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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 保险

时间:2011-11-14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融业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成长,并成为全省金融中心。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前夕,长沙的金融业有高利贷信用、货币兑换业、典当、票号、钱庄,存、放、汇业务还处于不发达的状况,经营方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1840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势力的入侵和民族工商业的微弱发展,客观上刺激了半封建、半殖民性的民族金融业的兴起,票号由盛转衰,钱庄崛起。同治年间,长沙钱庄已形成粗放经营存、放、汇等金融业务的钱业。光绪年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维新变法,振兴实业,发行官票,革除钱业和商业滥发市票、滥铸铅丝银之弊,在长沙设立了具有早期银行特征的阜南钱号官局,湖南官方开始发行票币。随后,湖南官钱局建立,成为当时地方的金融中枢。

    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缓慢发展,新式银行在长沙兴起。宣统元年(1909),大清银行长沙分行成立,这是湖南省第一家银行。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并在长沙附设湖南储蓄银行,湖南实业银行、宝兴矿业银行、裕商银行等相继成立,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先后在长沙设立支行、分行。1918年,湖南银行因滥发票币和遭军阀溃军抢劫而倒闭,累及储蓄、实业等银行相继停业,典当、票号遭受重大打击。1921年,因政局纷扰,兵连祸结,百业萧条,长沙已无地方银行。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宣布《集中现金条例》,凡流通均以新发汉钞为限,长沙仅剩一家上海银行。1929年,湖南省银行在长沙成立,沪、汉等地商业银行陆续来长沙设立分支机构,银行业又趋复苏。钱庄亦日渐兴旺。1933年,长沙有银行9家、钱庄86家,出现了银行与钱庄并存的局面。同年,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1935年,推行法币政策,长沙的商业银行和钱庄业务受到抑制,而官办银行及其业务迅速发展,中央银行、农民银行陆续在长沙设立分行。由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造成市场凋敝,金融萎缩,长沙的金融企业大都被迫外迁或停业。

    在长沙民族金融业蹒跚前进的同时,英、日、美、法、德、荷等国先后在长沙开设银行、保险公司、储蓄会等,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发行银行券特权,操纵金融市场,掠夺社会财富。后由于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抵制,先后撤走。1944年长沙沦陷时,曾有“横滨正金”和“永兴商业”两家日伪银行,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倒闭。

    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外迁和外地的银行如复兴、上海、和成、金城、聚兴诚、亚西、新华等先后在长沙恢复营业,一度停业的钱庄纷纷复业。1947年,长沙有银行27家,金融业再度兴旺,特别是官办银行业务发展较快。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和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以及中央合作金库驻长机构,通过特权和业务垄断,成为控制长沙经济命脉的官僚金融机构。随后,国民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支出倍增。财政赤字除加征重税外,唯靠滥发纸币,导致法币恶性膨胀。1948年上半年,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法币月平均发行数增至1112亿元,相当于1940年长沙中()、中()、交()、农()四行月平均发行数624万元的17万倍。1948819日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于823日在长沙发行金圆券,规定银元对其比价是12。不到3个月即宣布贬值80%。19496月,金圆券五亿元折合银元一元,短期内金圆券彻底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金融投机盛行,金融业的正常业务难以为继,银行、钱庄主要转向买卖黄金,囤积货物,投机牟利,长沙的“地下钱庄”应运而生。据1949年初统计:长沙有银行32家,钱庄167家。这些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投机,形成了金融业的虚假繁荣,助长了金融市场混乱,对经济发展起着相反的作用。金融业畸形发展,随着金圆券的彻底崩溃和国民政府在大陆政权的全面垮台而很快没落。长沙解放前夕,除湖南省银行和几家商业银行外,大部分银行和钱庄都已停业或转业。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817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金融处接管了长沙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829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既是经营金融业务的经济实体,又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市支行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打击投机资本,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实行金融管理;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通用货币,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开展拒用银元运动、组织人民币下乡;对私营金融机构加强管理和控制,取缔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为了扶持工商业恢复生产,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审查批准6家私营银行、20家私营钱庄和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恢复营业;人民银行还积极开办了折实存、放款;进出口押汇等业务,并设立了金融票据交换所等。

    19503月,为了平衡财政,稳定物价,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4月,人民银行执行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对长沙市的军政机关、公营企业实行现金管理,推行转帐结算,成为现金收支和划拨结算的中心。先后成立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中国银行长沙支行。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以后,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分别制定和实施对公营企业、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的信贷办法,推行八种结算制度,发行新币,收回旧币,清偿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的存款和国营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在加强农村信贷工作的基础上,在县、郊农村广泛发展和扶持信用合作社、抑制农村高利贷,支持农民的生产互助合作和促进粮、棉、油统购统销的实现。随着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银行亦相应实行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后,接替了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有关业务,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与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储蓄部合署办公,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郊区办事处归并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领导。

    1958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后,银行为放存款“卫星”,有的强令储蓄,有的限制提取;信贷资金敞开供应、只讲服务,不讲监督;流动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被取消,财政、信贷资金渠道被打乱,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被并入市财税局,农村银行营业所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信用部,国内保险业务被停办,保险公司长沙市公司被撤销。银行内部“大破大立”实行“五员合一”(会计员、出纳员、睹蓄员、计划员、信贷员的职责由一人同时承担),拆除营业柜台,推行以证、以表代帐”,错款、错帐不断发生。当时由于基建摊子过大,货币投放过多,造成商品严重匮乏,导致物价急剧上涨。

    1962年,市支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宣传和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停止实行“全额信贷”,恢复银行有效的规章制度,坚持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运用信贷手段促进工业调整,支援农业生产,压缩基建规模,控制货币投放。由于各方的努力,经济局势开始好转,信贷收支差额也逐步缩小。继农村营业所按原制收回以后,金融机构相应调整。1962年,恢复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1964年,成立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次年,并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融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66年底,银行各级领导班子先后基本瘫痪。各派群众组织打“内战”。社会上歹徒冲击金融部门。广大金融职工始终坚守岗位,保卫国家资财。1968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银行实行军事管制,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变。19691月,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再次被撤并;19718月,市财税部门与市人民银行合并,为长沙市财政金融局。银行管理职能被削弱,有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遭否定;贷款讲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利息被说成“剥削”,一降再降。1972年,全国银行工作会议提出重视银行独立性和重要性。1973年分别恢复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和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197711月,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全市金融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邓小平关于“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全市银行工作围绕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积极组织存款,合理发放贷款,完善结算制度,加强服务监督,促进长沙经济振兴。1987年末,全地区各项存款余额4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5亿元。这一时期,长沙金融业通过改革开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健全社会主义金融机构。几经撤并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在长机构均独立设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专司中央银行职能,对长沙地区金融业务进行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核。此后,先后建立交通银行长沙支行、中国银行湘江分行以及长沙市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长沙证券公司也先后建立,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

    ——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1979年,全市信贷资金的管理由“统存统贷、控制指标”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包干)”1985年,市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并组建长沙资金市场,开展同业拆借,调剂资金余缺,基本建设投资逐步由拨款改为贷款。建设银行信贷资金亦纳入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初步变革了信贷资金吃“大锅饭”的弊端,提高了合理使用信贷资金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

    ——开拓综合性的金融业务。在存款上,逐步扩大存款计息范围,对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开办定期存款。在贷款方面。除了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外,还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新辟对科技、文化、旅游、公用服务及网点设施贷款,适当发放对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并积极稳妥地开办外汇、房产、租赁、信息咨询、证券交易等业务。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原来财政、银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19837月,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

    ——发展国内人民保险业务。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后,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全市有3460家企业参加企业财产保险,有96834户居民和311954家农户参加家庭财产保险,保险服务项目为47种,全年保险费总收入6743万元。建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以人为保险对象的各项业务也开展起来。

——推进外贸信贷结算业务。在长沙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事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银行湘江分行于19886月建立,主要从事外贸外汇信贷、结汇、外币兑换、长城信用卡、侨汇和人民币信贷、结算业务。1988年末,各类外汇贷款和投资余额为22831万美元,各类人民币贷款和投资余额为327亿元。

——加快金融电子化的建设。长沙市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由手工操作和简单机具的使用逐步发展到采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有关业务和工作。1980年,人民银行总行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进ROBOTRONl355台式记帐机,先后分给湖南6台,全部交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南门口办事处试用。与省人民银行、省计算机所合作,用美国的Z80C微机,在中山路办事处开发单柜台对公会计业务。各金融机构通过引进、开发,使存款、取款、计息、印鉴、通兑、转帐、结算、交换、查询等有关方面的业务和工作处理过程,都程度不同地采用了电子计算机。

第一章  金融、保险业

第一节   解放前长沙的金融、保险业

    一、银钱业  明末清初,长沙已出现了经营兑换银、钱币的钱摊。清朝中叶,典当业相当兴盛。清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票号来长沙设分庄,经营商业汇兑。货币兑换业逐步发展为经营存、放款业务的钱号。咸丰初,太平军席卷南方七省,长沙钱号、票号、典当一度收缩。太平天国失败后,钱业逐渐兴旺。票号依靠结构官吏,垄断官府的存款、汇兑业务、鼎盛一时、一度称雄钱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阜南钱号官局成立,湖南开始由官方发行票币。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官钱局建立,成为地方金融中枢,官府款项均存入该局。票号由于因循守旧,少与商民交往,业务日趋萎缩。钱庄经营灵活,逐步夺走了原由票号经营的一些汇兑、存款业务,且日趋发展。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票号失去了存、汇款,放款又吃了倒帐,各票号总号陆续将在长沙的分庄撤回。1918年,湖南银行因滥发票币和遭溃军抢劫而倒闭,典当、钱庄受其株连遭受重大打击,典当业从此一蹶不振。钱庄虽亦时兴时衰,但仍具有一定的金融实力。

    ()典当

清朝中叶,长沙典当兴盛,多至36家。光绪三十年(1904),有瑞春、瑞和、乾和(均在南正街)、永兴(南门外)、同仁(小东街)、鼎隆、五福(均在大西门)、和隆(药王街)济元(登隆街)、通济(小吴门)、恒裕(浏阳门)、德福(北正街)、裕春(洪家井)、瑞昌(青石桥)、恰裕(草潮门)、乾升(清泰街)、仁昌(府正街)、鼎裕(犁头街)18家当铺。多为独资,后来才有合资。资本多的有制钱五六万串,少的有二三万串。当时典当,一般月息25厘,每年十一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初十,减息5厘,不满一月按一月计算,满一月后按日计息,41天按两月扣息。满当最长期限24个月,照字号取赎,不认来人,倘有虫伤鼠咬以及来历不明不与受典相干,期满不赎听受典出卖。每年除夕燃灯后不抵不当。新年开业。第一笔交易称为“天字第一号”,给予满额贷款。典当经营稳妥,利润丰厚,官僚、地主乐于投资。长沙典当曾组织“典商公所”作为同业协作、议事机构,并与官署周旋。

    长沙典当以南京人经营最著,称为南帮。此外,还有苏帮(苏州人经营)、徽帮(安徽人经营)、西帮(江西人经营)及本帮(本地人经营)。其组织和管理分工较严密,职责分明。一般都设有管事(又称总管,相当于经理)、外席(对外交涉人员)、内缺(分管帐、管钱、管饰、管楼各职)、外缺(又称柜员)、中缺(分写票、清票、卷包、挂牌各职)、学生(即学徒)等。各家当铺都订有典规,内容繁细苛刻,店员从工作到生活,严格受其控制。

当铺白天营业,有典门辰开酉关之说。当铺防范严密,柜台高过一人。柜员验看货物时,金银须看成色、称重量、珠宝玉器须看色泽、辨真假;衣被等须看重量、分新旧,然后估价。大致金银首饰七八成,衣服五成至七成。当户同意估价后,柜员高声唱号,把号次、品名、花色、新旧、件数及贷款金额用拖腔速度唱出,写票和登簿的人边听边写,唱声刚落,书写完成。唱腔用南京、苏州、安徽、江西各帮方言,本地人听不懂。当票用特定的“当字”书体,外行人不认识。此外,还有所谓“票头”。如赤金写作“淡金”、衣服冠以“破碎”等字样,以减轻保管的责任,避免赎当时的争执。典出银钱,成色只有九四、九五,赎当则要十足成色。

    典当业不主动揽收存款,私人存款利息不过三五厘。官方把公益事业基金交典当业生息,叫“发典生息公款”。清道光年间,发交长沙典当生息的公款有92388两。典商认为这些公款是“由公家指派,并非出自各典要求”,感到保管责任重,曾多次呈请收回,但未能圆满解决。

    当铺分典当和质当。每种分甲、乙、丙三等。1914年,湖南国税厅改订当章,饬令典商更换新贴(营业执照)。长沙换新贴的有镇源、裕昌、三益、聚源、豫康、广济、义昌、乾和、永森、永福、和隆、仁昌、同仁、信义、四怡、通济、瑞昌、鼎裕、自康、乾升、源兴、协和、四和等23家。1918年,战事频繁,北军进入长沙,军士强当恶典,商民遭受抢劫。3月,翼和、广济、协和、永福被抢劫一空。5月,典商请求保护,当时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发布一纸告示,张贴各当铺门曼,竺夏藉当铺已倒闭。同时,湖南银行滥发票币且遭劫而倒闭,所发票币形同废纸,株连典当业自行停业者三分之一。到171三年,长沙典当26家在多方打击下破产,将铺屋、设备折价变卖。缴还发典生息公款。长沙的日本洋行乘机在长沙经营典当,押品估价只值十分之一,期限1个月,过期死当。

  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在藩后街设立农民抵押贷款所”,其经营方式与旧式典当相同。贷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贷款月息8厘,另加手续费2厘,栈租56厘以及其它附加,期限9个月。该所开业半年,贷款12万余元,不久因抗日战争开始即收束。

    ()票号

清道光年间,山西票号来长沙设立分庄的有日升昌、蔚泰厚。经营商业汇兑。咸丰初年,太平军起义时,票号为保存实力,一度有所收缩。如日升昌票号曾收撤长沙分庄,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恢复。咸丰、同治年间,来长沙设立分庄的票号增加。同治二年(1863),阜康票号在长沙设立分庄。同年,捻军活动于河南等省,湖南巡抚以长途解运现银途径捻军活动区,恐有意外,故将京饷5万两交蔚泰厚、新泰厚等票号汇往北京。同治三年(1864),善化人杨玉科邀族人集资,与山西商人范晋合伙开设云丰泰票号(总号在山西平遥县)分庄,后协同庆,蔚盛长在长沙先后设立分庄。同治七年(1868),户部因多收一批汇款,京城即少进一批实银,导致湖南京饷一度停汇。以后因汇兑比解现节省费用,风险少,不久即恢复。光绪元年(1875),新泰厚设长沙分号。以后蔚丰厚、天成亨、百川通、大德通、乾盛亨、蔚长厚等票号也分别在长沙等地设立分号。票号对官府}[--o寸困难的可以垫款。光绪六年(1880),长沙票号借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粮台银16万两。为此,官府汇款、存款多由票号办理,存款多不计息。光绪七年(1881),任云南高州镇总兵杨玉科被人以现职官员经商之罪参劾,云丰泰票号因而歇业。光绪八年(1882),钱业发生一起诈骗案。饶开文开设的太和钱庄,与在籍官绅张自牧、李元度等捏造30多家商店牌名,向长沙几家票号借款五六十万两,声称汇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请领运盐引票。及至借款全部交存太和钱庄后,该庄突然宣布倒闭,疫票号遭受重大损失。这桩官、商伙同诈骗案,轰动一时,有关官吏遭弹劾。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指拨甘肃协饷48万两,因筹措困难,由天成亨、协同庆贷款汇解。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帝逃往山西,转赴西安,因指拨京饷运现缓不应急,谕令各省京饷汇山西票号总号,转汇户部。当时湖南解运京饷现银计136万多两前往西北,在解现的同时,提前筹集京饷10万两,由长沙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9家票号汇往山西平遥县,转交户部。此后,京饷、协饷、摊派的赔款、外债及各种捐输,大部分由票号汇兑。

