规定凡经营公共娱乐场所者,须先向当地公安分局申请,领取特种营业登记表,并觅具铺保两家,造具该业股东、职工名册、建筑设备及四邻略图,报所在公安分局审核领取许可证。再向当地工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当年,市区登记剧院15家、影院6家。1955年起公共娱乐场所不再列入特种行业管理,而作为公共治安秩序管理。凡新建、改建剧院场所,由主办单位将图纸报经公安机关审核,竣工后组织验收,经备案认可方准营业。各公安分局、县局对辖区公共娱乐场所经常开展安全检查,对有重大隐患的单位,由市公安局会同文化、房地等部门联合检查。1979年至1987年检查发现危房而令其重建的有银星、银宫、湘江、文化、劳动等影剧院。1985年2月,市公安局、文化局联合发出维护公共娱乐场所秩序的公告,严禁携带枪支弹药、易燃易爆、花炮、剧毒品等人场。1987年对市区26家影剧院检查验收后。分别发给安全合格证。对违反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规定的,分别情节予以处罚。1981年6月19日,国家建工五局一公司露天电影院放映电影时,场内发生斗殴,引起秩序大乱,踏伤380余人。事后,市公安局对该公司电影院未经公安部门验收。违反规定向外售票,又无人维持治安秩序,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停映整顿。

进入80年代后,各种文化娱乐场所增多。1984年5月,经市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电视录相放映场所17家,1987年发展到53家。对这类放映场地,由主管单位申报,当地公安分局检查后,报市局审查批准,工商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1985年。市公安、广播电视部门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组织干警201人,查出播放淫秽录像204场,观众2000多人。逮捕12人,劳教7人,行政拘留21人,收缴淫秽录像片94本,禁片320本。对于一般观看淫秽录像者,予以批评教育。1985年市文化局批准举办营业性舞会,至1987年,全市有营业性舞场42处。公安机关负责对舞场进行安全检查,并督促主办单位维护舞场治安秩序。

长沙解放后,公园等地发生过两次因人多拥挤造成伤亡群众的治安事件。如1957年2月24日下午6时,市元宵灯会办公室在中山公园(现青少年宫)举办元宵灯会,表演龙灯、狮舞、歌咏等节目,观众4万多人。下午7时多,园内花灯队从南大门和东侧大门出场游行,园内观众随队涌出,在南门与进园群众挤撞,近70人被挤倒踩伤。事发后,市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抢救伤者,维护秩序。这次事件死亡20人,重伤13人,轻伤35人。市公安局、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受到记过或记大过的处分。

第五节枪支管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私自买卖武器的增多。1947年9月,省会警察局规定持有自卫枪支者,须觅取保人,造具申请书,注明枪支弹药来历,连同本人相片两张,经保长签名盖章,报请警察局审核查验,发给执照。当年市区登记自卫枪支348支。

长沙解放后,公安机关加强非军事枪支管理。1949年9月,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规定,国民党军队留散隐藏民间的武器及私人所存枪支,须于9月20日起呈交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至1950年7月,全市收缴机枪4挺,步枪510支,手枪221支,子弹3万多发,手榴弹81枚。

1951年8月,市公安局根据国家《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枪支登记、佩带范围的具体办法,对枪支进行登记发证,全市登记枪支888支。1954年6月全面换发枪证,登记2607支。198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对枪支进行全面清理登记,全市登记手枪1428支,步枪10支,小口径步枪476支,猎枪564支,气枪1997支;收缴小口径枪支79支,猎枪38支。1987年全市登记手枪2884支,气枪2974支,道具枪1158支,射击枪909支。

在登记发证的基础上,公安机关对枪支的佩带、使用、保管、变动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1955年4月,市局对持枪单位重点检查中,发现少数单位在枪支管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现象,中南有色冶金建设公司26名干部持枪31支,调离长沙未办异动手续;新调来11名干部有枪未登记,且有44支枪应上交未交。市公安局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于同年5月18日,发出关于加强枪支管理的通知,落实了枪支管理措施。

1957年,市公安局与市体委根据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射击运动枪支弹药管理使用暂行规定》联合制定实施细则,对射击枪弹购买、保管、使用,射击场的设置、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1958年5月,长沙市限定制造猎枪厂l家,修理猎枪店l家,登记猎枪1000支。1981年起禁止制造、销售、购买猎枪。

1967年“文革”初期,一些群众组织抢夺枪支弹药进行武斗。1968年2月15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彻底收交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的通告》,当月收交枪支969支,子弹24万多发,手榴弹1730枚。1982年9月,又清查收缴枪支114支,子弹12320发,手榴弹232枚。

第六节特种行业管理

民国时期,长沙警察机关列为特种行业管理的范围较宽。1947年,省会警察局规定,旅栈、乐户、戏院、书场、茶楼、典当、澡堂、寄卖行、旧货店、雇工介绍所等均列为特种行业管理。1948年1月1日,湖南省政府颁布《特种营业管理规则》,又将理发、饮食、鱼肉、印刻、证章、符号、煤油、鞭炮、火柴等行业列为特业,规定经营特业要取殷实铺保两家,报当地警察局查勘合格、颁发营业执照始准营业。1946年1月,省会警察局规定旅店店主发现私带军械、危险爆炸物品,行迹可疑者,应即报告该管警察分局。同时建立旅客循环登记簿及旅客问事处。

1949年9月,市公安局登记市区有特业3218家,登记范围基本上是旧警察机关管理的特种行业。1950年6月,人民政府将运输、饮食、理发、澡堂、鱼肉、鞭炮、火柴、证章符号等业移交工商、卫生部门管理。1956年公私合营、合作化后,只管理旅栈业、旧货业、自行车行、无线电料行、印铸刻字业等5个行业、356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种行业发展较快。1987年全市调整特业管理范围,计有特业1151家,是1979年211家的4倍。其中旅馆业556家(含个体户107家),印铸刻字业439家,旧货业156家。

公安机关对特种行业的治安工作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并对特业职工进行治安业务培训,指导和督促各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解放初期,结合清匪反霸、“五反”、“镇反”等政治运动,对特种行业进行整顿,镇压旅馆业和旧货业行业中的恶霸10人。同时组织特业职工学习治安防范知识。1950年至1954年,印铸刻字业职工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破获的反革命、刑事案件809起。1985年针对旅馆业发展快等情况,又分期分批举办旅馆业职工治安业务培训班98期计1600余人。群众旅社职工王玉莲学到识别罪犯的知识,于1987年6月,从旅客中发现并协助抓获在郑州杀死2人后窜逃长沙的1名严重犯罪分子。

