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现代史学方法编写地方志

       史玲芳

  中国有着悠久的编写地方志的传统，从春秋战国开始，或私人或政府都在研究地方史，编写地方志，以达到“存史、教化、资政”的目的。在地方志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地方志的编写就提出了新的要求。1980年的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倡导“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制去编写地方志”。在这一号召之下，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修志的高潮，到20世纪90年代，修志已进入全面的收获季节。三级志书和众多的专业志、部门志，硕果累累。但在这次修志工作中，由于时代和人力、财力等的限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21世纪初当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即将展开之际，我想就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工作的缺陷

    1、缺乏史学理论的支撑

    新中国第一轮地方志书编写好后，有许多人在总结中提到这次地方志编写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史学理论的支撑。如诸葛计在《70年代末至今新编地方志工作概述》一文中就提出：“轻视方志理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致使理论滞后的局面难得改观。”再如晓燕在《当前全国地方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也谈到：“由于上轮修志是在起步仓促、准备不足而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进行的，故理论滞后的问题便成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史学观念落后，将编写志书的目的简单地定位于存史、教化和资政，在今天看来，已显得相当狭隘。

    2、视野不够宽阔，立足点不够高

    不少志书若隐若现地鼓吹地方保护主义，将目光局限在一地成就的多少或发展的困难上。如有部财政志记述认为他们财政减少的原因是国家实行了“分税制”，交通志则抱怨拦河筑坝修电站破坏了上千年的舟楫之便。方志中的此类记述恐怕很难为地方造福。

    3、材料与内容不具备典型性与说服力

    同时，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一种顾此失彼的现象。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的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过分夸大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与速度；在纠正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不足之中，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一味地追求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取舍材料，置地方特色与传统于不顾，在编写过程中，丢弃一些细微但原本很重要的、能体现一地的发展根源的内容。

    以上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初，以极左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受到了批判，人们开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新史学等史学理论与流派的思想与著作传人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内涵。新中国首轮编写地方志开始之时，中国史学理论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但长期的思想惯性仍对这次地方志的编写影响很大。特别是，编写地方志的人员或兼职或非专业出身，没有时间了解史学界的新动态，或不知道如何去研究史学理论，这样就使新中国的第一轮修志工作无法避免传统地方志中的一些缺陷。

     用我国当代的史学理论来指导新一轮的修志工作

    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呈现形式，而地方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无疑需要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指导。当中国正准备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与改革开放事业相适应的我国的史学理论已比较成熟，完全有能力为新一轮的地方志的编写提供理论保障。

    这一史学理论以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关心人的命运和价值

    20世纪的历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尤其是二战后，新史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流派。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求史学更加关心人的命运问题，更关心人的存在价值。如其代表人物布鲁赫认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布鲁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以人为中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根据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史学观念，调整研究与编写的视角，重新评估时代环境赋予新编地方志的新功能，从指导思想到记述重点的布局安排都应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们在新的环境下从事的各类活动，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周遭环境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