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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察

时间:2011-11-11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清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颁布《各省城商埠各级审判检察厅编制大纲》和《法院编制法》。长沙为省城商埠,应设立检察厅,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建立,地方检察职权仍由长沙府()行政官员兼理。

1912年,长沙始设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公诉,监督判决之执行,充当民事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因军阀混战,经费不足,难以正常行使其职权。    1926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沙后,裁撤各级检察厅和审判厅,改审、检分立为合署。1928年在长沙地方法院内设置检察处,检察官独立行使侦查犯罪、提起公诉、实行公诉、指挥刑事裁判之执行等职权。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长沙检察机关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专政工具之一,与军警、特务、法院一道,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8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军多次犯湘,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几度迁徙,工作时断时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恢复正常办公。翌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在长沙施行“戡乱第一”的方针。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配合驻长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清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故其侦办的刑事案件逐年大幅度增加,1946年为2203件,1947年增至3450件,1948年猛增到5940件。这几年内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还改变过去不直接侦查政治案件(由警宪、特务和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等负责侦办)的做法,开始直接查办旨在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所谓“内乱”、“妨害国家”的案件;并对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抗斗争,强加 “盗匪”、‘‘妨害秩序”、“妨害兵役”等罪名,予以镇压。1946年至19493月,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共侦办上述几类案件404起。在此期间,除检察官行使侦查权外,长沙市()行政长官和警察、宪兵可充任司法警官或司法警察,辅助检察官侦查各类刑事案件。1937年至1948年,由长沙地方行政、警宪官员充任司法警察而移送检察官查办的刑事案件有5493件,占检察官侦办案件总数的30%。当时,警察、宪兵、特务等肆意进行法外制裁,不受检察官制约,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任意监视、搜查、拘禁和严刑拷打,甚至秘密绑架和暗杀,实行法西斯统治。如1949619日晚,为镇压长沙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省会警察局刑警组长盛云鹏等特务分子,将省立克强学院学生会主席高继青秘密绑架到南门外苏家公山,乱刀砍伤后予以活埋。

    民国时期,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官场腐败,检察机关的法纪检察和经济检察职能基本上是纸上谈兵。1938年至1948年,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查办的刑事案件中,虽有渎职、伪证与诬告、妨害自由、妨害名誉与信用等有关法纪犯罪案件2423件,但只起诉559件,仅占23%。1940年至1948年,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侦查贪污案359件,伪造货币及有价证券案271件,私警案50件,偷漏税收案26件,行贿案1件,合计707件,只起诉278件,占39%。贪贿官员大多依仗权势而逍遥法外。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827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被撤除。1951815日,长沙市人民检察署成立。同年1113日,市检察署发布通告,行使下列检察职权:检察长沙市属机关、团体企业中公务人员和市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令;对刑事案件实行检察、公诉;对审判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裁判提出抗诉;检察监管改造场所,参与重大民事、行政诉讼等。市检察署成立初期,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积极投入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禁烟禁毒和司法改革等运动,参与审查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制造、贩运烟毒的犯罪分子,打击了,奸商的犯罪活动,查处了少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乱纪案件。

    1954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长沙市检察机关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逐步发展起来。19551月,市人民检察署更名为市人民检察院。到19577月,市内5个区均建立检察院,检察干部由1951年的7人增至89人。各项检察业务也逐步开展起来。1955年即全面担负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对公安侦查活动、法院审判活动、监所活动实行了监督,一般监督和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也得到开展,并建立起基本的业务制度和办案程序。

    1958年至1961年,市检察机关为保卫经济建设,维护社会治安,批捕、起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遭到批判,组织上和业务上不断削弱,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和一般监督工作停止,办案程序和法律手续被破除,公安、检察、法院实行联合办案,“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或侦察员、检察员、审判员互相代行职权),单纯争多求快,办案质量下降。1961年,检察机关对市区1958年至1961年的所有判刑案件进行清理复查,发现冤案错案66件,其中1958年有37件,占56%。在倾错误干扰办案期间,市检察机关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19583月,市检察院发出关于加强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的通知,要求防止和纠正草率粗糙的办案作风,认真审查把关,保证办案质量。1958年至1959年,全市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案件中,不批准逮捕和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17%,对防止乱捕错捕仍然发挥了作用’o 1961年以后,全市检察业务工作逐步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逐步好转,并开展了对全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社会改造工作的检察(当时简称社改检察”)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区检察机关大部分工作瘫痪。19679月实行军事管制,检察干部被集中参加学习班,不久即被下放基层或农村劳动。1975年根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1978年,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长沙市检察院及其下辖县()检察院陆续重新建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沙市检察机关逐步把检察工作转移到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共长沙市委和上级检察院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开展了各项检察工作。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长沙市检察机关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独立行使刑事检察职权。1979年至1987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犯14282人,起诉14591人,决定不批准逮捕2354人,不予起诉104人,免予起诉865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发挥了刑事法律监督作用。

