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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

时间:2015-07-28      来源:
 

   

    清代,长沙地区的刑、民案件均由长沙知府及所辖长沙、善化、浏阳、宁乡等县知县兼理,实行“刑、民不分,诸法合体,逐级审转复核”的制度。刑、民案件审判程序与方式在府、县两级基本相同,均采“刑讯逼供、罪从供定”的审判方式,对田宅、钱债等民案亦准予科刑,视一般户婚、田土案件为“细故”,一般由民间组织处理;但有认许私刑例外的规定,地方保正、族长对侵犯封建宗法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行为往往施以残酷私刑,如对有夫之妇女通奸者,施以“沉水”、“活埋”等。刑事案件徒刑以上经长沙知府二审后,须呈报省臬台衙门复审,民事案件则一般由府、县衙门审结(个别重大案件经知府审理后,则上报藩台衙门审理)。刑事案件中的非常之罪,则执行严峻刑罚。咸丰三年(t853),长沙知府及浏阳县衙门对浏阳天地会征议堂起兵响应太平军进攻长沙失败后被抓的群众实行就地斩首示众。此后,长沙府、县衙门,审理反清政府案件,均执行就地正法,不再逐级审转。光绪七、八年(18801881)间,长沙府、县衙门根据清政府批准的《湖南奏定章程》,对“聚众持械”反抗朝廷者,以暴力反对外国教务和饥民抗暴为首者,均施行就地正法。并将此章程施用于“寻常强盗”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沙府对“会匪”就地正法达328名,其中善化县224名,浏阳县52名。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和变法修律后,确立审、检分立,刑、民案件分庭受理和四级三审的审级制度,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审判原则和上诉、辩护、陪审、回避等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行政与司法不分、民事与刑事不分、诸法合体”的传统司法制度,体现了历史的进步。1906年,长沙设立谳局,为初级法院萌芽。嗣后,开始筹办长沙府地方审判厅和长沙、善化县初级审判厅。

        民国初,长沙地区相继建立两级法院,设立相应的检察机构,执行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1912年,长沙设立独立的审判机关——长郡地方审判厅和长善初级审判厅(次年改为长沙县初级审判厅)1913年浏阳、宁乡等县亦相继设立初级审判厅,1914年,长郡地方审判厅改为长沙地方审判厅,各县初级审判厅、初级检察厅均被裁撤,又恢复清代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旧制,检察机关亦由审、检分立制改为配置制,普通司法审判仍基本沿用清末法律和四级三审制,并恢复清末业已废除的笞杖刑。1912年至1925年,长沙地方审判厅只受理普通刑事、民事案件,“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由高等审判厅受理,强盗、会党、革命党人等“特别刑事”案件,则由形形色色的军法审判机构审判。军阀混战时期,更以军法审判为主,不论军人“犯罪”或非军人“犯罪”;不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军法机关皆可进行审判。19127月湖南都督和湖南司法司联合发布《取消秘密会党的通告》。1913年湖南省都督兼查办使汤芗铭以“乱党”罪名杀害了参与通电宣告湖南独立、讨伐袁世凯的湖南省财政司长杨德邻、省会计检查院长易宗羲、省筹饷处会计办伍任钧、富训商业学校校长文经纬等人。191611日袁世凯称帝后,长沙地区各军法审判机关(含县知事兼理军法官)对反袁的国民党人和革命群众均以“乱党”、“匪党”、“内乱”罪名就地正法,而普通司法审判则因军阀}昆战几乎停止。1917年长沙地方审判厅受理一审民事案5044件,而审结只有1565件,结案率只有30%。19173月,谭延闽致信司法总长称:查湖南各级法院及兼理司法诉讼较繁,各县知事公署积案甚多,以前值军兴,官吏、承办者及兵差疲于奔命,……因而诉讼停止进行,案牍束诸高阁。事定之后,各县知事交替纷呈,未能及时清理,遂至积压愈众。考查各县册报,未结案件多至数百起,少则数十起。而匿未列报者更属不知。凡几小民负屈积怨未伸,强者报复相寻,弱者吞声饮泣”。浏阳、宁乡等县知事既兼检察官,又是审判官,有任意拘押逮捕、刑讯逼供的权力,审理案件更是敲诈勒索盛行。1919911日,谭延闯在《整顿各县司法清则十条》中不得不承认衙门巧立名目之多,有所谓“传词费、投灯费、快票费、检场费、录供费、草鞋费、坐堂费、站堂费、油灯费、旧词费、新词费、和解费、结案费等”。同年张敬尧对毛泽东、邓中夏领导的驱张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司法独立”被践踏殆尽。1921年至1925年,湘省自治期间,省长赵恒惕,更以军法审判为主,残酷镇压革命党人。

        19273月,武汉国民政府为革除司法审判弊端陋规,颁布《新法制施行条例》,着手进行司法改革,长沙地区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制度亦有重大改革,主要表现为人民参审、陪审;法院废除了行政长官制,实行委员制;撤销检察机构,于法院内配置检察官;革除贪污舞弊,减少讼费等。同时,普通法院改四级三审为两级两审,土豪劣绅案件由特别法庭审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加强对人民的镇压,把刑事案件分为特种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进一步扩大特种刑事审判的职权。长沙地区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所谓特种刑事案件,先后由“惩共法院”、各种军法审判组织和县长兼任军法官审判。自1927马日事变起至1948年,长沙地区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9000余人。普通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则由长沙地方法院和浏阳、宁乡等县的县长兼理司法法院审判。1928年至19356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普通司法审判仍沿用清末四级三审制,并于法院内配置检察机构。长沙地方法院受理刑、民一审、二审、再审和其他非讼事件,刑事一审分为公诉、自诉,民事二审分控诉(指不服一审判决向第二审审判厅提起上诉)、抗诉(指不服审判厅之决定或命令,依法律于该管上级审判厅上诉),三审称为上告。长沙地方法院1932年审结一审刑、民案件250件;1932年至1935年共审结各类刑、民案件16236件。193571日起,长沙地方法院按三级三审制的规定已属基层法院,受理一审刑、民案件,刑、民再审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以及其他刑、民非讼事件和调解、执行、公证等事宜。1936年受理各类刑、民案件5785件,审结5481件;1941年至1943年,受抗日战争影响,,3年共受理各类刑、民案件10094件;1946年至1948年共受理各类刑、民案件20385件;审结19289件。抗战胜利后,长沙地方法院普通刑、民案件的审判有较大发展,各项诉讼制度较为健全,推事、书记官文化素质较高,且建有一些考核、晋升、奖惩制度。但是,由于法官在刑、民案件决讼中采“自由心证”原则,凭个人主观臆断定案,且“官无悔判”,二审、再审仅徒具形式,冤假错案根本无法纠正。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同年101日长沙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正式成立。创立初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以军管会公布的法令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以及陆续颁布的单行法律为依据,彻底废除肉刑,实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不轻信口供的审判原则,建立了便民利民、方便群众、停止收诉讼费用等项制度。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布实施,从此确立基本上的三级两审及受同级人民政府监督的初级体制和上诉、复核、公开审判、陪审、巡回审判、调解、宣教等制度。194910月至1953年,长沙市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禁烟禁毒和建立新的婚姻制度等项社会改革运动,市人民法院依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审结一审刑、民事案26018件,其中审结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案2327(含长沙警备区军法处判决数);审结杀人、抢劫、强奸、贩毒、盗窃等普通刑事案和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案8092件;审结婚姻纠纷、财产权益纠纷等一审民事案15599件。

    1954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贯彻执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从主要配合群众运动逐渐向依照法律程序办案过渡。    1955年,市人民法院改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沙中院),各区建立区法院,自此,长沙地区建立了两级人民法院机构。两级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逐步建立健全了公开审判、人民陪审、辩护、合议、回避、上诉等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从1954年至1956年,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民案15787件,并按照法定程序审结一批二审、再审、申诉案件。1956年长沙两级法院试行民事案件征收诉讼费制度,至年底共收诉讼费335元,19597月起长沙两级法院停止收取诉讼费。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至1966年,全市两级法院从保卫国家建设和集体生产出发,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共审结一审刑、民案33765件,审结二审刑、民案1759件,并审结了一批复核、申诉、再审、减刑假释案件。同时,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赫令和中共中央政策,严肃认真地完成了长沙市在押犯的特赦工作,共特赦罪犯317名。1957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受倾思想的影响,两级法院审判工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司法人员坚持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受到批判,依法办案和改进工作的意见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的帽子,对1955年肃反斗争中审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被批判为“攻击肃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些受到错误批判的司法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1958年搞司法工作大跃进,又提出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元反革命”以及“小案不过天,大案不过三(),疑难重大案件不过十五天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助长了审判工作上的粗糙草率、虚报浮夸之风,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受到冲击,有的基层法院把管辖案件交给被告单位或公社、大队代审代判;有的基层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按政法片包干负责①,一竿子到底”以及“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错误作法。1959年上半年虽然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但下半年又错误地进行“反右倾”运动,将一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过不同意见和对司法工作“大跃进”表示反对和抵制以及对那些不坚持审判制度原则的领导提出了批评意见的干部按所谓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19617月以后,长沙两级法院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上级法院的指导下,一方面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以来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并进一步恢复和健全各项审判制度,强调办案要调查,判案要依法,使全市审判工作又走上依法办案的轨道。

        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先后在长沙地区视察。同年4月刘少奇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视察工作时亲自过问并纠正了一起“破坏耕牛”的错案。19572月天华大队一耕牛死亡,剖腹发现牛肺里有一根34寸长的铁丝,大队干部便认为是养牛户冯国全及其儿子故意破坏所致,冯及其儿子受到非法斗争,但冯坚持否认此事。刘少奇听了反映后也表示怀疑,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彻底查清此案,经过反复认真查证,查明天华大队耕牛死因,是牛吃进混有铁丝的饲料后,铁丝穿过胃壁进入肺部引起感染而死亡的(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月到一年之久),非饲养员所为,宣布对冯父子平反,恢复了名誉。刘少奇亲自指导处理的这起案件,对于帮助长沙地区法院恢复实事求是的审判作风,纠正失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刘少奇在长视察期间还指示“法院再搞起人民法庭”。长沙县人民法院在省、市人民法院的帮助指导下开始重建人民法庭,至同年64日共建立13个人民法庭,并将重建人民法庭的工作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市法院写了专题报告。715日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81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刘少奇的批示和长沙县人民法院的报告转发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学习。自1961年至1965年,全市两级法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依法办案,出现了“案件少,治安好”的局面。