1956年,特种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合作化后,即开始建立治保组织,推行治安工作评比竞赛制度。1963年,旅馆业治保人员报案1150次,公安机关从中破获大、小案件894起,挽回损失15万多元。1987年3月20日住宿芙蓉宾馆的荷兰菲利普公司香港分公司工程师陈××被盗3万余元的财物,东区公安机关立即布置旅馆业联防队到各宾馆、旅店调查破案,1天之内破获这起涉外重大案件,为失主挽回了全部损失。1990年,全市特种行业有治保组织439个,3027人,协助治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121起,治安案件770起,抓获犯罪分子2473人,缴获赃款赃物价值52.7万元。

公安机关在特业中建立一套治安管理制度,如对旅馆业有开业审批制度、旅客住宿登记制度等。1986年8月,市公安局贯彻《湖南省旅店业治安管理办法》,制定《长沙市旅店业职工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对登记审查、楼面服务、行李寄存以及门卫等各个服务环节,都规定了不同的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并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收效良好。

第七节  帮教违法青少年

50年代后期,长沙市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特别是失足青少年,包括那些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后恶习未改的青年在内,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60年代初,对一般违法青少年,主要是依靠学校、家长和街道治保人员对他们进行教育。70年代后,青少年违法犯罪增多,且其违法犯罪年龄趋向低龄。1982年全市查获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有青少年2290人,占71.8%。1984年全市查获青少年刑事犯罪成员中,16岁以下的占21%,比1982年增加8.1%,比1981年增加12.1%。从70年代后期起,长沙市把帮教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工作,作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中心环节,依靠基层党、政组织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家长、学校、街道和厂矿企业单位相结合,组织群众帮教违法青少年。进入80年代后,对违法青少年,逐人建立帮教小组。1982年,市区各街道、各单位共有帮教小组2394个、8494人,分工帮教4170人。经过耐心帮教,年内停止违法犯罪活动的有1432人,明显好转的1059人,其中加入共青团的12人,成为生产骨干的67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的39人。1987年,全市有帮教小组3260个、11571人,帮教对象5681人,经过帮教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占60%以上。

第八节水上治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设湖南内河水警总局,隶属湖南巡警道,委长沙县候补县丞翁守谦任水警总办,总局设于长沙水陆洲,于靖江河、靳江河、三汊矶、新开河与捞刀河等处设5个分防处。共有警官、警士102人。1915年,设湖南全省水上警察厅于长沙水陆洲,以“飞翰”、“选锋”两水师改编为水上警察,至1926年停办。

1929年复建湖南水上巡缉队,后改为湖南省水警总队,总队部设于长沙。并于长沙设水警第一大队,管辖上自靳江河下至芦林潭之湘江段,包括渡头市、粱梨市、湖迹渡、捞刀河、靖港、乔口等支流水域。1933年,省水警总队改为湖南水上警察局。1947年,湖南水上警察局改为湖南水警大队,直属国民政府交通部交警总队管辖,于长沙湘江水域设水警二中队,下设3个分队,归属省会警察局。管辖区以暮云市至靖港的湘江水域为主,加上靳江河、浏阳河、捞刀河等支流,水域长达64公里。

长沙解放初,长沙港有轮船205艘,拖船108艘,民船3000多只,码头35处,船民1万余人;加上外港船只涌进,停泊拥挤,秩序?昆乱。当时水上、码头封建把头及其他犯罪分子兴风作浪,多次煽动船民纠纷和码头械斗。1951年至1953年,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及其所属小西门、灵官渡、草潮门、水陆洲派出所协同水上区党、政机关组织工作队100多人,先后对划驳业、砂渣船和民船等进行民主改革,开展水上镇反运动,打击恶霸、土匪等残余反革命分子98人。同时组成水上治保会6个、200多人(1978年改为长沙港口联合治保会,同时建立水上治安联防队),发动和组织群众落实水上治安工作。

1953年,长沙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依据《湖南省水上户口登记和管理暂行规划》,对长沙港船民按一船一户登记、填发船舶户口登记簿,计3222户、11971人,按水系地域和船只类型划分户籍管区16个,由户籍民警跟船进行户口管理及各项治安工作。60年代后,简化户口管理手续,对水上国营单位和水运公司机动船队、轮驳船队改为船民集体户口,由各单位为主进行管理。

长沙解放初期,民船进出长沙港口和停泊,都要到水上分局、派出所领取出入口证和停泊证,航行途中接受当地派出所的检查。长沙水上公安机关在小西门、靳江河、三汊矶设置检查站,检查过往船只。

1957年10月,撤销水上公安分局,成立水上派出所,隶属西区公安分局。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长沙港各国营企业单位和市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相继成立保卫利、股。1962年4月,成立轮船客运派出所。1986年,成立港口派出所和航道派出所。这些保卫科、股和派出所建立后,水上治安防范工作由各单位负责落实。水上公安派出所停止执行过往船只登记发证制度,只协同各有关单位查处各类案件,不定期地进行治安检查。1969年至1986年,共检查105次、抓获流窜犯罪分子41人。1981年至1987年查获刑事、治安案件1302起,打击处理一批犯罪分子。还协同有关单位,做好水上重要设施和游泳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水陆洲和浏阳河两大天然游泳场,在80年代初治安秩序较乱,经过1983年至1986年的多次整顿,游泳死人事故和流氓滋扰等问题时显减少。1990年,复建水上公安分局,设立水上报警点和水上巡逻队,加强了水上各项治安管理。

第九节  治保组织、活动

一、治安保卫委员会

1951年6月21日,长沙市召开治安代表会议,决定在原有治保防火小组1005组、5350人的基础上,以派出所为单位组建治安保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治保会)。治保会由5至7名委员组成,以派出所长为主任委员,下设治保小组,委员和组长经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当年,市区组建40个治保会,委员295人,治保组899个,成员5084人。

1952年8月11日,国家公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长沙市公安局于同年10月制定《组织治保会的具体办法草案》,结合民主建政,整顿、健全治保组织。1956年城区按居委会范围建立治保会,属居委会的组成部分;在企、事业单位,一般以工厂、学校、商店为单位建立治保会,大工厂的车间设立分会。百人以下的小单位建立治保小组;农村以生产大队或小社为单位建立治保会;1962年,市区治保会发展到299个,治保组发展到1830个,共有治保人员6598人。到80年代,农村改为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保会,属村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市区多数街道将原来按居民组设立治保组的形式,改为每个治保会下设4个组(安全宣传检查组、巡逻执勤组、邻里互助组、违法青少年帮教组)。1982年,市区有治保人员10822人;企、事业单位治保会发展到845个,计7638人。1988年,市区治保组织发展到5223个,50368人,全年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分子1400余人。治保人员由群众民主选举,经公安部门批准。这些治保组织受本单位行政和公安保卫部门双重领导。

治保会的任务是动员、组织和团结广大群众,制定、遵守“爱国公约”或“治安公约”,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活动和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1950年,市区治保小组协助抓获逃亡地主110人。“镇反”运动中,治保人员刘学珍协助逮捕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70余人,被评为出席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治安模范。