    1978年检察机关重建以后,逐步强化经济检察工作,重点加强反贪肃贿斗争,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1979年至1991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67件,其中贪污1426件,占46%;贿赂816件,占27%;偷税抗税184件,占6%;挪用公款、假冒商标、投机倒把、诈骗、走私贩私等641件,占2l%。依法逮捕严重经济犯罪分子1174名。起诉1772名,追缴赃款赃物3137万余元。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中,市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办案,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13年内立案侦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立案侦查后被依法免予起诉的有929件。1989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贪污、贿赂、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长沙市检察机关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宣传、贯彻《通告》精神,推动了全市打击经济犯罪和廉政建设。长沙市投案自首的经济违法犯罪人员196人,其中贪污、贿赂159人,万元以上43人;县、处级以上干部7人。对这些投案自首人员,市检察机关认真进行了查证工作,予以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其中提起公诉4人,免诉68人。

    1978年市检察机关重建后,还逐步加强了法纪检察工作。1979年至1987年,共立案侦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以及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15起,起诉142起。通过控告申诉检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24230件,自办6553件,保护了公民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和监管改造机关的活动实施了法律监督,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工作加强了内部制约。先后决定不批准逮捕2354人,不起诉104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56人,追捕追诉公安机关遗漏报捕和起诉的罪犯418人,向公安机关、法院提出纠正违法300多件,向法院提出抗诉55件。认真办理了劳改、劳教人员中的犯罪案件,纠正监管改造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促进了文明管理和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检察机关在工作中,还结合办案积极开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协助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预防犯罪,运用典型案例,宣传法制,教育群众,揭露犯罪。1982年至1987年,群众向检察机关检举各种犯罪案件线索1176件。

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健全和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市检察机关为适应改革的新形势,更加充分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在检察机构体制上,不仅健全完善了内部职能机构,依法拓展了检察业务范围,而且检察干部的职级地位也有提高。从1984年起,市检察院升格为副市级;县()检察院升为正县级。市()检察院经济检察科()改名为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充实人员,优先装备现代技术设备。同时加强了基层基础建设,在税务、工商管理、供销、金融等部门和大型企业设立了检察室;在监管改造场所派驻了检察组或检察员;在干部和群众中选聘了检察联络员。严格依法办案,实行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制,1987年改革自行侦查工作的审批制度,增强内部制约机制。在队伍建设上,随着检察干部的不断增加,加强了政治教育和业务训练,并采取了分期分批集中培训、送校代培、自己办学等形式,逐步提高检察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19858月,成立了电视大学长沙市检察系统分部。经过3年办学,市检察系统105名法律专业学员全部毕业。至198712月,全市有市、县()检察院10个,检察干警共450(其中副县级以上检察员19人,正科级检察员62人,副科级检察员98),比1983年增加106人。全市检察干部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17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197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136人。

 

 

 

 

第一章  检察机构

第一节  建国前的检察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湖南省城设有长沙地方检察厅和长沙初级检察厅。1915年长沙初级检察厅被裁撤。到1922年,长沙地方检察厅历任检察长为杨禧、张天宗、黄树勋、王国安、李发、王自新、贺寿嵩。1922年,湖南颁行省《宪法》,恢复长沙初级检察厅,地址在善正街。长沙地方检察厅地址在藩后街,刘武接任长沙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下辖检察官3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4人,受省务院司法司和湖南高等检察厅监督。1926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沙,取消省宪,改革司法,废止审判厅、检察厅名称及行政长官制,撤销各级检察厅,19272月设长沙县法院,不设院长,由审、检人员组成行政委员会,杨道源任主任委员,原检察长余毂改任首席检察官兼委员。

1928221日,长沙县法院改为长沙地方法院,院内另置检察处,实行审检合署,’业务分开。检察官独立行使侦查、起诉、指挥判决之执行等职权,直接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挥监督。是年5月,贺寿嵩任检察处首席检察官,下辖检察官4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5人,录事5人,检验员及法警若十人。19307月,院处舍遭火焚,损失卷宗4万余册。19387月,王自新任首席检察官,因日本侵略军犯湘和长沙发生“文夕大火”,是年11月检察处随法院迁至长沙县自箬铺社扶桥张家祠堂。19405月再迁长沙县望城县五里堆陈家祠堂办公。检察处有20人,比1938年减少18人。1941年,检察处设有人事股、书记室,人员增至39人,其中检察官(含首席)5人。另有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人员充任的战区检察官2人。1944年日军侵占长沙,原藩后街院处舍被毁,所有公物卷宗损失殆尽。同年41日,罗芳夷接任首席检察官,68日率众从望城坡五里堆撤至长沙县美桐乡小洞庙。11月又被迫迁往宁乡县芳储乡狮顾寺。194571日,日军在长沙市设立伪湖南长沙地方法院,配置检察官2人,检察员2人。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处于19451221日在接收的日伪地方法院院址稻谷仓3号恢复办公。检察处设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室、首席检察官仍为罗芳夷,下辖检察官4人,人事管理员1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和候补书记官8人,录事5人,检验员2人,法警17人,共计39人。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827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长沙地方法院及检察处,912日,长沙市人民法院成立。检察处被撤销。

