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浏览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 今天是:  
当前位置:首页 > 长沙地方史

《点墨长沙》第四卷 文脉千古(一百〇九)

(发布时间: 2021-03-17 来源: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周南女中:芬芬馥馥如花朵  3.江山代有才人出


育才中学:一舟风雨寻常事


如果要评选一所在长沙地区创建历史悠久却又经历风雨飘摇的学校,育才中学恐怕会上榜。


与明德学堂同时创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的湖南私立育才中学,是湖南最早的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由著名史学大家曹佐熙(1867—1921,益阳人,名文济,字摅沧,号毅庵,倡修《湖南通志》等,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清史商例质疑》等,主持过《船山学报》,文集有《岭南诗草》等问世)等人创建。但没有明德幸运,育才虽首倡开办四二一制中学班,并礼聘有当时众多名家任教,却因之后办学出现分歧及曹佐熙等纷纷离校,五年后停办。1910年,益阳最后一位举人罗德源(1876—1948,字润泉,晚年号知自老人,现益阳泥江口人)、被称为“校长之长律师之师”的贝允昕以及贺寅午(生卒不详,邵阳人,曾为湖南衡永招抚使、湖南省教育会副会长)等人受曹佐熙感召,在长沙乐古道巷复圣庙发起复建育才中学,后来因为时局变化等,学校搬迁于长沙水风井常宁试馆、富雅里、局关祠、益阳驻省公所、荷花池长沙师范旧址、识字岭等办学,1938年为避战祸搬迁到益阳箴言书院,1948年迁至邓石桥与蜚英中学合办,几个月后再建办于益阳新桥河,称为益阳县三中(现为益阳市九中)。


育才中学,是长沙抗战时期外迁办学而战后未迁回的唯一一所百年名校。这所学校里,人才辈出,国家主席刘少奇毕业于该校第三班,著名数学家丁夏畦(1928—2015,桃江人)院士毕业于第48班,原国家环保总局常务副局长祝光耀(1944—2019,益阳人,高级工程师,中共十六大代表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毕业于新高6班。其他优秀毕业更是众多,就举当前较为知名的现在大学任职的学者为例,仅笔者简单搜索可知的就有北京大学崔建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旭东、美国密歇根大学陈育庆、复旦大学刘放桐、英国阿伯西大学机电专业博士昌盛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李新明、广州大学计算机与教育软件学院院长谢冬青等。1961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校视察,大加赞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学校曾在20世纪20年代中风生水起,成为湖南名校,其“公勇勤朴”的校训为彭锦云带至兑泽中学(现长沙市六中),贝允昕带至长沙市一中及现长沙市十一中前身妙高峰中学后被采用,沿用至今。革命烈士熊亨翰(1894—1928,桃江县大栗港人,曾留学日本,任过北京《真共和报》编辑、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等职,曾促成唐生智组建湖南省政府等)在校担任过教务;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长沙县人,主要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曾在此教《党义》课程,向学生宣扬三民主义;北伐名将龚浩(1887—1982,字希孟,国民党陆军中将,益阳资阳人,曾参加武昌起义,曾任第四军军长、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陆军大学教务处长等职)、早期共产党员刘澹初(1882—1950,名祖筠、澹虚、鸣华,字竹书,桃江县武潭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毕业,长期在育才、益阳龙洲师范、箴言中学等任教)等不少革命先行者也曾任教于此;倾卖田产、毁家纡学的龚心印(1893—1968,原名龚渤,字新荫,号首龙、良樾,今桃江县水口山人,著名教育家,曾就读于益阳龙洲书院、长郡中学等,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少将主任等职)、汤淳(1897—1969,曾名汤君勗,益阳千家洲人,曾就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夫妇担任校长近三十年却最终判为“反革命”至今未得平反令人嗟叹;1925年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学于兹一时万人空巷更为人深刻记忆。


1.创始不易需珍惜


喝水不忘挖井人,学校的创建者也不应为学子们所遗忘。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的生平历史,都是可以大写特写的。而事实上,他们的作风,往往也会在学校的特色、校风创建与传承中,留下永久的痕迹。