治保会经常组织群众进行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灾害事故的宣传和检查。70年代后,长沙市高层楼房宿舍增多,居民互相交往少,治保会组建邻里互助组,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居民。1982年,市区4644栋高层楼房宿舍中,有3080栋6077名治保人员(以退休职工为主)参加邻里互助的安全防范工作。铁路沿线以治保会为主,分段组织群众性护路小组,在整顿铁路治安秩序、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0年代,治保会还协助公安机关监督、改造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治保会在依法实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周围,组织3至5人的群众监改小组,包管、包教、包改造,促使大多数被管制分子逐步改造成为新人。1956年后,城乡治保会普遍建立监督改造小组。1959年,全市区对5547名监改对象建立监改小组1191个(2812人)。

治保会坚持年终总结评比,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市公安局自1951年至1983年,先后召开全市治安积极分子表彰大会13次。1956年3月。经公安部批准,长沙市评选3人出席全国治保人员功模代表大会。

二、治安联防队

1979年11月,中共长沙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动员全市整顿社会治安。把组建治安联防队作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重要措施之一。城区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农村集镇、工矿区、交通要地以乡(镇)为单位,从本地区各单位抽调职工组成治安联防队。在当地党政领导下,由公安派出所派人指导,负责本地区的治安巡逻执勤,维护治安秩序。1980年,全市有1086个单位派出3000多人与各街道治安积极分子组成治安联防队,每晚坚持分地段、分班巡逻执勤。1982年调整为44个联防队,近2000人,除坚持分地段巡逻外,还在车站、码头、集贸市场设立治安联防点62个,是年,联防人员共抓获现行违法犯罪的7349人。1986年1月,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治安联防组织的通知。1987年。全市联防队增加到71个、1797人,且大部分实行目标管理,实行岗位责任制。1987年,全市联防队抓获现行违法犯罪上万人次,公安机关依法逮捕251人、劳动教养130人、行政拘留1242人;查破刑事大案135起,挽回损失170多万元。1990年,全市有联防队112个,2000余人,设点116个。全年联防队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分子17598人,依法逮捕571人,劳动教养342人,行政拘留1581人,挽回损失300余万元。

1985年3月,成立长沙车站广场综合治理治安办公室,从长沙火车站、汽车站、白沙饭店、长沙饮料厂、长沙邮政局等单位抽调22人,由朝阳街派出所具体管理和指挥,统一整顿治安、交通秩序,制止坑害外地旅客等不法行为。同时建立各项治安、交通安全管理制度。1985年9月至1986年10月,在车站广场及其附近,抓获各类违法犯罪1253人,公安机关逮捕49人、送劳教4人、治安处罚48人,破获各类案件170起,缴获被盗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47发。同时组织广场个体户治保会、调解委员会和行业联组,发挥群防群治作用,整顿车站广场治安秩序。

1987年1月,市政府批准成立长沙市治安联防领导小组,加强联防队的领导,下设办公室。各区于1986年前后组成治安联防办公室(均设公安机关内),加强对联防队的思想教育和业务指导。在每年年终或重大战役后,进行总结评比。表彰先进。1986年至1987年,全市先后4次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奖励支持联防工作的先进单位42个,联防队先进集体40个,记功人员75名,先进工作者727名。

 

第五章  户政管理

第一节户政机构

清同治年间,长沙设保甲局,依《户部则例》,设立保甲,编查户口。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保卫局把清查户籍作为“第一要义”,由各分局就管辖区域划分地段,进行户籍登记和清查。保卫局撤销后,由警务总局、警务公所管理户口。

中华民国成立后,湖南省会警察厅(局)于行政科设置户籍课,各区警察署(分局)均设有专职户籍员警办理户口事项。1941年,省会警察局制订《长沙市警保联系查报户口实施办法》,规定长沙市四镇户口由警、保会同调查校核,由警察分局、所及镇公所分别统计填报;农村户口在警力达到之处,由警、保会同调查校核,由警察分局、所及乡公所分别填报;在警力尚未达到之处,由保编查送乡公所汇集上报。1944年4月,长沙市户口异动登记。由省会警察局移交市政府办理。抗日战争结束后,省会警察局会同市民政部门管理户政。1947年,省会警察局规定:“本局对辖区户口之调查应以特种事宜为原则”、“对一般户口之抽查应于日出之后。日落之前会同区、保人员办理之”,“对一般户籍登记,查有不符或未登记者,应通知当地区公所”,“督促该户依法更正或补请登记”。1949年5月,长沙市政府与省会警察局设立“户籍联合办公处”,各区公所与警察分局也设立“户籍联合办公室”,各保与各警察分驻所组成“户籍联合登记处”,主办户籍业务。

户口管段为管理户口的基层单位。省会警察厅(局)所属各区警察署(分局)之下,设分驻所或派出所,依据警力和街团、保甲地形实际,分段设置警岗,由警士分班值岗守望,清查户口,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1912年,省会警察厅在长沙城分置警岗200多处。1931年,全城分置291岗。1936年长沙市的人口为78455户、478949人,分置276岗,有值岗警士1135人,每警士平均管理70户,422人。1948年,省会警察局在南区试行警员警勤区制,在全区3个警察分驻所范围内设立70个警勤区,由几个警勤区组成1个联管区。全区设14个联管区,分定巡佐、警员协同14个保负责本联管区内的户口管理等工作。

长沙解放后,由人民公安机关管理户口。1949年8月,市公安局在行政科内设置户籍股,1952年改为户籍科,1957年改为治安户籍科。

在城区,各派出所分设户籍管区(简称户管区),每个户管区配户籍民警1人,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户口。各所还设专职户籍内勤1人,承办户VI异动登记和户口统计等工作。郊区未设公安派出所的乡镇,由乡镇人民政府或乡公安员负责管理户口。人民公安机关接管户口初期,仍依保甲范围设立户管区。1950年5月废除保甲制度后,逐步以居民委员会为基础设立户管区。1950年,市区统计有98665户、413635人。分设309个户管区,每个户籍民警管理300户左右。1957年,市区人口增至149490户、686320人,按每个户管区500户为原则,全面进行调整,共设372个户管区。70年代以后,市区高层楼房宿舍增多,1000户以上的户管区增多。1987年,市区有1000户以上的户管区83个,比1980年的41个增加l倍多j 1990年,增加户籍民警230名,配齐市区574个户管区民警。

