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送到苏联去，彻底治疗他的伤病。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肩负着党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介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确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在落实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向毛泽东移交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怀。

    季米特洛夫表示，全力支持毛泽东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接见了王稼祥。王稼祥简要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策方针，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斯大林听完作了结论：“共产党人不必担心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会被淹没掉，而应该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场斗争，在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就是我的看法。”

    当时王稼祥还问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什么意见，季米特洛夫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很正确，大家应该很好地领会和贯彻。”
    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他接着说：“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依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最后，季米特洛夫又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国领导转达。
    王稼祥说：“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然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9月24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6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于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等等。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以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1939年7~8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原载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