        19665月至1976年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市法院在组织建设、审判工作、思想作风各方面都遭到严重破坏。196610月后,两级法院受到冲击,处于半瘫痪状态。19671月后,两级法院审判工作基本停顿,广大干警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同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管。19682月两级法院由革委会人保部(或人保组)和军管会(或军管小组)领导下的“审批组”所取代,直至197378月两级法院恢复。“文化大革命” 中,共审结一审刑、民事案10039件,其中反革命案1713件,普通刑事案4412件,民事案3914(1971年至1972年审结一审民事970件,1973年至1976年审结一审民事案2944)。其中1968年至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的一审刑事案达4325(1970年至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判决的2633)1973年两级法院恢复后,一些法定程序、制度开始恢复。1974年恢复民事二审,1975年恢复刑事二审。这一时期,由于法定的审判制度和程序被废弃,处理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一竿子到底的做法,许多案件还让发案单位的“群众专政组织”的成员参与办案,单凭他们报送的材料定罪判刑,这就给一些搞派性的人利用派性整人,搞逼供信提供了方便,凶此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

        19751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320(其中有将级29人,县团级291)197610月,经继续清理,又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14名。这些被宽大释放的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分别按照起义人员、投诚人员和一般人员发给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和湖南省公安局释放证。长沙中院与公安、统战、民政等有关部门共同协作,对宽大释放回长沙地区定居人员的生产、生活作了妥善安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人民司法审判制度日益健全。197812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重新建立。197912月恢复长沙市法律顾问处,从此恢复检察和律师辩护制度。1981年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成立,加强了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日常监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长沙地区两级人民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办理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1979年至1990年,长沙两级法院经过拨乱反正,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在党委的领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全面地开展各项审判工作,全市两级法院复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在1248件反革命案件中,改判纠正947件,占复查数的705%,在1480件普通刑事案件中,改判纠正269件,占复查数的18%。此外,还对1977年、1978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所判处的其它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共计复查各类刑事案件17352件,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妥善做好了平反人员的安置工作;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社会治安秩序,保卫四化建设,及时调处各类经济、民事纠纷,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市两级法院1980年至1990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民事、经济案87091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292502()1980年至1990年长沙中院审结二审刑、民、经案件6315件,审结减刑、假释案7505件;同时长沙中院还依法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长沙的骨干分子5人;198510月至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执行庭执行各类案件3601件;1987年至1990年底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行政案159件;仅1989年至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就审结刑、民、经再审案103 l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两级法院随着审判业务的拓宽,审判人员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思想和业务建设。人民法院内部设置了纪检、监察机构,专司对审判队伍的教育和审判纪律监督,严格执行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劳动人事部制定的《人民法院奖惩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八不准》,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法院干警守则(10)》等廉政纪律,使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法治轨道。

第一章  审判机构

    清承明制,长沙设府。决讼检奸决诉断狱”是府、县长官的主要职责。长沙府监狱设在现西区学院街师敬湾。按照“逐级审转复核”制,长沙府属第二审级。

第一节  审判厅法院

    清末,试行行政与司法分开、民事与刑事分审、检察与审判分立的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设立谳局。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设立湖南长沙府地方审判厅和长沙、善化县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内设民、刑两庭,编制为厅长1(从五品)、推事5(从六品)、典簿1(从七品)、主簿2(从八品)、录事4人,所官1人。长沙县初级审判厅设推事1(正七品)、录事2人,善化县初级审判厅设推事1人,录事1人。但地方、初级审判厅尚未完全建立,清王朝已被推翻。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府制,同年41日,长沙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长郡地方审判厅(属第二审级),厅址设藩后街。管辖地域包括长沙.浏阳、宁乡、湘潭、湘乡、湘阴、醴陵、.益阳、安化、攸县、茶陵等1l县。厅内置刑、民两庭,编制20人:计厅长兼刑庭庭长1人,民庭庭长1人,刑民庭推事各3人,见习推事2人,书记官8人,看守所长1人,另雇佣承发吏(负责传送文书及执行事项)、法警、庭厅等,不计编制之内。19124月设立长善初级审判厅,厅址在前清善化县衙内(今长沙县正街)。初期实行三级三审制,同年7月中央大理院组织就绪,改为四级三审制。为适用新制,在长善初级审判厅内设一特别法庭,特别法庭管辖的事务是:()41日开庭起至630日止,凡长善初级审判厅受理未结的案件,照定章不属初级管辖者,由特别法庭审理。()是年41日以前长沙、善化两县未结之案,民事在一个月以内,刑事不拘期限,均可向特别法庭请求受理,由该法庭按照受诉先后审理。如对该法庭判决不服的,仍由本人按照定章赴高等审判厅或长郡地方审判厅分别上诉。浏阳、宁乡等县初时则任命司法委员受理民、刑诉讼。191271日起一律改称司法官,其办公地称司法署。19136月,长善初级审判厅改为长沙县初级审判厅,12月又并人长郡地方审判厅,实行地初合厅。同年,浏阳、宁乡等县亦相继设立了初级审判厅。19144月,初级审判厅全都裁撤。同年5月改长郡地方审判厅为湖南长沙地方审判厅,并在长沙地方审判厅内置一简易庭,受理长沙县初级审判厅原管辖的初审案件。浏阳、宁乡等县初级审判厅被裁撤后,又恢复行政与司法混合制度,或设审检所,以县知事兼理司法,设帮审员协助审理案件;或设司法公署,县知事集检察、审判于一身,并设承审员、书记官负责具体审判事务。1920年长沙地方审判厅配置职官28人,并设立书记室,设书记长1人,承厅长之命分配监督书记官事务。“湘省自治”后。1922年长沙、浏阳等县又恢复初级审判厅,实行三级三审制。1923年岳州、衡州两地未成立地方审判厅前,长沙地方审判厅还受理两地的抗告案件。19256月岳州地方审判厅裁撤后。岳阳、平江、华容、临湘4县司法审判隶属长沙地方审判厅管辖,至此加上原管辖11县,长沙地方审判厅管辖地域达15县。同年又恢复四级三审制,长沙地方审判厅受理管辖地域的二审(包括控诉、抗告)刑、民案件和长沙县(含今长沙市区)范围内的属地方审判厅管辖的一审刑、民案件。同年全省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分为甲、乙、丙3种,甲种地方审判厅仅长沙1处,设厅长兼刑庭庭长1人、民庭庭长1人、推事1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5人。甲种初级审判厅亦只长沙县一处,设厅长1人、推事3人、监督书记官1人、书记官4人。1912年至1925年历任长沙地方审判厅厅长;李茇、王克家、章朝瑞’、周祖琛、邵箴、郭秀如、王凤雄、王锡周、张帮柄、萧翼鲲。

    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废除省宪,改革司法制度,撤销初级审判厅,仍保留地方审判厅。19272月改长沙地方审判厅为长沙县法院,隶属湖南省控诉法院。采两级两审终审制。院内置刑、民两庭,并配置检察官。院设行政委员会,管理院内行政事务,为审判的最高权力组织。行政委员会由民刑庭庭长、检察官、书记官组成,主任委员杨道源。浏阳、宁乡等县则改设司法委员会受理县法院管辖的案件,司法委员会公署设在县行政公署内,下设书记官、录事、承发吏、司法警察、检验吏(今法医)等。按照两级两审制的规定,乡镇法院、县法院为一级;省控诉法院、最高法院为一级。长沙县法院为省控诉法院的第一审,为乡镇法院的第二审终审机关;县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省控诉法院为二审,最高法院(分院)为三审终审。长沙县法院时辖地域仅长沙县。19282月改长沙县法院为湖南省长艺地方法院,隶属湖南高等法院,院址在长沙市藩后街。从193811月至19459月。16日,因日寇犯湘,长沙地方法院先后搬迁至长沙河西白箬铺社扶桥张氏宗祠、望城坡五里堆侧陈氏支祠、莲花桥的美桐乡小洞庙、宁乡县芳储乡狮顾寺、巷子口附近的黄宅等地办公。194610月至19473月,长沙地方法院在已毁的藩后街原址重建新宇。同时重建看守所一座,可收容人犯500名。

    1928年至19356月,长沙地方法院按四级三审制属第二审级,1929年其管辖地域达19(长沙、湘阴、岳阳、临湘、华容、平江、浏阳、醴陵、湘潭、湘乡、攸县、茶陵、衡山、衡阳、安仁、酃县、宁乡、益阳、安化)。其事务管辖是:受理省城外18县的轻微刑、民事上诉案件,同时受理长沙县(含长沙市区及现望城县)的一审刑、民事案件(轻微刑、民事案件则由地方法院简易庭独任审判,不服则上诉地院合议庭审理,两审而终);对地方法院判决的重大刑,民事案件不服,则上诉高等法院,三审而终。同年院内设刑事庭(合议庭1个、简易庭2)、民事庭(合议庭1个、简易庭2)、民事执行处及看守所。职官配置为:推事兼院长1人、庭长2人、推事6人、候补推事3人、学习推事1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11人、候补书记官7人、学习书记官2人,另配有录事、法警、执达员、庭丁、公丁等。19302月衡阳地方法院成立后,衡山、衡阳、安仁、酃县划归衡阳管辖,长沙地方法院地域管辖减至15县。1930年下半年,长沙地方法院增设民事审笋aj--庭和民事调解处,1933年连同检察处共有人员111人。浏阳、宁乡等县则由县长兼理司法,配置有承审员、书记员、录事、检验吏等。193571日起,实行三级三审制,以三审为原则,二审为例外,长沙地方法院已属初级法院,仅管辖长沙市、县(含今望城县)的一审刑、民事案件及非讼事件。1936年院内诉讼部门置刑事庭、民事庭、民事执行处、民事调解处、登记处;行政部门置书记室。下设文牍、民事、刑事、统计、会计等科;另置有看守所,含检察处共有人员88人;是年录事中有女性3人,为长沙地方法院有女职员之始。1946年增设公证处和公设辩护人。1947年设立法人登记处。19493月法院共有人员84(不含检察处人数),计院长、庭长、推事9人,学习推事13人,书记官长、书记官11人,录事16人,公证员2人,公设辩护人1人,执行员8人,看守所官、看守员等11人,其他会计、统计、人事管理员等14人。

