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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时间:2011-11-14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楚赋甲天下,长沙赋甲楚。长沙地区历来税赋畸重。明初,太祖因浏阳曾向陈友谅输谷四万,“既定天下,则倍科浏赋至八万石”。洪武二十四年(1391),长沙府田地32万顷,赋粮68万石。另有役银、贡、课等项。至万历行一条鞭法时,长沙府科粮存额587万石。赋役共折银32万余两。万历十四年(1586),藩司编造《赋役全书》时,明加暗派,将江夏、夷陵、辰州、沔阳、=i5-fl"、郢东六府负担,转嫁长沙银21441两,米3000石。万历二十年(1592),再增赋银15629两。天启三年(1623)增辽饷99327两。崇祯四年(1631),增蓟饷23161两。万历改折时科粮每石四五钱,崇祯时增至“每石派约一两”。

    清沿明制,赋役仍用万历册。顺治将天启、崇祯时加增者悉于豁免”。康熙颁诏“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经地方官上书,浏阳减科一万余石,长沙、善化等县也先后降低赋额。但因基数过重,长沙地区税赋畸重现象仍无根本改变。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载:长沙府地丁银3322万余两,漕南粮1636万余石,分别占全省2816%、5734%,与崇祯时当楚三分之一,,的情况不相上下。财政支出:府、县存留银6.98万两,余均上解;支出中、官俸、役食、公费4-15万两,驿站157万两,文教科学仅占286%,未列发展生产和城市维护建设支出。而且,官府公费不足,在正税之外,任意征收附加(湘潭记载达正税的五六倍,以致咸丰时发生影响江南诸省的县民请愿事件,后经巡抚制定《钱漕新章》,严令限制附加)。清末,湖南以筹饷局、厘金局和发行公债搜刮的对外赔款、对内协款,长沙府份额始终均占首位。

    193310月长沙市政府成立,1934年财政收入3344万元,支出3716万元,赤字372万元。财政收入主要为地方捐税,占全市收入的796%。地方附加失去控制,1934年浏阳、宁乡、长沙三县附加(相当于今长沙区划)近正税3倍,1941年则达正税14倍左右。抗战胜利后,1946年始按全国财政会议规定,实行“自治财政”。当年,财政收入法币1168亿元,财政支出1008亿元。收入中捐税占9444%,支出中其他支出占8488%,主要用于补助全市公教人员生活补贴。正常预算支出仅占全市支出的1512%。依靠救济分会的5000吨工赈物资,一些市政工程和学校、医院才得以恢复。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物价狂涨。1947年长沙物价指数为1937年的991万倍。废法币改金圆券后,地方预算朝编夕废,自治财政不再有实际意义。至解放前夕,长沙市政府财政空虚,负债累累。

    长沙解放后,19501985年,人民政府全市累计预算收入为7573亿元(包括直接划省4亿);财政自筹收入322亿元。1985年比1950年预算收入增长3398倍,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主要来自私人工商业税收,国营企事业收入为零。1985年,国营企业收入9535万元,税收52539万元中,主要取自国营或集体企业,两项合计占预算收入的9491%。而取自农业税的收入,仅占342%。在全省财政收入中,长沙市历年均居首位,有22年超过全省六分之一,其中6年超过五分之一。

    19501985年,全市上解国库5704亿元(加上直划数6105亿元)。除去上级补助收入中支出追加、收入追减、年终一次性补助等因素,净上解5351亿元,占同期预算收入的7066%。

    19501985年,全市预算支出2229亿元,财政自筹支出252亿元。市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需要,建设资金由省安排专款。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人民城市,市政府节约行政支出,36年中,市级财政用于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增拨流动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补助费)和简易建筑费、地质勘探费支出652亿元,占同期预算支出的2926%。市属工业从无到有。1985年有163户,固定资产原值1242亿元。商业企业有616户,固定资产原值172亿元。支援农业生产支出1.53亿元,占同期预算支出的686%,加上财政自筹支农支出0.19亿元。省各厅局直拨给主管局农林水利基建款103亿元,合计约为27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税收入的10618%。

