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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墨长沙》第三卷 城郭素描(五十二)

(发布时间: 2020-11-20 来源: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坡子街:千年剪影长沙风 3.文化往事今流淌(上)


坡子街:千年剪影长沙风


现天心区的坡子街,东起黄兴南路,西至湘江大道,全长640米,两厢约180亩,将五一商圈、解放西路酒吧街、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联结成片,是一条传承湖湘文化、引领时代潮流的标志性商业文化街,有国家和省市文物保护单位27处,可谓处处皆历史,满眼是文化。

而在清代,此街以地势坡度大而得名。据同治《善化县志》载,当时的坡子街分为三部分——上坡子街、下坡子街、横坡子街。上坡子街地势较平坦,金融行业店铺较多;下坡子街,坡度较大,药货交易店铺遍布;横坡子街,则是上坡子街中部向南伸出的一条小街,约300米,与坡子街成T形,散布着各类生活用品销售店铺,尤其是木制业和布业商铺较多。

更远的年代,坡子街也是商贸繁华、人民安居之地。2012年,考古人员在坡子街南侧,西距湘江约60米的建筑工地上,先后发掘出明代、宋代、五代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城墙遗迹,其中墙体皆呈南北方向分布,明代墙体中间夯筑填土堆积大部分遭到破坏,仅残存东西两侧的麻石墙体,宋代墙体叠压于西侧明代麻石墙体下方,上部已破坏,残存两侧青砖砌墙体及墙体下部夯筑基础,而五代时期墙体仅残存墙体下方夯筑基础,但结构保存较好。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由于湘江水运发达,自唐以来,坡子街一直是长沙的商贸交流重地,可谓一部坡子街发展史就是长沙千年的浓缩剪影。


坡子街


3.文化往事今流淌(下)


潭王朱梓(1369—1390)是朱元璋的第八子,洪武三年(1370)受封,十八年(1385)就藩长沙。《明史》记载说:


梓英敏好学,善属文。尝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其高下,赉以金币。妃于氏,都督显女也。显子琥,初为宁夏指挥。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显与琥俱坐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梓大惧,与妃俱焚死。无子,除其封。


潭王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对《明史》记载的质疑,主要是两点:首先,朱元璋对儿子虽然要求十分严格,但“虎毒不食子”,他对儿子的为非作歹至多就是警告一下。三子晋王准备谋反,证据确凿,朱元璋都能原谅,那么,即使朱梓岳父一家真的追随胡惟庸谋反,他受株连的可能性也不大。朱梓应该清楚,他有退路,根本没必要合家自焚。其次,也最关键的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朱梓之死很难与胡惟庸案联系起来。朱梓的岳父于显在洪武二十年(1387)就已病逝,他被列名胡党是因其子宁夏卫指挥于琥的缘故。而于琥被卷入胡案,是因为受到了一个叫封绩的人的攀援。据朱元璋为胡惟庸案发布的《奸党昭示录》称,封绩是一个被谪居南海的罪犯,曾上书揭发胡惟庸专权。胡得知后威胁他说:“你今犯死罪,若去北边走一趟,便饶你不死。”封绩同意后,胡惟庸便把他送到宁夏耿指挥、于指挥(于琥)等处,由他们引导出境与北元勾结。这里的记载显然不足凭信——胡惟庸要干谋叛这种株连九族的事,派去联络外援的人居然是一个反对他的人,岂不是疯了?而且,胡惟庸死后才有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李善长案发,案系从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高官显贵抓起,顺藤摸瓜,由大及小,于琥被归入胡党是在封绩被抓之后。朱梓自焚在四月初一,他听到于琥案发应在三月,但实际上于琥此时仍安然无恙。正是有了这种质疑,不少后人开始挖掘其中不为人知的事实。查继佐的《罪惟录》和何乔远的《名山藏》就说:朱梓的生母阇妃(或说达定妃)原是陈友谅之妾,朱梓为陈友谅的遗腹子,朱梓被封为潭王奔赴封地时得知真相,愤恨异常;他到长沙后,日夜筹划起兵复仇,并在一铜牌上写了“宁见阎王,不见贼王”八个大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复仇;后来,朱元璋得知其欲谋反,派徐达之子魏国公徐辉祖对其讨伐,朱梓自知难拒,抱幼子在城楼绕行数周,掷铜牌于城外,回宫举火自焚。与这一记载相印实的是,据长沙《陈氏家谱》记载,陈友谅即为长沙渔民,家住石门坎,12岁打鱼到湖北,落籍沔阳州,族谱中陈友谅子嗣一栏,“朱梓”赫然在目。当然,徐辉祖攻打长沙朱梓掷牌的说法,全不可靠,任何长沙的官方记录中都无这种大举用兵的记载,上面的推测也就不可轻信。倒是查继佐《罪惟录·潭王梓传》中还透露了这样的一条信息:朱梓相貌俊秀,性极淫荡,在去长沙就国之前就与不少宫女关系暧昧;他就国后,仍经常借朝觐的名义到京城与情人幽会,朱元璋初以为朱梓是眷恋父母才长居宫中,对他更加宠爱,得知真相后雷霆大怒。据此,倒可推测,这可能是潭王朱梓恐惧过度自焚的真正原因。