        宁乡县于19369月,浏阳县于19371月先后成立司法处,至此县长不再兼理审判事务,但仍兼检察、军法审判之职。司法处设有主任审判官、审判官、主任书记官、书记官等。1947年宁乡成立地方法院,194812月浏阳也成立了地方法院。

附录一  特种刑事审判机构

       1912年长沙始设戒严司令部,下设有军政执法处,负责对奸党、强盗等特种刑事案件的审判。整个北洋军阀时期各军阀司令部驻长沙后,均设有军政执法处,有时还组织军法会审。此外各县知事(县长)均兼军法官,负责本县特种刑事案件的审判。1926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长沙,同年1223日省政府、省党部在长沙成立临时特别法庭,审理土豪劣绅案件。192714日在长沙正式成立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谢觉哉、吴鸿骞、冯天柱、戴述人、易礼容等为委员,下设有秘书1人、书记官2人、办事员1人、录事4人、公丁6人;同年16(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颁布,条例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由县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为第一审,省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为第二审。同年49日,长沙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同年411日,根据上述组织条例规定改组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由省政府2人、省党部2人,以及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省商民协会、省教职员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公推1人共5人组成。蒋介石背叛革命后,192814日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沙成立了湖南惩共特别法院,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同年9月撤销)。同年4月,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成立后,逐步以军法审判取代惩共法院的审判。19293月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改为湖南全省清乡司令部,内设执法处。19334月,湖南清乡司令部改称湖南保安司令部,次年改称保安处,内设执法处、军法室、看守所等,仍履行对共产党人军法审判之职。与此同时,设在长沙的扩大军法办公处、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等军警组织,均设有执法处,对共产党人及反抗国民政府的人民均有斩杀之权。抗日战争后,1947年湖南高等法院遴保王庆绥为湖南长沙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庭长(荐任一级),原长沙地方法院推事熊定华为审判官。194812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OII令,将合肥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改设为长沙高等特种刑事法庭,19491月从合肥迁移长沙筹备(后因长沙和平解放未能正式成立)

附录二  日伪长沙地方法院

    长沙沦陷后,19454月侵华日军开始筹备日伪长沙地方法院,同年71日正式成立,地址在长沙市稻谷仓,共配置各类人员54名,院长王旦初,1945824日王在日伪复兴部领取筹备款一千万元畏罪潜逃(1946530日经湖北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庭以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罪判处王有期徒刑8年,剥夺公权8)

第二节人民法院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827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派易锚、廖真、刘国勇、吕绍五、王哲、王凯、韩吕等7人接管长沙地方法院。912日启印并受理案件。101日在藩后街原地方法院旧址悬挂院牌,张贴布告视事,正式成立长沙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易锚任院长。内置刑事庭、民事庭、秘书室,并附设看守所。秘书室管理行政、人事等,下设问事代书处。诉讼部分由院长、庭长、审判员和书记员组成,并配置问事代书员、检验员、执行员、人民司法警察等。至同年1022日,共有工作人员80人,来自老解放区的12(干部11、工人1)人、新录用的21(干部8、工人13)人;留用旧政权司法人员47(干部24、工人23)人。1950510日,长沙县人民法院成立。市法院仅管辖长沙市内东、南、西、北4区及市郊岳麓、金盆、会春、文艺4区的刑、民诉讼事宜。同年下半年,相继增设总务科、宣教执调处,并将执行组、宣教组、调解督导组、问事代书组及诉讼收发与分案划归宣教执调处领导。1951220日市法院将看守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管理。同年1020日设立公证室。1952年因院宇破败,市政府财政拨款6万元新建两层办公楼一栋(包括审判庭)。至同年920日止。市法院有职工94名,其中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司法人员33名。年底撤销宣教执调处,将秘书室改为司法行政科,负责干部管理、教育、培训、福利、学习以及司法行政事务,下设法警班、干部室、文书股、总务股。1954年增设法院办公室和婚姻案件审判庭。办公室负责组织全院会议、研究政策、总结工作、综合情况等工作。婚姻案件审判庭负责有关婚姻家庭的刑、民案件审判。同年9月在城内4区重点试建了地区固定人民陪审员制度。

    1949年至1954年,按照当时实行的三级三审(一般二审为终结,但特别情况以三审或一审为终结)制规定,市法院属第一审级,受湖南省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同时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管辖第一审刑、民事案件,调解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刑、民执行事项,公证及其他法令所规定的非讼事件。其内部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般刑、民事案件采独任制,重大或疑难案件采合议制。公开就地审判时还请有关单位或群众团体派员参加陪审。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庭长及审判员组成,院长任主任委员;讨论案件时采用民主集中制,并邀请检察署负责人及参加审判案件有关的人员列席会议。

19556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市法院改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沙中院),属第二审级,院址未变。当日长沙市城东区、城西区、城南区、城北区4个基层人民法院正式宣告成立。4个区法院每院配置工作人员1216人。同年56日依照1954年《宪法》规定先后选出人民陪审员228人。195610月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定长沙市人民陪审员名额为407(计省高院30名,长沙中院18名、市内四区359),并实行人民陪审员轮流到法院值班陪审制度。19578月长沙中院为方便郊区人民群众诉讼。设立了东郊、西郊两个法庭,行政上分别由城东、城西两个人民法院领导。19591月,长沙县、望城县法院合并为长沙县人民法院,共配置工作人员26名,其审判工作受长沙中院监督。同年长沙县法院7个人民法庭;长沙市东郊、西郊人民法庭随之撤销。19595月长沙中院院址由藩后街迁至韭菜园(今中共长沙市东区委员会所在地)19608月成立岳麓区人民法院。19611月,长沙中院再次搬迁至浏正街(今长沙市东区人民武装部所在地)办公。同年4月,长沙县法院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长沙后所作的“法院再搞起人民法庭”的指示,至年底先后共建立了15个人民法庭,配备了25名干部。19621月又成立长沙市郊区人民法庭,同年6月,长沙市郊区人民法庭与岳麓区人民法院合并,正式成立长沙市郊区人民法院,编制为12人。至19665月止,长沙县及长沙郊区农村建立17个人民法庭,每庭配备干部2人,部分法庭庭长由相当于农村副区级的审判员担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法院受到冲击,处于瘫痪状况。19679月长沙中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47军实行军事管制。19682月长沙中院审判工作,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长沙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领导下的审批组担任。197378月,长沙地区两级法院相继恢复,同时郊区分别设立长沙市郊区人民法院和岳麓区人民法院,长沙县亦恢复了16个人民法庭,每庭配备干部1名。19754口,城西区、岳麓区人民法院合并,称为长沙市城西区人民法院。197712月原长沙县析为长沙县与望城县后,两县各设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仍受长沙中院监督。19817月,长沙中院从五一路中共长沙市委大楼搬至尚德街(今长沙市司法局所在地)办公。1983年浏阳县、宁乡县划归长沙市管辖,同年8月起两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长沙中院指导与监督。截至19866月止,全市41郊建立49个农村人民法庭,有法庭干部127人,每庭平均2.7人。其中2人庭占51%,3人庭占42.3%,4人庭2个。1987年起,开始试建城市街道人民法庭,到19894月,市内4区共建立了17个街道人民法庭。同年68月,又相继建立东、南、西、北、郊5个区的房产土地人民法庭和长沙中譬房产土地合议庭,专门审理房产、土地纠纷、征用拆迁纠纷、建筑工程纠纷以及国土征用和拆迁的执行案件,长沙率先于全国省会城市全面成立房产土地专业法庭。至1989年底止,全市共建立各类人民法庭75个,其中农村人民法庭52个,城市街道人民法庭17个,城市房产土地法庭5个,企业法庭1个。75个法庭共配备干部267人,同年12月长沙中院从尚德街迁移到长沙市曙光中路50号新院宇办公。

    长沙中院成立后,根据法律、法令规定,负责第一审刑、民案件;当事人或公诉机关对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处或裁定不服提起上诉或抗诉的二审案件以及按审判监督程序依法提起的再审案件;在押已决罪犯的减刑案件(进行书面独任审理);以及公证、信访接待、执行事项等。其内部机构置民、刑两庭和办公室、司法行政科。内部审判组织为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长沙中院的审判以合议庭为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修改后的新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1981年起,长沙两级法院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向它负责并报告工作,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审判员及审判委员会委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在院长主持下实行民主集中制。至1990年底,长沙中院辖区县9个人民法院,75个人民法庭。其中东区5个、南区5个、西区6个、北区5个、郊区10个、长沙县9个、望城县8个、浏阳县13个、宁乡县14个。区、县人民法院执掌法律、法令规定的一审刑、民、经济、行政案件和执行事项;受理法律规定的二审刑、民、经济、行政案件;受理刑、民、经济、行政再审案件以及长沙地区在押劳改犯人的减刑案件;受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以及指导人民法庭和其他司法行政事务。长沙中院内部机构设置由1979年前的两庭一室一处增加为刑一、刑二、民事、经济、行政、告申、执行等7个庭,4个室(办公室、法律政策研究室、法医室、纪检监察室)l(政治处)1(司法行政科)1(法庭指导组)16个单位。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有工作人员881人。为1978137人的64(1978年不含宁乡、浏阳数),其中长沙中院1990年实有工作人员161人,为197841人的39倍。1990年长沙中院干警中已有大专以上文化的94(其中研究生、本科生24),占干警总数151(不含工人数)62%强。