    票号与清政府官吏关系甚为密切,不少官吏被任命后,向票号借旅费,票号术语叫“塞垫”。官吏到任后,其搜刮所得除还借款外一般存入票号,票号为其保密,存单不记名,称为“招头”。此外,官吏把经营的公款存入票号,不计利息。湖南巡抚赵尔巽与大德通票号高掌柜关系密切,赵调任四川总督,高随之到四川;赵调任东三省总督,高跟到东三省;赵升为户部尚书,高又随之到北京,大德通票号简直成了赵家的“帐房”。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票号业务处于全盛时期。票号资本最多的一家白银四五十万两,少的十万两。在长沙设立分庄的先后有百川通、日升昌、蔚丰厚、新泰厚、大德通、协同庆、乾盛亨、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阜康、天顺祥、义善源、云亨源、谦吉升、蔚长厚、福盛长、汇源涌、永泰庆、大德恒、云丰泰、乾成亨22家。票号最初只经营商业汇兑,以后兼营存款、放款。长沙分庄以对汉口的汇款为主,在银两成色上,长沙对汉口、贵州、四川的汇款为平兑,对常德须三五加色,对上海为九五扣。初创期间,汇票全靠民信局传递,在途时间较长,长沙汇北京约2个月,汇甘肃约3个月,汇上海、广西约1个月,省内汇兑也需515天。汇兑业务扩大后,各票号共同雇佣“信卒子’’送信。清末开办邮政,票号逐渐改用邮局寄送汇信,后又利用电报汇款。长沙钱庄兴起后,逐渐与票号争利。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解交上海的江海关赔款85万余两,除蔚太厚承汇13333两外,其余都由春和祥、泽春、阜隆、集义、达顺等钱庄承汇,票号经营官款汇兑结束。次年,湖南官钱局成立,公款存入官钱局,票号失去无息公款,加之后来兴起的邮政汇兑,票号汇兑进一步衰落。光绪三十一(1905),长沙仅余票号分庄9家,此后有减无增。宣统三年(1911)减至6家。辛亥革命后,因湖南官钱局的票币贬值,尚存的百川通票号在长沙放出的70多万两白银,收回的不到10万两。至此,各票号总号陆续将在长沙的分庄全部撤回。

    ()钱庄

明末清初,货币种类较多,长沙街头出现货币兑换的小钱摊,其他行业也兼营货币兑换。如碓坊挂牌“钱米通商”兼营元宝、银两的零整兑换。道光年间,经营货币兑换和银钱存、放业务的钱号数十家,以现银换明钱,进出赚三厘。同治年间,湘籍人在外做官者甚多,他们拥巨资还乡,有的投资钱业,长沙陆续出现了一批资本比较雄厚的大钱庄,有饶太和、多福、沈自福、杨广生等。饶太和开设大钱庄于红牌楼,还在外省开设分店。当时民谚“饶太和的钱,生生的盐”,意即该庄的钱多。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取缔钱摊,令钱商组织钱庄,呈准政府验资,请领牙贴,方能营业。自此合资钱庄兴起。光绪中叶,湖南时和岁稔,藩库充实,厘金、善后两局每年余银数十万两,钱商争相揽存,业务不断扩展,逐渐形成全面经营存、放、汇业务的钱庄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洋务局因征解赔款,尽提厘金、善后两局在长沙钱庄的存款,导致钱庄周转不灵,或停或倒者10多家。当时较大的钱庄如泽春、春祥和、集义、泰顺、喻义等也未幸免。宣统三年(1911)起,湖南官钱局票币贬值,钱庄乘机操纵,又获利发展。1915年底,长沙有钱庄112家。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长沙钱庄均受牵累。1921年,减至42家。1927年,汉口集中现金,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汉钞贬值,长沙钱庄再度受损,先后歇业27家。1929年后,政局稍定,钱庄业逐渐复苏,1933年长沙有钱庄86家。其中:除34家为兑换钱庄外,52家资本额138万元,附本额189万元,存款额783万元,资力合计1110万元;放款额980万元,汇兑总额12636万元。一度号称长沙钱业“四大金刚”的四大钱庄,分别有资本额.附本额为:裕顺长12万、20万,谦和10万、20万,春茂10万、15万,万裕隆6万、14万。长沙钱庄有西帮(江西人经营)和本帮(本地人经营)之称,资本性质有独资和合资两种。86家钱庄中独资的21家,占244%,多为祖传物业;合资的65家,占756%,多因钱业获利优厚而邀亲友出资组织。无论独资或合资,股东皆负无限责任。钱庄内部组织有经理、副经理、坐柜、跑街、管帐、库房、信房、票房、中帮、学徒。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后,钱庄经营范围日衰,业务日衰,减至54家。193810月,日军南侵,武汉沦陷,钱庄纷纷外迁,大钱庄如春茂、谦和、鸿记、元昌、恒和等家都先后派人往广州、香港驻庄。11月,长沙“文夕大火”,没有迁走的20余家钱庄,因蒙受损失而停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迁钱庄陆续返长复业,形成了边申请、边复业,未批准也营业的状况。194610月至次年3月,财政部先后核准长沙裕顺长等15家钱庄复业,其余取缔。19482月,财政部应长沙钱业公会请求,又准许暂缓取缔45家钱庄。1949年初,长沙有钱庄167家,其中:经财政部核准的“地上”钱庄16家,经省财政厅核准的“地中”钱庄46家,未经核准的“地下”钱庄105家。除办理存、放、汇业务以外,大都从事买卖黄金、囤积物资、炒卖外钞等投机活动。解放前夕,大部分钱庄停业。

    附:同业组织

清光绪初年,长沙钱业自发组织同业会,名日同业财神会,初设三尊炮,后迁福源巷。凡挂钱店招牌者,须各捐牌费银50两于财神会,否则不许开设。每日钱价由财神会公议,上、下午各一价。光绪十年(1884),财神会改在长沙坡子街护国寺内财神殿集议行情。光绪二十年(1894),同业筹募资金,在坡子街兴建财神庙。光绪二十二年(1896),财神庙改名福禄宫。每日上午在此公议钱价,公布行情。1913年,福禄宫正名为“长沙钱业公所”,牌费改为每户银元60元。1918年,钱业公所试行董事制,票选董事9人,监察2人,讨论和决定同业中事。1920年,首任长沙钱业公所主任王镇南等召集同业会议,制定《长沙钱业公所自治章程》46条规定:凡组织营业者须拥有现洋一万元以上资本”,“发给同业证书才能承认为同业团体”等。宗旨是“联络感情,固结团体,共谋金融之活泼,商业之发达”。1931年,根据国民政府《工商同业公会法》的规定,钱业公所改为委员制,定名为“长沙市钱业同业公会”,另订章程。宗旨在于维持社会金融。增进同业公益,矫正营业弊端。除大小钱庄外,湖南省银行亦加入该会。

    193811月,长沙文夕大火以后,钱庄或停业或外迁,钱业公会自行消失。194612月,长沙市钱业同业公会重新组建,194710月参加全国钱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成为全国钱业联合会39个单位会员之一。19495月,长沙钱庄大部停业,长沙市钱业同业公会随之收束。

    ()钱局

    1.阜南钱号官局  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维新,筹办阜南钱号官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在长沙黄道街成立。由善后局拨银10万两为资本,委朱昌琳为总办,初拟发行官票。吸收游资,因市政使俞廉三等暗中阻扰,将丁漕钱粮、厘金多存有关系的钱庄,只半数解局,而探矿、开河需费不赀,资本供应不足,朱氏叔侄遂迫而自行垫款维持营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政变失败后,陈宝箴株连去职,阜南钱号官局也“奉旨停歇”。阜南钱号官局开设三年,为革除钱业、商业滥发市票,滥铸铅丝银之弊,共发行制钱十万余串,发行银两票七八万两,并铸有省平银一两重的银币,应付兑现,为湖南官方发行票币之始。该局收柬时,朱昌琳垫出资金以十足价值将发行的官票全部收回,为后来湖南官钱局发行票币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2.湖南官钱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洋务局奉令限期征解庚子赔款,尽提厘金、善后两局在长沙钱庄的存款。遂致长沙10多家钱庄倒闭,加以制钱缺乏,市场银根奇紧,湖南巡抚俞廉三乃决意开办官钱局。委派长沙知县沈瀛前往汉口抄录章程,令善后局筹集制钱十万串作资本,并拨官产多处为发行票币之保证。抚院委道员陈家球为总办,沈瀛为督办,绅商粟德源为总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一月在理问街正式成立,定名湖南官钱局,湘潭、常德、衡阳、益阳等地先后成立分局、子局,在汉口、上海设汇兑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称湖南官钱总局。官钱局先后发行银两票约160万两,制钱票约300万串,银元票约70万元,可以完纳省内钱漕、关税、盐课、厘金及商民交易等。官钱局资本仅十万串,因有其他官产可利用,政府存款供周转,藩库现金作保障,准备金充足,所发票币信用较好。宣统二年e1910),湖南财政入不敷出,官钱局垫款过多,官票信誉下落。宣统三年(1911)九月,官票出现贴水。辛亥革命后,1912年元月,湖南官钱局拨银20万两开设湖南公储钱局,办理储蓄存款。

二、银行  宣统元年(1909),长沙设立大清银行长沙分行。19124月,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公储钱局改为湖南储蓄银行。湖南实业银行、宝兴矿业银行等相继成立。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随后于1913年、1915年在长沙设立分支机构。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实业”、“宝兴”、“储蓄”银行相继歇业。张敬尧创办的裕湘银行于1920年因政局变更而结束。1921年,湖南通商银行成立,亦由于滥发纸币,失信于民,仅五个月即倒闭,此后,因战事频繁,长沙已无地方银行。1927年。长沙仅有上海银行一家。1929年,政局稍安,银行业复苏,湖南省银行成立,沪、汉一些银行来长设立分()行处。1933年长沙有银行9家,资力约2000万元。其中:湖南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驻长行()年底资本金、公积金、总行拨款共661万元,存款626万元,兑换券421万元,资力合计1708万元。193563日省会长沙的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银行纷纷迁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相继回长复业。1947年全市有金融机构29家:中央银行分行(坡子街20)、中国银行支行(f-1)、交通银行支行(黄道街)、中国农民银行分行(白马巷)、中央信托局分局(坡子街66)、邮政储金汇业局长沙分局(药王街)、广东省银行办事处(坡子街66)、湖南省银行总行(藩正街)、长沙市银行总行(自马巷53)、长沙县银行总行(大东茅巷)、中国实业银行支行(坡子街127)、建业银行分行(中正路24)、亚西实业银行(坡子街双井巷)、四川美丰银行分行(怡长街11)、聚兴诚银行支行(黄兴路284)、和成银行办事处(中正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坡子街43)、复兴实业银行总行(朝阳巷)、中国工矿银行分行(走马楼40)、中国农工银行分行(中正路105)、鸿兴银行总行(西长街)、金城银行支行(上坡子街)、大懋银行总行(坡子街)、大孚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坡子街)、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分行(坡子街106)、怡兴昌银行分行(下太平街5)、中国国货银行分行、大陆银行支行、大川银行分行。

    ()国家银行

1.大清银行长沙分行  宣统元年(1909)九月,在西长街成立,是湖南省最早银行。由总行拨银20万两作资本,另给股本借款银10万两作浮动股本,随后在湘潭、常德设立分号。设总办负责监察,由度支部奏派。首任总办宗尧年,继任沈致坚。经理由总办聘任。一任经理陈毓芬。宣统二年(1910)末,各项存款额白银359万余两,各项放款额白银351万余两。宣统三年(1911)六月底,共发行银两票及银元票折合银两近39万两,能十足兑现。七月,长沙海关关税划归该行经理。先后办过三次决算,盈余白银81万余两。该行信用放款所占比重最高时954%,以致很多放款到期不能收回。截至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1911710)止,呆帐金额白银10万余两,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纸币的库存现银,高时为存款和发行额的121%。低时还不到4%。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湖南大汉银行,黎书康为总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大清银行清理处,停业清理各地大清银行。

2.交通银行长沙分()  19137月,交通银行在长沙设立湖南分行,经理蔡昌辅。经理粤汉、株萍铁路及电报局、榷运局款项、经营存、放、汇,发行兑换券等,在衡阳、岳阳、常德、益阳、湘潭各地设支行、办事处,重点对湖南银行和宝兴矿业银行融通资金。至191421日止,往来透支票银50万两,占其放款总额的726%,并利用业务支持汤芗铭镇压湖南反袁驱汤斗争。19163月,汤芗铭出逃,该行因提款过多。支付困难,8月停业。191812月,该行又在长沙设汇兑处,次年改为办事处。19231月,升为四等支行。19267月停业,1927年,撤回汉El192812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长沙设立沪券兑换处,次年5月,改为办事处,属汉口分行。因工农红军进攻长沙和发生“九·--A.”事变,两次停业。19337月,办事处升为四等支行。年底,资力合计119万元(存款在外),营业总额162万元。其中:存款45万元,占28%;放款101万元,占62%;汇款16万元,占10%。现金库存63627元。193511月,该行票币被定为法币。1938年,该行撤往沅陵。1942年迁至衡阳。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0月返长复业。次年10月,增设中山西路办事处。19496月,外地的

3.中国银行长沙分()  19155月,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在长沙设立分号,经理国库,兑换汉钞,办理存、汇等业务。次年1月,接办湖南分金库业务。19173月,升为分行,在湘潭、常德、洪江、津市、沅陵、邵阳先后设立分支机构。19206月初,督军张敬尧向该行勒借现银20万元,行长刘重元出逃暂避,并悬牌停止营业。张敬尧逃离长沙后,7月,经新任督军谭延闽准许恢复营业。19217月,临时省长赵恒惕派湘军“援鄂自治”,该行于10月停业。19221月复业,改为长沙办事处,隶属汉E1分行。19238月,该处又因战事停业。次年3月,恢复营业。7月,增设衡阳办事处。192611日起。代理湖南省金库。19289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长沙设立沪券汇兑处。19315月,升为办事处。1933年,资力总数为321万元(含存款),营业总额948万元。其中:存款112万元,占12%;放款430万元,占45%;汇款250万元,占26%;其他156万元,占17%;当年纯收益5万元。19376月。该行升为支行。建有仓库、电台。“文夕大火”后,该行迁往零陵,后又辗转至衡阳和贵州境内(长沙改设办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支行迁回长沙复业。19484月仍继续营业的有长沙城西等8个办事处。19494月,省内各处均撤并至长沙支行。

    4.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  193568日成立。620日,该行设立“农民质押贷款所”,办理城乡贫民小额质押贷款。193512月至19375月,先后在常德、衡阳、邵阳设立办事处。1937年停办小额质押贷款。7月,长沙行在芷江、沅陵设办事处。1938年,该行迁往沅陵。19414月,改为办事处。19436月,升格为支行。194512月回长复业。19487月,长沙I临近解放,该行经理朱世映带领员工将库款、帐册、凭证、文书等撤往芷江。

    5.中央银行长沙分行  193561日,中央银行在长沙设立二等分行,经理辛庾,随即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11月后,发行票币定为法币。193811月,该行迁往沅陵(19404月,改为沅陵分行)194511月,长沙分行在坡子街新址复业。

    ()地方银行

1.湖南银行  19124月,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发行票币,周砥青任总办。1913年,汤芗铭督湘。改派刘昌宪接任,称总理(后称会办)19149月,财政部任命唐人寅为湖南银行监理官,会办由监理官兼任。19141915年,代理国库湖南分库。19161月,开办信托业务。5月,增办汇兑。19167月,代都督刘人熙将该行改属财政厅,任命财政厅厅长兼督办。该行在长沙附设湖南储蓄银行,资本银20万两,在沪、汉设汇兑处。湖南银行成立后,谭延闽、汤芗铭、傅良佐、谭浩明轮番主湘先后拖欠该行共有银3600万余两,挪作军政开支。至1918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6095600两,兑现收回33000两,流通银票5695100两,兑现收回625000两,银元票7065700元,兑现收回3143000元,铜元票71259400串,兑现收回21491300串。191219182月,银两票由平均每两折合银元127元贬至009元,铜元票一串折合铜元由一千文贬至278文,100元银元票则由1914年平均折合银元952元贬至19182月的366元。发行纸币未收回部分,折合银元约6832万元,省政府拖欠款项折合银元6116万余元。该行存在期间,六易负责人,呆滞贷款与日俱增,内部贪污腐败严重。19183月,桂军谭浩明溃走前夕,将该行仅存的现银10万余元及生金银1000余两全部劫走,散兵游勇砸烂库门、将已切角待毁的破烂票币抢劫一空,家具则被市井无赖搬走。至此,湖南银行总行宣告倒闭。张敬尧借清理债权债务为名,又以该行名义发行新铜元票2510万串,以一折流通市面,旋即成为废纸。

