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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长沙的戏剧业(六)

时间:2007-11-14      来源:

长沙市话剧团体的创始 

长沙市的话剧,可分为业余活动和专业演出,据熟悉长沙戏剧历史人士说,最早的话剧,还是业余活动在先。 

远在民国元年秋冬之间,有春柳社的陆镜若、吴我尊、欧阳予倩等人,由上海应约来长,在长沙北门学官街县学官(即原自治女杯旧址),搭台演出。由于当时长沙的戏园都是茶园,舞台装置不合话剧需要,因此,必须搭建临时戏台,另辟演出途径。演出节目有《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据1929年12月长沙大公报《谈荟》,副刊所载刘岚荪的《适园杂忆》,这次演出地点,是在长沙府城隍庙旁李公真人庙。第一日演出剧目为《社会镜》,第二日剧目为《家庭恩怨记》。这个记载,与省戏校导演训练班老师、话剧工作者高宇在长沙晚报发表的《长沙早期话剧活动》所说,略有出入。查阅长沙大公报李抱一所著《湖南古城今释录》,长沙府学宫应是黎家坡原孔道中学旧址,今市立二中分部之处,北门学宫街是长沙县学宫,南门出人是门和文庙坪一带,是善化县学宫,省城隍庙和府城隍庙,在三公祠一带。

长沙县城隍庙在下学宫街,原来叫做城隍街,后改成功街,即原广雅中学旧址。善化县城隍庙在今县正街,传说长沙县城隍庙旁有李公真人庙。因前面的广坪,可以作临时剧场,而县学宫与县城隍庙都同在学宫街,讹传附会,是有来历的。又据1934年邹欠白著《长沙市指南》所载:“话剧俗称文明新戏”。长沙之有话剧,始于民国元年,浏阳欧阳文公之孙、南方青衣名旦欧阳予倩及陈大悲等,发起春柳话剧社,并组织新剧团于北门外湘春街之左文襄祠(即今工人文化官)。其时逐日所演戏剧,均有剧本(俗称脚本),非为现在流行演说式之话剧也。其时券价极昂,每座八角至一元,而观客率多智识阶级。场内秩序极为严肃,开院时若不先定座,几无插足之地。旋以某种关系,迁于大东茅巷,改称文化新剧团。逾月,後移至育婴街,改称进化新剧团,后以团员行动失检,舆论沸腾,致被前警察厅勒令出境。1920年,修业学校校友会组织化妆讲演团,在善化学宫演出时,其中演员还有当年春柳社的旧人参加。当时浏阳欧阳又生先生曾有两首小诗怀忆其事。其一曰:“春花春柳总尘埃,文社飘零剧可哀;不道当年广陵散,又随杜宇过江来。”其二曰:“兵戎弦涌共仑皇,干羽两阶事亦荒;户外闻歌歌当哭,声声清泪落宫墙。”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知道文社确有其名,演出也在学宫旧址。最近,高宇到北京找到了当年有关文社的一些历史文件,并有严格的演员守则。邹欠白的《长沙市指南》还有一段记载:“迄至民国五年,袁氏称帝,私与倭奴缔结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全国民众群起反对,尤以长沙最激烈。于是青年学生组织全省学生联合会,并成立化装演讲团,每日于城厢内外各寺庙内,举行化装演讲,不收门票,藉以唤取民众,促坚抗日决心。继为青年会组织白话剧团,每于集会或新年时,公演一次,亦不售票。民十以后,则有通俗、扶风话剧等社相继成立。主角类皆春柳社之学徒。惟其社员分子复杂、良莠不齐。但近年来社员已有觉悟,对于内部组织较严格,社规亦竭力整改,至于剧社,多无固定,亦无长期公演剧场,仅临时租赁其他辍演之戏园,作定期之公演,券价约售一角。如聘有超等艺员登台献技,则券价较平时略增一倍至两倍云”。