    19501985年,用于城市维护和建设支出184亿元,占同期预算支出的823(市本级占1085);财政自筹支出1.01亿元,占同期自筹支出的4002%。1950年,长沙市利用财政拨款实现了自来水供水、湘江轮渡通航、沿江大道和南洪金路(今书院路、金盆路)竣工通车。1952年后,陆续修建五一(西)路、建湘北路、劳动路、人民路、韶山路等干线,改造便河,疏浚八大公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仍修建了东山公路、洪山庙桥和小吴门跨线桥等工程[湘江大桥、五一中()路、沿江防洪大堤及烈士公园等建设资金,未纳入市预算,故未统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住宅建设、公用交通、给水排水、园林绿化和液化气设施等困扰人民生活的严重问题,大都得到缓解。

    19501985年,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支出649亿元,占同期预算支出的2915%。其中:市本级支出382亿元。市区普及了初中教育,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接管和新办医院8所,病床总数2548张;市区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剧团等文化单位53个,并且修建了贺龙体育场、市体育场和橘洲游泳场等设施。

    民政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11亿元,占预算支出的496%。    行政管理费支出312亿余元,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支出017亿元。,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年就业和其他行政事业费支出15亿元,合计48亿元,占预算支出的2154%;财政自筹支出117亿元,占自筹支出的4676%。基本上保证了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各项工作的需要;在其他行政费支出中,财政实行物价补贴,补贴的项目有肉食、蔬菜、民用煤和液化气等(粮食补贴主要由上级财政负责)。有关企业实行限价而发生的亏损,也由财政在收入中退库解决。19851987年,三年物价补贴支出132亿元,企业退库7064万元,合计2亿余元,相当于同期预算支出的1873

    人民财政,依照收入按政策,支出按计划,追加按程序的原则,对全市的财政收支严格把关,除1960年自筹部分出现较小赤字外,36年都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失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财政收入“放卫星”,1959年预算收入猛增长5304%,实际是虚收实支,把不该收的作了收入,该退的企业的亏损则未退库。农业税率从12%提高到1673%。这些作法后果严重,1961年就导致预算收入下降5854%,直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争取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财政、金融两个“六条”,政府和财金部门投入大量人力,进行清产核资,组织扭亏增盈,并实行冻结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等多项措施,才逐步扭转了局面。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某些时期,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项目,也造成一批无效、低效投资;如长沙先后兴建的暮云铁厂、白泉煤矿、东风钢厂等项目,投资多则上千万,少则几百万,有的全部浪费,有的改作他用。资金分配上对教育、交通、住宅等方面投入不足,造成市民生活问题“欠债”过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理调整了财政资金的分配比例,问题才得到缓解。

    实行改革开放后,财政改革作了一些尝试。

    改革财政与企业的分配关系。197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长沙市实行留利制度。19831984年,连续实行了利改税第一步和第二步。1986年,实行“包死基数,递增上交,一定四年”的经营承包责任制。这些改革,使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扩大了财权,手中有了较多的资金使用权,市属工业企业1979年留利11018万元,1987年留利70366万元,企业平均留利年递增3719%。

    改革县、郊财政体制。1985年起,原市县实行同一财政体制,改为市对县、郊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超收全留”的体制,19851987年,县、郊共超收4779万元。

    改革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由于企业留利增多,事业创收,附加收入增多等原因。1985年市本级预算外收入454亿元。财政局设置了专职科室,制定办法,分别不同情况,加强对此项资金的管理、引导和监督。市财政还发展财政信用,组建省信托投资公司长沙分公司,参与市交通银行的筹建与经营。