2.裕湘银行  在湖南银行旧址设立,于1918824日开业,资本金为1000万元,官商备半。官股由财政部拨款200万元,财政厅押借300万元,商股实收250万元。杜占鳌任总理,在汉口、常德设分行,湘潭、邵阳设汇兑所。安排发行银元票300万元,实际流通70万元;铜元票500万串,实际流通200万串。不久,所发票币出现暗盘,民心恐慌。政府与商会商定,官商备筹款10万元,官方负责兑换铜元,商会负责在设四个米盐零卖处,专收裕湘票币。每天每处卖米80石,每斤收票币600文;卖盐4000斤,每斤收票币1600文;每人限购米5升、盐半斤。由于“一面收回,一面发出,发之不尽,兑之无穷”,一般贫民因挤兑有被践踏至死伤者,而官方时而减兑、停兑,商家周转不灵,米盐零售因而停止。张敬尧见市民拒收裕湘票币,竟以“按军法从事”相威胁。市民被迫收进即尽快用出或兑换,称为“一宿两餐”的票币。1920611日,张敬尧北逃,裕湘银行随之倒闭。

3.湖南省银行北伐军攻克长沙后,省政府于19271月议决设立湖南省银行。213日,成立筹备委员会。当时有谢觉哉、郭亮等共产党人参加筹备。“马日事变”后,筹备工作被迫停止。19287月,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决定将湖南省金库改为湖南省银行,19291月开业。省金库拨款100万银元作为资本。次年,增资50万银元。设监理会,后改设董事会和监事会,总行设长沙。至1937年止,有分支机构14个,行员198人。193811月,该行先后迁到沅陵、耒阳等地。19407月,对分支机构实施分区管辖制,指定长沙等4分行为管辖行。至19439月,分支机构达88个,行员1832人。先后设有营业、会计、稽核、金库、发行、储蓄、信托、经济研究等职能部门,附设有经营部、投资部、印刷厂、金库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0月,由桂东迁回长沙复业。抗日战争时期,帐面财产损失为法币52630万元,战后上报战争损失约2640亿元。19468月初,恢复总行制,设营业部。撤销长沙分行,取消管辖行制。至1948年初,省内外分()行、处有95个,员工1088人。19494月,有51个分()行、处先后收束,其余行、处先后停业。

    4.长沙市银行  194210月市长王力航倡导成立,聘请地方商绅刘海楼、李寿增、左益斋、龚锦涛等组成筹备委员会,议定资本总额500万元。旋因日军进犯湘北,筹划告吹。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2月市长汪浩改聘欧阳扶九等30人重组筹备委员会,筹设长沙市银行,资本总额法币3亿元。其中:官股6000股,12亿元,占40%;商股839户,9000股,18亿元,占60%。财政部核准于1125日开业。长沙市银行在股东大会之下设董事会,由21人组成,官股8席,商股13席,汪浩为董事长。另设9人监察人会,官股5人,商股4人。经理由黄登兼任,设总务、会计、营业、公库、出纳、发行、秘书等股。19473月,在中山西路设立城北办事处。此时,全行职员、工丁共38人。该行经营存放款业务,并代理市公库。19495月,发行面额为5分、2分的银元找补券,旋因发现假票而收回。该行实权全在黄登等国民党政客手中,私人竞选国大代表等的交际费在银行列支,还开立虚假存款帐户,经营高利贷。同时,趁法币、金圆券恶性贬值之机,投机牟利(营私舞弊造成的损失折合三机米1800余担,相当于该行股本的232)19494月,黄登辞去经理。由郑哲民继任。长沙解放后,该行所存财产约76万余银元,发还商股27万元后,其余由市军管会金融处接收,机构并入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

辛亥革命后,先后成立湖南实业银行和宝兴矿业银行,但存在时间不长。1912年,汉El鄂州兴业银行设长沙分行。不久即收撤。1916年汉13盐业银行设长沙分行,1918年,各银行受湖南银行牵累而陆续倒闭商会招股设立湖南通商银行,并予以发行票币的特权。1921114日开业,因资本不足,票币限兑而跌价。616日停止兑现,该行遂告停歇。19225月,大同盐业银行成立,次月即停业。1924年初,汉口盐业银行长沙分行复业。同年9月。湘省财政司商借光洋(银元)15万元”。无法应付,被迫收歇。192551日,上海银行设长沙办事处。8月,省财政司又商借银元6万元。该行请商会斡旋,

方得幸免。

    国民政府成立后,外地银行来长设立分支机构的有中国实业银行办事处、聚兴诚银行支行等10家。其中,省外8家,“文夕大火”后,商业银行或停或迁。1940年元月,原醴陵农民银行退还公股,组建为全部私股的复兴实业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返回长沙复业,省外商业银行有上海银行等12家,省内的大懋银行、复兴银行、鸿兴银行返长复业。新设新华银行、大川银行、怡兴昌银号3家。商业银行业务设置主要根据工商业的需要,分存款、放款、汇款三种。此外,有些银行设有储蓄、信托部,有的还代理保险业务,设有特约金库。自有资金与放款额之比。一般为12.5(而地方银行为12.45,国家银行为11.59)。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法币恶性膨胀,商业银行为保全资金实力,或抽资经商,或以客户名义借款买卖黄金,囤积货物,有的还设置暗帐,从事投机,只将少量资金承做短期商业贷款,籍以应付门面。长沙解放前夕,长沙尚存的17家商业银行大部停业。

1.湖南实业银行  1912819日设定资本银100万两,官商各半。开业,主要股东为矿商,曹训农任总经理。1913年,资本改为100万银元,实收64万元。该行先后在上海、汉口设立代理庄、汇兑处、在衡阳、湘潭等地设立分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有矿山、茶号等附属企业。1913年,该行发行的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等3种纸币折合银元202万元,相当于该行同期实收资本金的2.8倍,存款余额的3.2倍。1914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令该行并入湖南银行。曹训农求助于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由财政部饬令湖南实业银行将资本扩充200万银元。规定官股占四分之一,商股占四分之三,归并一事无形搁置。湘乡巨商朱奎峰将其财产折价入股,担任董事长。当年实收资本增至170万银元。1916年,该行印制新的银元票换回原银两票,颇受欢迎。19183月,湖南银行倒闭后,其票币贬值。督军张敬尧规定在1919415日前用湖南银行旧票买“有奖惠民票”,过期作废。该行大受损失,1919年秋停业。

    2.宝兴矿业银行湖南省矿务局拨银40万两,招商股160万两,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成湖南宝兴矿业银行。9月开业,实收资本银42万两,谢钟坍任总经理。1913年底,该行票币发行额141万两,占放款总额的837%,为同期实收资本的3.3倍、存款余额的195倍。不久,都督汤芗铭令将宝兴矿业银行并入湖南银行。19167月,汤芗铭败逃后,该行原发行的票币尚有铜元票166万余串、银元票38万余元、银两票91.3万余两未收回。省长公署同意矿商李光襄、萧云鹏等人集资顶办宝兴矿业银行,810日,改为商办,并公告兑换原宝兴矿业银行尚未收回的票币。1_918年,湖南银行倒闭,该行随之停业清理,已发票币未全部收回。

3.湖南通商银行  19201112月,为平息军队闹饷风潮,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向长沙总商会借款300万元,并特许商会组织通商银行发行票币。银行资本为100万元,但商会只筹到20万元,于1921110日匆匆开业,发行银元票和铜元票,未及营业,省长公署即先后借去130万余元,没有按期归还,故通商银行迟迟未能营业,该行票币无处兑现。224日,赵恒惕召开财政大会,限该行于33日营业。商人加缴股款15万元。财政厅借公债票60万元抵押现金,作准备金,并通电各县,征收赋税可收该行票币,还劝令军人量力投资通商银行。35日,通商银行营业后,兑现现金不足,38日限制兑现,616日停止兑现,通商银行倒闭。

    4.醴陵农民银行和复兴银行  19356月,醴陵籍军阀官僚与醴陵县合资兴办醴陵农民银行。资本金为银元125万元,其中醴陵县公股32650元。总行设醴陵,在长沙设办事处。1937年,总行迁至长沙,醴陵改设办事处。设信托部、运输处和修理厂,在香港、贵阳和省内邵阳等地设办事处经营进出口业务,发行辅币160余万元。193810月,日军侵占武汉,威胁长沙,总行迁至零陵。因该行活动很少顾及醴陵利益,于1939年召开股东大会,决定终止营业。

    1940年元月,该行公股股本等全部退还县财政科。以私股本息及红利法币97万余元作为资本,另招新股35万余元,组建复兴实业银行在零陵开业。6月,迁至衡阳。1941年底,该行股本增至500万元。其中:刘建绪占6257%,何键占5%。该行对禁止银行经商的禁令置之不理,经营进出121贸易,开办工厂。在香港、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长沙、醴陵、常德、株洲、湘潭等地,先后设有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1944年,该行总行由衡阳撤至贵州,后又迁至四川。日本投降后,于194510月由四川綦江迁至长沙,将福兴贸易公司改为华南企业公司,在上海、常德设分公司,下辖福兴机械厂、宏兴商轮局增营美孚汽油、煤油、机油等,还增设复兴农场,复兴印刷厂及长沙第一、第二仓库等。法币不断贬值,该行帐面资本增至法币15亿元。1948年复兴实业银行改名为复兴商业银行,继续兼营商业,并增设华南贸易部,在常德、广州等地设分庄,其分支机构和附属单位最多时达30多个,员工七八百人。8月,金圆券发行,该行帐面资本法币15亿元折合金圆券仅50元,无法营运,将所存黄金、银元兑换,连同利润凑足金圆券80万元,作为增资资本。不久。因为金圆券急剧贬值,华南企业公司亏损,流动资金大量消蚀。至解放前夕,复兴商业银行高级职员大多离长,业务停顿。

    ()农会、苏区银行

    1.浏东平民银行1926年,农民运动席卷浏阳。1927年元月·在中国共产党浏阳县委员会和国民党浏Itt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农民协会创建了浏东平民银行。由社会各界认股筹集基金,以1元为零股,10元为整股,股金总额定为6万元。六团平均各认1000股,私人投资以整股为限。还吸收无息储蓄6000元,并有狮山书院、东敬学、六团会、东安会、东路会、劝学所等不动产和东ti-l-fff2:一不动产,共计资产15万元。作为保证基金。制定《浏东平民银行试办章程》,确定宗旨为“制止高利借贷,提倡平民储蓄,活泼地方金融,增进工农生活”,实行股份制。负责人为李明轩、汤佑贤,并设有监事会。下设达浒、永和、张坊、门、古港、高坪六个分理处。民主选举经理、会计各1人。318日,《湖南民报》报道浏东平民银行“组织颇称完善”。分两期发行临时兑换券和信用券,流通子浏阳东部六区。各分理处发放生产、生活贷款。永和分理处在春耕生产季节,对烧石灰有困难的窑户,每窑给1020元贷款;对生产、生活有困难的贫困农民,每户给35元贷款;三个月共贷出200多元。东门分理处发放土纸贷款,支持农村土纸生产的发展。“马Et事变后,19276月,浏东平民银行及各分理处被迫停办。

2.浏阳工农兵银行  1930410日,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1月,县苏维埃政府颁发布告,宣告浏阳工农兵银行成立。以活泼金融,振兴实业为职责,以低利借贷、办理储蓄为主要任务。银行初设高坪、东门一带,后转移至小洞、严坪等地。何声教任首届行长,黄文任第二届行长。银行资本以全县累进税作抵。发行银元兑换券,铸造银元,发放小额低利贷款,并向富农印发储蓄通知券。同时,成立浏阳县石印局,局址大溪源。10月,石印局遂迁小河王家大屋。11月,印浏阳工农兵银行票币。1931年,迁严坪大发上,承印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票币。1932年石印工具大部分损坏,遂迁往鹅鸭池,由湘鄂赣省石印局接收。(1931年元月县工农兵银行筹建浏阳造币厂。厂址在小洞蓝冲,以缴获敌人的银两和收购群众中的银器作原料生产银元。先用木模型,后改为钢模型。第一批生产的银元。正面有“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字样,背面有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后改为袁世凯头像和孙中山头像币型,在敌占区打开市场,进一步冲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9月,县造币厂迁小河王家大屋,与万载造币厂并入湘鄂赣省造币厂,其后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县工农兵银行的票币流通市场缩小。1932年夏天。银行的任务由浏阳县苏维埃财政部所代替。

    ()外商银行  由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长沙辟为商埠,外资逐渐侵入。1917年~1923年,日本中日银行、美国友华银行、英国裕华公司长沙分公司和扬子江银行长沙分行等先后在长沙开业。1918101日,三本汇兑所在灵官渡山本洋行开业,以经营汇兑为主。遭长沙各界人士抵制,难以开展业务,开业不久,即宣告结束。1924年,比利时有利银公司在长筹设机构、未办好立案手续,被省会警察厅下令撤销。外商银行经营时间一般不长,遭到抵制后宣告停业。

1.日商银行  1917年春,台湾银行以中日合办的名义来长筹设中日银行。董事、经理主要是日本人。该行未经批准,便擅自于51日开张营业。湖南省长公署在社会各界督促下,发出训令:“该日商用中日银行名义发生的一切营业行为均应认为无效。”湖南总商会及省会民间组织的“金融维持会”亦上书省长及北洋政府外交部,呼吁关闭中日银行。然而北洋政府外交部反要求湖南当局“开导士民,毋使有反对过烈之举动。”北洋政府奉行卖国政策,使中日银行得以继续营业,一些买办商人也与其发生往来。中日银行行址设太平门外河街,资本金为100万元。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并发行纸币,代兑日商台湾银行发行的票币。其业务进出概以日元、汉银为限,拒收湖南纸币。该行开业之初,适逢湖南镘奸等票币急剧贬值,遂暗里低价收进贬值票币,企图通过日领事馆要挟当局按票面金额兑现。该行还多方收购制钱,控制钢料,扰乱金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锑矿砂畅销,利润甚丰,中日银行对矿商投资。战后,砂价猛跌,矿商大多破产,该行放款难以收回。19235月,湖南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领导反日爱国运动团体,发起成立由郭亮任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该会向全省人民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中日银行存款数日内被提走30余万元,抵押放款一时无法收回,业务陷入瘫痪。61日,日本水兵枪杀长沙市民的惨案发生后,在日商企业做工的华籍职员纷纷罢工。终于迫使中日银行停业。

    2.美商银行  1919年美国友华银行(Asia Banking Corporation)来长设立支行,1110日开业,经营收存银元、美元等外币存款,办理进出121押汇和各国汇款等业务。1920年,湖南银行倒闭后,该行为攫取湘省物资,于73日起发行银元票,可随时兑现、兑换。当时,省议会以国家货币发行权不许外人侵犯乃各国通例,咨请省长饬交涉署与美领事馆交涉。该行置之不理,后不了了之。后因湘军内讧,19223月收乘。

附记  日伪银行  19453月,日军复兴部策划由长沙伪“治安维持会,,及伪“长沙市商会”等筹设“永兴商业银行”。复兴部出资“中储券,,2000万元,周转金中储券”8390万元,黄雁九、柳菊生、张光斗等拼凑资本“中储券”300万元。到8月日本投降的5"I"YJ营业中,该行经收各项存款,计“中储券”1.77亿元;放出各种贷款,计“中储券”129亿元。19458月,永兴商业银行停业,汉奸黄雁九、张光斗畏罪潜逃。9月,湖南省银行接收该行的帐册、单据、财产。11月,移交给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永兴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均未清偿。

    三、其他金融机构

    ()中央信托局-F-沙分局  193510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开始代办中央信托局业务,称中央信托局长沙代理处,经营信托、购料、保险、储蓄业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撤至沅陵后仍代理中央信托局业务。194611月,设立长沙分局。1947年,脱离中央银行成为由国库拨款设立的办理特种信托的机构。经营信托存款、信托放款、贴现、买汇、汇兑、有价证券买卖、购料等业务。1948年购料、汇费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8%、22%。19495月,遣散员工,撤往广州。

