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这一年，他只有39岁。

   后来，当他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朋友曾问他：“你当年到底是怎么被相中并当上副总理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黑黑胖胖的孙健沉吟片刻后，很谨慎地说：“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其中众所周知的实情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的1974年底，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黑状，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并决定第四届全国人大仍由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出面组阁……于是，命运之手就把孙健推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

            当“学徒”的副总理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直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像赛场上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以一个空中转体三周半的高难动作回落地面，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转变。

   翻砂工在工业领域里算得上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孙健从生活的底层熬起，几乎在通往仕途的所有台阶上都站过。在天津市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时候，他来了个笨鸟先飞，跑了近600家企业；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以他那特有的语气说：“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

   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玩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方面觉得他为人不错，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有点窝囊。别人的首长总有一些丰富美妙的活动，当时正是文艺禁锢时期，文化生活很枯燥，最诱人的就是能调来内部电影看看。然而，这些好事都与孙健无缘，他刚到上边，脚跟还没站稳，似乎还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内部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浪费，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天，孙健正在中南海散步，半路遇上了同时担任副总理的谷牧，老人以关心的口吻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这样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是不许带家属的。”

   谷牧被他的这句话逗乐了，细一琢磨，确实也是个理儿。

在老百姓眼里，孙健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内心，他朴实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学徒”。其实，他的心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自当上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后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他这种症状越发严重了。如果单单把这种职务上的升迁算作一种从政经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经历真是太单纯了，这种单纯使他体会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只能靠自己当翻砂工时锻炼出来的那股坚韧的劲儿，或用当时经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热情与义务，来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

    恢复平民角色

“四人帮”垮台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随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坠落。中南海的日子与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成了他42岁前的一段经历与记忆。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虽然他要为这3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骄惯与毒害，因为他那几年干的都是非常具体和比较实际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并未搀和其他方面的事，因此也就少却了许多精神负担与麻烦。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健是幸运的。

   当年，孙健的升迁与高就，并未使他的老婆孩子得到什么荣华富贵般的实惠。如今，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复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过着平静的日子。

   作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去天津机械厂上班。老伴早晨起来仍像当年侍候他去工厂上班那样，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饭菜装进一个饭盒里，他拎起来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到了工厂，早饭吃掉饭盒里的一小半，中午吃掉另外那一大半。有时不带饭，就到食堂排队买碗豆腐脑儿、一碟咸菜、四两大饼或两个馒头。

工人们问他：老孙，你怎么老吃这个，也不换换口味儿?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