第二节  户口管理

清末依《户部则例》建立户口循环册与门牌,省城则分段设总甲,各总甲备总册1本,将所辖段内街、巷、户主姓名、年龄、职业一一登记,如有全家迁移,则在册内改注。光绪二十四年(1898),《保卫局清查户籍章程》规定,户籍登记要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和职业,如系工商户、寺观庙T-、烟馆、客栈、饭店,还应将伙计、雇工、僧道、馆主、栈主及有无眷属同住等依式登记清楚,对辖区有所谓“流荡无赖之家”、“诡密可疑之人”和“聚众无定之户”均编写“另户”,由巡查人员随时稽查,发现形迹可疑、骤贫骤富、死伤原因不明等情况,要详细记载上报。

民国初期,省会警察厅规定户口调查登记分为普通户、船舶户、寺庙户、外侨户、公共处所5种。对各户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宗教、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等,都作详细登记,对户内遭受徒刑以上刑罚、“素行不正”、“行迹可疑”人等,另册登记,随时查察。对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户口异动,由户主于法定5日内向当地警察署、所陈报。启铺开业、停业,均需向警察机关申请登记,一般店铺开业,要取具铺保;银行、金店及旅店业、旧货业,需有3家联环铺保,才能批准营业和登记户口。省会警察厅还规定每警每周调查户口3次。

1927年至1934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先后颁发《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户籍法》、《户籍法施行细则》等户政法令。长沙“马日事变”后,为加强反共防共,严密户口管理,办理“五家挨户联结”,除公共处所、寺庙、旅店、车站、箩轿、码头、伤兵、妓户等分别制备专册取保登记外,其余一律挨户联结,对行迹可疑及邻近不愿与之联结者,编入另册,由各警察署、所严密监视。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8月4日撤离后,长沙军、警、宪联合分组挨户清查户口,一周之内,捕捉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100余名。同时实行牌甲组织,以两联(10户)为1牌,设牌长1人,lO牌为l甲,设甲长1人,共有甲长596人,牌长5596人。牌、甲长受当地警察署、所的指挥、监督,负责本牌、甲内检查、报告等事项。1946年,长沙市举办联保联坐切结,规定联保以5户为l组,联保各户务必负责保证不通共、窝共等,如有违反者,联保各户均应受连坐处分。次年,湖南省会警察局制定抽查辖区户口实施办法,规定“各分局行政局员、户籍员每周应抽查2次,每次至少查20户;各分驻所主任巡官或巡官每周应抽查3次,每次至少20户”,“各户口段警士每日应抽查20户”,并填写抽查情况上报。“各级户籍员警对于辖区特种户口及公共户口内特种营业之查察,应特别严密”。当时,警察频繁抽查户口。居民申报户口,由承办单位开具“四联单”,警、保都存户口登记簿册。民国时期,户口统计报表内有“壮丁”一项。如1947.年,长沙市202336名男人中,有壮丁86036人。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新的户口管理制度,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底,长沙市公安局制定《户口暂行管理办法》,1950年4月,市人民政府公布《长沙市民户口申报办法及违反户口申报办法暂行罚则》,同年11月19日,市政府发出关于填发户口备查簿的布告,规定凡本市居民。否认属籍、民族、职业,需住3个月以上者,均须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登记入户,并领取户口备查簿,至12月5日止,市区填发户口备查簿9922l户(本),计423799人。居民户口异动申报登记,废除原来的“四联单”制度,由户主或申报人持户口备查簿按规定时间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随时予以登记。1950年为准确掌握户口情况,市区全面清查户口,核查、填发户口备查簿,共发现未报户口的105户、188人。迁出未报的3802人,迁入未报的3144人。还发现外地逃亡地主71人。1955年,户口备查簿改为户口簿。1958年后,长沙市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改进户口申报登记办法。户籍民警上门办理户口。1959年,市区先后3次进行户口调查。为文教、卫生、银行、建设、邮电等部门,提供人口资料27次。“文化大革命”初期,户口管理工作曾一度被迫停顿。1968年后,逐步恢复和加强这项工作。1990年,全面整顿户口管理工作,通过逐户核查,gqiEP口项目登记差错368690处,并完成市区124万人El信息资料输入微机的工作,提高了户口利用率。

1949年冬至1956年,长沙市户口登记、统计种类分为住家户、工商户、机关团体户、学校户、公寓户、船舶户、寺庙户、外侨户等。1957年后,户口种类缩为4种两大类,即住家户(居民户)、公共户(包括机关团体户、学校户、工矿企业户)。

人口管理分为常住人口(通称正式户口)和暂住人口(亦称临时户口)两大类。

一、常住人口管理

每个公民只能在经常居住的一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由公安派出所按照户口簿册规定的项目,逐户逐人逐项登记核实,坚持执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变动和户口项目变更更正等登记制度。

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是常住人口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沙市解放后,人口增长很快。1954年底,市区有140697户、611273人,比1949年8月的78689户、362332人增加20多万人。自1957年起,长沙市贯彻国家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方针,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迁移。1957年10月,市区动员非生产人口回乡,至1958年4月,有6.6万余人返乡生产、居住。1961年,成立市核实人、粮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市区人口、粮食供应进行了核实。1968年10月18日,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全市开展清理户口和换发户口簿的通告》,“对1967年9月23日(军管开始日期)前,乘‘文化大革命’公安机关瘫痪时机,非法迁入长沙市的户口一律注销,并限期迁回原处”。长沙市执行国家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方针后,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966年,市区人口为155910户、770835人,比1956年145000户、672224人增加人口数不到10万人。1977年1 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下达后,长沙市公安机关认真执行户口迁移政策,依据上级规定和具体情况,合理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并配备户口审批专职人员。严格户口审批权限制度,1973年6月前,由各公安分局、县公安局审批。此后,凡农村、集镇人口要求迁入长沙市投靠亲友的,职工、干部调入长沙市而要求将农村、集镇、矿区等家属小孩户口随迁落户的,华侨、侨眷要求来长沙市落户的,外地搬迁来长单位的公共户口等,均由市公安局审批。1985年10月,市公安局规定:属于工程师以上的科技干部和中教五级、小教三级以上教师的农村家属要求来长入户的,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由公安分局直接受理,落实政策复工、复职而迁回市区的户口(包括受株连的家属),凭省、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或厅以上主管机关落实政策的复工、复职文件,由公安分局直接受理。其余由农村、集镇迁入市区的户口,仍报市公安局审批,4县由县公安局审理。1984年至1987年,市区共申报农转非户口13054人,经调查核实,按政策批准落户的10417人。