第二节  建国后的检察机构

    1951815日,长沙市人民检察署成立。受湖南省人民检察署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兼任检察长。有干部6人。署址设解放路西渔塘巷2号。1954年市检察署设21室,有干部19人,其中检察长、副检察长各1人,检察员3人。署址由藩后街迁至落星田50号。

1955113日,市检察署更名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属省检察院直接领导。内部机构按法律监督职权设置41室。即:一般监督科、侦查科、侦查监督科、审判监督科、办公室。院址设樊西巷78号。19567月,城东、城西、城南、城北4个城区检察院成立,隶属市检察院领导,业务范围主要是受理本区的自侦案件和公安分局提请审查批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一般刑事案件。年底市区共有检察干警83(其中市院50)19577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郊区分院成立。不久,受倾错误的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遭到批判,缩编裁员,撤销一般监督科,民事检察和检察通讯员工作被停止。19593月,长沙县检察院随长沙县从湘潭专区划入长沙市行政区划内而隶属长沙市检察院领导,郊区检察分院随区划入长沙县而被撤销。19596月,城区4个区检察院被撤销,市检察院科室改为刑事案件检察科、反革命案件检察科。1961年,两科业务合并,增设劳改社改检察科和侦查科,院址在左局街5号。全市检察人员编制从1957年的90人,减至1961年的42人。19622月,郊区检察分院重新恢复。19637月,市检察院复设批捕科和起诉科。至1966年,市检察院设有4l室,下辖长沙县和郊区2个检察院,共有检察人员51人。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检察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工作被迫中断。1967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对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合并成立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1968年大部分检察干部被迫集中学习;19693月后,分别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或调往他处工作。

    1978‘12月,依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重新建立,属中共长沙市委和省检察院领导,地址在左局街5号。内设刑事检察科、经济检察科、法纪检察科、办公室,下辖长沙县、望城县2个检察院。19797月,增设政工科,建立东、南、西、北、郊5个区检察院;12月,刑事检察科分为刑检一科、刑检二科,增设监所检察科。

19803月,市检察院依法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主持下讨论重大案件和决定重大问题。19816月,长沙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市检察院开始依法受市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市检察院检察长由市人大选举和罢免,并报省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市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19838月。浏阳县检察院、宁乡县检察院分别从湘潭、益阳地区改为隶属长沙市检察院领导。198412月,市检察院增设行政科;198511月,增设控告申诉检察科;19873月,增设技术科。至1987年底市检察院下辖9个县()检察院,全市共有检察人员450人,其中由市、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正副检察长33名,市、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检察员197名,市、县()检察长任命的助理检察员101名,书记员及法警119名。

 

19518月~198712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历任检察长名录

       

     

       

    检察长

 

 

 

 

 

  王丕敏

  王永昌

  童育忠

  童育忠

  崔正盛

  高忠礼

19518月至195112

19546月至195811

19596月至19671

197812月至19816

19816月至19843

19843月至

 

 

第二章  刑事检察

第一节审查批捕

 

    195410月,市检察署在全省率先试行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的审查工作,试建了审查批捕工作的程序和制度,为全省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经验。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布后,市检察署认真进行贯彻,扩大了审查批捕案件的范围。1955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同年6月,市检察署为保证全市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斗争的顺利进行,及时、准确地批捕、起诉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全部担负了公安机关报捕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

    1955年,市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报捕人犯1450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361人,不批准逮捕63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9人;其中批捕反革命分子722人,占批捕人数的53%。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发展,正确执行镇压反革命(后称镇反”)政策,反革命分子中出现了分化,不少人纷纷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刑事犯罪也大量减少。根据形势变化和中共中央有关实行宽大政策,着重政治瓦解的指示精神,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实行了少捕。1956年全市公安机关报捕和检察机关批捕人数分别为473人和356人,分别比1955年减少674%和738%。在内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经甄别定案,批捕80人。195610月,各区检察院开始对公安分局侦查报捕的一般刑事犯罪案件实行审查批捕,市检察院随之开展了对区检察院审批案件的备案审查和业务指导工作。

    1957年和1958年,全市反革命及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又有上升。1958年全市开展了扫除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和反盗窃斗争,公安机关报捕人数大量增加。两年中,检察机关共受理报捕人犯3976人,批准逮捕3438人;其中1958年批捕2116人,批捕反革命分子332人;1957年批捕盗窃犯564人,1958年,批捕盗窃犯848人。有力地打击了现行反革命破坏和盗窃等刑事犯罪活动。同年1220日起,各区审批权上收,仍由市检察院负责全市的审查批捕工作。