    财政改革,特别是对企业关系的改革,对搞活企业促产增收取得了明显成绩,1985年企业留利6119万元,规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不得少于60%,使厂长们有权将40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到急需的项目上;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各20%。1985年职工工资比1983年增长471%。企业搞活,也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加。1983年市财政收入突破4亿,1985年为657亿元,1987年为785亿元,分别增长6425%和95%。

19851987年,市属工业销售税金从8%下降为551%,上缴财政收入占利润总额从409%下降至2732%;1987年全市的财政收入已降至企业留利以下。市本级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85年为2342%,1986年为2207%,1987年降为2117%。而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85年为721%。1986年为869%,1987年为916%。收入以每年一个百分点下降,支出以每年一个百分点上升,而从近年国营工业企业经济技术统计分析,19851987年,固定资产原值年递增29·33%,定额流动资金年递增3272%。而百元产值和百元资金提供的税利,却年递减754%和1425%。这种财政收支增减反差和国营企业投资与积累的增减反差,形成地方财政一种严重的趋势。

第一章   财政机构

第一节  市级财政机构

 

    一、户房、粮房  清代知府、知县亲自主管财赋,长沙知府及各州县衙门设户房、粮房管理赋役。户房征收条鞭饷银(即地丁),向藩司报解;粮房征收南漕米折。解粮道库。清末,粮道裁缺,统归藩司,但仍分库核算。主持户粮二房工作的“钱粮师爷”,系本官私人雇聘,进退随之。户房粮房编制,库子4名、斗级6名,府辖州县库子、斗级各4名。

    二、会计室、财政科  民国成立,长沙县知事公署辖长沙城区和71l镇。城区于1920年设市政公所管理城市建设,为省建设厅的报账单位。1927年成立市政筹备处,设会议处掌管财政,稽征主任负责征收地方捐税。193310月,长沙市政府成立,第四科(后改列第二科)管财政。但只管地方收支,田赋由长沙县代征,工商各税由税务部门垂直征管。“文夕大火”后,市府建制撤销。19426月恢复,设财政科、会计室。1944年长沙沦陷,财政部门随市府迁往卯田(今属望城县),日本投降后还治。时国民政府强调会计独立,实行“超然主计制度”。政府会计部门人员垂直任免。基层会计任免调迁,须经市府会计室同意。

三、长沙市财政局(1949--1958)  194956月,中共长沙市委在开封配备了财政局干部,筹建财政局并负责南下长沙干部队伍的后勤供给工作。1949822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财政局接管旧市政府会计室和财政科,设三科一室:会计科负责预算、会计、出纳,审计科负责行政支出,财政科组织地方收入,并设秘书室。121日,成立市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由财政科负责。第一任局长尚子锦兼,副局长胡为乐主持日常工作,副局长杨展云兼税务局局长。1952年增设监察科。1953年科室调整,审计科撤销,改设经济建设事业财务科和行政财务科(1955年改称行政事业财务科);会计科分为会计、主计两科,后又合并为预算科;财政科改称收入管理科。19564月,市人民保险公司成立,隶属市财政局。1958年划归人民银行领导。

    四、长沙市财政税务局、财政金融局

    19584月,财政、税务两局合并为财政税务局,下设八科-二室一所。除行政事业财务科并入预算科外,财政其他科与税务各业务科合并,成立收入一、二、三科:一科分管工交企业;二科分管商业企业;三科分管其他。增设人事科。195811月,建设银行并入,对内称基建财务科。

    19619月,财税分开,财政局设农业财务科,分管农业财务和其他收入;企业财务科分管工商企业;预算、监察两科未变;秘书室改称办公室。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财政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维持工作。19697月撤销建制,业务并入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财贸组。

    19718月,财贸组中的财税业务与金融业务部门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设七科一室,财政部分只保留了预算科,企业财务与银行工商信贷合并,农业财务与银行农村金融合并。