二、暂住人口管理

长沙市解放后,开始办理暂住人口登记。市区居民临时来客暂住l天以上、3个月以内的,由来客本人或暂住处的户主持户口备查簿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登记;郊区农村临时来客暂住,由乡公安员审批;各公共户临时来客住宿,由本人或关系人向本户内办理户口的专人申报登记。1958年初,改革户口申报制度,暂住人口登记下放到居委会。每居委会设立1个暂住人口申报点,对暂住3天以内的,由居委会干部代办登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进入长沙市的暂住人口大量增多。1980年至1984年,近郊6个社(场)查有暂住人口1824户、4866人。1985年,市公安局制定《关于加强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展暂住人口调查、登记、发证工作。由暂住人口填表申报,居委会(或公共单位)登记,公安派出所审核、发给“暂住证”,离时缴销。当年,市区有暂住人口148842人,其中属于省内外农村农民来长从事基建、运输、经商、修理服务以及在厂矿企业单位当临时工的占90%以上。1986年,每居委会设立暂住人口申报站(市区745个申报站),坚持经常登记管理。据统计,1990年市区有暂住人口170479人。

三、外侨户口管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日本设领事馆、邮便局于长沙,英、德、美等国商人相继涌入。1911年外国设立在长沙的“洋行”有22家,商人153名,1934年有外侨250人。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户籍法》对外侨户口实行登记管理,对外国人人境护照进行查验。长沙解放后,市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外侨和临时来长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登记管理外侨户口。1949年,市公安局规定:“对外侨户口除另有规定外,与本国户口同样调查与处理。”1950年,向公安机关申报登记的外侨户有21户、65人。1985年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规定外国人在长沙市宾馆、旅店、招待所或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宿,应向留宿单位出示有效护照或居留证件.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团体住宿的必须逐人填写,并由留宿单位于24小时内向市公安局申报;夕bMA.在长沙市居民家中住宿,需于抵长后24小时内,持护照证件和留宿人员的户口簿,到市公安局申报。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对不向公安机关申报、办理住宿登记的外国人.分别给予警告或罚款处理。1987年,长沙市有外侨134人,临时来长外国人7272人。

第三节  住址、人口查询

长沙市公安局于1956年开始办理住址、人H查询业务。8月,市、区公安机关组织力量指导各公安派出所填写人121卡片(以下简称口卡),凡在市区有正式户口,年满17岁以上居民一人一卡,由派出所填写后,送市公安局户籍科编排入档。至1958年1月市区共建口卡471994份。以后随着人口异动管理口卡,人动卡动。1958年7月1日,市公安局设立“住址查询服务处”,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1973年2月,东区公安分局收到上海胜利煤砖厂工人李世英来信,陈述其父亲和3个兄姐于1925年前后被饥饿、疾病折磨相继死去,1926年,她刚生下13天。其母将她送给别人抚养后,即带着她姐姐流落长沙,后来听说她姐姐在长沙朝阳巷住过,要求寻找其姐李世芳的下落。分局户籍工作人员,多次访问朝阳巷老住户,查无结果,后从住址查询服务处查出5个李世芳,经过逐一访问和分析具体情况,在长沙双鸿里29号找到了她的姐姐,使这对离别47年的姐妹欣喜重逢。1972年5至7月,市公安局对口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共填写口卡622251份,占17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4%。

第四节  制发身份证件

一、国民身份证

1937年和1947年长沙市先后两次制发国民身份证,凡在长沙市有户籍、年满18周岁的国民,均须领取此证作为身份证明证件。1947年,长沙市完成户口调查任务后,市政府规定各区统计18岁以上人口,共有229638人,同时印制国民身份证,由各区区公所依照户籍登记簿册,按口填发后,市政府会同军、警、宪各机关予以查验。

二、居民身份证

建国后至1985年以前,公民身份以居民户口登记簿证明。1985年,长沙市作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的重点城市之一。开始制发居民身份证。当年3月。长沙市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各街、乡(场)也相继成立办事机构。抽调4000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职工或社会青年参入发证工作。经过干部培训、宣传发动、组织照相,核对户口、填写《常住人口登记表》、入户核签、编人头号码、填写《底证》、翻拍扩印、套色印刷、过塑密封、发证管理等12道工序。至1987年,市区共制发居民身份证923353人(含郊区175007人)。1987年底,4县开展发证工作。

制发居民身份证对象为凡年满16岁,在长沙市有常住户口的公民。但对下列人员不发或缓发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人;正在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官兵;正在服刑的犯人和正在劳动教养的人;被宣判缓刑、管制和依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已出国、出境、失踪、外流下落不明应依法注销户口的人;严重精神病患者和痴呆者;居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籍和无国籍的人等。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和住址。其有效期分为3个期限:16~25岁以内的为10年,26~45岁以内的为20年,45岁以上的为长期。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件,便利公民进行选举登记、升学就业、提取包囊汇款、探亲访友、外出、就医、旅游及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第六章  消    防

第一节组织机构

一、公办消防组织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即在大西门军轮码头建立一支救火抢险队。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长沙消防所,属省会警务公所领导,消防人员42人。1912年,消防队伍扩大到102人,分设8个棚(班),改消防所为消防署。1919年改为消防队。1933年,成立“长沙消防咨议室”,规划消防事宜。长沙“文夕大火”后,消防队名存实亡。1946年恢复消防队,至解放时,消防队下设2个分队、85人。

长沙解放后,逐步扩充消防队伍。1952年8月长沙市公安局成立消防大队,下设5个分队。1957年12月交通大队、消防大队合并为交消大队。1963年12月,恢复消防大队。1965年5月1日,公安消防小队长(班长)以下民警实行义务兵役制,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给养待遇,服役期为5年制(后改为4年制、3年制)。1984年8月1日,消防大队进行体制改革,原有地方干部一律改现役制,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长沙市支队”,市公安局设消防处。1986年12月3日成立“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下设7个中队,1个修理所;另有浏阳、宁乡县各1个中队;共419人。

二、民办消防组织

坡子街劳松杨堂药号,因熬药、炼丹常发生火灾。同治元年(1862),该药号从广州购买粤筒式救火机,将工人、店员组成救火队,救火队设在劳松杨堂炼丹工场后院洪家井,坡子街一带商户起火,救火队也出发抢救。当时,火灾较多,独家经办的救火队难以应付,即移交火宫殿举办。火宫殿接管后,在店租资金中提取30%为救火队经费。光绪八年(1882)改名“乾元宫救火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长沙“公善堂”积资创办天、地、人、和、星、安等6个救火组织,均冠有“古公善堂”全衔,如“长沙古公善堂天字号救火会”。民国初年,长沙城内以寺、庙、堂积资兴办救火组织19个。1922年,长沙慈善堂筹资,殷实商户捐赠,组建“长沙市慈善救火队”常备队。同年建第一队于皇殿坪,次年建第二队于三公祠,1925年建第三队于天妃宫。3个常备队共有106人,劳远葆任慈善救火队队长。

