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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墨长沙》第四卷 文脉千古(九十五)

(发布时间: 2021-02-22 来源: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第一师范:天阊帝阙育栋才 1.孔易各有三板斧


第一师范:天阊帝阙育栋才


位于天心区书院路妙高峰的第一师范,全称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由城南书院改办的湖南师范馆,是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下应运而生的,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当时湖南省议长谭延闿任监督。1904年,又改名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7年更名为湖南省立初级师范。1911年,在谭延闿、刘人熙等人的主导下,学校迁建于城南书院遗址,校舍仿日本青山师范(今东芸大学)建筑风格,融合了不少罗马的拱门、立柱等西式建筑,砖木结构,前斋后院,坐东朝西,由师范部和附属小学部两大建筑群组成,平房与二层楼房有机结合,栋栋之间或有走廊,或由亭阁连接,形成四合院落,可谓中西合璧的典型。辛亥革命后,再改名为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改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此,这所学校由旧式的书院式教育,转变为新式的现代师范教育并全面实行民主主义教育的历史阶段,也人才屡出、名震海内外。


3.贤才多多谱华章


作为一所师范学校,一师及其散发各地的学生,承担了教育救国、启迪人民的职责。但因为毛泽东、蔡和森等杰出革命家的光辉,人们往往只记住了那一抹灿烂的红色,而无意中忽视了更多的学人达材。


这些人中,不少是一师的教师,杨昌济、徐特立、袁六一等,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际,都颇值研究,甚至每个人都是汪汪洋洋一本大书。譬如杨昌济在教育中提出的“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强调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在体育思想中提出的“体育事关国家之兴亡”“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减轻学业负担,为体育锻炼让路”“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等等,都值得深思与反省。


学生中,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贤才也颇多。这里略举两位。


第一位:谭云山(1898—1983,原名启秀,茶陵人,曾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等,被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称之为“伟大学者”)。他少年时父母亡故,家道衰败,幸得当地绅士彭勿仁相助得以进私塾读诗书,后来考入茶陵县立高级小学接受新式教育。高小毕业后,他邀好友赴省城求学,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还为首组织了文学团体新文学社,编辑《新文学》周刊。1919年,他从一师毕业后进入船山学社从事学术研究。1924年,他远赴南洋留学、谋职,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一面就教于南洋华侨学校,一面致力于写作和学术研究,出任《华文日报》主笔。1927年,在新加坡他结识了印度著名活动家、诗圣泰戈尔,两人一见如故,书信往来频频,成为忘年之交。之后,他应泰戈尔邀请,任教于印度国际大学,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被誉为“现代玄奘”。


谭云山(1898-1983)


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了毕生精力。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印两国分别建立文化协会,以主持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胆设想,并最终得以付诸实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于1937年4月14日成立后,他秉承“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宗旨,数十年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印学者研究对方国家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诸学科的摇篮。东南亚及欧美国家的许多青年学者慕名前往学院深造、进修或研究。他请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奖学金,鼓励印度学者到中国研究汉学;同时也派遣留学生到印度留学。前者有印度到华研究的师觉月、蒲罗丹、巴帕提等,后者由中国派赴印度的,有沈琦、王汉中、魏桂荪等。国内佛教界或学术界人士到了印度,也多受到他的接待。譬如誉满国际的大画家徐悲鸿,也曾在印度国际大学做过一年余的研究。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来此参观,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1956年、1959年,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两度回国观光,参加国庆典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


他同时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被印度学者、评论家、新闻界称为“寂乡鸿儒”。他将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国学功底与留学、任教海外期间学习和吸收的外国文化营养相结合,另辟路径,以不一样的眼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佛教和印度哲学,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海畔诗集》辑入其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诗作,30年代时在南洋华人中影响很大。他撰写的《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西藏见闻录》等38种英文和10余种中文长篇巨著,文笔流畅,饱含哲理,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第二位:杨端六(1885—1966,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原籍江苏苏州,生于长沙)。他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就读,受黄兴影响而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1912年暮春,他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声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此事惹怒黎元洪。黎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逮捕,后得人消解获释。再得黄兴资助,杨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这改变了他的一生。他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将其演讲记录下来,刊发于长沙《大公报》。1926年,杨受蔡元培推荐,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之后,他与李四光一起筹备成立国立武汉大学,并于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该校。


杨端六(1885-1966)


杨端六是中国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同年,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作了基础普及工作。这虽非中国银行学的最早著述,但他的册子却以最平朴的语言介绍银行,较之前的七八种银行学著述更具推广性。而1922年1月,他出版的《信托公司概论》是中国最早介绍信托公司的著作。杨端六还在1922年10月出版了《记帐单位论》、1923年10月出版《商业簿记》,后者是当时内容丰富的一本教材,正是因此才带动以后留美回国的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学校大量出版欧美派的会计书籍。更难能可贵的是,杨端六是在会计、统计和审计这几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势,也可谓其作为一位管理学家的业绩。


杨端六同时也是现代会计学和工商管理学的研究大师。1943年,他的《现代会计学》出版,这属于会计核算理论,包括整理帐与统驭帐、单据制度、分店会计、银行会计、成本会计、标准会计、政府会计、外币处理方法、国币价值变动问题等9章,其作为大学教材全面系统,尤其是成本会计,使得管理者能及时发现运营中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能,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知识。1944年,他又出于讲授课程的目的,编写出版了一本经过他精心消化吸收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可以说将大半生学习和参与公司及学校管理的知识、经验也融汇进去。该书不是专门谈科学管理的著作,而是全面介绍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适合一般大学生的学习需要,但又尽量汲取符合科学性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这在当时中国工商业设施相当落后的现实条件下是比较适用的。该书附载的参考书目相当丰富,杨端六这样做的理由,也表明他著述的严谨和认真。因此,他又被人誉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杨端六一生着力于金融货币研究,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余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他晚年编纂有《中国近百年金融史》,是中国金融学史研究的一块里程碑,人们称赞他为金融研究全才,确实无可厚非。


与省立第一师范致力于小学教育相对照的,还有一所辛亥革命后由徐特立和姜济寰(1879—1935,字咏洪,长沙县人,曾任长沙知事,后投身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利用清代泐潭寺遗址建立的县立师范学校,俗称长沙师范,专以培养学前教育教师人材为己任。在长沙师范第二部讲习班毕业时,徐特立作有《毕业歌》送诸生,其歌曰:


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

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

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

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

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


在本歌中,徐特立劝生致力乡村教育,为长沙的教育奉献青春与才华。这与他在湖南一师时教育诸生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期待也是迫切的。将两校的办学一起来视,他们的管理模式、育人办法等极其相似。从而,也可理解毛泽东在1937年写给他的60岁生日贺信: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仔细咀嚼这番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龚军辉

编辑: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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