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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墨长沙》第三卷 城郭素描(五十)

(发布时间: 2020-11-17 来源: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坡子街:千年剪影长沙风 1.潇湘美食全品尽


坡子街:千年剪影长沙风


现天心区的坡子街,东起黄兴南路,西至湘江大道,全长640米,两厢约180亩,将五一商圈、解放西路酒吧街、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联结成片,是一条传承湖湘文化、引领时代潮流的标志性商业文化街,有国家和省市文物保护单位27处,可谓处处皆历史,满眼是文化。

而在清代,此街以地势坡度大而得名。据同治《善化县志》载,当时的坡子街分为三部分——上坡子街、下坡子街、横坡子街。上坡子街地势较平坦,金融行业店铺较多;下坡子街,坡度较大,药货交易店铺遍布;横坡子街,则是上坡子街中部向南伸出的一条小街,约300米,与坡子街成T形,散布着各类生活用品销售店铺,尤其是木制业和布业商铺较多。

更远的年代,坡子街也是商贸繁华、人民安居之地。2012年,考古人员在坡子街南侧,西距湘江约60米的建筑工地上,先后发掘出明代、宋代、五代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城墙遗迹,其中墙体皆呈南北方向分布,明代墙体中间夯筑填土堆积大部分遭到破坏,仅残存东西两侧的麻石墙体,宋代墙体叠压于西侧明代麻石墙体下方,上部已破坏,残存两侧青砖砌墙体及墙体下部夯筑基础,而五代时期墙体仅残存墙体下方夯筑基础,但结构保存较好。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由于湘江水运发达,自唐以来,坡子街一直是长沙的商贸交流重地,可谓一部坡子街发展史就是长沙千年的浓缩剪影。


坡子街


2.金融故事说不完


长沙的商贸很早就有名,盛唐时期栖居长沙的杜甫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位于长沙市城市中心地段的坡子街,商业文化悠久,可考证的历史有1200多年,清代时有“四时恒满金银气,一室常凝珠宝气”的说法。而三街在商贸经营方面又各有不同,引领湖湘潮流。


在民国时,上坡子街的店铺主要是银行、金号(不只经营首饰,主要是从事黄金买卖)和钱庄,尤其以钱庄最多,如中央银行及大陆银行、聚兴城银行、实业银行、金城银行、长沙最大的李文玉金号、余太华金号、恒和钱庄都在这里。据载,1934年坡子街上登记注册的钱庄就有14家。因此,说上坡子街是长沙市的金融中心,一点也不为过。据《长沙工商业及救济事业沿革》记载:余太华金号创建于1840年,店主余芬芳是江西鄂城新湖街人,20岁时学艺已成,离开江西来到湖南开店,开始以小手工为主,多做多得,少做少得,不甚发达。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失败,曾国藩攻克南京,湘军携大量金银财物而归,长沙市面出现了大量的金银换进换出,便促使了金银首饰店的发展。余芬芳雇用一名帮工、一名学徒,自己每日上炉操作,业务日渐兴旺。他的结发妻子从江西来长沙后不久病逝,他便娶沅江贺氏为偏房,料理日常家务。贺氏为人善良,常给贫苦人施棺材、施药、施衣物,为慈善事业捐款。她生有二子,名孛陔、介卿,儿子待母亲极孝顺,均随父从事金银首饰行业。余芬芳后来在常德、湘潭均设余太华分店。他把常德分店交余孛陔负责,湘潭分店交由堂侄余仲肃、余叔仁兄弟经营,自己在长沙经营总店。为造就人才,他规定三店各自经营,自谋发展,十余年就积蓄了19万银元。余芬芳逝世后,长沙总店归余介卿管理。余介卿年富力强,更善于经营企业。首先,他改变经营内容,将过去以银饰为主转向以金饰为主,并精炼纯金,讲究质量。其次,增加品种花样,纯金出售有条块、锭、叶,首饰有项链、戒指、手链、耳环、胸花等,品种达300种。再次,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作坊工人吃烟、剃头、伙食全由店里开支,一般手艺工人每月可拿8至14银元,最高时可达30元,带作师傅(相当于领班)每月可拿银元35元。但金融的走势,从来是和政局紧密相连的。到1904年,长沙开辟商埠,余太华金号店事日渐衰落。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省银行发行纸币,余太华兼开永康福盐号,不久改为新康福,曾大获盈利,但盐生意收归为国有后,情势重回谷底。余介卿死后,企业由其子余承白经营。余承白在上海、汉口等处做投机买卖,与官绅交往,开支甚大,店铺资金日渐减少。长沙解放前夕,余承白携带黄金五百两逃往香港,余太华金号倒闭。但其金银首饰店的生产工艺,至今仍在流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金融街”不复存在。中央银行改为商业厅的职工医院,恒和钱庄改为航务局的幼儿园,余太华金号改为长沙市百货公司,李文玉金号改为湖南省茶叶公司……


