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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先秦历史初探(二)

时间:2015-01-29      来源:

——兼论炭河里古文化

   

二、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春秋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

西周晚期,三苗解体以后,其都邑所在地今长沙地区的历史面貌在传世文献中几近空白,而考古方面也未发现城址一类的大型聚落。何人取代了三苗成为今长沙地区春秋时期的主人,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查考古资料,在今长沙地区(宁乡黄材,长沙金井、高桥、麻林)多处发现春秋早、中期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春秋中晚期后,普遍存在的越人墓消失,代之随葬陶鬲、盆、罐为组合,或出楚式铜器的楚墓,说明了两个民族的更替。[24]史学界认为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大约是春秋晚期,[25]在此之前当地生活的族群是以越人为主。 

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早在商周时期就进入了文明社会的今长沙地区,不可能再退回原始社会,所以当时当地的越人应也依附一个自己的方国。这个方国就是虎方。

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定出商代有一个方国叫虎方,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氏族。关于商代虎方的地望,专家学者有三种意见,即淮水上游说、[26]汉南荆楚故地说[27]和古三苗聚居地区说。[28]《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商时期中心区域图》将“虎方”标注在淮水上游南岸,[29]说明谭其骧先生是赞成淮水上游说的。

甲骨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只有一条卜辞:[30]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31]举、望为族名。在商代,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据专家考证: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32]望位于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33]据此分析:商王武丁征伐虎方前,虎方离此不远。但淮水上游属于正统商文化区域,[34]虎方不可能在此。所以,汉南荆楚故地说是可信的,虎方当时应位于汉南。

如果虎方当时位于汉南符合史实,那么虎方也是三苗后人。禹伐三苗后,有部分三苗人脱离了三苗集团,其中留在长江以北的三苗人后裔到商代时已发展为“荆蛮”,这些“荆蛮”分许多氏族部落和方国,商王朝对其进行了征伐。据《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说的是:商人的军队在攻占“有洛”(今河南洛河一带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伐“荆蛮”,一度迫使“荆蛮”归顺。又《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汤收其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汉南”指汉水之南。商初,由于成汤“征伐”与“招抚”结合,四十个氏族部落和方国都归附于商朝,虎方就在其中。

商代中期,商王朝国力衰弱,虎方与其他“荆蛮”一起又背叛了商王朝。《毛诗正义》云:“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

商代,商王武丁大规模南征,虎方是主要征伐对象。甲骨文中关于“虎方”的这条卜辞,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这次战争,以商王胜利而告终。《诗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

战败的虎方被迫迁徙到了江南。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35]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虎方被迫越过长江后,沿赣水而上,又征服了居住在新干牛头城的当地土著人。虎方曾臣服过商王朝,当然接受过中原文化的熏陶。牛头城遗址曾出土了一种陶南瓦上半截是江西万年类型土著商文化南瓦形器的上半部分,下半截是中原商文化的袋足鬲,专家认为,这是两种商代文化融合的物证。[36]

商周之际虎方攻破了商代三苗东部军事重镇——吴城。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方鼎》云:“唯王(周昭王)令(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艺王居。”意思是:周昭王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命令“中”先巡视南方诸侯国,建立昭王行宫。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周昭王讨伐过南方的虎方。这一点于2000年在山西晋侯墓内出土的韦支也可证实,其铭文中有“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37]二是讨伐虎方的原因是虎方反周。周昭王肯定是在长江之北讨伐虎方。据此分析,虎方反周实际是其势力于西周早期越过了长江,进入周王朝控制范围。这也是前文所说牛头城人(即虎方)攻破吴城后又占领了鄂东南—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的理由。

彭适凡先生研究认定:鄂东南—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表现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就是扬越文化。西周文献中开始出现的扬越,虽泛指一定地域即江汉地区的扬越族人,但当时扬越的地望不仅包括江汉地区,而且还分布在鄂东南以及江西的大片地区,其东界大体以鄱阳湖为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及赣江西岸。[38]所以,虎方占领之地所体现的文化面貌是扬越。

扬越”之名得自扬水,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系汉水支流。楚人把在扬水流域最早接触的越人称之为扬越人。

扬越是越族的一支。越族,又称为百越族、古越族,是泛指居于中国南方越地的古代部落。百越有许多支系,句吴、于越、扬越、山越、东瓯、闽越、南越、骆越等是百越中的大族。

关于“越人”的起源,可能源于“禹伐三苗”。禹对三苗进行了驱逐,三苗人被迫迁徙,其中一部分脱离了三苗集团,他们沿水迁徙,有的向长江上游西迁;有的向长江下游东迁;有的通过赣水进入江西,其中一部分沿乐安江而上翻过黄山山脉进入了钱塘江流域,一部分沿赣水而上翻过武夷山进入福建地区;就是沿湘水而上的三苗族众也有一部分翻过了南岭,进入广东和广西地区。他们与当地土著人逐渐融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了遍及南方各地的“越人”。

南方各地的“越人”虽然分布地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但由于受三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如拥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当然三苗与当地土著人的影响和交流是相互的,所以各种“越人”也有不同之处。