谷王朱橞(1379—1428)是朱元璋的第十九子。他少年得志,1391年册封为谷王,统领上谷郡地和长城九镇之一的宣府镇。这个时期,他主持并参与扩展宣化城的建筑,将始建于唐代的宣化城扩展为周边24里有奇的城垣,沿城设“一关七门”,成为明代早期城防建筑的典范。他还参与构筑了常峪口至大境门60余公里的明长城,兴建了独石口和锁阳关的关隘,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巩固明朝疆域,做出了贡献。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为首的诸王举兵靖难,直逼南京,护卫金川门的朱橞开门南城,迎王纳降。燕王继位后,念朱橞献城有功,封朱橞驻长沙。朱橞自恃有功,骄横霸道。曾先后以忠诚伯茹瑺未曾拜谒而杀之;以长沙史庐廷纲曾状告其“夺民田,侵公税,杀无辜”而诛之。更猖狂的是,朱橞大肆搜刮民财,招兵买马,立命中官,造战舰弓弩,练水兵勇,妄图勾引蜀王朱椿结盟造反,推翻成祖朱棣,因蜀王责之未得逞。他的恩师刘璟对此十分着急,曾书十谏,跪门拜请其收敛言行,却仍不被其采纳,刘璟无奈下只得请辞归隐。朱橞的所作所为,最终被成祖察觉,并遭群臣弹劾,遂于永乐十五年(1417)被废为庶人,追随者多遭杀戮。宣德三年(1428),朱橞在狱中去世。但长沙人民记恩,他们记住的是王妃周氏乐善好施、每年定期搭棚施粥,兴修寺院,还记住她的父亲兵马指挥周铎单骑上黑麋峰劝降叛军以免长沙军民涂炭之苦,因而,就有了谷王的系列美德传说,如感召三将、化僧入寺等,尤其以一座谷山来纪念他,这恐怕是朱橞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明长沙襄王却非一人,而有三位。第一位是襄宪王朱瞻墡,1424年至1478年在位。他是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朱棣长子,明王朝第四位皇帝)嫡五子,永乐二十二年封长沙,宣德四年(1429)就藩长沙府,正统元年(1436)移襄阳府。他在长沙除了兴建王府,并无多大建树。倒是谷山附近的百姓传说其好戏,还曾临时替代名角化妆登台演唱,博得阵阵喝彩,从此可看出其演技不凡、说唱功底深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其子嗣喜好文学深得遗传基因。更为人乐道的是其二子继帝以及父子兄弟之忌。他的长子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明王朝第六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之父,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无奈之下,他与于谦等大臣商量让其次子朱祁钰(1428—1457)继位,是为明代宗。英宗被释放之后,一度被软禁于南宫七年。景泰八年(1457),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称帝,改元天顺。因立代宗之故,英宗对生父朱瞻墡甚是忌恨,据传其病重期间未曾探视,逝世后也未吊唁祭拜。第二位是襄定王朱祁镛(1429—1488)。他是朱瞻墡嫡一子,成化十五年(1479)袭封襄王,在位九年。在职期间,他勤政爱民,体恤当地百姓,深受人民的爱戴,死后长沙人民曾在岳麓山、韮菜园等地建祠纪念他。据说,在代宗朱祁钰病重时,曾有大臣主张立当时为襄王世子的朱祁镛为帝,英宗复位后曾因此事对他颇有猜忌,兄弟不亲。这是朱祁镛一辈子的内痛,他留下的诗文中颇可见证。第三位是襄简王朱见淑(1451—1490)。他是定王朱祁镛庶一子,于弘治二年(1489)袭封襄王,但在位仅一年就因病逝世。他聪颖过人,学识渊博,曾得英宗晚年重臣李贤的举荐,但因其父与英宗的过节,未获重用,一生纵情山水,游历九州,写下有不少好的诗文。也就是朱见淑之后,长沙始有三王街的称谓。