据我所知,从学生的化妆演讲到青春文艺社、冻雨话剧社(设城南路39号)、现代剧社、逆流社等,以及后来的一九三六社.都是业余活动。这些组织,成为三十年代抗日宣传的巨大力量。先后演出《回春之曲》、《汉奸的子孙》、《神秘的太太》等剧。在此同时,长沙一些中学如雅礼、周南等,也演出了《械斗》、《雷雨》、《英雄与美人》、《湘累》等剧。 这个时期的业余话剧活动,笔者是亲身经历的。一方面我担负了抗日宣传的责任,同时也担负了募款慰劳前线战士和劝募难民寒衣等义务。当时不但演出条件很苦,由演员自己借衣服、道具,自己绘制布景、租借剧场排演,还要受到国民党查禁剧目的威胁。

1937年7月,长沙市的业余话剧联合组织准备演出石凌鹤(现江西省文化局局长)写的《黑地狱》与杨翰笙写的《前夜》,演员、导演、演出地点(租了远东戏院)都已确定,忽然接到长沙警备司令部转来国民党省党部戏剧审查委员会的命令,禁止上演。只得临时改演《保卫卢沟桥》(田汉编本),在九一八那天,假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大礼堂公演三天,全部收入汇寄淞沪前线慰劳抗战士兵。 

一九三六社是戴望峰、朱之倬、廖若萍、邱梦彤、唐搂斋、孙伟等人组织,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业余话剧组织,在青年会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剧。1937年9月,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由余上源、向培良率领,来长沙巡回演出《最后关头》、《国家至上》等。11月,平教会抗日剧团在民众大礼堂演出熊佛西编的《后防》、《电线杆子》、《一片爱国心》等剧。尤以《后防》一剧,连演场次最多。平教会还联合来自平、津、沪、汉及长沙的话剧工作者,在11月9、10两天,在青年会演出《上海抗战》大型抗日话剧。1938年,青年会张以藩倡导组织的白雪抗战剧团也上演过《死亡线上》、《火中的上海》、《最后一幕》等抗战宣传剧目。这些故实,不仅是长沙话剧界的光荣历史,也是抗日宣传中的功绩。 

至于专业话剧团体在长沙公开售票演出。据我回忆,最早是在民国十年,桃花井第一台京剧停演之后,由李闲鸥、周溴鹃、王笑笑等人组织文明新戏班,名为通俗话剧社,在此演出。剧目是《枪毙严瑞生》、《张汶祥刺马》等。三十年代,又在育婴街新舞台演出,更名扶风话剧社,有杨剑侬等人参加,演出的剧目,除了一些才子佳人戏如《三笑姻缘》之外,还有《怪手党》一类的惊奇侦探剧目。1935年,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和王无恐、王婉如的剧团,在小瀛洲长沙大戏院,演出过《雷雨》、《茶花女》、《啼笑因缘》等剧。长沙大火前,湖南省戏剧界抗敌后援会成立时,杨剑侬代表通俗话剧社参加,推为委员之一。大火前夕,他资助抗战话剧宣传队,离长去湘南一带演出。解放后,他在常宁歌剧团工作,一夜来长沙前夕,谈及当年情况甚详。又有人说,在解放前夕,周演鹃等还在中山西路民众戏院演出过通俗话剧,为时很暂。解放后,民众戏院即为花鼓戏所占领了。在此还要附带提一下杂技、魔术的演出。过去,长沙人称杂技、魔术,名日“玩把戏”。一般是零散艺人,没有固定场地,在河边、车站、广场、空坪露天演出,既无舞台,也不售门票。一边演出,一边收钱。有时亦称为“江湖卖艺”。据友人回忆,在1936年夏天。有一个杂技团,正式在育婴街新舞台售票演出,有踩钢丝、车戏、叠罗汉等节目。这恐怕是杂技进入剧院之始。后来,舒修益、曾国珍等人都领导过杂技魔术团,在远东、银宫等剧院演出,有空中飞人、枪打活人等较为惊险的节目,但都属旅行巡回演出的形式,并没有在长沙市落脚扎根。有时也和通俗话剧搭班演出。当年刘艺舟来长沙,即是临时参加杂技团演出一个半讲半唱的话剧形式节目。 (文稿来源:长沙文史 黄曾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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