        1987年至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加强对干警的防腐拒变教育,严格奖惩制度。先后有15人荣立二等功,58人记三等功。东区法院民事庭庭长袁淑纯()被评为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2k”红旗手。1989年长沙中院被评为全国法院系统的先进集体。颜树柏等8人荣立三等功。1990年仅全市民事、经济、法庭干警拒收礼物就达1112人次,折合人民币54937元。年底长沙中院刑一庭被省高级人民法院记集体二等功。是年全市法院系统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2起,有6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被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  刑事审判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凡因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始将刑事与民事分开。1912年长郡地方审判厅及长善初级审判厅设立了刑事审判庭,负责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特种刑事案件”则由军政执法处各种军法审判组织和知县兼军法官审判。19273月,武汉国民政府颁布新法制施行条例,一度废止普通百姓由军法审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把刑事案件分为普通刑事案件和特种刑事案件。据此长沙地方法院只审理普通刑事案件,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所谓特种刑事案件,则由特种刑事法院(或法庭)及各种军法审判组织审判。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均兼军法审判之职。所有军法审判均秘密进行,不准辩护、上诉,甚至不经审判,由驻军司令官核准就地正法。普通刑事案件审判虽实行四级三审制或三级三审制,但往往徒具形式。简易案件由同一法院简易庭独任裁判,不服仍上诉者只在同一法院合议庭终审判决。其他刑事案件虽三审而终,但第三审最高法院只就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审查,法律虽对上诉有再审之规定,但以“官无悔判”为原则,往往驳回了事。同时,一件案子从一审判决到三审终结一般要拖34年之久。有的被告终审判决未下,人已病死狱中。

        1949101日,长沙市人民法院成立,刑事案件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19566月后,长沙地区的一切刑事案件,均由长沙地区两级法院审判。基层法院刑庭受理法律规定由它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和刑事再审案件,中级法院刑庭受理法律规定由它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和二审、再审(含处理申诉和复查)刑事案件以及减刑、假释。不论一审、二审、再审,均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禁止肉刑的原则。强调办案要调查,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证据、VI供均须经过查证或当庭质证。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加强,刑事审判进入了一个严格依法办案的新阶段。

第一节  建国前的刑事审判

     一、特种刑事案件审判

     清咸丰三年(1853),清廷为镇压各地反清起义群众,准许各地方衙门对“盗贼”先斩后奏。长沙府、县衙门依此将反清起义造反引入“寻常强盗”、饥民反暴等案件,施行就地正法,先斩后奏。光绪二十八年(1902)浏阳县农民为争取生存权利,数百人于衙门请愿,要求制止米价飞涨,遭清兵镇压,农民怒砸县衙公堂。浏阳知县竞以“匪徒”罪名,对为首者就地正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二十一日,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在长沙被捕,经长沙谳局委员刘卒铖审讯后,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靖州被杀害。宣统二年(1910),长沙米价飞涨,长沙市南门外以挑桶卖水谋生的黄贵荪,因无钱买米,其妻投水自尽,黄绝望,抱着两个孩子也跳入湘江自杀,激起长沙市民的愤慨,数千人上街游行,爆发了有名的“抢米风潮”。湖南巡抚及长沙知府派兵镇压,更激起民众愤怒反抗,游行民众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及洋行、趸船栈房、教堂等(有的被捣毁)。造反被镇压后,湖南代理巡抚庄赓良命令长沙知府和长沙、善化知县依照《湖南省奏定章程》,将被捕的造反群众斩决枭首,就地正法。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特种刑事案件由各种军法审判机关及县知事兼理军法官审判。1914年中国国民党党员黄盂养因参与反对袁世凯独裁,驱逐湖南查办使汤芗铭运动,被控为“乱党”,湖南省政府军法课长华世羲对黄施以“铁烙”等酷刑,致黄惨死。1917224日,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军法司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闽,核准以“内乱罪”处革命党人颜天舆死刑。1919612日。湖南都督张敬尧发出查辑通令,残酷镇压长沙工人、学生运动领导人。1920年张再次发布《严惩妨害秩序之首令》,命令司法审判机关以“公然煽动罪”、“同盟罢工请愿罪”,对被捕工人、学生进行镇压。1923年湖南护宪军总指挥赵恒惕致电各县知事:“一律兼任本指挥部军法官。凡遇拿获真实匪盗,准其先行处决。随即案情陈报”。

    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后,省政府、省党部在长沙联合成立临时特别法庭,同年1113日审判宁乡团防首领大恶霸豪绅杨致泽,处以死刑(在长沙枪决)1927年先后成立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和长沙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随后相继判处杀害黄爱、庞人铨烈士的主要凶手李佑文(原赵恒惕政府的军务司长)和接受贿赂而盗租长沙大金码头给日本人的把头李清文、朱多畴以及破坏工农革命运动的长沙大劣绅叶德辉、余浩庆等人死刑。

        1927521日长沙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抓获的共产党人除由军警就地正法外,均被长沙县公署或长沙公安局秘密杀害。19281月长,4肌业--'-湖南惩共特别法院,专司对共产党人的审判镇压。1928年上半年被惩共法院审判杀害的著名共产党人有郭亮、盛发士、谭汉镇、刘光太、邓荣华等。19284月,湖南清乡督办署在长沙成立,从此逐步以军法审判取代惩共法院的审判。据1929年《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载:自19285月至11月,由清乡督办署直接判处死刑者78人,核准各区指挥部判处死刑者713人,核准各县判处死刑者923人,共计1714人。19293月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改为湖南全省清乡司令部,内设执法处。清乡司令部集军事镇压与军法审判双重职权,先后颁布《湖南惩治共产党徒暂行条例》、《湖南审理盗匪共产党案件暂行办法》、《湖南各县没收“共匪”财产办法》第12个条例、办法、章程。仅据192941日至1031日的统计,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在长沙共判处共产党员案件238起,其中处死者57人。共计复核各地上报共产党案件1229起。其中核准死刑就达642(其中部分是先行击毙,再上报备案的)。其下属挨户团、守备队和常备队均有先行斩杀权。共产党人杨开慧、彭公达、陈昌、姜梦周等均被军法审判后杀害于长沙。1929年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剿匪区域审判盗匪暂行条例》,把共产党人列入“盗匪”之列,并规定剿共司令有核准执行死刑权。除清乡司令部外,各军警机关和县政府均有军法审判权。据《湖南省政治年鉴》长沙公安局1930年下期业务概况记载:812月,长沙公安局共侦获共产党人案70起,呈解扩大军法办公处者54名,已处死26名;呈解清乡司令部者14名,已处死2名;呈解长沙警备司令部者2名,已处死1名;奉令由长沙公安局处死者7名;移送长沙、浏阳等县政府讯办者11名。193087日至14日,长沙公安局还缉捕红军攻占长沙期间分了官僚、地主浮财的无辜群众100余名,由长沙公安局承办的60余名,奉令处死的4名,呈解扩大军法处10名,处死者5名。又据1931年《湖南省政治年鉴清乡剿匪大事记》载:自民国十九年(1930)8月至今,湖南全省清乡司令部直接处决共产党重要领导骨干300余人;核准各县政府及各部队、各机关呈请处决的共产党重要骨干900余人。至于未经审理先斩后奏或在战斗中被杀者更是无法统计。长沙县旧清泰都铲共义勇队队长梁镇球就杀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300余人。1933724日,省保安司令部训令各县保安团队:“对于‘匪共’案件,除情形紧急或临场拒捕得随时处决外,其余捕获‘匪犯’,须一律移送当地县政府或呈部讯办。”各县团队往往以‰隋形紧急”、“临场拒捕” 为由,将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直接杀害后再呈报备案。193412月湖南保安司令部改保安处后,内设有执法处、军法室、看守所等,仍履行军法审判职务。据1935年湖南保安处承办审理复核案件统计表载:共复核“盗匪”案160件。计判处死刑83名,紧急处决29名,当场枪毙35名,处其他刑罚13名。其中长沙县政府呈报的5名。另由保安处执法处直接审判的32名。此后长沙地区对特种刑事案件,一直采用军法审判或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抗日战争时期,对汉奸、烟毒、贪污等犯罪的军法审判还是符合民意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勘战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戒严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长沙地区军、警、特务机关更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镇压。对于非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案件(包括人民群众反对内战,抗征粮、抗征税、抗征兵案件)由长沙地方法院受理。1946年至1948年,长沙地方法院共审结特种刑事案件633(1946129件,1947247件,1948257),其中以盗匪、贪污案件最多。