    1959年,长沙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我们国家空前巩固,反革命已经不多的情况下,捕人、杀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指示精神(时称三少政策)。公安机关报捕和检察机关批捕人数分别为888人和654人,比上年分别下降64%和69%。

    1960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后两年,在调整国民经济、整风整社过程中,各类社会治安问题和犯罪活动也较突出。全市又多次开展了集中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批捕的人犯也随之大幅度增多,两年共计2104人。从1958年至1961年,审查批捕工作由手受倾错误的影响,也一度出现掌握政策不稳,混淆两类矛盾和罪与非罪的界限等问题。据1961年的清案审查,长沙县1958年至1961年批捕、判刑案件1630件,错捕错判113件,占69%。1961年以后,市检察机关纠正了审查批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恢复和完善了审批制度,随着全市刑事发案率下降,批捕人数也大量减少。1962年至1966年,先后受理公安机关报捕2404人,经审查,批捕1673人,占69%;不批捕563人,占23%;退回补充侦查168人。在批捕的人犯中,反革命分子279人,占167%;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381人,占227%;其他1013人,占605%。1964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依靠群众专政,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除有现实危险的犯罪分子必须及时逮捕外,采取“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审批案件实行深入发案地,依靠群众查对事实,核实证据,征求处理意见。对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和大多数群众要求捕办的犯罪分子予以批捕;对不符合上述逮捕条件的罪行较轻的罪犯,则交群众批判和监督改造。1964年,审查批捕工作中依靠群众核实材料、征求处理意见的案件223件,不批捕而依靠群众处理的51件,深挖重大罪犯及漏犯19件,补充或否定部分犯罪事实的76件,否定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实的12件,补充各类证据材料的68件,改变公安机关报捕定性不准的5件。

    19793月,重建后的市检察院恢复行使审查批捕权,所辖县()检察院亦于同年下半年担负批捕工作。1979年底,全市开展整顿社会治安工作。至1982年,全市批捕2393人。其中1981年和1982年批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528人。1983年,社会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流氓团伙犯罪,杀人放火、投毒、强奸妇女、拦路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根据是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长沙市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后称严打”)。打击的重点是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市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在审查批捕工作中,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预审活动,提前了解、掌握案情和证据,优先办理重大案件,对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迅速作出批捕决定。1983年至1986年,全市共批捕9831人,其中,批捕上述7类重、特大案2831人,1983年批捕5002人,为长沙市历年来捕人最多的一年。

    市检察机关坚持法定的捕人条件,注意把握重罪与轻罪,主犯与从犯的界限,对不构成犯罪或不需逮捕的作出不批捕决定。1983年至1986年,全市不批捕1655人,占公安机关报捕人数的13%,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退回补充侦查的714人。占57%。在严打斗争中,为确保审批质量,于1984年恢复了上年因办案力量不足而取消的备案审查制度。是年审查批捕共讯问人犯969(),询问证人1202(),勘查现场61次,补充证据材料1023份:改变公安机关定性49人,否定全部或部分事实的119人,调查复核的案件占全年审结数的35%。与此同时,审批工作还始终注意深挖犯罪,对罪该逮捕而公安机关遗漏报捕的人犯,依法追捕。1980年至1987年,全市共深挖和追捕犯罪分子282人。占这一时期捕人总数的2%。

    对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而提出复议、复核的,市检察机关依法进行复议、复核,分别作出维持原不捕决定或改为批捕的决定。

 1987年,全市采取抓紧经常打击同开展专项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深入进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年批捕11665人。仅低于1983年和1984年的捕人数。重点打击了引诱、容留和强迫妇女卖淫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第二节审查起诉

    195111月,长沙市人民检察署在《新湖南报》上发表通告,宣布依法对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当时提起公诉的主要是自侦案件和镇压反革命、禁烟禁毒、“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重大而有教育意义的案件(刑事案件基本上是由市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直接移送审判机关审理)1952年在长沙市禁烟禁毒运动中,对查获的制造、贩运、贩卖烟毒的主犯、惯犯提起公诉,其中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判的4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134人,管制37人。车1953镇反运动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中,市检察署参与审查起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600余人。

    195410月起,市检察署按刑事诉讼程序,试行对市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在1955年至1959年的“镇反”、打击刑事犯罪和扫除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5491件,经审查,决定起诉5039件,占92%,不起诉191件,占3%;退回补充侦查261件,占5%。1955年至19565月,市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广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全市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坦白交待问题的有1345人。19566月,市检察院开始行使免诉权,对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能真诚坦白或有立功表现可以免予刑罚的人免予起诉。1956年全市不起诉和免诉案件122件。是年624日,市检察院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政策兑现宽大处理群众大会。会后不到两个月,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有87人,其他刑事犯罪分子5人,主动坦白交代历史问题的678人。同时对罪行严重、拒不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则提起公诉。同年46月,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省属机关内部肃反案件234件,决定起诉15l件,不起诉30件,变更原单位处理意见32件,退回补充材料2l件。