还需要扩展说一下。其实,在明代封为长沙的襄王还有五位。第一位是襄怀王朱祐材,朱见淑庶一子,1491年至1504年在位,无子。他是一位风流才子,据传在位为王时不顾身份,与泉嘶街青云楼的名妓赵红云等常聚,填词弹唱,吟诗泼墨,一度为其父及皇帝责罚。第二位是襄康王朱祐櫍,朱见淑庶二子,1508年至1550年在位,初封光化王,正德三年袭封。与他的兄长朱祐材一样,风流倜傥,无拘无束,但无子,从侄朱厚颎嗣。第三位是襄恭王朱见淓,朱祁镛庶二子,成化十六年封阳山王,正德十一年薨,后因其孙朱厚颎嗣封襄王,从而获得追封。第四位是被追封的襄惠王朱祐楬,也是因其庶子朱厚颎做了第六代长沙襄王而得封。第五位是襄庄王朱厚颎(1531—1566)。他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受封阳山王,后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袭封襄王,在位十四年。也是在他继位期间,襄王的封地发生了变化,位移到了湖北。这之后的明代襄王,也出现了几位有名的人物。首先要数襄敬王朱载尧(?—1595)。他是庄王朱厚颎庶一子,明朝第七代襄王,在位二十六年,过世后,谥号敬。朱载尧在明代襄王历史上是位极得名望,也屡有建树的郡王,力欲重振朝纲,却获不得重用,无奈下只能在郡地大兴水利,重视农业生产,并促进商贸,郡地一度有“赛京都”之盛。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曾对其以“襄阳王”名进行过描绘。其次,得数襄忠王朱翊铭(?—1641),朱载尧子。崇祯十四年(1641),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伐张献忠,以襄阳为军府,贮五省饷金及弓刀火器,饷金、甲器各数十万皆聚于城内,每门设副将防守。但张献忠使计杀杨嗣昌使者,取其军符,以二十八骑进入襄阳城,夜晚焚城而引起民恐,城池破陷。朱翊铭在南城楼被捉,张献忠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就杀了襄王朱翊铭及贵阳王朱常法,砍杀其妃妾四十三人,火烧城楼,焚其尸体。他的儿子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淦因外出借兵而幸免一难。之后,南明政府于弘光元年(1645)四月册封朱常澄为襄王,也即明第九代(最后一代)襄王,永历十六年(1662),南明亡,他不知去向。在如今湖北南漳九集镇古林坪村,有明襄王墓群,分别为康王(朱祐櫍)、定王(朱祁镛)、敬王(朱载尧)、庄王(朱厚颎)、宪王(朱瞻墡)墓,坟如小丘,碑记为襄阳府(郡)所辖各县共造。襄庄王墓前去二里之地,路边分别竖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大石碑各一座。可见,明襄王逝世后还倍受人们爱戴。


坡子街千年的变迁,正是长沙城的发展变化史的缩影。也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湖湘文化的传承脉络。

从商贸的兴起、昌盛到如今的美食一条街,正说明,只有以人民的生活福利为基础,社会才能稳定、繁荣,才有大的发展。而老字号的失去、所剩无几,确是我们的一笔大损失,也弥足铭记、反省。


作者:龚军辉

编辑: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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