1927年,长沙消防联合会成立,统一领导全城民办救火组织。“马日事变”后,慈善堂经费难以维持3个常备队的开支,经市绅士会决定改为“市民救火队”,由商会、工会、消防联合会、省(市)救济院、市团推选委员组成,其经费来源是收取市民房租金的2%。“文夕大火”中。长沙民办救火组织只有龙王宫、天符庙、福善坊救火会尚存。1946年,长沙市恢复消防联合会,民办消防组织也相继恢复29个。1947年12月18日,省会警察局在火场坪检阅全市31个公办、民办消防队时,宣布成立“长沙市义勇消防部队”,由警察局长李肖白任总指挥、总队长,规定分区救火办法,按4个区成立4个大队,各救火会改为义勇消防分队。

1949年9月26日,市人民政府任命公安局长程萍兼任长沙市义勇消防总队长。11月17日颁布《长沙市火场指挥组织章程》,全市消防队伍实行统一指挥。12月7日成立长沙市消防产款整理委员会,清理各民办消防产款。1954年底停止征收“消防捐”,各队所需经费由公安消防大队造具预算报市财政部门核发。1952年市公安机关对义勇消防队进行整顿,行政上属当地派出所领导,业务上由公安消防大队指导,统一火场指挥,市区共有义务消防队36个,各队设队长1人(派出所长兼),副队长2人,保管员1人,队员60人。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公安消防队实力逐步增强,街道义务消防队逐步被淘汰,1977年全部撤销。

1949年冬,在市区居民中,组建防火小组2400多个。1953年后,以治保会为主体,吸收防火积极分子参加,建立防火轮流值日小组4400个,防火互助小组、防火联防小组等12400多个。

三、企业专业、义务消防队

长沙解放后,随着城市不断扩大,远离市区的大型企业单位相继组建11个专业消防队。如1955年组建银盆岭长沙纺织厂消防队,1962年组建市粮食一仓库消防队。1987年吸取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教训,组建岳麓公园消防队。这些专业消防队属各单位领导,其编制、供给、经济开支由单位负责,每队设队长、副队长各1人,队员10至16人,配置消防车、通讯设备、战斗服等,实行24小时值勤制,接受公安消防机关统一训练、考核,统一调度和火场指挥。至1987年。全市有420个防火重点单位配备专职防火员740名,598个企、事业单位配备兼职防火员。大型企、事业单位建立义务消防队420个、12600多人。

四、市、区(县)防火安全领导机构

1956年8月成立长沙市人民消防委员会。1957年8月,成立长沙市防火安全检查领导小组。1959年4月,成立中共长沙市委安全生产委员会。1979年12月,成立长沙市防火安全委员会。这些组织,多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主任委员,市公安局长为副主任委员,其办事机构设市公安局内,以消防干警为主,适时抽调有关部门干部,负责指导全市防火安全工作。各区、(县)人民政府和防火重点企、事业单位,相应设立相同组织。

第二节  防    火

一、防火宣传教育与检查

1949年前,长沙市街道狭窄,棚户多,火灾隐患也多。1949年城区37598栋房屋中,木架杉皮茅草结构的占78%,市区112623户中,居民户占85.2%,商户占13.6%,机关团体户占0.7%,工厂占0.5%;市区1042条街道中,不能通消防车的占64%。一旦发生火灾,靠挑河水、取井水灭火,往往是“一家失火,全街遭殃”。长沙解放后,市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宣传、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1984年改为“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采取加强防火宣传教育、防火检查,举办消防训练班,开展消防检阅评比等措施,以做好防火工作。

(一)防火宣传、防火检查  每年冬防期间和重大节日前后,市消防部门全面开展防火宣传和检查。50年代初,针对部分群众中存在“上有天老爷,下有火神爷”等迷信思想,用事实宣传“不靠天,不信神,家家防火,户户安全”。50年代后期,又针对“火灾难免论”,着重宣传“火灾可防性”,并在街道居民中普遍实行居民日检查、治保会周检查、派出所月检查等制度,及时整改火险隐患;同时推行防火互助小组、订立防火公约等群防群管办法。1958年5月,市区开展炉灶、烟囱、烘烤改革运动,4个月内,改革不安全炉灶33856处,烟囱5904个,烘烤房232间。当年,全市这方面的火灾比上年下降34%。1975年,总结推广省供销社毛家桥仓库等单位的防火经验,推动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清除大批火险隐患。1979年,市公安消防部门发放“用火许可证”12万份,宣传、落实火源管理。1990年,长沙市认真执行国务院《防火标准化管理办法》,先后4次组织7200多名公安消防人员,分成1134个小组,深入开展防火安全宣传和检查,发现火险隐患1.6万起,及时整改1.5万余起,并重点对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生产单位和高层建筑、地下人防工程的消防设施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发现整改一批重大火险隐患。

(二)举办消防训练班,普及消防知识  1938年,市消防联合会办过两期训练班,180人参加训练;举办消防讲座4次、参加人员4000余人。长沙解放后,消防大队先后举办防火训练班39期、4100人参加训练。1980年至1987年,各区(县)公安防火股举办防火训练班120期、各主管局、企业单位保卫部门举办训练班130期。市、区(县)举办消防讲座300余次。1980年国家《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颁布后,长沙市举办仓库负责人、保管员防火训练班9期。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公布后,长沙市举办危险物品管理员、爆破工、烟花鞭炮制作工训练班8期。学员回单位后当“小教员”,对广大职工讲授消防知识。从1982年至1987年,长沙市先后4次举办消防运动会。

(三)开展消防检阅与评比  1932年10月22 Et,中山东路南天埠药店起火,大火威胁到省主席何健公馆,何目睹救火人员英勇抢救,后即令组织消防检阅,自任检阅评判委员会委员长,12月中旬在协操坪检阅后,拨款更新了一批灭火机械。此后省会警察局又先后5次举办消仿检阅。

1949年冬,市公安局在协操坪举办第一次大规模消防检阅。至1974年,先后举办8次。每次消防检阅,观众上万人,多则几万人,使广大群众受到生动的消防知识教育。

长沙解放后,人民群众中涌现大批消防先进事迹。从1956年起,每年年底由各地区、各单位对消防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并召开全市性消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至1987年,共表扬、奖励消防先进集体ilOO个次、先进个人11659人次。

二、防火管理

(一)建立三级防火管理体制  1956年,各公安分局对居民户、商业网点户、区街工业企业、外地驻区单位的防火管理分片划分到各派出所负责,消防大队负责与省、市各系统主管部门警系,指导各区(县)厂矿防火工作,并管理一级防火单位85个;分局则将消防大队未管的二级防火单位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管理。这样逐步形成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防火管理体制。1962年11月。市公安局发出《关于试行消防工作分工管理规定的通知》,规定市局、分局、派出所指定1名负责人管防火工作,次年10月重申三级防火分工管理。做到“责任到人,层层有人管。”