19739月,银行业务分出,再次组成财政税务局。财政业务恢复农财、企财、预算三科;税务先分一、二、三科,后调整为税政科、利润监交科;政治工作科改为政治处;增设财会人员训练班。

    五、长沙市财政局(1983  )   1983年,财政、税务再度分设,财政局保留了农业财务、企业财务、行政事业财务、预算、监察五科和政策研究室,政治工作合并到办公室。1985年增设综合计划科,分管预算外资金等业务,人事教育科从办公室分出单独设立,政策研究室撤销,成立市财政科学研究所。新组建市信托投资公司,后按省规定。改名为省信托投资公司长沙分公司。至1987年底,市财政局编制为九科一室一所。定编125人,实有108人。信托投资公司属企业编制。此外,市国库券推销办公室、市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市查抄物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均附设财政局内办公。

    解放后,先后任财政局副局长的有:胡为东、杨展云、于新村、黄乐道、刘国勇、周少青、魏光、文正恺、俞绍昌、傅万祥、郭文贵、张文华、姬连坤、姚权铭、岳新德、鲁尧臣、訾润德、周国璜、彭萍()、杨淑辉()、黄其雄、杨光荣()

第二节  县、区财政机构

一、长沙县财政局  19498月,县人民政府设财政科,至1952年,干部从6人增至17人。19588月,与税务机构合并为财政税务局,下设14股,人员60人。1959年,望城县财税局并入,隶属关系从湘潭专区划归长沙市领导。196110月,财税t11,构分设,成立长沙县财政局,干部17人。196212月。改为财政科。196311月,又恢复财政局建制。内部分工设13股,干部19人。1966年,财税再次合并为财政税务局,干部38人。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10月,银行与财税合并为财政金融组,隶属县“革命委员会”,办理财政税务的干部减为8人。1970年银行分出。1973年财税组改为县财政税务局,增设政工股、汇票股,干部23人。1978年,望城县恢复县的建制,财税局也一分为二,长沙县25人。1983年。财税再度分设,恢复县财政局。1984年,长沙县建立乡()财政所42个,正副所长大都由原乡()财会人员改任。全县招聘合同制乡财政干部88人。1987年又增招38人,共计126人。全县共设9个区财政室,41个乡镇财政所。至1986年,县财政局工作人员21人,设6个股。1987年工作人员增至28人。

    二、望城县财政局  195171日,望城建县,县人民政府设财政科。19589月,财政税务机构合并,设财政税务局。19593月,望城县建制撤销,财税机构并入长沙县财政税务局。197712月,恢复望城县建制。19781月,成立县财政税务局,198312月,财政税务分设。19843月,成立望城县财政局,下设41室。8月,建立区中心财政所7个,乡()财政所39(1985年减为36)。财政所干部除原区乡财粮会计外,由社会招聘合同制干部。至1989年,县局增设行政事业财务股、综合计划股、会计事务管理股和函授站。在编干部:县局30人,区乡财政所干部131人,其中合同制干部51人。

    三、浏阳县财政局

    浏阳县是革命老根据地,曾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4月~19369月,七届县苏维埃政府均设财政部。19321937年,在浏阳境内成立的平浏长县苏维埃政府也设立财政部。县以下21个区苏维埃,或称财政科,也有称经济委员会的;区以下乡苏维埃则设财务委员。

194981日,浏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财粮科。并在城关镇及四个办事处设财粮股。12月,粮财分设。1950年春,建立区乡机构,在113区设财粮委员。195311日,县财粮科改为财政科,县公款委员会并入财粮科;区设财政助理。1956年,撤区井乡,在516乡设财粮会计。1958年秋,财税合并,成立县财政税务局,下设51室;人民公社设财政部。19618月,财税分设,财政局下设4股,城关镇和64个公社设财粮会计。196811月,在浏阳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下设财政管理办公室,财政局、税务局建制撤销。19696月,城关镇11区设财税组。19723月,恢复县财政税务局建制。19734月.各区财税组撤销,区和公社各设财粮会计1人。1983年机构改革,财税再次分设,1984年财政税务分局办公。财政局设5股,562乡设财政所。1985年增设综合计划股。