    ()邮政储金汇业局长沙分局  1929年,长沙试办邮政储金。1943520日,邮政储金汇业局长沙分局开业,次年,因日军侵入长沙而停业。19464月返长复业,办理各种存款、汇兑、简易寿险及一般银行业务。兼办邮政储汇,则以城乡居民为对象。由于邮政机构点多、面广,各地皆可通汇,且手续简便,为一般银行、钱庄所不及,是当时长沙居民汇兑款项的主要途径。

    ()中央合作金库湖南分库  194712月,中央合作金库在长沙筹建湖南分库。194832日,先行营业,76日。正式成立。后在常德、衡阳、邵阳设分理处。以县合作金库为社员,同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按三、七比例分担全省农贷业务。至19492月,对734个备类合作社共累计贷款金圆券12578亿元,不论贷实或贷现折实,本息均收实物。

 ()四行联合办事处长沙分处  19377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立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8月,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长沙分会及四行办事处长沙分处,实行联合贴放、投资及汇兑等。1940115日,长沙四行联合会贴放委员会与“四联”分处合并,组成新的“四行联合办事处长沙分处”,简称“四联湘分处”,暂驻沅陵。四联湘分处由4家银行各派高级职员2人,由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赓任主任委员,下设文书、业务、会计、调查4组。集中与运用各地四行资金、推行战时各项特种业务,四行在限额内放款,都由“翠联”分处核议。19424月,驻沅陵的长沙分处辖常德、洪逑、零陵3个支处。19436月起,中央信托局长沙分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长沙分局也出席当地“四联”分支处会议。日军攻陷长沙后,长沙等5处先后撤走。1946214日,长沙分处恢复,配合经济复兴政策,放宽对放款对象和数额的限制,各行局在限额内放款得先做后报。“四联”总处核定湖南工农业全年放款总额784亿元中,工商贷款占7411%,农业贷款占2589%。19483月,中央合作金库湖南分库亦加入该处。该处组成扩大到四行、两局、一库。1948l0月奉命收束。

 ()储蓄会  191810月,法商投资开办万国储蓄会湖南分会。19205月,成立中法储蓄会长沙分会。均以“每月开奖、奖金优厚”为诱饵,招揽储户。两储蓄会在长沙有储户4000余户,每年收储6070万元。资金集中到上海或国外从事公债、房地产及其他投机事业,而对中国工商业投资甚少。当时,有奖储蓄为零存整取,存期15年。会员中途停储退金,所受限制极严。储户未满2年停存者,所存会金不予退还。1934年,国民政府禁止开列有奖储蓄。8月,湖南省政府勒令万国、中法两储蓄会停收储款。9月,长沙储户700余人组织“万国储蓄会湖南储户联合会”。要求取缔该会并退还储金本息。193510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接收中法储蓄会长沙分会的有奖储蓄帐项。万国储蓄会湖南分会亦结清帐目,正式停业。至此,长沙的外商储蓄会宣告结束。19368月,中央信托局开办的中央储蓄会长沙支会成立,继续举办有奖储蓄及推行“特种有奖储蓄券”。日军犯湘后,该会因业务开展困难停办。

    ()农村信用合作社

1926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号召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以免除高利贷的盘剥。1927年,浏阳县各区农民协会成立金融组合处。长沙西乡农民协会办起以互助互济为宗旨的信用合作社,钱米皆可,数量不限,春借秋还,利息甚微,深受农民欢迎。“马日事变”后,农民信用合作活动被迫停止。

    1929年,湖南省政府制定《湖南省合作社暂行章程》,推行合作事业。19317月,洞庭湖区遭水灾。1932年六七月,省建设厅合作事业设计委员会在受灾严重的长沙等12个县的农村组织互助组1932个,有社员166万人,拨款54万元以贷代赈,由互助组转贷社员,一年内贷款收回后改为合作基金。1933年,省建设厅设合作课。各县设合作指导员,办理组建合作社事宜。长沙县政府相应设立合作指导办事处,县内各地相继由乡绅指导,发动民众、收集股金,报请县政府批准成立22个信用社。1934年宁乡狮顾乡(现历经铺乡湾塘村)成立首家碟子塘信用合作社,入股社员43人,股金86元,办理存放业务。又相继成立老观庙、金陋、荷叶塘、捞箕坡、坝塘冲、正福、茅家洲7个信用社,入股219人,股金438元。1936年,发展到210个,入股4665人,股金9330元。

    194012月,省政府颁发《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将合作社分为保合作社、乡()合作社、县联合社三级,原有信用社均须并入保合作社,不并的限期解散,长沙地区未认真执行。194012月,浏阳有信用合作社384个,入股社员9822人,股金19474元,贷出总额179028元,收回总额24224元,实存各社总额154804元,社数和业务均居全国首位。同年,长沙县政府设合作指导室。1941年,成立联社筹备处。日军犯长后,敌占区合作社很少幸存。

日本投降后,长沙地区又恢复和新建合作社。1946年,长沙县重建乡社19个、保社78个,分布于19个乡,共集股87200元,大部分是乡、保公股,民股极少,且实权集于乡、保,农民得不到贷款,信用调节有名无实。1947年,白箬等15个乡建立乡信用合作社。1948年,宁乡县建立1个县信用联社,21个乡()信用合作社,360个保信用合作社,入社人数20263人。股金52065元。同年310日,长沙县信用联合社成立。由于货币急剧贬值,不少信用社徒有虚名,大多“储金未办、股金未收、帐簿未记”。到解放前夕先后自行消失。

    ()城市信用合作社

    192612月,长沙信用合作社成立,每股股金5元,共募集股金1万元。1929年,长沙群益合作社有社员1000多人,居全国首位,设有信用部,兼营存贷业务。1938年,省合作事业委员会为赈济灾民,发放小本贷款。19393月~19405月间,全市组织互助社765个、信用社34个,共发放贷款2694万元。

    1947--1948年,长沙市高利贷猖獗,为扶助中小工商业自救,成立城市信用社20个。规格最大的为长沙市第二十信用社,集股1万,股金法币5亿元,一度在上海、广州、汉口设办事处。后因城市信用社管理不严、引起金融混乱,长沙市政府限制设立。

    四、保险公司

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1909927),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在长沙设立经理处,专办人寿保险。191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保险部和日本的三井保险公司同时来长沙设分公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保险公司除日本三并外,都暂时停业,长沙的民族保险业乘机兴起。先后成立先施、永安、肇泰、联泰、联保、大中国、大中华、新华合群、花旗合群、华洋人寿10家保险公司。大战结束后,英商的太古、天一巴鲁士、鼎新、中央贸易、安利英、太平、海外,德商的瑞成,荷商的望实9家保险公司先后在长沙设分公司或代理处。他们凭借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垄断保险市场,民族保险业转为萧条。为此192912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国保险法》,但外商保险公司不接受中国法律和规程的约束,加之军阀混战,工商凋敝,金星人寿、永年人寿等九家华商机构和5家外商机构先后自行撤销。

    1931事变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宝丰保险公司都来长设立分公司,这3家保险公司以资金雄厚、信誉卓著而获得工商界的信任,使中外保险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民族保险业又逐步进入繁荣时期。1936年,长沙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47家。1938年,日军进犯湘北,英、美籍外商公司收束回国,国内各保险公司陆续南迁,长沙仅有少数银行代办押汇保险业务。中央信托局的保险业务由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代理,太平保险公司的业务由湖南省银行代理,宝丰保险公司的业务由中国银行代理。

1946年,首批回长沙复业的保险公司有9家。其中官办的有:中央信托局产险处、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保险公司、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4家;民营的有太平、天一、民安、保平、泰山5家。后又有大通、兴华、中华、保安、宝丰、大安丰、怡泰、长城8家民营保险公司和美商海龙、友宁2家保险公司来长沙恢复营业。至此,长沙共有保险公司19家。1946年和1947年财政部为维护官僚资本的垄断,两次对长沙市的保险公司产物进行整顿。审查核准的只有官办的4大公司和民营的太平产物保险公司,其余未经核准的14家一律被通知停业,但多数公司均置之不理。战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被保险人保单上所保金额天天贬值;灾后赔款根本得不到经济补偿的实惠,保险业务难于开展。1949年上半年,商民对保险失去信心,业务冷落萧条。除官办公司通过银行押汇关系能取得少许业务外,其他民营公司先后撤销机构,遣散人员,其中最大的太平产物保险公司长沙分公司也于5月末停业。

                                                         第二节    解放后长沙的金融、保险业

解放后,19498月,先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和长沙市支行,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省、市在长沙的银行分支机构,除保留交通银行继续营业外,其余均并入人民银行。11月,批准6家私营银行和20家私营钱庄复业,设立长沙市票据交易所,市支行并入省分行营业部。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公司。19509月,成立中国银行长沙办事处。11月,17家钱庄陆续停业。195111月,尚未停业的三家钱庄自感资力不足,申请合并为长沙联合商业银行。19529月,该行撤销。12月,成立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实现对私营银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10月,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农村广泛建立信用合作社。19556月,省分行营业部改为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公私合营银行同年并入市支行。19564月,省农业银行设郊区办事处。至1966年人民银行市支行所属营业部、办事处,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多次撤并合分,隶属关系也几经变动。保险公司因停办国内保险而被撤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银行机构亦被简并,曾一度与财政税务合并为财政金融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恢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贯彻国务院关于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开设立的决定,198411月,两行正式分设。并且发展了邮政储蓄,组建城市信用社和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建立长沙市票据交易所和资金市场,成立人寿保险公司等,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新格局。至1987年末,全地区拥有多类金融机构674个,其中:市属5个,县属19个,城市办事处()17个,基层处、所、点299个,金融信托投资公司4个,城市信用社(分社)8个,农村信用社(联社、分社)286个,邮政储蓄所36个,共有职工6685人,其中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1656人。   

  一、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

  1949817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成立。822日,省分行营业部开业。829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在蔡锷路设立第一办事处。96日,迁至司门口营业,在鱼塘街、太平街成立第二、三办事处。1017日,长沙市设立票据交换所。同年1124日,市支行归并省分行营业部,在司门口成立第四办事处。省分行营业部,下辖第一、二、三、四办事处和岳麓山营业所(后为办事处),以及交通银行长沙支行(后改为黄兴路办事处)195071日,鱼塘街办事处迁址,改为北正街办事处。19527月,中国银行长沙支行并入省分行营业部为外汇股,对外保留原名义。195291日,五一路办事处成立。128日,碧湘街办事处成立。当时的人民银行既办理工商信贷、储蓄、结算等银行业务,又是金融管理机关。

195561日,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改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下设8个办事处,并将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与市支行储蓄部合署办公,下设5个储蓄处,45个储蓄所。101日,市支行迁至五一路新址办公,五一路办事处撤销。同月,省分行营业部外汇股划归市支行营业部。1955年末全行职工927人。1956510日。市支行农金股改为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受省农业银行领导。1957119日。银行财务、人员并入人民银行”的指示,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增设国外业务科,对外保留原名义。195771日,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划归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领导,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195811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撤销储蓄部,设立储蓄科,各区储蓄处随之撤销,在各办事处设立罐蓄股。19581月。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归并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对内为拨款科、保险科,对外均保留原名义,五一路设支行营业部。2月。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撤销,人员由人民银行安排。19581010(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并入市财政局,对外仍保留建设银行名称),市人民银行撤销基建拨款科。195911日,郊区办事处、长沙、望城县支行合并为长沙县支行,由市人民银行领导,所辖营业所下放人民公社和信用社合并为人民公社信用部,既是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又是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1959315日,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撤销。19601月,将下放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按建制收回。196611日,已恢复的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郊区办事处和长沙县支行并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

19689月,市支行实行军管。1969125日,撤并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其代管财政部分的业务移交市财政部门,其他并入市人民银行,设基建拨款科。1971821日,财政税务与人民银行合并,成立长沙市财政金融局。1972112日,市财政金融局基建拨款科改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197372日,撤销市财政金融局,恢复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1980101日,恢复人民保险公司长沙支公司,对内称市人民银行保险科。12月,市支行信托部成立。19837月,浏阳、宁乡两县支行()划归长沙市支行()领导。19842月,中国银行长沙分行从人民银行分出。610日。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从市人民银行分出,升格为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年底,全行职工有2087人。

19835月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工商信贷和储蓄存款业务。198411日,人民银行长沙支行和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进行帐务划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资金分开,两套帐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于19811月改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长沙分行(198511日正式对外挂牌)1984111日,人民银行长沙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分设。人民银行长沙分行下辖浏阳、宁乡两县支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核长沙地区金融企业的业务活动,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至1987年底,人民银行长沙分行职工人数为134(包括浏阳、宁乡两县支行),其中:高级经济师2人,经济师22人,会计师9人,助理经济师19人。助理会计师8人,经济员22人,会计员7人,助理工程师3人。

    先后担任副职的有姬连昆、张子安、吴金旺、刘波()、高品一、苏年存、郭文贵、李振堂、王文鼎、谭世民、刘作忠、谭显扬、谭哲、缪曼聪()、朱国清、李胜利、谭小玲、何超、张瑞怀、汪深恩。

    二、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   1984111日,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正式成立。设办公室、计划、信贷、储蓄、会计、保卫、人事等职能科室。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原所辖的营业部和6个办事处以及4个县支行成建制划归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领导。1987年末,全市有结算存款帐户13971户,工商企业贷款帐户4441户,年末信贷基金为13793万元,各项存款余额为280427万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80994万元。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下辖12个办事处、4个县支行、2个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息咨询公司)18个分理处、109个储蓄所。拥有职工2527人,其中高级经济师11人,高级会计师1人,高级工程师2人,经济师181人,会计师77人,工程师18人,助理经济师421人,助理会计师173人。历任行长是:苏年存、董东庆。历任副行长是:谭世民、刘作忠、董东庆、张传光、萧思之、梁柏丽。

    三、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

省农业银行于195354日成立,为省人民银行的二级机构。1956510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农金股改为农业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办理市郊农村金融业务,业务上由农业银行直接领导。全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365万元,农村存款年末余额为189万元,农业贷款年末余额为54万元。19574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合并。71日,农业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郊区办事处”,继续办理长沙市郊的农村金融业务。196413日,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下辖农业银行郊区办事处和长沙县支行,办理农村金融业务,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196511月,中国农业银行同中国人民银行两总行再次合并。196611日,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并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

    1979815日,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再次恢复,除办理农村储蓄、‘存款、农业贷款、农业拨款、监督和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外,还办理供销合作社存、贷款,农村国营工商业存贷、款、农村集体与个体工商业存、贷款等业务。1987年末,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各项存款余额为7552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95771万元。下辖4个县支行、1个郊区办事处、1个营业部及1个金融信托投资公司,有营业所65个,分理处6个,储蓄所38个,领导286个农村信用联社、信用社、信用分社。共有职工2792(其中国家银行1229人、信用社1563),干部职工中有经济师40人,会计师16人,助理经济师103人,助理会计师49人。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历任行长是:胡芝祥、左垂冕。历任副行长是:张子安、苏年存、李振堂、王文鼎、李平、左垂冕、粟玉昆、罗良杰。(1989年更名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分行)

    四、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及湘江分行

195095日,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在长沙设立中国银行长沙办事处,职工10余人。19513月升格为长沙支行,职工增至40人,主营外贸信贷、侨汇、外汇兑换、进出口贸易结算等。9月,增加国际贸易服务部。10月,该行将人民币存、放款作为代理人民银行业务。19527月,中国银行长沙支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对内为外汇股,对外保留中国银行长沙支行名义,会计独立,不再代理人民币业务,职工减至9人。1959年,因外贸实行口岸分工,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结算移交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办理,长沙只办理侨汇、外币兑换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出口记帐贸易结算业务。19748月,随着对外关系和外汇业务的发展,省财政金融局函请中共长沙市委调整、充实中国银行长沙支行机构,加强银行国外业务工作。19757月,中国银行长沙支行升格为人民银行办事处一级机构。

    19788月,成立中国银行长沙分行,为省人民银行直属二级机构,对内称国外业务处,职工增至20余人,增办国际贸易结算、信托投资和外汇管理等业务。还加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分公司的牌子,承办涉外保险业务。1980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分局成立,对内称外汇管理科,7月,保险业务移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司。19842月,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升格为省政府直属局经济实体,受中国银行总行和省政府双重领导,业务上接受省人民银行的管理,外汇管理工作同时移交省人民银行办理。