下坡子街的店铺主要是药材行和疋头号。药材行,经营中药材的批发,多为江西人所开。不过闻名遐迩、实力雄厚、以生产中成药为主的劳九芝堂,却在上坡子街,创建于1650年。疋头号,经营棉布和棉纱的批发,如浏阳的夏布、平江的青布,皆以这里为集散地。位于街西端湘江边的小西门码头是一个药材、布匹等诸多货物的重要泊口。


横坡子街是生产和销售时髦木器的地方,如风行一时的宁波床,就只有在这里才有买。1949年后,它改变了经营方向,多制造和销售普通家具。因为这个行业是手工业和商业的结合体,规模又小,所以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1904年7月,长沙开埠,长沙沿江地段“准各轮商指明租用”。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意等国商人在坡子街小西门至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到民国初年,位处小西门的洋行有日本盐川、大石、小岭、金泉洋行,德国谦信、多福洋行以及意大利义信洋行等十多家。


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在1924年完成的《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报告》中讲到“长沙商业及市场”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市区商业中心在红牌楼与南门内的约十几条街。黄道街、西坡子街约呈丁字口处,是长沙的第一商业区。当地人的衣料、食品、家具、机械等大店铺相连接,大绸布店、鞋靴商店等都有,日夜人流拥挤。黄兴门街及新坡子街,从小西门外至红牌楼纵约45条之间,钱庄、洋货店、贵金属店、丝绸商店,还有其他各种商业机构大店铺都集中在此,和红牌楼一起成为长沙的商业中心区。


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神田正雄(1879—1961)在1936年东京海外社发行的《湖南省综览》一书中讲到长沙商务时这么说:


长沙市中心的商业以金属(金银铜铁锡等)、绢布、洋货杂货、烟草、酒食产品、药材等等最为繁盛。外国洋商中,日本、德国、英国的洋行商社约有70多家。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小西门、灵官渡、大西门一带。长沙市内商业繁华的地区包括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一带,还有坡子街、南正街、中山马路及北正街等地。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不振,金融衰退,工商业俱废。但是无论如何,长沙仍旧是湖南省的中央都会。加之,长沙市还是开埠城市,每年的人口均有增加。比起其他城市来,其贸易可谓相当繁盛。


民国时期,设在坡子街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生了一件被当时媒体称为“乱世黄金案”的案子。故事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重建祖国,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旦夕数变,使得工商业无法经营。这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仅两个月内,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然而,此时的中央银行负责人却置湖南人民利益于不顾,意欲运走这批金银。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六团体”第一次联合起来,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鼐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和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为领队,率“留长省参议员座谈会”的全体与会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副经理陈忠范慑于声势,当即电话邀请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前来调处。经三方协商后,“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黄金33150两、白银22万余两、银元839000枚、美金840元、港币146元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封,由辛蘅若承诺电请中央银行总行缓运。如必要运时,由他通知省政府。邓介松也向“六团体”负责人保证,省府得到运走消息时,一定通知他们。可是政商的承诺并不值得相信。1949年元旦假期的一天午夜,陈云章突然接到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一职员的电话,说黄金已全部运走,白银亦定当晚起运。陈云章即告邓介松,并亲赴金库清点,发现二万多两黄金确已不翼而飞。根据《名人与长沙风景》一书的记载,偷运黄金的行动即由家住潮宗街九如里的辛蘅若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极为诡秘,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然后在1949年1月4日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抵广州。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出后,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从九如里公馆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程潜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押回软禁于湘雅医院。当时,湖南省政府要求国民党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未允。“六团体”也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长沙和南京政府之间一度形成对立之局。1949年白崇禧来长沙后,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作者:龚军辉

编辑: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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