《史记楚世家》记:周夷王885年—前878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扬粤,至于鄂”。西周中晚期之际,楚国兴兵征伐的扬粤,即扬越,古时“越”通“粤”,实际就是虎方。“至于鄂”说的是楚国势力越过长江到达了鄂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从此,虎方势力退回到长江以南。

长沙史称“扬越之地”,春秋中晚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扬越民族主导,在炭河里古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39]但在株洲县白关镇团山村发现了西周晚期的越人墓,[40]据此分析:虎方应是三苗方国于西周晚期解体后,占领了其地域。

资水上游的邵阳县发现了双江口遗址,经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古越人居住遗址。这表明当时当地已是扬越人的天下,虎方于春秋时期占领了整个资水流域。

春秋时期楚国势力迅速发展,在致力于北上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南下扩张。楚国窥视虎方之地,分西、中、东三路南下扩张。

西路——楚国从洞庭湖西部南下向虎方渗透,控制了资水下游。两周之际,楚国势力到达湘西北地区。湘西北地区即洞庭湖西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这里北与今湖北松滋(古代兹方)、公安连成一体,隔江与楚郢都相望。[41]在稳定上述地区的统治后,楚国势力继续南下。据考古发掘,在益阳发现的400多座楚墓,其年代上限为春秋中期,表明楚国于春秋中期开始控制了资水下游。

中路——楚国从洞庭湖东部南下进入了今湖南岳阳和汨罗一带。楚国在洞庭湖东部建立移民国,据前人考证,目前所知主要有罗子国和糜子国。罗子国,系楚同姓国,约公元前7世纪初,被楚武王所灭,其遗民南迁于郢都附近枝江一带。楚文王时,又将遗民南迁至今汨罗一带;糜子国系西周时期楚的附庸国,约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初,被楚庄王所灭,其遗民迁至今岳阳市东30 里的糜城。[42]

东路——楚国从鄂东南—赣西北大举南下进攻虎方。据《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即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据罗香林先生考证, 所谓“夷越”当即“扬越”;[43]“夷越”位于“尔(楚国)南方”,就是指虎方,虎方就是“扬越之国”;“楚地千里”说明:春秋中期,楚国南下扩张,增加了很大土地,其南北纵深近千里。而楚国西、中两路南下扩张不多,只有东路可能南下扩张最多,占领了鄂东南—赣西北,甚至到了今南昌地区。《水经注》:“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又《元和郡县志》:“洪州(南昌),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虎方的地域仅留有湘水流域(除岳阳地区外)和资水上中游,虎方失去了长江中游的铜矿,从此走向衰落。

虎方都邑原在鄱平原,随着楚国春秋中期对鄱平原的进攻,虎方将都邑搬到了黄材一带,因为黄材曾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况且炭河里周边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如:离黄材不远的龙田镇出土的兽首云纹勾内戈和坝塘镇出土的越式鼎)。

黄材一带,包含从黄材沿沩水而下不到5公里的横市在内,古时横市可能延续了黄材的辉煌,春秋中晚期的虎方都邑也有可能在横市。

目前黄材周边发现的越人墓绝大多数是春秋中晚期。横市北与桃江灰山港相邻,灰山港北去十公里就是桃谷山乡,在该乡腰子仑村发现了200多座春秋中晚期越人墓,出土了许多青铜器。[44]

春秋晚期,“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传·哀公四年》),说明虎方方国于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1年)被楚国所灭亡。这与考古资料证实楚人是春秋晚期进入今长沙地区的结论相吻合。[45]

公元前491年即楚昭王二十五年,相传楚昭王曾南征,沿湘水而上,过醴陵至江西萍乡。江西省萍乡县“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于此而名”,现在还留有昭王台等遗迹及有关楚昭王南征至此传说。长沙与湘潭交界段昭山下的湘水中有一个昭潭,《广舆记》谓楚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名。[46]

今长沙地区并入楚国版图后,成为了黔中郡的一部分。据清同治《长沙县志》云:“春秋晚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47]

参考文献

[24]何介钧《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求索》1983年第4

[25]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24

[26]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虎氏虎方》,中华书局1988年版;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414

[27]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二期,江鸿系李学勤的笔名

[28]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

[2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11-12

[30]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6667

[31]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32]彭明瀚、陈树详《试论商王朝对南土方国的战争》

[33]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278

[34]参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35]王宇信《周原出土庙祭甲骨商王考》,《考古与文物》19882

[36]李家和 、杨日新、徐长青《江西省新干牛头城遗址调查与试掘》,《东南文化》198901

[37]刘彬徽《关于炭河里古城址的年代及其和宁乡青铜器群年代相互关系的思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岳麓书社2009

[38]彭适凡《论扬越、干越和于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东南文化》19915

[39]向桃初、刘颂华《宁乡黄材西周墓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一期

[40]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199900

[41]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19

[42]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29

[43]罗香林: 《古代越族分布考》,《百越源流与文化》、( 台北) 国立编译馆, 一九七八年

[44]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桃江腰子仑春秋墓》,《考古学报》2003年第4

[45]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24

[46]罗汝怀《昭潭考》,《湘城访古录 湘城遗事记》,《湖湘文库》2009年版第233

[47]《同治长沙县志序言》,湖湘文库

(作者系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长沙市地方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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