19883月,筹建中国银行湘江办事处,625日开业。1989413日,正式定名为中国银行湘江分行,受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和市政府的双重领导,并在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长沙分行的管理。湘江分行的业务包括外贸外汇信贷、外币兑换、长城信用卡以及侨汇和人民币结算业务等(长沙地区外贸国际结算业务大部分仍由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办理)。到1989年末,各类人民币贷款和投资为40457万元,各类外汇贷款和投资为2638万美元,辖3个办事处,10个分理处,24个储蓄所,全行有职工271人。其中:经济师3人,会计师4人,助理经济师、经济员45人,助理会计师、会计员15人,助理会计师及技术员3人。正职负责人汪成炳,副职负责人李米来、袁彦文、姜玉德、杨克伟。(199271日改为中国银行长沙市分行)

    五、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

    195410月,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接办原交通银行长沙支行经办的长沙地区基本建设拨款、贷款和结算业务。“一五”时期,经办固定资产投资329亿元,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53倍,投资完成率、固定资产交用率均为8443%。19581月,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并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作为拨款科,对外仍用建设银行名义。1010日,市建设银行并入市财政局,设基本建设拨款科,对外仍保留建设银行名称。19627月,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恢复,1963年,增设长沙铁道办事处、长沙水电办事处、长沙专业办事处。1969125日,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被撤销,(含长沙铁道、水电、专业二办事处),其代管财政部分的业务,移交市财政部门,其他并入市人民银行,设基建拨款科。1970年改属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财贸组领导,设基本建设办事处。1971821日,市财政局、市税务局、与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合并成立长沙市财政金融局,基本建设办事处划归该局领导,改称基建拨款科。1972112日,将基建拨款科改为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197372日,撤销市财政金融局,正式分别恢复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和市财税局。1974年,市建行恢复长沙铁道、水电办事处。1976年,建立县、郊办事处。197911月,建设银行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1984年,该行更名为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19851120日,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信贷资金全部纳入人民银行的领导和管理。1986年,撤销长沙铁道、水电办事处,其业务划归省建设银行铁道、电力专业分行管理。1987年末,建设银行长沙市中心支行经办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及地质勘探拨款等119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8亿元。下辖4个城市支行、3个县支行、1个信托投资公司,全行共有职工384人,其中:高级经济师2人、高级会计师1人,经济师28人。会计师9人。工程师6人。助理经济师75人,助理会计师35人,助理工程师6人。

    19541987年,历任行长是:翟子耕、向众、黄乐道、王全忠、崔爽、柳忠民。历任副行长是:刘福祥、高淑祥、孙吴、赵尔全、裘树桐、戴芝安、金利加、崔爽、柳忠民、苏治民、曾桂林、王月、鲁志诚。(198991日,建行长沙市中心支行改为市分行。19963月,中国人民建行银行长沙分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分行。)

    六、交通银行长沙支行

    1949820日长沙市军管会于接管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清理后,继续营业,行政上属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领导,业务上受交通银行总行指导,办理公营工矿、交通运输业及长沙市的私营工业业务。1951年起,交通银行职责改为负责清理与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股权和监督基本建设投资。195251日。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改为交通银行湖南支行,划归省财政厅领导。19531月,交通银行湖南支行改为湖南分行,在省内设12个办事处。同年3月,交通银行湖南分行营业部在长沙成立,负责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和监督。19545月,交通银行湖南分行营业部改为交通银行长沙支行。10月,建设银行长沙支行成立,原交通银行长沙支行经办的基本建设拨款、贷款、结算业务,由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继续办理,保留部分人员负责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股权。19576月,交通银行各级机构并入同级财政部门。

    1987527日,交通银行武汉分行来长沙,重新筹建交通银行长沙支行。19881227日,交通银行长沙支行对外试营业。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是一家跨地区、多功能、以公有股份制为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综合性银行,开办存款、贷款、结算、外汇等银行业务和保险、证券、房产等业务。1988年末,全行共有干部、职工70人,经理苏年存,副经理谭哲。(19928月,改为交通银行长沙分行。)

    七、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

    1951年,新华银行因公股大,核准为公私合营银行,上海、聚兴诚、金城、和成4行均派定公股董事。后来他们日渐感到本身力量不足,要求国家银行投资,改变经济性质。1951910月间,又核准这4家私营银行为公私合营银行。1952年合营银行收入减少,难以维持。1222日,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成立。系由新华、聚兴诚、和成、金城、上海5家合营银行经过整编合并而成。设秘书、业务、会计、出纳4科,有工作人员92人,其中留用人员90人。该行按照人民银行划定的辖区,办理对私营工商业的存、放款业务,代理人民银行办理储蓄和汇兑,保留原有的外汇业务,其现金出纳计划和存、放款计划均纳入国家银行计划,使该行成为国家银行对私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561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撤销,成立长沙市支行,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与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储蓄部合署办公。按区设东、南、西、北、岳麓5个储蓄处、45个储蓄所。195811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撤销储蓄部,设立储蓄科,各区储蓄处撤销,在各办事处设立储蓄股。2月,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宣告撤销,人员由人民银行安排。

    八、农村信用合作社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县支行于1952年初在黎托乡潭阳村倪子乔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串联127户,建立长沙地区第一个农村信用互助组。年底,发展到13个,组员908户。同年616日,高岭乡率先成立高岭信用社,参加社员94户,占总户数的84%。1954年,根据自愿互利、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原则。进一步扩大组织,实现乡乡有信用合作组织,入社社员59974户,占总农户的457%。由于机构遍布农村,与银行营业所共同构成农村金融网络,服务方便,农民欢迎,称信用社是自己的“小银行”。1956年,撤区并乡后,信用社也随之合并。长沙县的241个小乡信用社并成45个大乡信用社。并社后,由于服务工作跟不上,民主办社方针难贯彻,在经营上放松对社员个人资金的组织,社干部脱产后,又比照乡干部待遇,信用社增加经济负担,致使部分社发生亏损。当年亏损26个,占总社数的578%。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信用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成人民公社信用部,取消民主管理制度。1959年,按生产大队设立信用分部。将资金运用权交给大队掌握,不少大队见钱就用,有用无还,成为大队平调社员资金的一条途径。19601月,银行把下放人民公社的营业所收回,公社信用部与银行营业所实行“一套干部、两块牌子、两套帐务、分别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公社以下不再设信用分部,只按生产大队设不脱产的业务员。1961年,信用社与营业所正式分开,恢复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在资金管理上摆脱公社、生产大队的行政支配。1962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长沙县银行结合农村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全面整顿。历时两年,帮助健全组织机构,清退“平调”社员的资金,恢复信用。1964年,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分给长沙县信用社亏损补贴5220元,郊区500元。“文化大革命”时期,信用社业务受到冲击。长沙县78个信用社中,只有19个社仅能保证支付,无投放能力的占总社数的24%。1975年,银行弥补1971年以前的亏损616万元。1984年。长沙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清理整顿和全面改革,县、郊相继成立信用合作联社。1987年止.全地区共有县()信用合作联社5个,乡信用合作社237个,信用分社44个,村信用站2748个。农村90%农户入股,拥有股金1198万元,公积金739万元,企业基金798万元,各项存款余额5243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8864万元,盈余891万元,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

    九、城市信用合作社  19869月,成立全省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东区城市信用合作社。12月,北区、西区、南区城市信用合作社相继成立,主要办理区、街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放款、储蓄等金融业务。1987年末,全市有5305个集体和个体企业在城市信用社开立结算户,存款余额为5599万元,贷款余额为3593万元,实现利润112万元。信用社共有职工175人。东、西、南3社还设有朝阳、文艺、东塘、河西4个分社。(19975月改为长沙市城市合作银行,1998525日更各长沙市商业银行。)

    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

19498月,市军管会接管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长沙的分公司。9月。合并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1111日,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属当地人民银行和华中区公司双重领导。1950224日,升格为湖南省分公司。管理全省业务,设营业股,下辖17个代理处,办理长沙市各项保险业务。19515月,长沙营业股增设强制保险组。19528月,省保险公司改属省财政厅领导。71日,长沙营业股改称为湖南省分公司营业部,并分设小西门、碧湘街、蔡锷路3个营业所。1956414日,营业部改为长沙市支公司,隶属市财政局。19581月,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并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为保险科,在人民银行司门口、碧湘街、太平街、中山路办事处内设保险组,对外仍挂保险公司牌子。1959315日,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撤销。

    19788月,在成立中国银行长沙分行的同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分公司,对内为中国银行长沙分行信贷保险科保险组,负责办理进出口保险业务。1979年,改为中国银行长沙分行保险科。4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国内保险,发展国外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支公司于1980101日恢复成立,对内暂称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保险科。市人民银行所属有关部()恢复成立保险股,对外称保险公司办事处。12月,又在长沙、望城两县人民银行内设保险代理处。1984610日,长沙市支公司从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分离出来,升格为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受上级公司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接受同级人民银行的管理。辖市内东、西、南、北、郊5个区办事处和长沙、望城、浏阳、宁乡4个县支公司。

    1987年末,该公司有职工308人,代办员120余人,保险服务所62个。在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8年间,保险服务项目达47种,承保财产金额100余亿元,保费收入近6500万元。(1989年改分公司,1996年底改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十一、长沙市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891月,长沙市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险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是全国地、市级范围内首家国有股份制保险企业。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公司下设业务科、计划科、人秘科和营业都,职工54人。在41郊成立人身保险代办机构。公司主要经营以人为保险对象的各项业务。成立时开办简易人身保险、短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养老金保险、集体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等30余种险种,同时,还办理有关投资业务。1989年,公司业务收入7186万元(含社会统筹)(19961228日改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附记  电子计算机应用

    70年代到80年代初,长沙市各家银行的出纳点钞使用武汉、上海银行工具厂生产的72型、74型、76型杠杆点钞机,或上海、沈阳银行工具厂生产的TD--12型萤光点钞机和TD34型多功能萤光点钞机。清点硬币使用硬币清点器,捆钞使用油压式、侧刀式、棘轮式等型号捆钞机。会计部门的凭证传递使用传递线。联行信件封口使用信件封口机。储蓄所抽帐页使用半自动轨道式抽帐页机、或圆盘式、轨道式帐箱。

    为了加速银行电子化建设步伐,1980年人民银行总行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进ROBOTRONl355台式记帐机,先后分给湖南6台:全部交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南门口办事处试用,11月正式上柜记帐,先办理50户全民单位的对公结算业务,日均记帐1000多笔。试用成功后,该办事处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在桂林、大连召开的全国金融系统计算机运转管理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介绍。198111月,人民银行总行分给长沙市意大利产A4电子记帐机6台,市人民银行分给南门口、司门口两办事处各3台,全部用于会计专柜记帐,取代记帐、打余额表、结息等手工劳动。

1980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和省计算机所合作开发,使用美国克罗门科公司生产的Z80C微机,首先在市人民银行中山路办事处开发单柜台对公会计业务。通过一段人机并行试用,从198251日起正式对外营业,取代手工操作的5个科目、98户,日均记帐8001000笔,使700多人从做科目结单、结息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198312月认定该办事处帐务系统单柜台使用Z80C微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从1983年起,大部分储蓄所使用苏州产LS--8储蓄计息机。不久,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相继购入IBMPCXT微机及其它有关计算机。198511月,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引进意大利Olivetti公司M40多终端微机在营业部用于临柜办理对公结算业务,在五一路储蓄所用于办理储蓄存取款业务。为了防止犯罪分子伪造印鉴,冒领或转走单位资金,19863月,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以向延刚工程师为主的科研小组,并在当年7月拿出样机。19866月,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购进M20G一套,在南门口办事处用于办理储蓄业务,其程序由省、市工行科技部门共同开发。到1986年底,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拥有各种计算机60(),科技人员20余名。1987年,工商银行总行分给工商银行长沙市支行紫金AT多终端微机3套用于办理储蓄业务。6月分别在五一路、南门口两个储蓄所正式投入运行。19878月,实现以数字签名”取代图章印鉴,后称为“变码印鉴”。不仅使支付安全可靠,而且,使4381中型机联网后的对公业务全城通兑、适时记帐”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还为全国联行和省辖联行研制出联行密押机(LMY一联行专用机),使密押操作员身份的确认安全可靠,而且提高工效5倍多。

198712月,工商银行市支行投资200万美元,引进美国产IBM4381中型计算机,将所属行处对公业务和储蓄业务全部开通联网(1984年,农业银行长沙市支行购进一台计算机,用于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1985年,市农业银行营业部和41郊支行各配备了l台计算机,用于统计数据处理,并联成网络。1987年,市农业银行营业部和西郊营业所首次将电子计算机运用于柜台结算业务的处理)1985年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试用微机办理结算业务。配有微机5台,到1986年运用微机记帐、计息、结帐、出表的帐户4700户,日均处理结算凭证4000多张。后又陆续引进美国优利公司A1中型计算机成套设备,形成中型机综合网络系统,拥有微机及配套设备1100多台(),主机541台,集存款、取款、通兑、转帐、结算、购物、消费、查询等功能于一体,覆盖全市所属营业网点。会计、储蓄电脑临柜率分别为100%、94%。计划、会计报表、信贷资产管理、工程预结算审查、房改金融、人事档案均实现电算化。

第二章   

    长沙市商品交换、货币流通源远流长。宁乡出土的商代铜斧是国内独有的古代铸币。秦始皇以“秦半两”铜钱统一中国货币,西汉“五铢”、唐宋“通宝”、明清“制钱”。以及银两、铅铁钱和票币,先后在长沙境内使用、流通。

    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小额商品交易多用制钱,大宗商品交易使用银两。制钱有典钱、行钱等,银两有库平银、省平银、铅丝银等。光绪中期,商品经济发展,银两、制钱使用不便,钱铺、商行发行可以兑现的市票。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商品流通的扩大,外国银元、外省银元,流入长沙,逐步取代银两、制钱。

光绪二十二年(1896),阜南钱号官局发行能兑现的银两票和制钱票。这是湖南发行地方官票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官钱局成立后,继续发行大量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在相当长时期内信誉好。与此同时,外国银元、大清银元、外省银元以及铜元等大量涌入长沙混合流通,银两、制钱逐渐退出。1912年,由湖南官钱局改组的湖南银行发行票币,一年后因滥发不断贬值。“实业银行、矿业银行各发行纸币300余万,市面纸币充滞,币值下降,银票一两仅值五钱,钱票兑换铜元,一千须补水一百”(1913321日《时报》)民国以后支出浩繁,两年之间,本省纸币发行量已超过一千万元,民三以后是2600万以上……票面一元实值四角”(引自《东方杂志》50册、15卷、8)1914年,北洋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源源流入长沙,银元与铜元在货币流通中进一步取得优势。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所发票币完全失去信用。随后,裕湘地方银行和湖南实业、宝兴矿业银行发行的票币亦因不能维持兑现迅速贬值。在民间,市票滥发、贬值、作废的也很多。1919年,长沙开始对货币单位实行改两为元,银元成了长沙的货币本位。1921年以后,长沙的银行票币难以为继,银元又不够周转,乃依靠铜元和汉口中国、交通两银行在长沙发行的票币作为市场筹码。当时,鼓铸铜元利益甚大,当局滥行鼓铸,导致信用日落,市场阻滞。1926年,汉口中央银行发行五种面额的票币在长沙广泛流通。次年,武汉国民政府实行集中现金政策,中央、中国、交通3行的汉钞,均因停兑和政局影响而贬值,上海备家银行的票币乘机而入,在长沙流通。1931年,湖南省银行再度发行省钞,吸取湖南银行滥发的教训,严格执行准备金制度,极力维持兑现,使省钞赢得较好信誉。到1934年,长沙及省内大部分县均足值使用省钞。同一时期,外省银元继续流入长沙,进一步形成银元与银行票币混合流通的格局。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和其他票币流通,废止银元本位制。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之初,宣称法币实行准备金制度、币值一度稳定。19437月起,法币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随着财政赤字扩大,准备金制度名存实亡,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1947年初,1万元大钞出笼后,物价狂涨,法币逐步陷入崩溃。到1948年秋,长沙法币与银元比价降到45260001,银元又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19488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当时规定银元对其比价是l219496月宣布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元1元,银元进一步自由流通。19497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行银圆券,发行3天即发生挤兑,次月市场拒用。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12日,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暂许银元以12000的比价混合流通。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城乡阻塞,物资匮乏,投机猖獗,长沙银元黑市泛滥,物价上涨,人民币从乡村回流城市,民间出现以物易物等现象。长沙市军管会宣布自91日起禁止银元、铜元、杂币流通。为了稳定物价,稳定货币,人民银行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金融管理,组织人民币下乡,开展拒用银元和反黑市银元斗争。为了扶持工商业,恢复、发展生产,扩大流通,批准6家私营银行、20家私营钱庄和交通银行恢复营业。19503月,由于国营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认真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决定》和中财委《关于抛售物资、催收公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指示》,投机资本遭到有力打击,银元黑市遭到抵制,银根渐紧,物价回落,人民币在城乡广泛流通。1951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长沙完成清匪、反霸、土改,人民银行和贸易公司在农村广设机构,人民币完全占领城乡市场。195531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发行新人民币,以110000的比价兑换旧人民币。人民币牢固地占领了流通领域。1987年,全市现金投放47亿元,回笼487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约61亿元。