(二)加强防火重点管理于50年代中期开始,公安消防部门即加强防火重点管理。凡列为重点管理单位,防火监督员对,位地址、规模,建筑结构,生产、贮存性质,主要工艺流程,高、精、尖进口设备,用火用电变化,危险物品使用、管理,消防水源分布,灭火器材配备,火警、火灾查处,火险隐患整改,消防组织制度建设,防火负责人履行职责等经常开展调查,逐一登记,绘制单位平面布置图,建立防火档案,随着生产变化及时修改、完善防火档案。

在防火重点管理单位建立有领导参加的防火责任制度。1978年8月,市政府发出《关于切实加强消防工作的通知》,对1750个单位重新落实防火责任人,由市公安局发出《防火责任人任命通知》,明确由主管生产的厂长为防火负责人,工厂下属车间、科室、班、组,则由厂部任命防火责任人,使防火安全工作与生产业务同布置、同检查、同总结、同评比。同时,各级防火责任人对单位防火工作制定《防火安全实施细则》,做到防火安全工作有章可循,违章必究,奖惩分明。1981年10月,长沙市贯彻国家《关于重点单位消防安全十项标准》,此后每年进行《十项标准》检查验收,对重点防火单位,逐步落实《十项标准》管理。至1981年,全市确定重点防火单位646家。

(三)严格危险物品管理  1950年11月10日,市人民政府制订《长沙市危险性厂企生产管理暂行规定》。1954年6月14日颁布《长沙市危险物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管理化学危险物品10种。1957年11月又颁布《长沙市爆炸易燃物管理办法》,规定由当地派出所核发这类物品“准购证”、“准运证”,同时。由市公安消防部门对生产、使用、运输危险物品的工人、保管员、营业员以及参与管理的公安、消防干警进行训练。1959年以后,对市内人口集中区的危险物品生产、贮存、销售的企业外迁78家,结合城市规划,在南郊谭家冲建立危险物品运输车站、码头和仓库,在北郊建立化工生产区,使城市中心区危险物品厂家减少。

1984年4月,市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社、乡镇企业局共同发出通知,严格爆炸危险物品和烟花炮竹管理。对生产、使用爆炸物品的420家单位(其中个体户200家)、贮存爆炸物品的360家单位进行审查,发给“爆炸物品生产、使用、销售许可证”。对1432名爆破工进行考核,发给爆破员许可证。审核生产烟花炮竹的单位687家,个体户3820家,销售点8289户,合格者发给烟花炮竹生产、销售、贮存许可证。凡购买、运输烟花炮竹的,由公安消防部门填发“准运证”、“准购证”。

长沙市贯彻国家《消防监督条例》,除督促各单位做好消防工作外,市、区(县)公安消防机关进行重点检查、突击检查、夜间检查,还根据生产、生活用火、用电变化等,进行炉灶、烟囱、烘房、物资仓库、石油库、液化石油气库、爆炸物品专项检查,并会同劳动、房地、电业、环卫等部门对火灾危险性大的企业进行鉴定性检查,检查后写出检查纪要,双方签字,以示负责。对重大隐患由公安部门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限期整改;凡本单位难以整改的,由公安机关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统一规划整改;对有条件整改而长期拖着不改的,则采取批评、通报、传讯等办法督促整改;少数单位领导抗拒不改的,则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拘留有关责任人或责令“停产整改”。1985年12月4日,市人民政府公布《长沙市消防管理奖惩暂行办法》,规定奖励分为表扬、物资奖励、记功、授予荣誉称号、晋级、晋职。处罚分为警告、行政处分、责令停产、停工、停业整改、拆除违章建筑和设施、吊销执照或许可证、罚款、拘留;构成刑事犯罪的,依照国家刑法惩处。

(四)实行建筑防火审核  长沙市建筑防火审核始于1957年。根据国家防火技术标准规范,结合长沙具体情况,相继制定了《危险物品仓库地下室建筑设置规定》、《烟囱、炉灶、烘房改革的一般要求》、《烘烤房屋建筑防火管理暂行规定》等。1976年3月1日,由市公安局、市计划委员会、市基本建设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凡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坚持城建、公安、卫生、房地部门会审和验收。市内20层的留芳宾馆、21层的蝴蝶大厦、13层的图书馆藏书库、15层芙蓉宾馆等新建工程,均采用了自动报警灭火、高压水泵等新的防火、灭火技术措施。市公安消防机关会I司有关科技部门共同对长沙消防器材厂生产的泡沫、干粉、酸碱灭火机,灭火车等50多种消防器材,以及长沙报警设备厂生产的火灾报警器等产品进行检查、鉴定,质量规格符合国家标准的,方准成批投入生产。

第三节  灭  火

一、通讯报警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长沙设火警了望哨于天心阁,发现火警,呜钟为号。同治年前,长沙城区发生火灾,由居民自相呼救,夜晚则由更夫连续敲打梆筒,边敲边喊“救火”。同治年问建立民办消防组织后,规定敲锣报警。1914年在司门口省会警察厅后院搭建7丈高的木架火警了望台。1924年省会警察厅商请湖南电话总局在城内4个岗哨附近装置4部电话,传递治安信息,也作火警报警电话,这是长沙市使用报警电话之始。1926年拆除木架了望台,在原址重建砖砌墩柱、钢筋混凝土楼面、铁扶梯宝塔型7层、10丈高的了望台。顶层装有铜钟1座,故名“警钟楼”,由消防队员轮流了望火警,按规定鸣钟报警。1948年12月8日省会警察局设火警报警专用电话,电话号码“10”.架设在司门口警钟楼。同时,市区31个公办、民办消防队都装了电话。

1950年9月,警钟楼火警了望哨由消防队员轮流制改专业制。1952年底在中山路百货大楼第7层最高点设第二了望台,1954年6月在天心阁设第三了望台。1955年5月5日,统一火警报警电话“09”。1953年消防指挥车上装了有线广播,1964年改用无线步话机联络指挥,1979年消防大队总值勤室新装声控接报警调队总机。

随着全市自动化电话增多,群众主动报告火警,1965年10月撤销中山路、天心阁了望台,拆除司门口原警钟楼,在海拔67米的回龙山上新建1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方形塔式12层(高41米)的了,望塔。1976年5月1日起,“09”火警电话改为“119”。

二、灭火装备

清雍正六年(1728),长沙官府在城区主要街口置备麻搭火钩、水桶等救火工具79件。清末、民国初期,长沙使用火钩、水桶、吊桶及仿日造手摇救火机等灭火工具。

1932年,民办长清救火会、乾元宫救火会从上海购置机动救火机,各民办救火会相继添置日造大板式救火机,1936年省会公安局消防队购置消防泵蒲车2台。1946年后,公办、民办消防队共配置日造大板式救火机31台。