    1956108 151起,4个城区检察院开始行使公诉权。19576月,划定市、区两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范围:市检察院主要负责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反革命案件及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区检察院负责其他一般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不久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审查起诉工作难以正常、有效地开展。19596月以后,4个城区检察院被撤销。全市审查起诉工作由市检察院、长沙县检察院和1962年重建的郊区检察院担任。

1959年起,审查起诉工作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少政策,全市被提起公诉的人数大幅度减少。1959年和1960年,被起诉案犯分别为823人和917人,比1958年分别减少66%和63%。1961年,刑事犯罪活动增多,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195件,仅低于1958年。1961年,市检察机关逐步恢复和健全审查起诉工作制度,与公安机关、法院机关加强配合和制约。在审查起诉牛,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137件,占受理数的11%,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检察自行补充查对,否定主要犯罪事实或根本不构成犯罪的92件,其中有35名已被拘捕在押的被告人由公安机关撤诉并释放。同时追查追诉了公安机关遗漏起诉的案件12起。1962年以后,随着社会治安的稳定,审查起诉案件也逐年减少。1962年至1964年,受理审查起诉案犯1632人,决定起诉1392人,不起诉60人,免诉54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30人。1964年开始,审查起诉工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依靠群众专政的指示精神,据统计,1965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19件,经审查,决定起诉156件,不起诉45件,均为历年来最少的一年,其中深入发案地,依靠群众调查核实犯罪年46月。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省属机关内部肃反案件234件。决定起诉151件,不起诉30件,变更原单位处理意见32件,退回补充材料2l件。

    1956108日起,4个城区检察院开始行使公诉权。19576月,划定市、区丽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范围:市检察院主要负责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反革命案件及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区检察院负责其他一般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不久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审查起诉工作难以正常、有效地开展。19596月以后,4个城区检察院被撤销。全市审查起诉工作由市检察院、长沙县检察院和1962年重建的郊区检察院担任。

    1959年起,审查起诉工作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少政策,全市被提起公诉的人数大幅度减少。1959年和1960年,被起诉案犯分别为823人和917人,比1958年分别减少66%和63%。1961年,刑事犯罪活动增多,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195件,仅低于1958年。1961年,市检察机关逐步恢复和健全审查起诉工作制度,与公安机关、法院机关加强配合和制约。在审查起诉牟,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137件,占受理数的11%,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检察自行补充查对,否定主要犯罪事实或根本不构成犯罪的92件,其中有35名已被拘捕在押的被告人由公安机关撤诉并释放。同时追查追诉了公安机关遗漏

起诉的案件12起。1962年以后,随着社会治安的稳定,审查起诉案件也逐年减少。1962年至1964年,受理审查起诉案犯1632人,决定起诉1392人,不起诉60人,免诉54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30人。1964年开始,审查起诉工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有关依靠群众专政的指示精神,据统计,1965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19件,经审查,决定起诉156件,不起诉45件,均为历年来最少的一年,其中深入发案地,依靠群众调查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征求起诉或不起诉意见后才作出决定的145件,占72%。有39件不起诉的案件中的犯罪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19793月。重建后的市检察机关依法恢复和加强了审查起诉工作。至1982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或免诉3415人,经审查,对3081名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对179名依法不需要判刑或者免除刑罚的被告人,作出了免诉决定;对不构成犯罪的32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1982年,市检察院依法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长沙的重要案犯进行了专案审查。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制造冤案、挑动武斗、诬陷迫害干部群众、阴谋颠覆政府的原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勇,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唐忠富;原省革委会副主任叶卫东,原省革委常委、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雷志忠,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厚等人。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判,判处胡勇有期徒刑15年,唐忠富10年,叶卫东13年,雷志忠7年,张厚8年。

19838月开始,全市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优先办理重大现行案件,及时作出起诉决定。1983年至1986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10847人,经审查,提起公诉9840人,占91%。其中起诉重大、特大案犯2693(19831239人、1984924人、1985289人、1986241),占被起诉案犯总数的27%。如1986719日下午,持刀杀死长沙市郊区综合农场供销社女出纳员朱淑坤、劫走巨款19万元的湖南省第六工程公司职工何国清,经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何犯被依法判处死刑,同年89日执行。严打斗争中,同时贯彻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同“稳、准、狠”的原则结合起来,做到审查起诉认定事实证据准、定罪定性准,保证了办案质量。据统计,1983年至1986年,全市经审查认定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判刑或免除刑罚而被免予起诉的有620人,认定不构成犯罪或具有法律规定情形而不起诉的有65人,合占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总人数的63%;发现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有719人,占66%;建议公安机关撤诉的有156人,占14%;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理认为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有97人,占起诉数的1%;对不需要判刑而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的有54人,占起诉数的0..5%。1986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1818人,审查中调查复核1300多人,占73%,重大案件复核率则达100%,补充必要证据3116份,改变公安定罪定