    二、普通刑事案件审判

    清代,刑事审判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度,除“奏告机密”的重案可以越诉外,普通刑事案件概以被害人向州、县衙门控告,由州、县正印官知县、知州审理,执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审理不公开,仅命原被告及证人等到庭听审。长沙府主要复审浏阳、宁乡、长沙、善化等县移转拟判徒刑以上的案件(州、县对笞杖罪有定案权,府对徒罪虽有定案权,但须经按察使司申报督抚批结后才能宣判),并监督下级裁判机关。但同知、游击以下官吏案件,由府直接审理。庶民告状,手续繁杂,费用昂贵。所以一般刑事案件庶民极少告官,多由地方保正、族长等调解处理或施以私刑惩办。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府所属长沙、善化、浏阳、宁乡报刑部重大刑事案件共计70(),其中长沙县16件,善化县11件、浏阳县28件、宁乡县15件。从案由看,因婚姻家庭引起的杀人、伤害案26件,占371%;强盗杀人、伤害案19件,占271%;因土地、债务引起的杀人、伤害案15件,占214%;其他10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府共计审结案犯80名。计斩立决4名,绞监侯39名,军刑3名,流刑7名,徒刑17名,杖刑6(按变法后的新刑律,以折工、罚金代替),笞刑1(按新刑律以罚金代替),另畏罪自尽1名,在逃1名,免议1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郡地方审判厅和长善初级审判厅仍沿用清末的四级三审制。初级管辖案件由初级审判厅审判,地方管辖案件由地方审判厅审判。据长郡地方审判厅191278月份统计: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086人,其中同级检察厅起诉的13件,自诉的37件。判决依据的法律仍是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1914年初级审判厅被裁撤后,浏阳、宁乡等县的刑事案件,不论初级或地方管辖案件均由县兼理司法法院审判,如对一审裁决不服,轻微刑事案件上诉至长沙地方审判厅,重大案件上诉至高等审判厅。对决定、命令不服的抗告案件亦上诉长沙地方审判厅。对地方厅内简易庭裁决不服,仍上诉长沙地方审判厅合议庭,此为同一法院的“两审终审制”。1915年长沙地方审判厅共受理浏阳、宁乡等县不服抗告案13件,审结1l件,未结2件。1916年长沙地方审判厅共受理一审刑事案1414件,审结1238件,未结176件。判处人犯1550人,其中女犯192人,年龄20岁以下的84人,20岁至60岁的1381人,60岁以上的85人。1550人犯中无职业的551人,占355%;无资产和赤贫者1478人,占954%;文盲1179人,占758%。同年受理上诉案91件,终结58件,其中撤销原判24件,驳回上诉31件,撤销上诉3件。1918(7月数据)长沙地方审判厅受理一审刑事案2763件,审结1340件,结案率485%。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长沙地方审判厅为长沙地方法院,因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共产党人,普通刑事诉讼案不多。1929年长沙地方法院总计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39件,计一审公诉285件,自诉41件,二审114件,再审3件,附带民事96件,共计审结457件。1934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达到1199件,计:公诉915件,自诉50件,二审211件,抗告15件,再审8件。公诉915件中,科刑的562人,宣告无罪的27人,免诉4人,不受理42人,命令处刑的280(按当时案件统计折算,命令处刑案8件抵一件判决);从罪名看,鸦片罪418件占第一位,盗窃罪109件占第二位。自诉50件中,科刑的9件、驳回22件、撤回4件、判决不受理7件、宣告无罪的8件。同年受二审刑事案228件中,浏阳、宁乡县政府判决的149件,地方法院简易庭判决的初审案件79l审结211件中,撤销原判决52件,驳回上诉128件,撤回上诉21件,其他10件。同年受理抗告案17件中,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决的2件,浏阳、宁乡等县政府裁决的15件;审结15件中,撤销原判决3件,驳回12件。同年受理再审10件中,地方法院判决的5件,浏阳、宁乡等县政府判决的5件;审结8件,全部驳回。193571日起,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实行三级三审制(简易刑事案件二审而终)1936年长沙地方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1437件,审结1424件,未结13件。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地方法院因受战争影响,搬迁频繁,人员经费严重不足,受理刑事案件时断时续。1940年至1943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821件,其中一审1961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765件,其他事件2093件,再审2件。终结5708件,其中一审1866件,附带民事1747(大多对刑事作出草率判决,再移送民庭解决赔偿问题,重新交诉讼费)再审2件,其他事件2093件。1946年后。国民政府全面发动内战,抓丁派捐,搜刮民脂民膏;地方豪绅巧取豪夺,盗贼四起,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刑事案件猛增。1946年至1948年长沙地方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9511件,审结9186件。案件中以盗窃案件占首位。1946年科刑的570件中,盗窃案164件,占287%;1947年科刑的1327件中,盗窃案345件,占26%;1948年已结的1653件一审案件中,盗窃案495件,占299%。

附录黄德安贪污案

    黄德安,曾任湖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秘书及省参议员等职。19479月经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和省民政厅厅长周斓的保荐被任命为省田粮处处长。黄任职期间,仅194867月间就伙同部属利用公款放息贪污国币620亿元,独吞军粮运费104亿元,印刷赋卷勾结奸商贪污70亿元,按当时的金价折算,共计贪污黄金一千两。此外黄还陆续谎报船工口粮米2l万余斤,伙同田粮处长沙交拨所所长任某某、业务股长杨某等侵吞赋谷37千石。连前任及黄贪污所造成的缺欠共计稻谷87万余石。黄用贪污巨款,大肆贿赂官僚豪绅。他为了向新任粮食部长献媚,单买湘绣送礼一次就花了1..5亿元。向省长王东原及省府其他官僚豪绅行贿达86亿多元。还向长沙市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行贿达10亿元。19489月王东原去职,新任省长程潜主湘,黄案才得以揭发。被告黄德安及其同案犯陈幼鸣等被关押后,仍指使其同伙多方活动,负隅顽抗,或转移毁灭罪证,或向办案官员送礼行贿;或恐吓威胁办案人员,黄等6名被告仅付律师费就达7000银元,折合稻谷40万斤。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长沙地方法院于19481229日对黄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黄德安共同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 又共同侵吞公有财产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执行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被告陈幼鸣、王彦、鲁俊星分别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6年。被告刘汉云、易剑秋宣告无罪。毒手!后。被告黄德安等不服,又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贪污属特种刑事案件,无上诉权,但可申请复判一次,申请复判期间,被告还是未决犯)。结果复判朱下,长沙已和平解放。

 

第二节   建国后的刑事审判

         一、反革命案件审判

        19499月至195010月,按照《湖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民刑案件暂行办法》规定,长沙市的反革命案件由湖南省人民法院审判,打击的重点是潜伏并进行暗杀、组织反革命武装破坏的匪特分子。195011月,长沙市人民法院经省人民法院批准正式审判反革命案件。从195011月至1954年底止,全市共审结各类反革命案件2509件。其中由公安机关侦讯终结送交长沙警备区军法处判处的1715件,占684%;市郊土改人民法庭判处154件,占6.1%;市法院判决640件,占25.5%。这一时期,审判工作主要是围绕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的,大体分为3个阶段。

        195011月至195110月,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和“杀、关、管、放”的原则,对公开活动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等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1951年全年受理反革命案1458件,其中公安局受理1244件,站854%;市效土改人民法庭受理154件,市法院仅受理60件。市法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是行业封建把头恶霸以及土匪案件。据市法院统计,在第一阶段判决的恶霸、土匪案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6%。审结案件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占12%;判处有期徒刑、管制的占55%;教育释放的占31%。195012月,长沙市善新码头恶霸头人王岳安等纠集码头封建势力,破坏工会选举,组织暴乱,持械到碧湾码头械斗,打伤49人,并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人民警察的枪支。市法院依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及时判处首要分子王岳安、尹生代、曾元顺等3犯死刑,其他主要成员分别判处810年有期徒刑,一般参加者不予追究。

    195111月至195211月,着重打击隐藏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严惩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其主要任务由公安机关担任,审判亦以军法审判为主。市法院主要是受理单纯没收反革命财产案件和少量其他反革命案件。1952年共审结反革命案件457件,其中军法处判决的247件,市法院判决的210件中单纯没收反革命财产案件达177件,占法院全年判决反革命案件的84.3%。

        195212月至19538月,这一阶段以取缔反动会道门为中心,打击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当时长沙市的反动会道门主要有“一贯道”、“三期普渡”、“宗教哲学研究社”、“白莲教”、“归根社”、“同善社”、“紫霞教”等组织,其中“一贯道”在全市就有332支,拥有道徒数千人。为了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从195212月下旬起,市法院配合公安、检察部门采取集中审判和公开审判等形式,先后召开集中宣判大会lO余次,判处反动道首110名,处决罪大恶极者6名。处理的原则是:对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拒不悔改的会道门头子依法严惩;对一般罪恶不大的中、小道首,只要诚心悔改彻底坦白,则从宽处理;对广大受骗群众,号召他们自觉积极退道,一概不予追究。同时严格区分封建迷信活动与反动会道门活动的界限,正当宗教活动与反动会道门活动的界线。职业道首徐岗泰,1946年来长沙后分别在长沙、岳阳、常德等地设立“佛坛”24处,发展道徒9000余人,骗取黄金40余两,银元千余元,解放后继续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市法院于1953年依法判处其死刑。与此同时,市法院还协同军法处惩处一批特务、问谍等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盛云鹏,解放前曾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刑警队组长、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组副组长等。1949年上半年他带领特务抓捕进步人士倪某、马某等5人,并与稽查处长毛健钧、侦防组长胡公武指挥特务分子刺探湖南大学等学生游行、罢课等情报;同年619日深夜密捕进步学生高继清,当晚活埋于南门外苏家公山,还在艺芳女校逮捕学联代表多人。长沙解放时盛化名潜逃贵阳,19534月在贵阳市被捕押回长沙,同年1117日市法院判处其死刑。1953年共计审结反革命案443件,其中军法处判决的148件,法院判决的295(内单纯没收财产案70)

     1954年受理反革命案件大为减少,全市共受理149件,其中市法院受理73(内单纯起诉没收财产的46),军法处收案亦下降到76件。法院受理的27件判刑案件中,历史反革命案7件,占25.9%;现行反革命案20件,占74%。全市判处反革命犯32(内有上年存案)中,处无期徒刑1人,5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19人,约占59.4%。1954年后,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全部由市法院担任,军法处随之撤销。

         1955年至1956年,长沙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反革命案557件。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初,长沙市的残余反革命势力重新抬头,从海外派遣的敌特分子和内地隐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从19559月起,长沙市又一次全面开展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又称二次镇反运动)。这次运动的特点是社会镇反与内部肃反同时展开,相互结合。运动中全市法院根据“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派遣的特务分子以及有重大罪恶、民愤极大的漏网反革命分子依法予以严惩。直至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对于真诚悔过自首,检举立功的反革命分子则从宽处理,直至免予刑事处分。经过1955年打击之后,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阶级斗争逐步趋向缓和。1956年新收当年发生的反革命案只有6件,其余均是上年逮捕当年向法院起诉和内部肃反中揭发出来的暗藏反革命分子。鉴于这种情况,全市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和农业发展纲要第45条规定精神,对历史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政策,选择坦白交待好的典型从宽予以处理,对内部肃反案件,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反革命案422(中院审结409),计判决295(内部肃反案47),终止41件,退回公安、检察补充侦查85件,移送其他法院1件。判决295377人中,从宽判处管制、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的67人,占17.7%,促进了敌人内部迅速分化瓦解。据公安局统计,1956年全市就有174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有的还交出了武器弹药。