第一节   解放前的货币

    一、金属币

    ()制钱

清代制钱为外圆内方形,枚值1文,每串1000文,用缗穿贯,俗称缗钱;其体形、重量、成色、钱文皆有定制,官炉依朝廷制颁的样钱鼓铸,故称制钱。开铸、停铸、添炉、减卯需报清廷批准,私铸制钱则依法治罪。长沙通用的制钱有两种:一种叫“典钱”,全串尽为官铸制钱,即白铜大官版钱,钱体一律,俗称“平头饷”,缴厘捐等习用;长沙钱业习惯每串要扣除买缗费用,将其中800文每100文扣2文,另200文扣去3文,因其每100文只有98文或97文,故又称九八七制钱。另一种叫“行钱”,即一串中有官铸、私铸制钱混杂者。市面零星交易及店员薪水等习用;其价低于典钱,每串相差银两一二钱。

    康熙七年(1668),驻长偏沅巡抚经奏准自铸制钱,于长沙建立湖南长沙府局,设炉20座。翌年,开铸枚重14分的康熙通宝,背面用满、汉文之“南”字作标志,不到3年停铸。康熙二十二年(1683),题准湖南设炉鼓铸。次年,鼓铸枚重一钱的康熙通宝,后因上谕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复准停铸。雍正七年(1729),复准湖南开铸雍正通宝。开炉五座,按铜铅各半配料鼓铸,时称黄钱,背面用“宝南”(钱局称宝南局)二字作标志,每文重14分。雍正九年(1731)九月停铸。两年后恢复鼓铸,枚重12分。乾隆六年(1741),户部准许宝南局鼓铸乾隆通宝,枚重12分,内紫铜占50%,白铅占415%,黑铅占65%,另加锡2%,时称青钱,道光十八年(1838),因白银外流,顺治时定制钱1000文值银1两的比价下跌至值银7钱,铸钱亏本,搭放兵饷,兵营不愿受。道光二十四年(1844),只对文职官员养廉费按钱1000文作银1两搭放。从养廉费中可提银2万两,而购2万串制钱只需一万三四千两,从中可盈余六七千两,归省内留用。由于银钱比价扩大,交易钱数相应增多,民间销毁制钱改铸小钱。至咸丰五年(1855),宝南局将大钱改铸枚重1钱的咸丰通宝。市面私铸小钱也日益增多,小钱轻小粗糙,杂以砂铅,百姓辛苦所得,小钱居多,备受其苦。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铸每枚重88厘的制钱,只供钱庄、铺商兑换。光绪二十六年(1900),机制当10铜元流通市面取代制钱,  1914年制钱已少流通,直至绝迹。

()大钱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筹措军饷,镇压太平军。饬各省铸造大体形、大额的方孔圆钱,即大钱。长沙宝南局于次年七月开炉10座,先铸咸丰重宝当10文、当50文、咸丰元宝当100文三种。枚重依次为44分、12钱、14钱。(按制钱每10枚、50枚、100枚分别重1两、5两、10两比较,分别减重56%、76%、86%。)因大钱面值与实值悬殊之弊,有的官吏与宝南局工头勾结,大量私制,牟取暴利。商店大钱存入钱庄和进货亦须折半,平民持大钱购物,或被打折或被拒收。咸丰八年(1858),大钱成灾,商民罢市,市场混乱,湖南奏准,停用当50文、当100文大钱,按制钱八成的比值回收。不久,当10文大钱亦停止流通。加收后改铸成制钱。此后。宝南局先后开铸同治重宝当十文钱、光绪重宝当10文钱,以后当十文大钱为当十文铜元所取代。

    ()铜元

1.铸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当十文铜元流入湖南。湖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铸光绪元宝”当lO文紫铜元。次年冬,设立湖南铜元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迁南门外灵官渡鼓铸,有熔铜、烘片等炉108座。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该局归并湖北。次年八月,停铸。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奏准自铸,未及两月奉旨停铸。1912年,湖南恢复铜元局,鼓铸铜元。1914年,改名湖南造币分厂。19159月,由财政部核准于91日改归湖南自办,称湖南造币厂。12月,鼓铸当20文铜元,亦称双铜元、枚重1099克。19161月,湖南发行铸镌有袁世凯像及洪宪元年”、“开国纪念铜币”字样铜元。6月,袁垮台后,此类铜元回收,改铸湖南铜币。19183月,因军阀混战,湖南造币厂遭抢劫停铸。张敬尧督湘,见铜价跌落,即令复厂开铸,滥铸量轻质劣的双铜元,每枚减重为1005克,称新20文,还运销省外牟取暴利。19226月,湖南造币厂改为官督商办,更加滥铸,遭省议会反对,10月,又收回官办。由于外省相继禁止入境,铜元价格下落。L92510月停铸。

2.流通  长沙流通的铜元主要是当10文、当20文、当50文、当100文四种,外省流入的以当10文为多。1915年以前,市面流通当10文铜元,以后当10文和当20文铜元同时流通。1918--1924年,滥铸当20文铜元,当十文铅元被逐渐挤出长沙市场。由于湖南铜元外销受阻,市场价格直落。与银元兑换比价,1912年每串铜元抵银元0769元,1930年仅抵银元0211元。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辅币不足,湖南省银行按法币1元兑换当20文铜元6串,拨放库存铜元作辅币流通。19402月,各种面值铜元每公斤按法币4元收买。19428月取消铜元流通,后法币、金圆券恶性贬值,铜元一度又上市流通。19494月,市面双铜元6串约折合银元1元。长沙解放后,铜元停用。

    ()银两

    1.流通清末,长沙大宗交易多用银两。计值单位为两(时为3125),两以下采取十进制,依次为钱、分、厘、毫。银两的计量单位用“平”。“省库平”是各省藩库所用,又称“长库平”。(重一两,合3724)。长沙的市平称长平省平”(重一两,合35739)。库平银一千两,合长平银有1038两至1042两多种,习惯以1042两为标准。长平只在省内交易、汇拨往来中作为共同折算标准。银两换算因银色各地有异。首先要确定银两的重量、成色,然后分别计算银平、银色的差额,以决定升水(申水)、补水(贴水)及升补额,折算很繁琐,这也是其后被银元取代的因素之一。银两按重量大小分为大锭、中锭、小锭、碎银四种。光绪年间,市面流通的外国银元、外省银元、省铸银元逐渐增多,由于银元使用比银两方便,逐渐通行市面。到1915年,长沙田赋改征银元。1918年,各项税收改征银元。19198月,长沙钱业公所将记帐单位改两为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银两在长沙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时上海、武汉两地仍用银两,故申汇、汉汇仍按银两计算。193346日,在全国实行废两改元。湖南省于413日在全省实行。并规定将原保留的申、汉银汇一并改两为元。至此银两已被银元全面取代)

2.形制  长沙流通的银锭有三种:一是大锭龟宝,又称湖南大宝,俗称解项银子,系解缴官库赋税所用,以库平计重,亦称库平银。长沙银炉李源茂、熊兴盛、万福源三家代省官库铸造,并在铸就龟宝上戳印牌号,保证成色(987),每个重50两,多为马蹄银,间有方形的称方宝,由湖南官钱局统一铸造。官银炉所铸称为正解宝、正解方;二是中锭上项龟宝,俗称用项银子,有的亦称“方槽”。系市面交易所用,用市平计重。长沙用项银以长平即省平计重,亦称省平银,可由私设银炉铸造。每锭重约10两,成色为9597%,客银炉所铸称为杂解宝、杂解方;三是小锭铅丝银,状如“锞子”,中有蜂窠,乡间习用。每锭重一两二三钱不等,最初成色为95%。官方允许其他银炉铸造。光绪十年(1884),客银炉见铅丝银成色无限制,就降低成色。牟取高利。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十五年(1889)减至84%,至光绪二十年(1894)70%,至二十五年(1899)减至50%,此后仅有30%。最低价时,14两铅丝银只能换长平银1两,银号获巨利,老百姓受损失。光绪三十年(1904),政府禁止铅丝银的铸造。光绪二十二年阜南官钱局(1896),铸造每枚重库平1钱、2钱、3钱直至1两的银饼,一套十枚,通行长沙。后长沙乾益钱号、湖南官钱局、大清银行长沙分行亦铸同类银饼。后因支付庚子赔款等,清政府摊派湖南每年上解白银238万两,及省际贸易大量入超,白银外流。至1913年市面银饼渐少。

    ()银元

1.流通咸丰三年(1853)以后,外国银元流入长沙。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设厂铸造光绪元宝龙版银元,相继在湖北等省开铸,广东、江南、北洋、湖北的银元成色较准。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造币总厂成立,并设有南洋、北洋、广东、湖北四分厂,.宣统二年(1910)颁《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主币,枚重库平银七钱二分。宣统三年(1911)五月铸造大清银元,流行市面,输入长沙。1912年,发行少量镌有孙中山头像的开国纪念币。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发行。191510月,田赋改征银元。19198月,长沙实行改两为元。从此,银元成为长沙的货币本位,长沙流通银元大多自外输入。1922年。赵恒惕推行“湖南省宪法”,铸1元版“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币”流行市面。19276月,南京国民政府重铸的孙中山头像开国纪念币,长沙流入甚多。19333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银本位铸造条例》,46日,在全国范围实行废两改元。413日,湖南省政府令各地一律遵行。1934年,长沙银元流通量为160万元,占全省的五分之一强。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银元或兑换法币。或成为贮藏手段,但长沙民间仍使用银元。1948年,法币面临崩溃,银元再次流通。湖南当局于1949年初由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出具借据,从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行库中借提银行65万余元,自银23万余两,交长沙市同丰、梁宝珍两家金号按孙中山头像开国纪念币式样铸造银元,每枚重市平86分,纯银九成,紫铜一成,共铸294131元,交省银行作准备金。而银元短缺,遂赴香港采购白银、在长沙收购白银,另从省银行库存清理碎银等途径,当年铸造银元509974元,发行1171573元,银元成为主要通货。长沙解放后,银元和人民币一度曾按一定比价暂时混合流通。随后,军管会颁发布告明令禁用,而以人民币收兑。1951年,银元完全停止流通。

2.品种  长沙流通的外国银元有墨西哥鹰洋、英国杖洋、日本龙洋等。本国银元有“光绪元宝”亦称“龙洋”、大清银币、袁头银币、开国纪念币等。在流通中,袁、孙头像银元较多。湖南商民对银元一度以铁戳验其真假,无戳者为“光洋”,价高通用广,戳少者谓“常洋”,价低通用次,戳多者叫“烂板洋”,价贱通用差。银角俗称“小洋”,有五角、二角、一角三种。光绪十六年(1890)后,广东等地铸造的光绪元宝一角(单毫)、二角(双毫)银币流入长沙。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湖南试铸半角(五分)、一角、二角的银币。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共铸一角银币约96万枚,枚重库平73厘、成色8069%。由于成色比银元差,市值一般为11角、12角折银元一元。1917年,天津铸五角(中元)、二角、一角银币流通长沙。广西银角也随军流入。长沙流通的二角币约2万枚,一角币约8万枚。以后,天津银角成色下降,加之海关不断输出,市面流通减少。1922年,湖南新铸中元、双毫银币,双银毫枚重库平144厘,5枚合银元一元;中元枚重库平36分,两枚合银元一元,成色与银元一致。光绪三十四年(1908)1926年,长沙关输出一角银币123亿余枚,二角银币1.07亿余枚。1931年。湖南省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取代了银角。

    ()镍币  1936111日国民政府发布《辅币条例》,确定镍币为辅币。由中央造币厂铸造,中央银行发行。19495月,衡阳中央银行奉命将库存镍币,按200分折合银元1元在长沙发行,以调节长沙市场筹码。当时,长沙市场流通伍分、拾分、廿分三种镍币,正面有孙中山遗像,反面镌有“伍”、“拾”、“廿,,分字样,属纯镍,色象银,铸造年份在19351939年。后因和银元的比价与外省悬殊,外省镍币涌入长沙,导致银元外流。后呈准改按两广比价:500分镍币折合银元l元,市场方趋稳定。1949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上述镍币停用。

    二、票币

()市票道光年间长沙钱业、银铺发行市票,也称私票。光绪十年(1884)前后,随着商业发展,货币需求量大,现金不敷应用,初发行钱票,后又发行银票。因有利可图,除钱业发行外,还有商店、商会、慈善机关发行,甚至摊贩亦发票,且票名繁多,如私票、私钞、花票、街票等,因不能用于纳税,只能在市面兑换,故统称市票。有石印、铅印、木版,也有用白纸条、布条书写后盖章的,以盐号朱云谷堂的钱票印刷精美,信誉较好,流通极广。长沙和丰火柴公司、湖南电灯公司亦发钱票数十万串,通行城乡。后由于各行业滥发市票,有的牟利发家,有的破产倒闭,老百姓则受其害。光绪二十九年(1903),长沙、善化两县对省城内外发行私票的进行清查,责令铺户连环取保,经过清查取保的,加挂商务局注册招牌。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县规定:凡商家、铺户发行私票,需先经商务局注册登记,经批准方可发出。

    1912年以后,为推行官方票币,历任督军、省长都曾发布“查禁”、“取缔”市票命令,但终无成效。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市票流行。长沙总商会呈请督军批准,由钱商发行铜元票20万串。19206月,裕湘银行倒闭后,长沙总商会发行临时兑换券20万元。192112月,又申请发行银元票、铜元票。并订立《市票发行简章》呈报省署。各商号将在长沙的不动产契据送交商会作保,共发行银元票50万元;当20文、30文、50文、100文的铜元票1100万串。1923年,长沙孤儿院发行银元辅币券4万元。1925年,长沙觉化慈善堂发行小洋票约5万元。19291931年,湖南电灯公司发行银元一、二、三角工资券28万元。1931年,长沙和丰火柴公司发行银角票8万元。19314月,省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省政府通令取缔市票。19333月,省政府公布《湖南省禁发票币暂行办法》12条,但仍未能禁止市票。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后,省政府重申禁止,并对市票进行清查。长沙和丰火柴公司分期收回所发60余万元角票,或按面额兑换火柴,故被称为“洋火票’’(以前称火柴为洋火)。长沙宝华玻璃公司亦实行持票兑货,回收所发10万余元的银洋角票。长沙城内市票至1937年基本收清。

()官票阜南钱号官局成立后,为革除钱业、商业滥发市票之弊,发行制钱票10余万串、银两票78万两,并铸有省平银一两重的银饼应付兑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该局停办,总办朱昌琳等垫款将所发官票全部收回,以维信誉,为后来湖南官钱局发行票币奠定了信用基础。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官钱局成立,先后发行银两票约2027万余两,银圆票约375万余元,制钱票650余万串。银圆票在日本印制,亦称台票”,信用较好,穷乡僻壤,均能流通。宣统二年(1910)后,省财政入不敷出。兑现出现“贴水”,票币跌价。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该局票币在境内继续流通。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后,该官票成为废纸。

    ()商业银行票币

    1.湖南实业银行票币  19128月获票币发行权,发行一两、五两的银两票。一元的银元票,当10文、当20文、当100文的铜元票。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受其影响停止发行。共发行银两票103万余两,收回54万余两;银元票26万余元,收回20万余元;铜元票445万余串,收回303万余串。凡未收回的银两票按一两折90文,银元票按每元折150文,铜元票按每串折100文回收,至19308月作废。

    2.宝兴矿业银行票币  19128月发行银两、银元、铜元票。1913年底,该行停办,并入湖南银行。已发行的银两票100万两、银元票5万元和铜元票100万串,由湖南银行回收。至1916年尚有银两票913万余两、银元票38万余元和铜元票166万余串未收回。