    四、宁乡县财政局   19499月,设立县人民政府财政科。19555月,改称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19588月,与税务局合并为财政税务局。1961815日,财政与税务分开,仍设县财政局。1969916日,设立县财税管理站,行使原县财政局和税务局职能。1972年元月1日起,改名宁乡县革命委员会财税管理站。19739月撤销。197610月,设县革命委员会财政税务局。1979315日,撤销县革命委员会财政税务局,设立县财政局。

    五、郊区财政局  1958年之前,设财粮科负责农业税的征收上解。行政事业费由会计办理。1962年,财粮科改为财税科。19643月改设财政科。1978年合并为财政税务局(建立一级财政),下设41室。19845月,财税分设,成立财政局,并建立乡财政所。19857月,财政局增设综合计划股、行警事业财务股。1987年,增设会计事务管理股。局内行政编制14入.事业编制6人。

六、城区财政机构  1964年东、南、西、北4区建立财务  科,1984年改名财政科,1987年更名财政局。在体制上,1985年以前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1985年起。各区建立一级财政,实行划分收支、独立核算、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结余留用的财政体制。

第二章  财政收支

    清代实行中央集权财政。民国规定地方自治财政,但未能实行。人民政权建立后,开始时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逐步变化,经过总额分成,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分成、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一直到市县并行两种体制,实行总额分成包干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长沙地方财政逐步有了一定的机动财力。

第一节  清代财政

    清代,长沙府的财政收支均依据户部编定《赋役全书》的额数。《全书》由各省印刷其辖区部分,分送二部给各州县,一部存于户房,以供官吏查考;一部分存于学官,任士民检阅。

    财政入款,分起运、存留两部分:起运上解朝廷,存留为地方支出。支出科目有:官俸、役食、驿站、夫马、均徭、祭祀、杂支、会裁、心红、纸张等。土地损毁和丈缺时称为“失额、减则”,起运、存留按比例分摊。长沙府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额数,较明万历原额减少6万余两,即起运减少5万余两,存留减少9080两。

长沙府衙门经费,在各县存留额开支中:知府官俸在浏阳、湘阴;库子、斗()()役食也在浏阳;门子、皂隶、马快在长沙();步快在善化;禁杂则分别在长沙、善化、浏阳、醴陵、攸县、湘潭、湘阴七县。据光绪年间旧志记载:仅湘潭一县不可报销者万余金,不敷数在附加中征收,初时尚有规制,后愈行愈滥,以致官定每石13两的漕折,竟征收至7.4两。咸丰时,巡抚查办议定每石除1.3两外,缴助军饷0.8两,办公费0.9两,合共3两。由抚院下扎永远遵行。长沙府属各县禀准仿行。

财政收入。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额数;岁征地丁银332283(包括条银、九厘饷、屯饷、丁银和丁粮外派),杂税1265两、漕粮(包括南粮、孤贫口粮)163616石,咸丰时漕南改折收银167868两。三项正税合计岁额501416两。地丁占6627%,漕折占3348%,杂税占0.25%。附加不详。宣统年间(19091911)  《湖南财政清理说明书》存额:地丁335052两,漕折161098两,杂税3318两,三项正税合计499468两。另各项附加70725两。原无定额的田房契税实收196514两。岁实征766707两。未包括由省专设机构直接征管的盐课、厘捐。

    财政支出。岁入款分起运、存留:起运上解户部,存留作为地方支出。长沙府存留额银正税69862两,主要用于官俸、役食、公费支出41525两,占支出的5944%,驿站支出15771两,占支出的2258%,文教科举经费占286%;另有少量善举经费,没有发展生产支出。宣统年清理财政时,驿站额银增为35307两,官俸等存留减为17189两,但役食、公费改为拨款、教育、慈善和商埠建设费,有的由省拨款,有的由海关、厘局抽成,渠道不一,时增时裁,实支数无从统计。

