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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墨长沙》第四卷 文脉千古(九十六)

(发布时间: 2021-02-23 来源: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第一师范:天阊帝阙育栋才 3.贤才多多谱华章

船山学社:大义微言搔无尽


在长沙市中山东路,紧邻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处,有船山学社旧址(湖南自修大学旧址),是为纪念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衡阳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而建立的。


船山学社


王夫之是继宋周敦颐、胡安国、胡宏之后最伟大的湖湘本土文化名人,是湖湘文化在宋朝奠基之后的第一个标杆。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湖湘文化才有了第一个高峰期。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毛泽东、蔡和森等皆深受其思想熏陶。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他在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并由“道器”关系建立起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他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这种唯物主义的学术思想和他举兵抗清、完发以终的义举以及孤高耿介的个性,加上对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精神的弘扬,使他生前虽未显耀但在清朝嘉道年间的特殊时势下——很快被树立为湖湘文化的榜样与旗帜。也因而,湖湘士子纪念并推崇他,并以成立船山学社成为最高峰。


王夫之(1619-1692)


然而,细究其前后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正是以船山学社为底祉,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不断得到传承与发扬,而这,恰恰成为湘军在近现代迅速崛起、达到“无湘不成军”顶峰并激荡近百年的重要思想基础。


1.曾文正祠:一段过去的辉煌


船山学社最早是祭祀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文正祠,一度以长沙占地最大的园林——浩园闻名于世。清人曾希文、黄维中、八指头陀、郭嵩焘、艾作漠、陈运溶、陈三立、王定安及民国陈天倪等都曾在此留下诗文。


曾国藩(1811-1872)


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巧合的是,正是这位令毛泽东“独服”的曾国藩,真正把王夫之推到湖湘文化的巅峰。更巧的是,就是他的纪念祠堂,后来成了纪念王夫之的场所。这种历史巧合,真是意味深长。


曾国藩推崇王夫之最大的贡献是为出版《王船山遗书》而在同治三年(1864)于幕府中设立编书局。曾国藩亲自制定章程,挑选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专司其事,并最后挑中了刘毓松、刘寿曾父子主持金陵书局——出版王夫之的主要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宋论》等,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成为王夫之六世孙王世全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的《船山遗书》18种后最为齐全的版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刘毓松根据所刻的《王船山遗书》,还编有《王船山年谱》二卷。这些金陵刻本,成为后世刊刻王夫之著作的最为重要的模本,标志着湖湘学术在文化上的崛起。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为之写了序言: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孽孽,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由于曾国藩本人的显赫权势,王夫之著作得以最大化推广宣传。

曾国藩对于王夫之极力推崇,是与当时所处的思想环境相关的。清代学者对于历代思想以敢于指摘弊病而著称,但除经籍的考证与训诂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而王夫之是个例外。面对理学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在内乱面前束手无策,曾国藩开始讲求经世之学,主张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他说:


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曾国藩多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消弭内乱,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内圣,而且要外王。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要宣扬湖湘文化,从而提高湘军这支乡勇的凝聚力。曾国藩就把目标对准了湖湘前贤王夫之,意欲“效法前贤,澄清天下”——因为王夫之与他渊源颇深:曾国藩祖籍衡阳,后迁居湘乡(今双峰)荷叶塘,且家乡荷叶塘靠近衡阳,他的妻子欧阳氏还是衡阳人,他少年时代在衡阳石鼓书院念过书而王夫之以前在此教过书,后来他又在衡阳操练湘军及水师;他们还是岳麓书院的校友。刘毓松校刊的王夫之著作,极大地满足了曾国藩对湖湘民风的诉求,对这位前贤遗说的推介,也有助于提高湖湘的威望。曾国藩不仅完成了荣耀先贤的乡约,以此规劝其乡民建功立业,同时他本人也从中汲取营养,甚至效仿王夫之光复明室的举动,通过严格的修身程序来强化自身的个人魅力,使其言行体现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譬如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围剿捻军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的之境”时,他立即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以《曾国藩日记》的记载看,这年七月六日始至八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如果再往前推,曾国藩对王夫之的推崇,还与他的老师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今长沙县人)对他的教诲相关。唐鉴是清代郭嵩焘以前推崇王夫之的重要代表,他这么评价王夫之:“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莫之能摄,嵚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抵殊途,归宿正轨。”正是因为他的推荐,在岳麓书院求学的曾国藩才对王夫之产生仰慕,以后通过逐步了解,把他当成了正本清源、回归孔孟之道的当世榜样。


曾国藩还从王夫之身上学到了湖湘学派的重要源流衣钵——事功,认为“立言”必须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他严格按照王夫之这一原则来为人处事,并因此思虑“慎独”自修,“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也因有此情怀,即使手持军政大权,他也不肯反清自立。


但历史也还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曾国藩引以为豪的王夫之的著作,到了清末,居然又成了革命者“驱除鞑虏”的重要思想利器,王夫之被列为反清反满的英雄,并最终被极力推崇这些著作的黄兴、宋教仁们推翻了其终生不肯背叛的清政府。

作者:龚军辉

编辑: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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