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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孙子兵法》号称“武经冠冕”，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作者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被尊为兵学鼻祖。
孙子最理想的战略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是它的最高追求却不是战争，不是追求战争的胜利。它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那么，什么才是它最理想的战略追求呢？它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
通观《孙子兵法》，我们看到，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主要讲了两个字(词)：一个是“全”，一个是“破”。“全”是不战而胜，“破”是交战而胜。“全胜”为上，“破胜”次之。
实现“全胜”的方法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实现“破胜”的方法是“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谋”就是“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也就是说，在敌人的战略企图还没有付诸实施之前就揭露它、破坏它，使之夭折，使之破产。这是一种最省力、最省事、最高明的斗争方法。
在孙子所处的那个春秋时代，这种“伐谋”的方法是确能实现的。说明这一策略最典型的例证无过于与孙子同时代的墨子救宋的故事。
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国强大，宋国弱小。墨子是“非攻”的倡导者，一贯反对非正义战争。当听说楚国要侵宋，急忙来到楚国，劝阻楚王和公输般侵宋，但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攻城器具云梯，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墨子于是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以衣带作城池，以木片作攻守城邑武器，表演了一番楚攻宋守的“作战模拟”。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墨子·公输》），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
“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虽然也是不战而胜，但是较之于“伐谋”要欠缺一些，因为外交活动比较费力、费事。春秋战国时代，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战国的合纵连横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安危。
孙子善战思想的核心，是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
孙子的胜负观，除了“全胜”之外，就是“破胜”。“全”是政治解决问题，“破”是战争解决问题。“全”是不流血的战争，“破”是流血的政治。孙子虽然以“全胜”为其最理想的战略追求，但是他的十三篇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是论述的“破胜”之法。用兵打仗，毕竟是《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是孙子对交战而胜的追求。孙子关于用兵打仗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追求一个“善”字。“全胜”是追求“善之善”，“破胜”是追求“战之善”，即他所一再强调的“善战”。
孙子的“善战”思想其实质仍然是“全胜”思想在作战过程中的延续。他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善战者打了胜仗却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绩呢？
因为在孙子看来，真正的善战者他所打的胜仗，决不是那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浴血苦战、拼死激战，而是“胜于易胜”———打的是好打易打之敌，“胜已败者”———打的是已经处于失败地位之敌。
军队要想打胜仗，取决于国君要英明，将帅要贤能，士兵要勇武，装备要精良，民众要拥护，保障要充足，联络要通畅，诸如此类，孙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精辟论述。这里，我只想就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略加阐述。
从作战指挥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也是一部深富创意的兵法，从中可以发现，孙子其人想象很特殊，思维很超常，善于化平常为神奇，以四两拨千斤。他在军事学上，首创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其中“形势”、“虚实”、“奇正”三个范畴构成了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
我们知道，“形势”是讲军事力量的积聚，“奇正”是讲军事力量的使用，“虚实”是讲军事力量选择的打击目标。这三者是相辅相成、彼此联系的。
一支军队由军队士气和兵力、兵器构成了一种军事力量，这就是“形势”；正确地指挥这支军队并灵活地使其变换战术，这就是“奇正”；根据敌情我情，巧妙地选择这支军队的最佳作战方向，这就是虚实。
其实，古往今来，中西方的战略指导者们，无论是中国的孙子，还是西方的克劳塞维茨都懂得谋略，懂得力量，差异只是表现在对力量的认识和使用上有所不同而已。
孙子以水来比喻“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种水势是一种冲击力，而不是爆发力。爆发力就像火力，猛打猛冲，胜负立见。冲击力就像水力，连续攻击，使敌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还手的时间，没有变更战术的余地。
在力的使用上，孙子十分重视奇正，重视作战方式，主张“巧能成事”，用巧劲而不是使蛮力。孙子之所以论述“十围五攻”的不同战法就是讲究策略的选择，力争上策，准备中策，避免下策。掌握了事物运动规律的办法就是上策，庖丁解牛，迎刃而解，就是上策。庖丁用的是巧劲，费力少而收功多。打蛇要打七寸，不要对蛇全身乱打，这是孙子的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就要求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很有些像太极拳的原理，尚柔、尚智、尚谋。
孙子讲“以正合、以奇胜”。从字面上看，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其实它还有一层意思，正合是用常法布局，用奇法胜敌。用常法排兵布阵，这是一般规律。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没有这一条，打仗就成了机器人对垒。正因为有这一条，才有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从作战角度看，“形势”、“奇正”、“虚实”这三者，最吃劲、最较劲的是“虚实”。因为“虚实”问题是要最终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无备是虚，敌人不意也是虚。无备和不意都是指敌人的关节点而言。
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成功地体现了这些原则。
庞涓率魏军从都城大梁（今开封）北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按照通常的思维，救赵的齐军正好利用魏军顿兵坚城、兵疲意沮之机，与赵军联手内外夹击魏军于邯郸城下。但是孙膑否定了这种惯常思维，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劝解斗殴，自己也参与殴打一样，是笨办法。他主张进攻防务空虚的大梁，迫使庞涓撤围邯郸，回兵自救，然后乘机伏击魏军于归途，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战役的过程完全如孙膑所料，赢得了胜利。