    1957年至1961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反革命案2196件,其中1958年审结999件,占这一时期审结反革命案总数的45.4%。1957年长沙中院开始受理二审反革命上诉案(当时区法院只受理反革命管制案件),至1961年共审结二审反革命案33件,其中1958年审结17件,计维持原判8件,改变原判9件。同时,自1960年起区、县法院受理的反革命案件,在开庭审判之前均送长沙中院复核。1961年至1962年共受理区、县院报送复核的反革命案23件,审结18(维持原意见的10件,改变原意见的8)

        1958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打击残余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残余反革命破坏活动又嚣张起来的情况,全市法院配合公安检察部门,再一次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按照“杀人要少,少捕多管,大改造”的方针,1958年全市共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反革命931名人犯中,判处缓刑、管制及单科剥夺政治权利的572人,占614%。1959年受理的反革命案件比1958年下降74%,对敌斗争又趋向缓和,主要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着重从宽,不仅杀人、捕人少,管制也比过去少(后来称为三少”政策)1960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外敌对势力乘机反华,长沙地区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活动又一度有所抬头。鉴于这种情况,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采取了“紧一些”的政策和“狠、准、稳、细”的方针,全市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反革命人犯238名,其中,免予刑事处分5名,给予刑事处分的233名,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13名,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173名,判管制的47名。1961年反革命案件继续减少。

    1962年至1965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反革命案299件。长沙中院审结二审反革命案5(维持原判2件,改判2件,终止1);复核区()报送的反革命案4(维持原意见3件,改变原意见1)

        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又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少数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与境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其突出特点是新生反革命分子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增多。1962年元月至19638月,全市两级法院共计判处的40件新生反革命案件中,反革命组织(或集团)案就占17件,73名新生反革命分子中,18岁到35岁的60人,占822%。以李学原为首的中国民联党”反革命组织在长沙市发展成员29名,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16名。当台湾当局派遣武装特务窜犯东南沿海地区时,这伙反革命分子便在湖南、江西等地成立了“支援光复委员会”,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面对敌我斗争严峻形势,全市两级法院依法判处了一批刺探情报、进行“心里战”的派遣特务、潜伏特务以及阴谋与敌特勾结,组“党”组“军”,张贴反动标语和传单,制造和散布反革命谣言的反革命分子。同时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划清反革命造谣煽动与一般传谣,反革命言论与一般不满言论、过激言词,反革命集团与落后集团的界限。1964年至1965年全市法院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依地办案,判决的反革命案件进一步减少,1964年共计审结反革命案88件,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人犯114名;1965年判决反革命案48件,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反革命人犯55名,无一判处死刑。

    1966年至1976年全市共审结各类反革命案1811件。据1972年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和长沙市人民保卫部领导下的审批组统计:1968年至1972年共计叛处反革命案1086(不含区、县数),其中历史反革命案96件,反革命集团案73件,特务间谍案4件,通敌判国案34件,反革命杀人案34件,反革命纵火案1件,反动标语案21件,恶语攻击567(占判处反革命案总数的52%强)其他256件。这一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一伙践踏民主法制,干扰司法,长沙市错误地执行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处理案件实行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一竿子到底的做法,错误地审判了一大批敢于坚持正义的有识之士,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这些错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1973年两级法院恢复后,原来的审判制度程序开始恢复,判处的反革命案件明显减少,但由于长沙两级法院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完全肃清,故错判案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错判一批反革命案件。1975年恢复上诉制度后,1975年至1976年,长沙中院审结二审反革命案件3件,同时恢复对区、县法院判处反革命案的复核制度。

    1977年至1978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判处反革命案6571人,其中宣判无罪和免予刑事处分的17人,给予刑事处分的54人,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38人,管制的13人。由于的思想尚未清除,轻罪重判和冤错案件仍有发生。两年中长沙中院审结二审反革命上诉案件5件。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7个法律相继颁布,同年仅判处反革命案1316人。198011日起刑法和刑诉法正式施行,从此依据刑法定罪量刑.以公开审判为重心,全面贯彻执行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同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反革命案因追诉期已过,不再追究。反革命案一律由长沙中院一审,从此基层法院不再审判反革命案件。1980年至1990年全市共审结反革命案71102人。其中1980年至1984年审结的5367人;1986年至1988年仅审结11人;1989年至1990年审结1734人。1982年,为彻底粉譬江青反革命帮派势力,按照中共中央统一布置,依照法律程序,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湖南长沙的帮派骨干分子唐忠富(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胡勇(原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叶卫东(原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厚(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雷治忠(原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认定5犯均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唐忠富、雷治忠还犯有反革命伤害罪;胡勇、叶卫东犯有反革命杀人、伤害罪),分别判处唐忠富有期徒刑10年,胡勇有期徒刑15年,叶卫东有期徒刑13年,唐、胡、叶3犯均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厚有期徒刑8年,雷治忠有期徒刑7年,张、雷均附加剥夺政治权利2年。

    二、普通刑事案件审判

    19495月至1953年,市法院对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主要是围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配合“三反”、“五反”以及禁烟禁毒等运动进行的,共审结各类一审普通刑事案8092件。

        19499月至1951年,共受理普通刑事一审案4905件,其中盗窃、诈骗案978件,占199%;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奸商破坏货币、偷税抗税、买空卖空、斟换掺假、签订虚假合同、盗诈国家财产等破坏经济建设案549件,占112%;婚姻家庭犯罪案459件,占94%;贪污案286件;占54%;杀人、强盗(即抢劫)154件,占3%;烟毒案172件,占35%。这一时期,市法院从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出发,鉴于案多办案人少的情况,在案件审结方式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对自诉轻微刑事案件,采取调解结案的方式,1949年调解处理60件,占当年审结的一审普刑案件的216%;对烟毒、贪污等案件采取集体审讯的方式,针对19507月至9月烟毒案件猛增的情况(7月受理7件,8月增至15件,9月平均每天受理1),于同年924日举行一次烟毒案件的集体审讯,共计审讯烟犯54人,宣判41(人因案情未查清没有宣判),占全年审结烟毒案169件的13%;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采取就地公开审判方式。1950126日,为配合打击不法资本家偷税抗税活动,公审欧亚烟厂抗税案,对经理、厂长,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1年,对营业部负责人判处徒刑1年,宣告缓刑2年,并处该厂罚金2万元,追缴全部税款及滞纳金。审判后对工商户震动很大,其他拖欠税款的工商户纷纷自动交清税款。1951年下半年为配合“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市法院组织两次大型公审大会,对虐待、残杀妇女犯萧作良依法判处死刑。

        解放初期,长沙市经济领域的犯罪案件主要是一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奸商破坏经济建设案件以及少数干部与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奸商同流合污进行贪污、受贿犯罪的案件。1950年受理破坏经济建设案件216件,1951年增至314件。为打击不法资本家、投机奸商的违法犯罪活动和惩治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长沙市于195111月至19527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于195242日成立长沙市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法庭。两个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精神,严格执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以及“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等政策,审结一批“三反”、“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干部贪污、受贿和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案件。195258日,由湖南省、长沙市级机关临时法庭公开审判16名贪污犯罪分子。计:从宽免予刑事处分的7名;判处劳役或机关管制的6名;判处110年有期徒刑的6名;处无期徒刑的1名。嗣后,长沙市“三反”人民法庭又相继判处26名贪污分子。同年525日长沙市五反人民法庭召开宣判大会,对原万福织染厂经理袁13名违法工商户分别予以从宽处理。除追缴其盗窃所得及偷漏税款,并酌情处以罚金外,均免予刑事处分。其行贿部分,凡能坦白者,也只给予警告处分。同年84日,五反人民法庭公开宣判17户完全违法户的判决,其中11人判处短期徒刑,宣告缓刑;6人判处短期徒刑收监劳动改造。1952年市法院共审结贪污受贿案129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及侵害国家财产案215件。同年8月,长沙市禁烟禁毒运动全面铺开,市法院先后召开宣判大会12次,处理贩运、制造烟毒犯201名,缴获鸦片504两,烟炮、烟丸28两。吗啡、砒子72两,制毒工具42件,吸毒用具160件。根据教育挽救多数,打击惩办少数”的原则,对其中4名罪大恶极者依法判处死刑,其他分别处以有期徒刑、管制或取保释放。特大烟毒犯李蔚森,自1933年起开鸦片馆,1946年又招募股东,收买爪牙。私备枪支,购置汽车两部,大肆贩运毒品,共贩烟毒138千多两。解放后仍不悔改,以行商为掩护,在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市以及湖南常德等地设立烟毒销售店,先后贩毒18次,计鸦片3546两,吗啡近万两,对人民危害极大,被依法处决。通过这次运动,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烟毒祸害。

     经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之后,市法院普通刑事案件收案数有所下降。1953年收杀人案39件,比1952年减少7件;1953年未收强盗(抢劫)案;1953年收破坏经济建设案151件,比1952年减少81件;1953年收贪污案75件,比1952年减少55件。但妨碍婚姻家庭犯罪案,特别是虐待、残杀妇女案比较突出,19499月至1952年底共受理婚姻家庭引起的刑事犯罪案833件,审结691件,其中:通奸157(当时把通奸定为犯罪),虐待遗弃甚至被杀害的129件,强奸诱奸122件,妨害婚姻自由100件,重婚66件,其他117件。因婚姻问题自杀的30人。其中妇女22人。针对这种情况,1953117日长沙市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开展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市法院审判一批虐杀、虐待、强奸妇女的犯罪案件。全市受理因婚姻家庭引起的刑事案358件,审结384(含上年移存数),其中审结虐杀妇女5件,虐待妇女38件,强奸妇女80件。

        1954年至1957年,长沙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4579件。从19557月起开始受理二审普通刑事上诉、抗诉案,至1957年底共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230件,其中维持原判129件,改判45件,发回重审32件,撤回上诉4件,其他20件。