第二节  民国财政

    民国以来,长沙财政体制发生过三次较大变化。民初,城区隶属长沙县时,教育、警务、市政三个系统分别按旧习各自征收学捐、警捐、市政捐,不足数由省教育厅、民政厅、建设厅分别拨款补助。1928年,民政、教育经费移交市政筹备处接办,市设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管理学校经费。1930年,警捐收入和警务经费,收列省预算管理。

1933年,长沙市政府成立。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关于划分省、县()收支原则,规定实行地方自治财政,但湖南未予实行。长沙仍行“各项工程建设费皆奉省令”、“教育、贫民、市府经费,皆由地方岁入之学捐、慈善捐、市政捐等项及省库补助”的体制。1934年,市学捐收入851万元。教育厅补助176万元;市政捐收入1815万元,省补助救济费477万元。市政工程,按省核定项目拨款。19281938年约106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5月,国民政府颁发划分各级政府收支系统实施办法”,长沙实施“自治财政”,划给市的财源有:()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五种地方税,收入全部归市;  ()国税分成:营业税(省、市各50)、土地税(中央30%、省20%、市50)、遗产税(中央70%、市30)。另外,契税正税划市,附加归省,田赋收入甚微。复员建设、市政建设等支出,皆由省专项拨款。当年收入1168亿元,税捐占收入的9445%;支出1008亿元。其中837亿元用于员工生活补贴。随即国民党发动内战,货币恶性贬值,预算朝编夕废,自治财政有名无实。财政体制也失去作用。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败前夕,强向市府征借军粮折银元55万元,市府只得向市民强行征借房租一月,如不缴纳,则由军队“直接个别向民间索借”。长沙和平解放时,原长沙市长吴博夫向人民政府市长阎子祥移交财政咨文中称:市库透支银元1300元;向省借款2000元,欠发全市公教人员七八月份工资银元14万余元。

第三节   新中国财政

    一、财政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沙财政体制经过多次变化。

    ()统收统支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

19498月至1952年,实行统收统支,收入全部缴省,支出按月请领。其间,19504月,省规定地方事业费和市政建设费在税收附加和公用附加中解决,下半年又改为从税收提成4%解决;1951年起,行政经费改由市五项税收(屠宰税、房地产税、契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内解决,不足数由省补助。

    1953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省将印花税、契税等八项税收以及地方国营企业利润提存、公用企业利润提存、基本折旧基金、市级行政事业公产和其他收入,划为市的财源。入不敷出数,由分成税收调剂。当年不足数仍由省补助。1954年开始确定分成比例:在市财政收入比例分成中。19541955年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分成20%、15%。1956年,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分成5%;农业税分成30%;公债分成40%。1957年,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分成10%,农业税分成60%,公债分成40%。

    ()定收定支和总额分成

    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除将印花税等7种税收和地方企业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留市为固定收入外,另有企业分成收入,划20%作为市的预算收入;调剂分成收入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公债收入等由市分成15%。这一体制由于大跃进运动,只实行了一年。1959年起,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市收支计划由省核定后,确定坐支和超收分成比例:1959--1962年市坐支比例分别为829%、68%、142%、15%,超收分成比例分别为40%、60%、60%、30%,其中1961年无超收。19501958年,农业税收入直接划省,未计入市预算收入之内。

1963年体制调整,除7项固定收入外,分成收入有:市属工交企业收入、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等,按年度收入计划划给市8%。基本建设投资由省各主管厅局直拨建设银行,不列入市财政预算。企业四项费用(劳动保护费、新产品试制费、技术组织措施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和特大防汛、抗旱、救灾等经费,由省专案拨款。城市房地产税连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工商业税附加等三项收入划给市财政,用于城市的公共事业、公用设施及房屋的维修保养。