3.湖南通商银行票币  1921121日成立,定印银元一元票100万张、五元票10万张、当20文和当30文铜元票各100万张,当100文铜元票200万张,共值300余万元,陆续发行。因资本不足,省长公署又借走130余万元拖欠不还,35日该行开始兑现,两日兑出银元20余万元。38日,省署发出商民停兑、军人限兑的布告。后因受到各行业非议,并变为军人准兑银元3元或铜元3串,商民准兑铜元三百文,导致票价下跌。至5月底,陆续发出银元票90余万元,收回60万元;铜元票43万余串,收回35万串,贴本兑现,无法维持,于616日宣告停兑、停业。

    4.外省商业银行票币

    中国农工银行票币  1931年,上海中国农工银行发行印有“汉口”地名的一元、五元、十元票币.流入长沙市场。7月,该行委托长沙春茂钱庄办理汇兑。1932年,经湖南省政府特许,在长沙发行银元辅币券。次年1月,设立长沙支行,开始发行银元主币券,即在所发汉钞上加盖“此票在长沙兑现”戳记。3月,根据省政府要求确定发行限额100万元,实际流通7732万元。实行法币政策后,陆续由中央银行收回。

    中国农商银行票币  193410月,上海中国农商银行在湖南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的‘‘长沙”银元票,委托长沙裕顺长、元昌等钱庄兑现。到193511月,共发行65万元,因实行法币政策。次年未收回的约30余万元移交中央银行收回。

    ()地方银行票币

1.湖南银行票币  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为银行,由湖南银行赶印一两和五两的银两票,欲称纸银、票银;一元的银元票,俗称纸洋、票洋;当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500文的铜元票,俗称台票或票钱。至年底,发行银两票为长平银350万两,银元票40万元,铜元票300余万串。所发票币,信誉尚好。后因收入用于军政费用,不断贬值。19131月,票银一两折合银元已由13元降至1元左右。至1913年底,湖南银行发行银两票440万两,银元票90万元,铜元票1100万串。不久,银两票一两折合银元已不及8角,省督汤芗铭下令停止兑现,用铜元票兑收银两票。191319143月湖南银行共发行银两票6095600两,流通5695100两。银元票7065700元,铜元票71259400串。由于滥发各种票币,价格不断跌落。被劫烂票很快流入长沙市面。督军张敬尧于4月布告:湖南银行各票,除截角打孔、金额号码不清者外,其余按银两票12两、银元票3元、铜元票6串各抵银元一元使用,称为法价,各种票币停止兑现。不久市面拒用,商民要求收回烂票。于7月上旬先发行新铜元票300万串用以斛换烂银元票,商民称为新台票。但大量铜元烂票仍充斥市面,破旧流通银票则滞压商家。为此,当局与市民严重对立,法价亦不能维持,只得改自1021日起,以汉口行情为标准,逐旬由裕湘银行挂牌标价。由于银两票跌价,1915101日起,田赋拒收。19162月,因军需告急,除增发银元票40万元、铜元票200万串以外。又发行100两、200两、300两、400两和500两五种大额流通银票,共37万两。19171月,铜元票一串只能兑铜元700文,市民挤兑。11月,银元票一元折合银元跌至064元,铜元票一串370多文,银两票一两跌至合银元0174元。督军傅良佐发布“废两改串”令,凡帐目、交易等原银两票一两均作为铜元票一串。不久傅良佐兵败离湘、提走湖南银行银元200万元。到护法联军驻湘期间,湖南银行银元票每月降价1角左右。19183月,桂军退出长沙时,将湖南银行仅存的兑现基金50万元全部取走,待销毁烂票亦被溃军抢劫一空,湖南银行宣告倒闭。191811月,湖南银行清理处发行有奖惠民债券200万张、共1000万元,每张定价银元5元,每元折收旧铜元票10串。分期抽签开奖,奖金支兑银元。三次开奖未中,半年后分十次还本。惠民券基金仅有2516万元,开奖两次,支兑奖金20万银元。基金所剩不多,留存在外的“有奖惠民券”有62万余张,计银元310万余元(19206月,张敬尧兵败离湘,惠民券等于废纸)1919210日,改为由湖南银行清理处挂牌标价,定为旧铜元票30串折合银元一元。3月下旬,长沙一元银元可换原封新铜元票25串。张敬尧只得令新铜元票停发。湖南银行清理处共发行新铜元票2510万串,只收回1292万串。

    2.裕湘银行票币  19188月,裕湘银行,发行银元票300万元,铜元票500万串。发行后,由于信用不佳,市民戒备。至10月,票价贬值,总商会请求政府收回。11月,商定由官、商各筹集10万元,官方专兑铜元,商家分四路各设米、盐零卖局,按人分别买米五升,买盐半斤,专收裕湘银行票币。由于支之不尽,兑之无穷,不久停兑。而张敬尧竟以“按军法从事”相威胁,市民被迫收进,尽快用出,称为“一宿两餐”的票币。故实际流通银元票约70万元、铜元票约200万串。19206月,裕湘银行倒闭后,约有银元票8万余元、铜元票百万余串未收回。

    3.湖南省银行票币  19291月,省政府颁布《湖南省银行兑换券章程》。19313月,该行又制定《湖南省银行辅币券章程》。规定湖南省银行兑换券、辅币券必须保持十足准备,其中:现金准备不得少于60%,可用于缴纳赋税公款、发给经费、清偿债务及其他一切交易。

    辅币券  193141日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种银元辅币券,首发10万元,按照银元通用,无限制兑现。至年底,该行发行辅币券3446万元,现金准备存长沙钱庄30万元,存本发行库446万元。至阴历除夕共发行70万元。1935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非法定银行票币以不得增发,暂准行使,停止兑现。至年底,共发行辅币券13468万元。19492月,省政府下令使用银元。由省银行发行角票找零,印制额定为80万元,发行额暂定50万元。421日,发行一角、二角券,商民兑换踊跃。5月,投放五角券。至728日,共印制56622万元,流通1014万元。与库存准备金等值。解放后停用。

主币券  1932年秋,湖南谷米滞销,银根甚紧,省政府决议由湖南省银行陆续印发元券150万元,悉数收谷外销,所得谷款作元券发行准备金。19331月,发行一元券10万余元,陆续回笼。因市面又需元券。仍按原定额度150万元,改发新券,将原长沙银行筹备处的一元、五元、十元券1000万元,加盖“此票由湖南省银行发行兑现”之戳。于8月在长沙发行。次年5月,28日,因盛传政局有变,市民挤兑和拒用票币。省银行运用准备金等应兑,3天兑出银元七八十万元,风潮平息,省银行停止发行元券。至是年底,共发行主币券54316万元。19375月,省银行将已印未发新票和回笼IEl票的元券789万余元和尚在流通中的元券710万余元准备金缴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保存。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省银行从中央银行领出750万元代替法币发放战区部队经费。19427月,财政部规定省钞停止使用。湖南省银行的票币发行停止。1942年底,在社会上的省钞约2117万元(其中主币1295万元)

    4.长沙市银行票币  19495月发行银元五分找补分券14万余元。采用十足准备制,一百分找补券兑换银元一元,拒兑铜元或其他银行的票币。不久,因发现假钞,改将该行库存绿色版的五分券加印“本券以应市场需要,改作二分使用”之字样。兑换五分券,限期兑换。后虽两次延期,仍有部分继续流通。直到长沙和平解放。

    ()国家银行票币

    1.大清银行票币  宣统元年(1909)九月,大清银行长沙分行设立后,即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银元票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面额。至宣统三年(1911)六月,共发行银两票355707411两,银元票折银33802695两,合计折银389510106两。库存现银398436111两。该行票币流通至191211月。

2.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票币19137月,交通银行湖南分行发行银元票。19155月,中国银行汉口分行长沙分号发行银元票。年末、交通、中国两行的长沙分行()票币发行额分别为484万元及5万元。19163月,驻湘北洋军饷大量搭放两行票币,导致发行过量。交行银元票每元扣水六七十文。8月,交通银行长沙分号停业,该行票币停止兑现。

    19185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决定以汉口中、交两行票币发放湖南驻军薪饷,习称“汉钞”,准以此票完纳征收,市面交易照银元通用。1920年,商人赴靖港等地采购谷米,因其不能在长沙兑现。发生贴水。6月,中、交两行驻长机构停业,其票币流通更加阻滞。19216月以后,长沙没有本省银行发行票币,汉钞又逐渐流通。为此,19231月起长沙开列汉钞行市。19255月,汉口中国银行又增发印有暗记及字新券50万元,仍只能在汉口兑现。10月,暗记票已发行120万元。

    北伐期间,19268月,广州中央银行核准发行湘、赣、桂三省通用票币,分为一元、五角两种面额,按薪饷三成在湖南沿途搭放。军人持票币只准购物,商民持票币可纳税、兑现。长沙总商会议定此票币按毫洋135分折合光洋(银元)1元兑付。821日,长沙临时兑换所开兑。中央银行在汉口筹设分行后,长沙于1217日停兑。

    19271月,发行中央银行汉口通用票币,4月,长沙汉钞”每百元兑银元100元。宁、汉分裂后,停止汉钞兑现,“汉钞”价跌流滞。5月,长沙取消汉钞行市。

此后,中国、交通、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票币进入长沙。习称“申钞”需汇至上海兑现。19281月,长沙开设申钞行市。是月。“申钞”100元兑换银元贴水42元。1930年,由于商人出省购货需用“申钞”,价格上扬,25月,均在等值以上兑换。1931年,湖南省银行发行票币以后,三行申钞在长沙市场逐渐退居次要。19356月,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长沙设立分行发行票币。

    3.法币

    1935112日国民政府规定从4日起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银元本位制宣告废止。19362月起,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亦定为法币,均不兑现。其他各行发行的票币不准增加发行,准其照常流通。并逐渐用中央银行钞票换回,禁止银元流通。3个月后,财政部委托省、市政府办理兑换。长沙市开兑一星期,收兑银元100万余枚。

    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费用均增发货币,长沙每石稻谷均价43元,1939年为62元。19417月,一银元均价升至法币506元。19424月,财政部通过中央银行将原为交纳关税专用的关金券提出发行,一关金元折法币20元。194271日。法币统一由中央银行发行。194618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平均每月增发法币52亿,相当1940年长沙中、中、交、农四行月平均发行数624万元的833倍。长沙市场相继拒用一元、五元、十元的法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币加速贬值。19472月,万元大钞发行后,物价猛涨,市场混乱。银元与法币的平均比值由1月的13178增至2月的150865月,增至1103946月。银元价格飚升至16377元;市场拒用二百元以下法币。1948年初,发行二万、四万、十万三种大钞。3月,市场拒用五仟元面额法币。19484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将关金二千五百元券(合法币5万元)和五千元券(合法币10万元)投放市场,物价暴涨。5月间,上涨近一倍。6月,银元与法币的比值跃至1996830。上半年,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行法币月平均1112亿元,相当于1940年月平均发行额的17820倍。7月。又发行面额一万元(合法币20万元)、二万五千元(合法币50万元)、五万元(合法币100万元)的三种关金券,导致物价疯涨。8月,银元每元价涨至法币4526万元。

    4.金圆券

    1948819日,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元含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十足兑现。823日,长沙开始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5种面额的金圆券。委托长沙各金融机构按300万元法币兑金圆券一元的比率兑换,中国、交通两行还代收金银。同时,禁止黄金、白银、银元及外国币流通。按黄金每市两兑200元,白银每市两兑3元。银元每元兑2元,美元每元兑4元的比率兑换金圆券。并规定法币兑换至1120日,其他为930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第一天就收兑黄金590余两、银元3万余元、法币900亿元。次日,收兑黄金2000市两以上,银元26万余元。104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收兑黄金、外币展至1031日截止,收兑旧银币、白银展至1130日截止。过期不兑,查明没收。至1031日止,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共收

兑黄金33699市两、白银237907市两、银元863184元、美元53877元、港币35508元。

金圆券在长沙发行不到两个月即急剧贬值。长沙市原来食米限价每石196元,后提至38元,黑市为120元。1024日。取消食米限价。121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将金、银、外币对金圆券的比率改为:黄金每市两兑1000元,白银每市两兑15元,银元每元兑10元,美元每元兑20元。金圆券存入该行。一年期按年息2分计息外,准许存款时按比率兑换黄金和银币。4日。银元市价涨至25元,央行则以20元兑出,发生挤兑。6日起,三行、两局、一库代县银元,该行专兑黄金,挤兑更盛。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存兑者达数千人。7日,该行以供存兑的黄金已兑完为由。改发临时收据,商民转挤兑银元。10日,银元黑市涨至30元,行、局、库前整天排长龙挤兑。14日,各银行奉令停兑。全市共存兑黄金3904842市两,其中:兑出黄金791342市两,开出临时收据31135市两;存兑银元198180元;回笼金圆券780余万元。

    中央银行总行于1217日密令长沙分行将金银运沪,引起各界抗议,长沙分行只得暂停启运。194914日凌晨,长沙分行将库存黄金35088274两,伪装成镍币,经衡阳偷运广州。省主席程潜得知后,一方面电促国民政府速运黄金来湘,一方面下令将长沙分行库存银元、白银全部提交湖南省银行保管,并将潜逃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赓抓获羁押。117日,国民政府宣布停办金银存兑。21日,长沙银元由300元涨至1200元,商店不敢开门营业。2月,省政府制定《临时安定金融办法》及修正案,确实逐日由省银行、长沙市商会及金融业共同折算银元合金圆券牌价,逐日挂牌公告。28日,1元银元折合金圆券670元,到317日,调高到3450元。长沙市钱业公、会则依黑市定盘。

    194941日,金圆券千元大钞出笼,贬值加剧。省银行公布的牌价与市价相差日益悬殊,驻军强行买卖,交易纠纷迭起,商人相率罢市。417日,省银行取消牌价,改由长?钱业公会核定牌价公布。420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运到金圆券40亿元,票面为伍千元、一千元、五百元,投放市场,商店拒用。银元黑市价涨至每元合金圆券40万元。长沙改用银元。金圆券停止流通。

5、银圆券  194973日,迁逃广州的国民政府改发银  圆券及银圆辅币券。长沙原定79日发行,但因40万银元准  备金未及时运到,延至19日发行。至22日共发行30余刀誓,兑出银元14万余元,包括公款提拨现金共付银元29万元,仅剩准备金ll万元。但民众对此已失去信心,不到三天,即发生挤兑。24日,停止发行,后即停止兑现。

     ()农会、苏区银行票币

    1.浏东平民银行票币  19271月。浏东平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常洋五角的临时兑换券12万元。3月,发行面额为常洋二角的信用券12万元,以取代临时兑换券。发行基金6万元。信用券在县城平民银行及备区分理处随时兑现,信誉良好,流通于县城及浏东苏区。为保证信用券的顺利流通,各区农民协会禁止一切私商市票及银元在本区域庾用。凡在浏东市场交易,均须到平民银行将银元换成信用券,若出本区域,又可持信用券兑换银元。19276月,浏东平民银行被迫停办,它所发行的票币亦停止流通。

2.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票币  1927年,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为解决当地农民的急切困难,缓解现金紧缺状况,以金刚公有财产作为担保,于23月间发行常洋元票、角票两种有期证券。角票面额分常洋一角、二角,金刚区店员协会用以向农民收购鞭炮,鞭炮运销后兑付银元,信誉很好,在金刚、大瑶一带流通。“马日事变”后,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被迫停办,它所发行的期票也随之停止流通。

    3.测南文家市生产合作社常洋券  大革命时期,浏南文家市生产合作社亦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等4种常洋券,与银元同值使用。流通于浏阳南部文家市一带。若到外地购买物资可持券到生产合作社兑取银元。

    4.浏阳工农兵银行票币  19311月,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兵银行发行壹角、贰角、叁角、伍角、壹元的银元票,拾角即可兑换银元1元,以全县累进税作为发行基金。至7月共发行1万元。信用很好,在本县苏区通行无阻。1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浏阳工农兵银行票币停止发行。

    ()外商银行票币

    1.中日银行票币  1917年春,台湾银行以中日合办名义,来长开设中日银行,未经批准,公然侵犯中国货币发行权,51日擅自开业。发行200万元银元票。19235月,由郭亮任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向全省人民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细则24条,其中规定不在日本银行存款、汇兑,不准用日本货币等。6月,该行被迫停业。