长沙解放后,市公安消防队修理类式约翰逊动力救火机(兵舰上用的救火机)4台,交给民办消防队使用;公安消防队逐步添置新式消防车。到1987年,市公安消防支队共有水罐泵蒲车9台、7吨水车1台、泡沫车6台、干粉车3台、二氧化碳车2台、灯光车l台、曲背云梯车1台、指挥车2台、加上其他车共35台。企业单位专业消防队有水罐泵蒲车8台、泡沫车2台、干粉车1台,每个战斗员均配有战斗服、安全帽、安全带、安全钩、绳、腰带、三防(防水、防电、防铁钉)皮靴、套靴、防烟防毒器具,各队指挥员均配有无线电对讲机。

三、消防供水

清末、民国时期,长沙城区灭火靠取用河水或井水。1932年。长沙消防联合会在市区主要街道新辟公井55 口。1950年冬在严重缺少消防水源的地段新建8个水池(每个400吨)。这时,市区有公私水井4860 口,天然水池塘329处,太平池171个。

1951年兴建自来水厂,市区主要马路安装消防龙头19个。1954年9月10日,市人民政府批准《长沙市消防龙头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如遇火警时,由消防大队通知自来水公司保证灭火供水。1987年市区有公用消防栓410个。各新建、扩建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以及高层建筑等均安装了消防供水设施。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现有消防栓安装密度、水压达不到消防供水要求,特别是夏季用水高峰时,消防栓水压很低,一旦发生火灾,需要调集多辆消防战斗车投入接力供水,分散战斗力。1984年2月2日晚12时,处于棚户包围之中的碧湾街文化用品仓库起火,消防栓距火场远,先后调14辆消防战斗车投入接力供水,才保证18支水枪发挥足够的灭火效力。

四、执勤备战

长沙解放前,消防队白天执勤时,规定进行“三操”(机械操、器械操、军事操)、“两讲”(讲时事、讲消防知识),配有教冒进行操练和讲课。

长沙解放后,消防干警坚持常年执勤备战,不分昼夜闻警出发,执勤时各战斗车采用号警制。号警实行24小时执勤制,随时作好出发准备。在队部执勤时间内,指战员学习政治、时事和文化,开展文体活动,训练消防基本功,制订和完善灭火作战计划等。

五、灭火战术

民国时期,长沙市灭火战术多用“迎风阻击,居高临下,四面包围“。由于机械装备简陋,灭火成功率不高。长沙解放后公安消防队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指导思想。灭火时从火场实际出发,实行“先控制、后消灭”和“堵截包围、内外夹攻、上下合击、重点突破、逐片消灭”的作战原则。平时,指战员根据灭火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结合各地区、各单位房屋耐火结构、布局或生产、贮存性质、通车道路、灭火供水条件等制订灭火作战计划,经常组织实地演练,不断完善灭火作战计划。一旦报警,做到调队准确及时、出发快;战斗布置得当,控制火势快;集中优势兵力灭火快。1949年冬至1987年,长沙市公安消防队共出动灭火9300多次,扑救大小火灾1480场,其中重大、特大火灾12l场,灭火成功率为98.4%。1960年6月24日,市运输公司车队40吨加油站,因加油时关电闸门火花引起火灾,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加油工被大火烧死于门口,加油房一片火海,40吨油罐有爆炸的危险,灭火战术上运用先控制火势,集中喷雾水流冷却油罐,先保油罐后灭火的作战方法,取得了灭火快的效果,保住了汽油罐的安全。1985年10月12日上午7时,吉福街福内堆居民小孩玩火成灾,火势猛烈,危及福内堆、黄祠坪、谢祠坪一片棚户区2500多户居民、14家工厂、仓库等企业单位的安全。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集5个中队、2个企业专业消防队的13辆战斗车,采取“堵截包围、四面出击”的作战方法,迅速扑灭了大火,仅有70户受灾,使大片棚户和工厂、仓库免遭“火烧连营”之害。

六、群众灭火

清末、民国时期,长沙发生火警火灾,主要是由民办消防队和群众扑灭。长沙解放后,一般火警火灾(有些恶性火灾),多由群众或义务消防队扑灭。1981年至1987年,消防总机室共接报警调车出发2170次,其中由消防队扑灭的火灾571次,占38%,群众发现火警,在向消防队报警的同时,即由群众扑灭的火灾1599次,占62%。1981年12月2日凌晨3时,省干幼儿园烘烤衣物起火,幼儿卧室浓烟弥漫,园内的40多名保育员。一面报警、一面组织抢救,炊事员彭世春4次冲进幼儿卧室,救出5个儿童,退休工人钟世学两次冲进火场救出两个儿童;附近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职工闻警赶来救火,园内熟睡的256名幼儿,除1名烧伤外,其余均被抢救出来,安然无恙。消防队到达火场,很快将火扑灭。有的义务消防人员和职工群众,在灭火战斗中英勇牺牲,值得人民怀念。如1957年6月19日,大西门下墙湾棚户区发生火灾,附近义务消防队闻警出发,奋力灭火,由于护墙突然倒塌,太平门义务消防队副队长冯礼云、队员朱经伦牺牲。当时《湖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市、区人民政府为他们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

第四节  火灾查处

长沙市解放前,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是烟囱炉灶失火,烘烤、熬炼、灯火、蚊香和吸烟、敬神等用火不慎而起火成灾。1946年至1948年,城区发生火灾88起,在查明起火原因的7l起火灾中,由于以上原因起火的61起,使用汽油不慎和电线走火而起火成灾的只有10起。

长沙解放后,随着生产建设发展和群众生活用火、用电情况变化,起火原因也有明显变化。1980年至1987年的8年中,城区查明起火原因的459起火灾中,违章操作起火199起,电气设计、安装、使用不合安全规定而起火72起,物资自燃成灾17起,合计288起,其余纵火5起,生活用火、吸烟不慎和小孩玩火等引起火灾166起。

火灾发生后,公安消防人员按照防火分级管理范围,认真勘查火灾现场,收集物证、人证,进行技术鉴定或模拟实验,取得科学证据,得出火灾原因,分清责任和情节,依法分别处理肇事人和责任人。1950年后,火灾查处率为99.78%。

1958年12月2日凌晨1时,大西门上河街的西长街社会福利制粉厂,因烘房当班工人夜晚脱岗,烘房火力过大引起火灾,烧毁房屋21间,烧死居民7人,烧伤2人,主要肇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通过查处火灾事故,分析火灾原因和火灾发生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防火措施。1983年分析企业单位油库火灾发生多的情况,组织防火干警对全市592处石油贮存点进行调查,其中符合防火安全要求的只占33.1%。对其余存池点,查出贮油地点不当、违章建库缺乏安全措施、电器设备不合安全要求等火灾隐患631处,采取限期整改、查封、停止贮油等办法整改隐患,并由市防火委员会决定。在市区新建加油站两处,解决了油库的火险隐患,使油库火灾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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