    1964年恢复总额分成体制,市分成比例16%,超收分成比例173(房地产税仍留市按专项用途使用)。支出除基本建设投资、小型农田水利、特大防汛抗旱经费由省拨专款外,其余在总额分成收入中解决。

    19651966年,改行总额分成加小固定办法,把五种地方税、饮食服务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划作市固定收入;其余各项收入(房地产税留市除外)总额分成,市分成比例1965年为102%。1966年为10%。支出除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更新资金由省拨专款外,其余由总额分成和固定收入中开支。

    1967年和196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市分成比例为14%。未完成收入计划,年终由省根据分成比例,补给收支差额。1968年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省核定下拨。省核定从收入中留成14%作为支出的调度资金,年终按体制结算。1970年改行定收定支,总额分成,房地产税改列定收范围,市分成比例2655%,超收按同一比例分成。

    ()支出包干、超收分成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

    1971--1973年,实行支出包干,超收分成,年初定好,当年不变,收入增减,不调比例,支出超支,自求平衡”的体制。三年中,市支出包干指标数分别为5461万元、5684万元、5414万元,占当年省核定收入指标分别为2148%、18.62%、1714%。超收分成比例为40%,未完成计划30%。

19741975年改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体制。1974年,市支出包干指标数5569万元.占省核定的当年收入指标1583%;1975年,市支出包干指标数5982万元,占省核定的当年收入指标的1822%。这两年虽没有超收分成,但有1%固定比例留成,市有了相对稳定的机动财力。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增收分成

    1976--1977年恢复1970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老办法,但把1974年提给1%的固定比例留成改为拨给300万元的固定机动财力,称为体制分成收入。省核定市分成比例:19762236%,超收分成因年度短收,由省补助1666万元。1977年,总额分成超收分成均为2926%。1977年起,县办“五小工业”由原来盈利上缴,亏损弥补改为盈利分成、亏损分摊,即盈利40%上交,60%留县(1979年改为五五分成);亏损按二八分摊,即县负担20%,国家财政负担80%。

    1978--1979年改行定收定支,一年一定,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下年使用”的办法(企业上交的基本折旧基金全部解省剔除计算)。收入未完成计划,按挂钩比例相应压缩开支,自求平衡。工商税全部留市(年终由省返还)。但屠宰税解省50%。市挂钩分成比例为3046%,较上年增收部分的分成比例为15%。1979年起,全国47个城市试行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取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长沙市当年计提855万元。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简称分灶吃饭”)。财政收入划分固定收入和调剂收入。固定收入包括:市属企业收入(上划中央企业的利润留市20%部分在内)、工商所得税、滞纳金和补税罚款收入、盐税、农业税、其他收入;调剂收入包括:工商税和新开征的增值税。财政支出包括: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支出(不含小型农田水利和防汛岁修支出)、教科文卫事业费、行政管理费、优抚救济费、知识青年工作业务费、城市维护费、其他支出、总预备费。支出包干基数中,还包括省核定1237万元机动金在内,固定收入实行比例分成,调剂收入实行增收分成。1982年,固定收入另定超收分成比例,调剂收入按增收和超收两部分计算分成。19801981年,固定收入分成均为40%,调剂收入增收分成均为20%;19821983年,固定收入分成分别为40%、47%,调剂收入增收分成分别为40%、30%,固定收入超收分成分别为70%、47%,调剂收入超收分成分别为55%、30%。

    1982年新增的个人所得税纳入固定收入范围。1983年排污费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全部留作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984年,又改行“总额分成”办法,市分成比例为27%,以1983年省核定的包干数为基数,超过收入包干基数的,分成比例为30%;超过收入计划的,分成比例为50%。19801984年,继续实行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取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