        1954年市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惩强奸幼女罪犯的指示,加强对奸淫幼女罪犯的审判。全市受理此类案58件,占受理妨害婚姻家庭犯罪案的18%,判处奸淫幼女犯52人。对于那些淫恶成性的流氓分子,解放后仍奸淫幼女,或奸淫幼女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奸淫幼女多人,情节严重恶劣的,一般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恶劣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于利用教养关系奸淫幼女和教唆青少年奸淫幼女的从重判处。1954年盗窃案件大幅度上升,1953年受理480件,1954年受理数上升到554件,其中经公安机关关押教育释放或经法院判刑释放后再犯盗窃罪的527人,占受理盗窃案件总人数的858%。对此,市法院纠正以往对盗窃案件的轻刑政策,对盗窃惯犯、累犯、教唆犯从严判处。当年审结盗窃、诈骗犯718人,占全年审结一审普刑案件人数的47%。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一些不法资本家和个体工商户利用签订合同之机盗窃国家财产、偷漏税收等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案件有所回升,1954年市法院受理这类案件294件,比1953年增加143件。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相继挖出一批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公安部门集中搜捕一批严重刑事犯,两级法院新收和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均比1954年上升。全年宣判有罪者805人中,盗窃犯251名,仍占首位;同年7月至12月,长沙中院共受理普刑上诉案19件,均系自诉案件,其中原告上诉10诉,被告上诉9件;审结19件中,维持原判6件,改判7件。当时审理二审案件完全重复一审程序一律进行实体审理,所以无发回重审案。1956年随着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普通刑事犯罪经过1955年打击之后,发案明显下降。全市新收一审普通刑事案件709件,比1955年下降586%,其中不法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案下降80%;其他盗窃案下降613%;赌博案件下降878%;婚姻家庭犯罪案下降623%;其余均下降20%以上,只有贪污案件仅下降44%。19565月全国、全省司法会议后,进一步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从严打击惯盗惯窃、屡教不改的分子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现行犯;另一方面对于情节轻微偶尔犯罪的分子或犯罪情节虽属严重,但能立功、主动坦白悔改的分子,一般给予从轻处理或者免予刑事处分。是年全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609人中,给予批评训诫等处分的就达230人,给予刑事处分的379人中判处缓刑、管制的就达165人,占435%:全市审结757件案件中,退回公安、检察补充侦查的就达74件,终止的101件。1957年盗窃、诈骗、流氓、强奸犯罪活动又猖獗起来,是年全市受理奸淫幼女和强奸妇女案128件,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案582件,共占全年受理一审普刑案件的36%。是年受理二审普通刑事上诉、抗诉案174件,审结167件。受理二审数与审结二审数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多的一年。对二审案件仍以开庭审判为主,书面审判为辅,开庭时通知检察员到庭执行审判监督。

        1958年至1961年全市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7788件,收案和结案均比前4年大幅度上升。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169件。1958年全市两级法院审判人员深入工厂、农村,依靠群众就地办案,贯彻执行“杀人要少,少捕多管,大改造”的方针,全年审结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普通刑事案判决人数2952人中,判刑的2900(贪污、盗窃、侵吞、诈骗国家及公有财产的537人;盗窃、侵吞、诈骗公民私有财产的979人;强奸、奸淫幼女的279人,合计1795)。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20人,占007%;判处缓刑、管制的644人,占222%。同年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100件,计维持原判的88件,改判的12件。1959年两级法院受理普通刑事案比1958年下降671%,较好地执行了“三少’’政策。195915月集中开展对贪污犯的打击,共受理贪污案63件,审结5860人,其中贪污累犯12人,占20%。1960年至1961年,全市两级法院配合整顿市场,反贪污、反盗窃、反诈骗、反投机倒把等运动,判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贪污、盗窃、诈骗、投机倒把犯1780人,占两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总人数的522%。两年中判决拘、管、缓、免的数量较大,仅判管制的人犯就达1366人,占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总人数的40%。1960年起,长沙中院开始对区县法院受理的部分刑事案件实行开庭前报送中院复核审批制度。此后上诉案件大幅度减少。但这一阶段司法工作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错判案件增多,尤以1958年和1961年上半年较突出,主要是责任事故案、破坏工农业生产案,人民群众因暂时生活困难盗窃粮、牛、猪、菜案以及整风整社中揭发出来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和劳改犯中的抗拒改造等几类案件。19618月开始复查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判案件。这一时期,长沙中院对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也由开庭审理改为全部进行书面审理,检察院的抗诉和出庭亦已基本停止。二审法律监督程序受到的影响,出现了一审案件结案数增加,质量下降,而上诉案件反而减少的不正常状态。

        1962年至1965年全市共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1963件,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82(维持原判66件,改判2件,发回重审8件,撤诉或其他6),长沙中院复核区、县法院报送复核普通刑事案678件,其中维持原意见的356件,改变原意见的244件,发回补充调查的37件,其他41件。这4年由于社会治安逐步好转,法院在办案中又坚持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收案和结案均比前4年大幅度下降(一审结案比前4年减少7280)。同时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长沙中院要求各区、县法院在一审宣判时,必须宣布上诉权利,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被告人上诉,口头上诉亦准许。在上诉期间,不能交付执行劳改。1962年贯彻社会治安管理从严的方针,长沙两级法院选择典型案例,有计划、有步骤地先后组织大、中、小型宣判会159场,到会群众13万人,宣判重大刑事犯罪分子270名,其中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各2名,5年以上有期徒刑153名。同时对从犯、偶犯和真诚悔过或有立功表现的实行从宽处理,全年免予刑事处分的50名。同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由过去的电报请示核准改为送卷书面审查核准,并规定逐级书写详细结案报告的制度。对判处死刑的案件,坚持院长亲自阅卷把关制度,杀的必须是极少数罪大恶极者。贪污犯贺年坤,原系长沙市人民银行东屯渡营业所会计,1959年至19623月,利用职权贪污农业贷款及利息和储蓄存款等共计23万余元。贺犯为逃避罪责,竟纵火烧毁会计帐目,毁灭罪证,造成营业所一度被迫停业,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法院核准后执行枪决。1963年全市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两级法院按照“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依法判处一批贪污、盗窃、诈骗、投机倒把犯罪分子。全市全年共审结贪污案298件,投机倒把案62件,诈骗案40件;全市法院还受理运动中挖出的贪污、诈骗、投机倒把集团案19件;同年全市共受理破坏军婚案85件,涉案92人,判刑8入。1964年至1965年,全市法院在审判普刑案件时,强调依靠群众调查案情,依靠群众制服犯罪分子,虚心听取群众对犯罪分子的处理意见。在量刑上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可判可不判的坚决不判,尽可能交群众监督,就地改造,因此收结的普刑案件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全市共收一审普刑案483件,比1963年减少237件,而1965年仅收206件,又比1964年减少277件。1964年审结的普刑案件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6人,1965年未有判处死刑犯,仅判处无期徒刑2人。1965年收刑事自诉案50件,比1964145件减少95件。

    1966年至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4476件。1966年法院审结的64件,1967年至19737月由公安机关军管会、军管小组审结的2796件;军管期间,由于原有的审判程序、制度被废弃,以人治代替法治,普通刑事案件审判中出现无限上纲、乱定性质以及无罪定有罪轻罪重判等严重问题。19738月市区两级法院恢复至1976年底,由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普通刑事案1616件。1974年长沙中院恢复对区县法院案件的复核审批制度,至1976年,3年共计复核审批普刑案425577人。1975年恢复上诉制度后,至1976年两年中审结普通刑事二审案35件。在此期间办案质量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干扰,错判案件仍有发生。

    1977年至1979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1557件,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102件。1978年全市法院配合一批两打”运动,选择典型案件召开宣判大会8l场,宣判罪犯293名,受教育群众达44万余人,印发布告案例23万余份。1979年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又猖獗起来,严重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针对这些情况,长沙中院于7月和12月两次召开全市性宣判大会,严厉惩办35名现行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其中8名罪大恶极者被依法判处死刑。

    19801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长沙两级法院严格依照两法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严格执行诉讼程序制度。同年起废除党内审批制度,随着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和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机制的加强,刑事被告人的合法上诉权利受到法律保障。1981年长沙中院新收二审上诉、抗诉案159件,比1980年多38件,占基层法院判决一审刑事案总数203%。1980年至1982年,全市共计审结一审普通刑事案2331件,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497件。一审、二审均呈直线上升趋势。特别是杀人、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更为突出。1982年全市法院开展对严重破坏经济罪犯的打击。全年受理经济犯罪案145187人,审结116147人。除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和撤诉的2430人外,判决92117人,其中万元以上大案8人,挽回经济损失47万余元。同时对“六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计判处6年以上徒刑的占判处严重刑事犯总人数的509%,一个月内结案的占80%,平均结案时间为256天。

    1983年上半年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又有所上升,并且手段十分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全市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自同年9月起全市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98日,长沙中院在市劳动人民体育场(今贺龙体育场),召开严打首次宣判执行大会,依法宣判康志成、吴志刚等17名罪大恶极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团伙首犯的死刑。同年9月至12月,共审结一审普刑案20333011人,4个月判决数占全年判决普刑案件数的761%。

    19839月至19872月。历时整整三年半的严打斗争中,长沙两级法院共计判处各类普刑案731910725人。其中第一战役(19839月至19848)判决37325731人;第二战役(19849月至19858)判决13741926人;第三战役(19859月至19872)判决22133068人。判决总数中属于从重从快重点打击判处的7个方面的犯罪案11131569人;属于经济犯罪案8181056人。第一战役“严打”之后,第二、三战役中则以开展专项斗争为主。19865月开展的反盗斗争中,全市就有734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5332名偷盗人员主动登记悔过,交代各类犯罪案件2361起,检举犯罪线索983条退回赃款赃物19万余元。与此同时,长沙中院通过审理二审上诉、抗诉案件,加强对区、县法院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审判监督职能,1983年至1986年共审结二审普刑案1329件,其中维持原判1051件,改判210件,撤回上诉29件,发回重审29件,其他10件。1984年处于严打高潮,全市一审判决案件猛增,质量有所下降。长沙中院严把质量关,严肃执法审理二审案件。是年审结473件二审案件中,依法改判的92175人,其中抗诉而改判的1012人,被告上诉而改判减轻刑罚的82163人。