    2.美商友华银行票币  美商友华银行长沙支行于192073日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面额的银元票。发行初期,信用尚好。9月,省议会协议会以侵犯中国货币发行主权,请省长禁止,但友华银行置若罔闻,继续发行。直到1922年,友华银行长沙支行收束才停止,已发票币尚有20余万元未收回。以后,该行汉口分行银元票亦随“汉钞”在长沙流通。19242月,汉口友华银行收束,并入花旗银行。长沙商界将持有的该行票币,兑取现金,市面友华银行票币停用。

此外,汉口、上海的花旗、汇丰、麦加利银行银元票先后在长沙流通。

    附记:   汪伪票币  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强迫沦陷区人民使用“中储券”,强行取代法币在市面流通。19458月,日本投降后,省政府予10月规定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从111日起到次年331日止收换,过期作废。从此,中储券”在市面消失。(19413月,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中储券”。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与法币等价流通。19423月,汪伪财政部公布《新旧法币实施办法》,自称“中储券”为“新法币”,停止“中储券”与法币等价流通。改由储备银行挂牌规定比价。526日,将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定为二比一。19431月,限期实行中储券换进法币,过期从215日起禁用、禁存)

第二节   解放后的货币

    一、人民币的发行

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人民币开始在长沙流通,以2000元兑一元银元的比价,在市场与银元混合流通。20日,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通用货币,自即日起一律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其一切支付必须使用人民币,否则法律不予保障。当时市面流通的人民币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百元七种。821日,省人民银行营业部以人民币收兑金银,办理存、放、汇等业务。长沙市贸易公司亦有计划地抛售工业品,收购农副产品,以支持人民币。市军管会宣布自91日起禁止银元、铜币、杂币流通。93日起,有关部门查处银元投机活动。省、市人民银行密遣人员在黑市抛售银元24万枚,压低黑市银元价。到9月中旬,一元银元黑市价处在2100元左右。920日前后,面额为五百元、一千元的人民币在长沙发行。一元银元黑市价涨2500元。再密遣人员在黑市抛售53万枚,结合市贸易公司抛售物资、政府向商人举借“支前借款”等措施,一元银元黑市价跌至2300元。到10月,人民币基本占领了长沙市场。

    19501月,五千元和一万元面额的人民币在长沙发行,黑市银元猛涨到万元以上。为缩小银元收兑价与黑市价的差距,人民银行总行于2月将每元银元收兑价提高N--万元。3月,市场转趋稳定,物价回落,人民币流通不断扩大。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物价反弹,银元流通又泛滥。中财委发出《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扭转了局势。1951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人民币巩固地占领了城乡市场。19541月,发行五万元面额人民币。其间,由于物价波动,一元、五元、十元和二十元4种面额、17种版别已先后退出流通领域。继续流通的尚有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和五万元8种面额、45种版别。

人民币自1951年起币值稳定,但存在面额大、单价低、版面多、印制差、不便婕用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19553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此次发行的新币为1953年版的新币,主币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暂不发行)5种,辅币有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6种。人民银行从226日至28日停业三天,做好新币发行有关准备工作。长沙市设42个兑换所,11个流动兑换组。到314日,全市发行新币1074万元。回笼506万元,收回旧人民币610亿元。其中:兑换收回242亿元,商业回笼368亿元。票面一万元、五万元两种人民币至41日停止流通,51日起停止收兑。经中国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同意,五千元及以下旧币在510日停止流通,611日停兑。

    1957121日,开始发行十元券及金属分币(简称硬分币)。硬分币为铝镁合金铸造,呈银白色,面额有一分、二分、五分3种。1961325日起,发行了蓝黑版一元券。中国自己印制的1956年版五元券和十元券分别于1962420日和1966110日开始在长沙发行。

    1953年版深绿色井冈山图案的三元券、酱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案的五元券、黑色“工农”图案的十元券,均系苏联代印,原版未交还中国。1963年,中苏关系紧张,为防止苏联扰乱中国金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紧急通知,省行密电各行自121日起对上述三种票券只收不付。1963121日至196449日,长沙市共收回1117万元。从410日起开展宣传,从410日至514日,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共收兑531万元,计71488笔。三种票券自1964415日起停止流通使用。人民银行开始收兑,515日起停兑。

    196441日起,发行深绿色贰元券和墨绿色贰角券。1966110日起,新发行黑色拾元券和深棕色壹角券。因1962年版(深棕色)一角券背面的颜色与1962年二角券近似,将该一角券背面颜色改变,简称“改色”一角券,于19671215日发行。19691020日起,新发行1960年版的五元券和一元券。1980415日起,陆续发行面额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的金属币。角币为铜锌合金,呈金黄色;元币为铜镍合金。呈银灰色。19801985年,长沙发行金属壹角币055万元,贰角币13万元,伍角币325万元,壹元币806万元。这4种金属币不少人当作纪念币收藏,市场流通较少。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总行自1984101日起,发行用铜镍合金铸造有“祖国万岁”、“民族大团结”、“开国大典”3种图案面值为1元的纪念币,可在市场上流通。长沙19851月开始发行,亦多被群众收藏。

   二、人民币的流通

    19498月至年底,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以致流通中人民币多,物价波动大,4个月物价上涨约3倍。

    1950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生产不断得到恢复。长沙物价日趋稳定。实现了人民币正常流通。年末,长沙市货币流量为260万元。1951年,市场日趋活跃,货币投放与回笼均逐步扩大。年底货币流通量约为640万元。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私营和公营业务均受到影响。13月回笼货币376万元。45月,市人民政府部署恢复贸易,恢复加工订货和收购”,情势转变,6月份回笼261万元。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银行实行“优待储蓄券”分期支付购粮款,通过工业品下乡,组织货币回笼。1954年,现金投放14088万元,回笼14444万元,1955年,投放15315万元,回笼15557万元。5060%系商业回笼。1956年一季度,生产、流通走向计划控制,货币流通趋于计划调节。1956年,现金投放20818万元,回笼21058万元。1957年年末货币流通量940万元,每元货币拥有商品库存1217元。

    19581962年,极路线严重影响银行现金投放和货币回笼。1962年,认真贯彻农、轻、重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政策,经济、金融形势趋向好转。全市现金投放299亿元,回笼353亿元,全年货币净回笼5408万元。19631965年,年均投放现金288亿余元,回笼312亿余元,净回笼2359万元。

1966197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银行现金收、支总额平均年递增仅为48%和45%。10年累计回笼现金35亿元。1975年末,长沙市场货币流通量约为2466万元。19761978年,这3年长沙货币的净回笼,依次为4785万元、5278万元、4435万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的搞活、开放,等都给长沙市的货币流通带来了显著变化。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加快发展,银行现金收支大幅度递增。1987年,现金收入486862万元,为1978年的78倍,年平均递增了257%;现金支出470084万元,为1978年的812倍,年平均递增262%;城乡人民收入提高,现金收支项目变化较大,商品销售收入年平均递增219%,储蓄存款收入年平均递增364%,工资性支出年均递增193%,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年平均递增324%;地区间商品流通扩大,货币净回笼体现了较大的增长。1978年,净回笼4435万元,1987年,净回笼16778万元,年平均递增1593%。库存和手持现金增多,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大。1978年,约为4102万元,1987年,约为61010万元。

  三、现金管理

  195047日,政务院决定对国家机关实行现金管理,指定人民银行为现金管理机关。419日,全省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实行现金管理。1950427日,先在长沙市组织推行。5月起,对现金管理单位核定库存现金限额,检查库存现金。在执行现金管理之前。全市有公营单位存款往来户374户,余额为87267万元。从执行日至同年531日止,增为442户,余额为14258万元。6月,选择百货公司等18个单位试编现金收支计划、试办代理收付工作。1951年,长沙市普遍开展全面开户、全面确定现金库存限额、全面编制货币收支计划、全面查库、全面查收支的“五全”工作。公营存款截止同年12月为4089万元,比执行现金管理前增加37倍。由于编制货币收支计划包括了国、合单位的全部收、付,“管了银行不应管也不能管的事”。1953年,停止由单位编制货币收支计划,改为银行自身编制现金收支计划。1957年,将现金管理扩大到公私合营企业和大、中型手工业生产社,农村推广至营业所。

    1958大跃进后,现金管理工作放松。不少单位库存现金超额、坐支扩大。1962年,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公布《长沙市现金管理办法》,大面积检查现金库存和调整现金库存限额。到年底,长沙市现金管理单位2869户,已核定现金库存限额单位2384户,占831%。19631965年,市场货币流通情况进一步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现金管理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人民银行于1980年和1984年两次修订现金管理具体办法,提高转帐结算金额起点,适当放宽用现范围。1985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颁发《关于加强现金管理的几项暂行规定》,改进现金管理工作,全市有23700余户企、事业单位实行了现金管理。

    四、工资基金管理

    19601月,湖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工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长沙市对机关、团体、国营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及县以上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工资基金管理,银行根据劳动部门审核的劳动工资计划监督支付。首先选择市重工业局系统22个单位先试行工资基金管理。同年215日起,对全市国营、地方国营和已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全面试行工资基金管理。三天时间,全市向银行报送工资度用计划的单位736,占应管单位的70%。225日,市人民银行召开工资基金管理经验交流会,建立健全工资基金管理卡片,并逐步推行工资专用支票。到6月底,全市应管单位1150个,全部报送工资基金使用计划表和工资基金结算表。196210月,银行实行专款专用管理,设立工资基金专户帐,同时,帮助商业系统22个总管单位培训工资基金专管员,协助建立一套管理检查制度,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到年底,全地区工资基金管理单位达1665户,实际结算工资基金总额为工资计划总额的9852%;较国家下达的工资基金指标,全年平均结余15338万元。对全地区备单位发放工资日期,从月初到月底统一安排,均衡投放。19659月起,取消工资基金专户,改用工资基金手册。

文化大革命中。工资基金管理制度遭到冲击,一些单位擅自招工、晋级、加薪、滥发奖金补助等。19732月。银行认真贯彻省计划委员会转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1976年一季度,进一步贯彻省劳动局、省财金局1976225日颁发的《湖南省工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进一步对全市商业(合作)及综合服务站、运输装卸队和泥木修建队等集体企业实行工资基金管理。198271日起,全地区实行《按季分月工资基金使用计划》,建立《固定职工人数、工资异动表》、《工资基金月报表》。19845月,对工资、奖金管理作了改革。1985412日,4月起对各单位每月发放工资性的现金支出,由银行按3月份的发放额进行控制。长沙地区各银行认真贯彻这一决定,对外加强宣传,对内逐笔算帐,分户立卡进行控制。同年924日,长沙地区各专业银行对全民和集体单位全面建立工资基金专户管理登记簿,配合市计划委员会分解下达。1985年工资计划,由银行监督支出。全地区年工资性支出占年度总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减少155%,消费基金基本得到了控制。

专记  金银管理

清代和民国时期,允许金银自由买卖和计价流通。1930年,国民政府禁止黄金携出国外。193511月,规定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的持有人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法币。19379月,颁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禁止黄金买卖,由政府按规定价格收购。19398月,财政部颁布《取缔收售金类办法》,规定金类的收兑专由中、中、交、农四行收兑金银办事处指定的四行分行、支行、处及其所委托的金融机关、银楼、典当、邮电局()办理;未受委托的单位、个人均不得收购金类,违者没收。19402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封存长沙市各金店存金300余两,并委托余太华、李文玉两金店代理金类收兑。19472月,物价、金价猛涨,国民政府颁布《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重申禁止买卖黄金、金饰,禁止用黄金作通货。除中央银行及其指定的银行以外,其他银行、钱庄,不得买卖黄金。19488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禁止黄金、白银、银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限期兑换金圆券。23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开始用金圆券收兑金银,查禁黑市。长沙市的金价随即由每市两法币38亿元升至6亿元。同年1123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允许人民持有金银,除银币外禁止流通、买卖,同时,改变金圆券与金银的兑换率,将金圆券贬值80%。121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办理存兑金银。黑市金银价上涨,市民争相存兑,该行无力应付,终于随着金圆券的恶性贬值而告终。

解放后,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金银和银元不能私自买卖和计价行使,允许人民保存。长沙原有金号、银楼62家,解放时多已停业。至10月,专业金店、银楼均告收束。长沙银行和公安、司法有关部门配合取缔金银黑市,收兑金银和银元。19504月,执行《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对金银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大量流动,对银饰店采取逐步淘汰取消的方针。6月,取缔金银黑市。12月对金银贩子、掮客、投机商为打击对象,按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贬价收兑、没收、罚款、判刑等处理。1953年,省人民银行开办了国营长沙金银饰品店,生产金银饰品应市,而银饰业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大多加入了综合性的生产合作社。1957年,饰品银料配售限于少数民族地区,饰品金料配售停止,国营长沙金银饰品店停止饰品业务。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后,倒卖金银活动增多。19807月,贯彻《关于当前倒卖外币、金银情况和加强管理的意见》,重申金银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和经营。1982年,长沙有1家公营商店获准经营黄金饰品。到1985年,长沙市经批准经营金饰品定点单位有14家。到1987年,仍为14家。

 

  

 

    一、解放初期长沙市反银元黑市斗争

    1949820 FI,长沙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通用货币,允许银元以12000的比价与人民币暂时流通。当时,由于外地银元价格比市区高,银元投机商纷纷来长反购,长沙银元出现黑市,每元一般在22002800元之间波动。821日起,省人民银行挂牌用人民币收兑金银和开办存、放、汇业务,稳定人心。23日,长沙贸易公司抛售工业品、收购农产品,稳定物价,支持人民币。29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进一步发展了银行信用业务。长沙市从91日起禁止银元、铜币、杂币流通,全市开展了“拥护人民币、拒用银元”的宣传活动。邮电、交通、税务等部门拒收银元,企业订立拒银公约,商店贴出拒银通告,机关、学校、团体持有银元者限期到银行兑换人民币。同时,加强对金号、钱庄的管理,压制银元投机活动;举办支前借款,促使大户吐出金银,兑换人民币;从9918日银行组织人员暗中抛售银元24万元,银元黑市价格逐渐下跌,至9月中旬,基本处在2100元左右。920日前后,大面额人民币在长沙发行,银元黑市价又回升至每元2500元,政府继续抛售银元54万枚,仅大西门市场日抛银元2万元左右,迫使银元黑市价下跌到每元23002400元。配合专政机关打击银元投机首要分子。破获了大西门一粮行倒卖银元1000元的案件,还查获了印制假钞,铸造假洋等违法行为。至10月初,人民币已占领长沙市场,黑市渐趋收敛。

10月,衡阳、邵阳相继解放,金银黑市失去南流市场。市区银元黑市价格跌落到每元2200元,人民币信誉倍增,许多商人抛出银元,换取人民币,增添流通资本,扩大经营。10月下旬,银行平均每日增加存款一亿元(旧人民币)。由于人民币当时尚未下乡,银元黑市又在农村出现。银行派出人员组织人民币下乡,收购农产品,供应工业品,推动人民币的投放、回笼。19501月,发行了面额伍千元、壹万元的人民币,黑市银元价格猛涨至万元以上。人民银行总行于2月将银元收兑价提高到一万元,市场转趋稳定。1951年后,人民币巩固的占领城乡市场。

二、长沙市钱币协会

长沙市钱币协会会址清水塘路28号,前身为1979年发起的潇湘泉学社()长沙古泉研究组,编印了民间的《古泉研究》17期、《古泉文摘》4期。研究组成员大部分参加了19884月成立的湖南省钱币研究会。1995101日长沙市钱币协会正式成立,即日在船山学社旧址举行首届钱币展览,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该会宗旨为“爱国、求实、自强,引史论钱,以钱证史”。会下设潇湘泉学社和经济实体长沙市文化艺术品公司。现有会员200人,其中省级会员13人,全国级会员5人。首届钱展共展出钱币2000多枚,突出湖南钱币专题,其中有开元通宝残陶范、靖康通宝篆书大字大样、大明通行宝抄壹贯、清咸丰六年“澧州忠义团”信钱——“忠义勇烈”背上“会”字独虎图铜钱、长沙和丰火柴公司壹千文兑换券,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壹圆银币“重影”等20枚珍品。1997826日至926日在北京阜成门鲁迅博物馆举行中华历代钱币展,展出展品7000多枚,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集邮报等及中央电视二台在九与十月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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