性不准35件。

    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注意深挖犯罪,对公安移送起诉遗漏的罪行、罪犯依法进行了追诉。审查起诉着重从审查案卷、讯问被告人、复核证据上根据不同案件特点深挖犯罪,即从盗窃案中挖销赃、窝赃犯,从犯罪团伙中挖漏网同案犯,从流窜犯和脱逃犯中挖窝藏、包庇犯,从青少年犯罪中挖教唆犯等。据统计,1982年至1987年,全市深挖追诉罪犯136人,占起诉总人数的1%,其中1984年追诉37人,是追诉罪犯最多的一年。

    1987年,审查起诉仍然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对全市反盗窃、反扒窃、查禁赌博和卖淫嫖宿等专项斗争中查出的罪犯及时提起公诉。全年起诉罪犯1670人,其中盗窃犯1030人。占62%;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犯26人,贩卖淫秽物品的6人,合占19%。

第三节  出庭公诉

    50年代初期,市检察署仅就具有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由检察长出席公审宣判大会宣读起诉书,其余大多数案件没有出庭支持公诉。

    1954年,市检察署开始试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首先由检察长或检察员参加法院预审公诉案件的预审庭,报告案情,解答问题,然后根据预审庭关于案件交付公判审理的决定,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公判庭,宣读起诉书,发表公诉词,参加法庭调查,揭露和证实犯罪,教育群众,支持公诉。至1957年,共参加预审庭519次。出席公判庭1080次。19576月后,市检察机关全部担负了出庭公诉工作。市检察院还于1956年开始了二审出庭工作,对第二审法院审理被告人的上诉案件和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出庭发表意见。1956年至1958年,出席二审法庭88次。1957lO8日,湖南省检察院向全省各地()、市检察院通报了长沙市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情况和经验。

    1958年,全市检察机关出庭公诉2629次,基本做到了每案出庭。但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出现了只求出庭数量,忽视工作质量和依法办案的倾向,出庭中大多只是宣读起诉书,很少发表公诉词和进行庭审调查与辩论,出庭公诉基本流于形式。1959年以后,出庭公诉工作继续遭到削弱,出庭次数大幅度减少。1959年至1965年,全市检察机关派员出庭2315次,主要是对那些有宣传教育意义的案件和重大、复杂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大多数公诉案件没有出庭。1979年市检察机关重建后,恢复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翌年,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后,出庭公诉工作依法获得了较大发展,全年出庭公诉409次,出庭率由上年的9%上升到99%。1981年起,全市公诉案件除罪行较轻并经法院同意的以外,法院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的都由检察长或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实行了每案出庭。1981年至1987年,全市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8512件次,发表分析和论证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其社会危害性和应负法律责任的公诉词7180篇。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和律师、公证事业的发展,长沙市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出庭参加诉讼、担任刑事案件辩护的越来越多,对出庭公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市检察院重视和加强了全市出庭公诉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提高了出庭公诉质量。19861月,全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座谈会提出把出庭公诉作为审查起诉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努力建设好一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人员稳定的干部队伍,随之选配增调了审查起诉干部,组织开展了检察长带头出庭示范、出庭观摩、互相交流、检查评比活动。1986年,共评出优秀公诉人15人,其中市级3人,同时评出优秀公诉词17篇。1987年再次评出优秀公诉人21名。

第三章  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监督

第一节  侦查活动监督

    1954年市检察署在试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同时,初步开展了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同年10月制定的《长沙市人民检察署重点试行侦讯及侦讯监督、审判监督制度的暂行办法》中规定,侦查活动监督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是否有刑讯逼供、捏造事实等违法行为;检察长参加公安侦查活动,并对其拘捕、搜查、扣押物证等侦查活动实施监督。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市检察机关全面开展了对公安机关侦查、预审重大案件活动的法律监督,并就此与市公安局建立了具体的监督联系制度,如发生重大案件后,公安机关要及时通知检察院,并将立案报告,侦查计划抄送检察院备查,检察院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立案破案会议,参加对被捕人犯的初次预审,参加“告知侦查终结”(即侦查终结后向被告人宣告其犯罪事实,说明权利,听取陈述和申辩),检察院审查作出批捕决定,公安机关未执行或执行后需释放时,报检察院备查等。监督的重点是乱捕乱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1957年、3月,市区检察机关总结推广了城南区检察院的一般案件抓初次预审与告知侦查终结(一头一尾),重大案件从始至终进行侦查活动监督的经验。1956年至19578月,市区检察机关派员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442次,其中参加立案破案会议89次,参加讯问人犯、询问证人和告知侦查终结238次,参加逮捕、搜查、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等侦查活动115次。从中发现逼供诱供、违法搜查、以拘代侦、体罚、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并提出口头纠正意见11次,书面通知纠正8次。19568月,市检察院发现l7月公安机关先行拘留151人中,超过法定时限129人,占85%。针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以拘代侦”、先行拘留面过宽、审查手续过多等导致超期羁押的情况,提出了严格控制、简化手续、加强干警法制教育、严格执法的意见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10月份超期羁押下降为58%,12月份降为20%,19571月基本消除,促进了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报捕质量的提高。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批捕的比率上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比例不断下降。批捕率1956年一季度为67%,二季度为74%,三季度为76%,四季度为80%,19571月上升为86%,退补率则依次降为17%、14%、7%和5%。