        1987年至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继续坚持两打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共计审结一审普刑案7639件,审结二审普刑案1094件。1987年经济犯罪十分突出,全市法院加强了对贪污、受贿、诈骗、投机倒把,重大制售假劣商品,重大玩忽职守等案件的审判。重点打击经济犯罪的大案和有官职身份的要案。全市审结经济犯罪案182224人,其中判死刑2人,判无期徒刑的3人,处5年以上徒刑的48人,不满5年徒刑的122人,兵他49人。1988年至1990年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持续上升。1988年判处严重刑事犯罪案423813人,案件数和人数分别比1987t-Y1-259%与449%,1989年判决严重刑事犯罪案722737人,分别比1988年上升709%和686%。尤以杀人、抢劫、重大盗窃犯罪案件上升幅度大,为打击犯罪,全市法院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故意杀人犯陈文革,系劳改释放人员,因参赌输款后,窜至长沙市南区甘棠址程某家行窃,惨无人道地先后将程家50岁的保姆和年仅两岁的小女孩程晓舟用麻绳、电线勒死,尔后窃取现金、国库券潜逃。长沙中院依法快审快结,仅3天时间就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处以死刑。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坦白的通告》发布后,全市法院配合公安、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全市审结经济犯罪案194225人,其中贪污、受贿、投机倒把3类犯罪分子占52%。两院通告发布后,大批经济犯罪分子坦白自首。1990年在集中严打中,全市法院一方面对严重刑事犯继续“从重从快”打击;另一方面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和有检举立功表现的罪犯则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全年判处严重刑事犯1730人中,处无期徒刑以上的180名,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355名,共计1535名,占判处严重刑事犯总人数的829%。20天内结案的占733%。长沙中院将杨文凯、杨文冬、唐宇抢劫、杀人、盗窃一类黑社会势力案作为打击重点,刑一庭接到杨案起诉书后只用4天时间,便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杨文冬、杨文凯、唐宇3名主犯死刑;对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犯,实行“寓教于审”。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并建立了审判少年犯合议庭,专门审判青少年犯罪案件。1980年至1990年长沙中院共审结二审普通刑事案2920件,为1955年至1979年审结全部二审刑事案671件的4倍多。其中改判的498件,改判率为17%强。改判案件中以原判事实有出入或失实的较多,其次是适用法律不当以至量刑畸重。

    三、刑事案件复查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两级法院为确保办案质量,及时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建立了检查、复查案件的制度。

    1952年市法院结合内部三反运动和司法改革运动,为解决审判工作中存在的滥收、滥押、重罪轻判等问题,对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所判处案件14970(含民事)进行全面检查,认定正确的14690件,占981%;有问题的280件,占19%。1953年为纠正镇反运动中出现的错捕、错判、错押问题,市法院抽调S人参加市清理积案小组,采取干部回忆,征求群众意见和抽查案卷等方法,共检查重点案450(含民事),认定正确率为73%;有错误的案件占检查数的27%。其中突出的有轻罪重判5件,重罪轻判l件,冤案2件,违背政策错判的3件,共11件。发现的冤错及畸轻畸重案件均及时作了再审改判。

19569月,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市法院抽调干部20人,对全市19551月至19567月所判刑事案1637(内反革命案242件,普通刑事案1395)进行全面系统的复查,至1957年元月结束。通过复查认定判处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占91%,有各种问题的148件,占9(内反革命案75件,占复查反革命案总数的30%;普通刑事案73件,占复查普通刑事案总数的52)。其中冤错案4件;畸轻畸重案65件,定性错误案6件,事实不清案4件,按当时政策不应判的69件。有问题的案件主要发生在19559月至12月,共113件,占有问题案件总数的76%。错判的反革命案中,主要是把地主、富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般抵触不满和轻微违法行为视为反革命破坏,错判的15件,占判决有问题的反革命案件总数的20%,投诚起义人员或解放后悔过登记的反动组织成员受到宽大处理后,仅有一般不满言行或轻微违法的,按照“既往不咎”政府不应追究或不应判刑而错判的16件,占21%,混淆罪错而错判的12件,占。15%。上述有问题的案件均作改判纠正,其中经再审宣判元罪或免予刑事处分的69件,占有问题案件总数11466%,对错判的冤案,除向本人道歉承认错误外,并一一做好善后安置处理工作,原系在职的仍恢复其原工作、职务,并补发其薪金。

    1961年为总结1958年以来审判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实事求是地纠正“大跃进”以来审判工作的错误,对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复查。首先以北区、岳麓区和长沙县人民法院作为复查清理刑事案件的试点单位,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对1958年至1961年上半年所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复查,重点是各类破坏案件、小教肃反案件、挤反扫残案件和人民群众因生活困难盗窃粮、牛、猪、菜案件,以及整风整社中揭发出来的干部违法乱纪被捕判刑的案件,共计复查79108258人,原判正确的7184人,占复查总数的87%;有问题的1074人中冤错149人;不应判刑而判刑的261人;畸重207人;可判可不判69人;管制不当的271人;事实不清的117人。1962年根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精神,开展对少年犯罪案件的复查。长沙中院重点帮助复查南区法院1958年至1961年审结的少年犯案件3131人,原判正确或基本正确的11件,原判有问题的20件。19625月长沙中院还以北区法院为重点复查该院1958年以来所判处管制案348353人,原判正确的238人,占674%;有问题的115人,占326%。上述复查出来的冤假错案均予以平反纠正,妥善安置处理;对畸重、不应判的案件和管制不当的,亦分别改判纠正,对事实不清的案件逐一进行查证后,按政策处理。

19738月长沙两级法院恢复后,遵照毛泽东落实对敌斗争政策的指示,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判案件,长沙中院先后调集38名干部复查1967年至1971年所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765件,其中维持原判的444件,占58%;改判和撤销原判决的321件,占419%。1974年长沙中院还复查法院恢复以来所判刑事案件377件,纠正冤错案57件,改判量刑不当的25件。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左”的影响,复查工作受阻,冤错案件难以彻底平反纠正。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按照中央和省、市平反假案,纠正错案的统一布置,长沙中院于1979年成立复查办公室,各区、县法院亦抽调专人负责刑事案件复查。1980年后,全市法院相继建立刑事审判二庭,专门负责刑事案件的复查。1981年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复查。1979年至1982年,长沙市两级法院有步骤、有计划复查“四个时期”(“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的刑事案件,特别把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各类案件作为复查的重点。在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时,优先复查了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为邓小平冤叫屈以及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案件,共计复查“文革”中判处的反革命案12641468人,经复查共改判1013l 102人,占复查总件数的80%和总人数的75%;接着对19771978年所判处的反革命案件4757人进行复查,改判纠正4042人;随后对1966年至1978年判处的死刑案件特别是反革命死刑案件逐个进行复查、上报处理。与此同时,1979年至1982年全市还复查了1966年至1978年所判的普通刑事申诉案19622232人,其中改判纠正275378人,占复查总件数的14%和总人数的169%。复查了错划右派后被判刑案件,四清运动中判处的案件,起义投诚人员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申诉案件。共计19432059人,改判纠正10151051人。在复查中,坚持全错的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对被错判的人,除给予平反纠正,恢复名誉外,对原来有工作单位的,协同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做好安置工作;对原系城市居民、学生和农村社员,生活有困难的由法院给予适当经济补助的250人,总金额61017元,平均每人244元。另给被错杀者的亲属进行了安慰和补助,妥善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983年至1987年,重点复查起义投诚人员案件、知识分子案件以及其他历史老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冤假错案复查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精神,长沙市从19831月起,开始清理起义投诚人员案件,对属于起义人员,现仍在服刑的案件优先复查。在复查中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按是否有起义身份和有无现行犯罪活动这两个环节,对原结论主要依据属实,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的,维持原结论;事实失实定性不准的一律改判。据统计,1983年全市复查起义投诚人员和地下武装人员17 L7名,其中撤销原判予以平反纠正的1067名,占621%;维持原判的381%。如胡××原是国民党某部少将主任、督导、南京市政府新闻处长,1958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1983年以来,胡以自己系起义投诚人员为由多次提出申诉,但在原卷中没有起义投诚的记载,他所提供的证人都先后去世,在其原工作单位调查均未查到证据。为确实查清其起义投诚身份,法院派员前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走访了十几个知情人,查阅了几个城市的图书馆、档案室的报刊资料,终于取得胡在南京投诚的可靠证据,给其作了改判纠正,恢复其起义投诚人员的名誉。1984年按照省高院刑二字2号通知精神,在复查起义投诚人员案件的同时,加快复查知识分子判刑案件。列入复查范围的案件1300件,原定性为反革命案件888件,普通刑事案件412件,已复查1255t255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885人,免刑64人,改变性质和减轻刑罚的15人,维持原判291人。对被落实政策的知识分子,按具体情况进行了妥善安置。据1984年底统计,在复查改判的964人中,已安置工作的648人,占改判人数的672%。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清理应复查而尚未复查的历史老案”的指示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布置.长沙两级法院对1958年前后的反革命案件,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期间等历史老案(包括本人或亲属提出申诉的,有关单位要求复查的和上级交办的,公检法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可能是冤假错案的案件),作为重点进一步复查,同时把各类破坏案件、小教肃反案件、挤反扫残案件和粮牛猪菜案件列为复查对象。19858月至19867月,全市列入复查的历史老案56715900人,其中有申诉的1317人。改判纠正20852122人.占复查总件数的367%和总人数的359%。1979年至19878年中,全市两级法院共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或前后各类案件1735218626,占判处总件数总人数的277%,其中反革命案件90809650人;普通刑事案案82728976人。复查后维持原判965210540人,占复查总件数总人数的556%;改判77008086人,占434%。对于改判人员,大部分都被原工作单位接收或作退休处理,原无工作单位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两级法院从上级法院拨款和财政拨款中,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费共计3523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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