孙膑这一“围魏救赵”的打法就是活用孙子“攻其必救”的原则，孙膑形象地称之为“批吭捣虚”，“吭”是咽喉，“批吭”就是打击敌人的咽喉，打击敌人既是要害又很虚弱之处。对于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曾写下这样的批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
“令文齐武”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主线
如果说“全”与“破”是贯穿孙子作战思想的一条主线，那么，“文”与“武”就是贯穿孙子治军思想的一条主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提出的又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文武两手包含恩威并用、信赏明罚、爱卒善俘、严格要求等诸多以法治军之义。
指挥作战的主体是将帅，管理军队的主体也是将帅，而《孙子兵法》详细论述了在治军作战中将帅的地位、作用和要求。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将帅学或统御学的著作。
春秋末期，将军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萌芽，孙子敏锐地看到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将帅的地位和作用，选拔和任用，品德和修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极富指导意义。
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政治品格，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标准，练就“静以幽，正以治”的德才修养，深怀“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爱兵情怀。孙子关于将帅诸如此类的要求不仅对于战争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的春秋时代是至理名言，对于后世治军也是科学的真理。
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与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密不可分的。孙子研究战争问题十分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运动，做到“知彼知己”，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方法。
《孙子兵法》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看到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又看到了人的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的“形”论述的就是运动的物质，“势”论述的就是物质的运动。在孙子那里，战争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度、量、数、称、胜”、“五事”、“七计”、“十围五攻”、“逸劳饱饥”等等都是战争的物质力量，通过它们表现出强弱攻守，它们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基础。孙子看到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能动地促进其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之，只要知彼知己，战术正确，“胜可为也”，弱军可以打败强军，少兵可以打败多兵。他举例说，如果敌人十倍于我，克敌制胜的办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意思是说，通过战术蒙蔽和兵力佯动诱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集中兵力。这样，虽然在全局来看，也就是在战略上我是以一击十，但是在局部、在战术上我是以十击一，是以多胜少，是以强击弱，是以优胜劣。每战如此，便可每战必胜，然后再及其余，各个击破，最后赢得全局的胜利。
诱敌、误敌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打敌要害，避实击虚，也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九地》写道：“敌众整而将来，待之如何？”孙子说：“先其所爱则听矣。”意思是说，敌人气势汹汹，大军压境，怎么对付呢？孙子认为只要率先攻击其要害部位就能反被动为主动。
研究《孙子兵法》哲学的义蕴除了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之外，还要探讨它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兵学区别于西方军事学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西方军事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思维，西方的军事术语是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与中国传统兵学相比，西方军事思想具有偏重微观的思维特征，强调具体的操作，缺乏长远而宏观的战略意识，这是其明显的缺陷。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其弱点，然而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矛盾运动，具有深谋远虑的全局意识和远观意识。这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长处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给我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二 )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好评如潮。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北宋时，确立了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为中国兵学的经典，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直至明清，没有动摇。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近代转型
《孙子兵法》真正受到考验和挑战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战争样式的冲击面前，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同西方兵学发生了严重碰撞。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切体会到了“技不如人”的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揭示出一个技不如人的简洁的逻辑，而进一步的逻辑则是中国人必须接受近代的军事学体系。传统兵学的时代价值，由此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兵学家陈龙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谈兵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会；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徐建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事实，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