    1957年下半年后,受倾错误的干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遭到削弱,侦查活动监督基本没有开展。60年代前期。市检察院又一次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该捕不报、该判不诉和违法超期羁押等问题进行检察。侦查活动监督的工作方式主要是结合案件复查、执法检查以及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监督侦查活动中法律文书、手续是否齐备,羁押是否合法等,根据情况写出执法检查的综合报告提供给公安机关加以改进。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至1963年,写出检查报告8份。

    市检察机关重建后,依据法律加强了侦查活动监督。1980年至1987年,通过参与公安侦查、预审活动、审查案件、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和勘查现场、调查复核证据,以及接受群众控告、申诉等途径,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除对轻微者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外,对较严重的或多次发生轻微违法行为虽经口头通知纠正而未改正的,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1980年至1983年有10次,1986年至1987年有29次。同时,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对看守所的检察,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遗漏罪行、罪犯和无证、超期羁押进行了检察。1980年至1987年,发现公安机关漏报捕282人,漏移送起诉136人,均及时作了追捕追诉。对个别公安干警在办案中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罪犯等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浏阳县检察院1984年至19869月,发现公安干警在侦查案件中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严重违法乱纪19起,其中查实而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有5起。198312月,犯有严重罪行的浏阳县流氓团伙首犯陈孝勤被捕,其父为使儿子逃避法律制裁,求助浏阳县公安局林业派出所副所长胡××等人。胡徇私枉法,与城关镇信用社副主任汤、关口乡政府秘书钟××相互勾结,抽换、篡改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和户口卡,将陈犯的年龄由19岁改为不满17岁,并出具盖有乡政府公章的伪证入案上报。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疑点,调查核实了陈犯的实际年龄,依法提起公诉,陈犯被判死刑。同时,浏阳县检察院于19847月对徇私枉法、提供假证,构成包庇罪的胡、汤、钟3人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胡犯有期徒刑3年,汤、钟两人亦受到法律制裁。

19864月,全市痢事检察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了检察机关重建以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的情况。针对一些检察干部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错误思想和纠正违法不力的状况。要求全市检察机关把侦查活动监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讲究方法,积极开展这一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年,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滥用罚款以罚代刑、放纵罪犯,敲诈勒索、打骂群众、违法处理赃款赃物,以及违反诉讼程序等违法乱纪行为而口头提出纠正意见165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21次。公安机关接受后认真加以改进,收弼明显效果。1987年,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逝纠正意见72(其中书面8),比1986年减少63%。

第二节审判监督

    一、抗诉

    195111月,市检察署在《新湖南报》上发布通告,官布依法履行对审判机关之违法或不当裁判提起抗议的职责(“抗议”为当时法定用语,后改为抗诉)。随即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对市法院审判的2337件案件进行了检查,发现并纠正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和有其他问题的案件544件,占23%。

    1954年起,市检察署为试建正规的审判监督制度,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始试行不同程序的抗议。初时,认为法院预亨庭裁定不当和公判庭判决不当的案件,逐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议;对收到不服法院判决的申诉,经查明事实确有出人或发现有新的罪行时,则提请原判法院重新审理。1954年,对一起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提出了抗议。1955年开始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工作,全年审查判决45件,发现重罪轻判4件,判决不当3件,其中4件提出抗议后得到纠正。1956年至1957年,市检察机关先后建立了按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议的制度和专人审查判决、裁定,集体研究抗议案件的制度。19579月,市检察院向各区检察院发出《关于审查法院判决或裁定副本的通知》。针对错判案件该抗未抗和因法制不完备造成法院判决定罪科刑是否正确困难较大的情况,要求进一誓加强并从犯罪事实和性质、适用的法律和量刑、诉讼程序三个穿面对判决、裁定进行全面审查。凡属完全错判或量刑畸轻畸重的,坚持提出抗议;一般不当或稍轻稍重的则口头建议纠正。1957年向法院提起抗议案件21件,其中按上述程序抗议的10件,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议的11件。1957年以后,法律监督职能被削弱,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提出抗议这一法定监督形式被口头协商、建议纠正的方式所替代,对裁决、裁定的审查也基本上停止,因此,错判案件增加。1958年,市检察机关对认为判决不当的12件案件向法院提出了协商纠正意见。据1962年市清案办公室对1958年至1961年判决案件的复查,属不应判刑,量刑畸重、可判可不判的冤错案件444件,其中1958年冤案错案37件。1962年市检察机关恢复了对法院判决的审查制度。1963年审查判决书副本419件,对5件判决不当的案件提出了改判意见。