    ()总额分成包干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两种并行体制

    1985年起,财政体制实行较大改革。由原市、县实行同一体制,改为省对市实行“总额分成包干”,市对县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的办法。市包干基数以1983年决算数为依据并考虑其他因素核定,市总额分成包干比例27%,超收分成为50(1985年省按60%照顾一年)。同时,调整部分收支包干项目。

    市对县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超收全留的体制。递增包干比例为:长沙县8%、望城县7%、宁乡县65%、浏阳县6%。按基数和递增比例,保护上交,超收全留,短收不补。实行这一体制影响市财力部分,由省、市各半负担(1987年起全部由省负担)。郊区实行县同一体制,递增比例8%。但因省未承认郊区为一级财政。由市负担。19861987年。市、县并行的两种体制,除部分结算项目外。未再变动。

1985年起,城内四区建立一级财政,实行划分收支。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结余留用”的体制。收支挂钩分成比例为:东3821%,南区4276%,西区5055%,北区3603%;超收分成:东、南、北区50%,西区51%。市给备区预备费按支出指标的2itg。同年建立乡()财政,划分收支及分成的具体办法,由各县自定。

     二、地方财政收支

     分为预算收支和财政自筹(预算外收支)两部分。长沙市的预算收支和财政自筹收支增长情况,因辖区变化和预算体制变化较大,缺乏科学可比性。预算收入1950年为1878.5万元,1985年为651179万元;预算支出1950年为3796万元,1985278811万元。财政自筹收入1954446万元,198531172万元;财政自筹支出1954382万元,19853021.1万元。从绝对金额比较,1985年比1950年预算收入增长33.98倍,预算支出增长7245倍。财政自筹收入增长68.89倍,自筹支出增长7808倍。

    19501985年,长沙市有12年未完成省颁预算收入任务(其中企事业收入有18年未完成省颁任务)。通过财政部门采取增收节支措施和省调整预算。适当给予补助等,除1960年将部分预算支出转列财政自筹支出,保证预算收支平衡,财政自筹发生赤字3262万元外,其余年度预算和财政自筹两部分均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财政预算收支  19501985年总计预算收入7573282万元(包括金库直接划省的400764万元)。其中列入市决算的7172518万元中:工商各税占6617%;企事业收入占2999%;农业税占318%;其他收入占066%。市本级预算收入651551万元;占全市8603%。

预算支出总计2229293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占1767%。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增拨企业流动资金、简易建筑费、地质勘探费共占1159%。合计为29.26%;支农资金占686%;城市维护费占823%;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费占2915%;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占496%;行政管理费和工交商事业费占1479%,城镇人口下乡、青年就业费占153%。其他占522%,合计古2154%。预算支出.166221万元,市本级支出占全市7456o

    预算平衡情况:1950--1985年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等,计收入8465745万元;总计支出8029853万元;历年年终滚存435892万元。

    ()财政自筹收支  1954年立帐单独反映,19541985年,总计财政自筹收入322157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占1345%。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占2968%,农业税附加占896%。集中的企事业收入占3888%,其他收入占903%;总计财政自筹支出251903万元,:其中,工交商事业费审3559%,城市建设及维护费占4002%,支援农业事业费占767%,教科文卫及抚恤社救事业费占555%,行政管理费占157%;其他占96%。市本级财政自筹收入252756万元,财政自筹支出191707万元,分别占全市财政自筹收入和支出的7846%和761%。

()上解  19501985年预算收入上解5703753万元(加上直划数为6104517万元),剔除上级补助收入中的支出追加、收入追减的补助、超收分成、年终一次性补助等因素后,净上解535122万元,占同期预算收入的7066%。19541985年财政自筹收入上解12325万元,净上解6079万元,占同期财政自筹收入的189%。此外,19641965196619691978年五年,共上解清理冻结存款和“小钱柜”资金14068万元。19811982年上解中央借款17421万元,作为地方财政对平衡国家预算的贡献,不再结算,均未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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