    市检察机关重建后,依法开展了抗诉工作。1980年至1987年,通过审查法院判决、裁定,复查当事人、被害人及其亲属和其他群众不服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的申诉等,对55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量刑不当和违反诉讼程序、影响实体审理的判决、裁定,分别以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出了抗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确有错误,抗诉有理而予以改判的有26件,占提起抗诉案件总数的47%。为了提高抗诉质量,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市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时坚持了由办案人审查,如认为判决确有错误需要抗诉时,提出具体抗诉意见,经科()长审查及科室讨论后,报检察长审批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对那些在认定事实上有出入,但不影响主要犯罪事实和定罪量刑的案件;量刑偏轻偏重在法定幅度内的案件;与法院在定性、定罪上有分歧,但刑罚基本适当或把握不大的案件;一般违反诉讼程序而未造成错判的案件,一般不提出抗诉,而是向法院提出改进意见。1988320日,市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彭飞平故意杀人案”。望城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认定:望城县白箬乡曹家村村民彭飞平(女,17),因与丈夫冯雪强不和,于1988130日晚在冯吃的菜内投放农药钾铵磷,冯中毒休克后,彭又将其活活打死。检察干部在审查案卷和提审被告人时发现,彭既承认是自己一人毒死丈夫,又供称是受其母亲郭秀春指使的。而对后一点公安机关未予查证。鉴于本案事实不清,市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经查明,郭秀春因与女婿冯雪强有矛盾,一直怀恨在心,案发当天.郭指使女儿彭飞平下毒,冯中毒后,又指使并提供凶器给彭将冯打死。公安机关据此报经检察院批准。依法增捕了杀人主犯郭秀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514日,市检察院将这起罪行特别严重,手段极为残忍的故意杀人案向长沙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912日,法院分别判处郭秀春、彭飞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市检察院审查法院判决书后认为,本案不是郭秀春、彭飞平母女俩共同策划的,郭是指使彭投毒杀人的主犯,且没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便以事实不符,量刑不当为由,依法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重新审理此案。125日,省法院认为抗诉有理,作出了维持对彭飞平的原判,改判郭秀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终审判决。

  二、审判活动监督

1952三反运动中,长沙市成立了“三反审讯检查委员会”,对人民法庭审理“三反”案件的活动进行了法律监督。1954年,市检察署在担负出庭支持公诉的同时,开始试行对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至1956年基本上建立起审判活动监督制度。是年920日,市检察院向各区检察院发出《关于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的指示》,要求对法院审理的案件是否遵守有关审判时限和审判程序,是否实行公开审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和陪审、合议制度,是否尊重和维护被告人的申辩、上诉等权利,是否有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几个方面进行监督;具体途径和作法是出席法庭、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和重大案件研究会议、接待群众申诉、审查法院的判决、有重点地调阅法院案卷材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030日通报全国和省、市、自治区检察院要求在开展审判监督工作中参考。1957年下半年后,审判活动监督工作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基本停止。至1962年才有所恢复。1963年初,市检察院发现,法院审判活动中存在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判决书送检察院审查不及时、陪审员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如1月份法院应公开审理的案件72件,但只公开审理42件。在参加审判工作的61名陪审员中,有10名不符合条件。市检察院在提出纠正的同时,于41日与市公安局、市法院联合行文,要求全市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检察院要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

    市检察机关重建后,通过出庭支持公诉、审查法院判决、裁定、受理群众控告、申诉等,加强了审判活动监督工作。1979年至1987年,出庭公诉8339次,对法庭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检察员当庭或闭庭后向法院提出了纠正违法的建议。1981年,对法庭审判活动中不宣布法庭组成人员、不交代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不按时送达开庭通知、审判员未审阅案卷材料就开庭或在庭审中先调查后起诉等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口头提出纠正意见35次。1982年开始对法院审判活动中比较严重的违法或经多次口头提出纠正而未改正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1982年和1983年,发现法院在9起案件的审判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在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中,有4次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监督中一些检察干部存在思想障碍,认为“审判监督是软任务”,怕影响与法院的关系等,影响了审判活动监督工作的开展。19864月,全市刑事检察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全国侦查、审判活动监督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决定把审判活动监督列入全市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同年7月,又将比严格执法,看审判活动监督作用的发挥”列入了全市“优秀公诉人”评比竞赛的内容。1986年和1987年,发现法院审判活动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61起,其中口头提出纠正意见58次,书面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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