首先,要讲到曹佐熙。曹出身于益阳的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曹方炜“生事贫薄”,赖母王氏“修业以佐之”。曹佐熙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期,对其一生产生最大变化的是辛亥革命。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至长沙求学,基本遵循着传统读书人的进身之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长沙求贤书院就读的他经湖南学政吴树梅选调,转入办于湘春门外的校经书院(原道光年间创立的湘水校经堂)。该书院山长杜贵墀(1825—1901,字吉阶,一字仲丹,岳阳人,光绪举人,文有桐城派古文学风)为学“恪守先儒义训,不持汉宋门户之见”对其影响甚大,杜氏遗世十周年,曹佐熙作诗道:


绛帐尘封又十年,每思往事辄怅然。

柈湖遗绪先生续,桐阁丛著弟子传。

喜见儒林成列传,恨无史学继先贤。

湘春门外谈经处,庭院苔荒落照边。


光绪二十八年(1902),曹佐熙因“研经考史卓越兼人,西政西学均能切实讲求”,被湖南学政柯劭忞奏保经济特科,并在宣统二年(1910)参加举贡考试,名列三等,补广东知县。武昌起义爆发后,曹佐熙弃官返乡,开始较多地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曾在益阳县和湖南省议会任职。看到环洞庭湖区民众受涝严重,他与弟弟曹佑熙等发起成立湖南水灾御捍会,提议疏浚河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士绅的尊敬。而这,又激励他思想进一步贴近民众,学术研究更为务实求真,他很快参与到创办船山学社的活动中,积极传播王夫之的思想,旨在“拯溺救焚”“维持人心风俗”。他在社内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刊行船山遗著,尤其是王夫之为明末抗清志士所撰写的传记合集《箨史》,经他整理刊行,三百年后重见天日,是至今史家视为珍宝者,他还注重对船山著述流传、收藏情况进行探讨,刘审吾的《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就是经他整理后刊布的;二是编辑出版《船山学报》,其创刊号设立了师说、讲演、通论、专论、文苑、说苑等十余个栏目,奠定了该报的体系和基本规模。更为人称道的是其史学撰著十分丰富,根据1919年出版的《三峰曹氏通谱著述志》,其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共有79种之多,其中又以史部最为宏富,有46种。他的史学著述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古代史籍进行考订与评论,主要著作有《史记杂考》《史记发微》《汉书艺文志源流考》《通鉴纪事本末补》等;二是对古代封建王朝史书编纂机构和史官制度的研究与考察,主要著作有《良史传》《唐史馆会要》《五代史馆会要》《宋史官志》等;三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思考,既有对中外史学家已有论述的评论与分析,也有个人心得的阐发,主要著作有《史通述义》《文史通义补正》《原史》《史学通论》等。曹佐熙认为,史是指“纪人群演进之次第而阐其原理,立为公例,以示现在未来者”,具体则包括事、义、文三项内容,三者为同心圆关系,“义函于事,事函于文”。他又认为,史学包含内研和外研两大内容,内研可细分为立意、比事、阐义三项,外研可细分为属词、辨体、订例、正名、修改、缮器、育才七项,“比事、阐义以意为宗,故史学之事莫先于立意;文者,意之载也,欲以文为意载,则缀文之术不可不周,而辨体、订例、正名、属词之法因之而起。有法以缀文矣,而无法以治缀文之人,人非其人,而法随之,文之缀莫由善也,故继之以修政。文之缀善矣,而无所附丽,莫由传世而行远,故继之以缮器。法明矣,政修矣,器缮矣,史之道庶几成矣”。他强调史学在化育人才方面的作用,认为一部好的史籍可以挽救世风,可以培养人才,即“甄陶群彦,匡我时艰”。这些以史经世、以史救国的思想,对于育才中学的影响很大,因而,育才中学向来重视校史资料的整理收集,成书于1932年的《湖南私立育才学校概况》六百多页,无不透露着前人对教育的呕心沥血和诚敬之心,忠实地执行着曹佐熙的研史立校以知往来的办校指针。曹佐熙在其《岭南诗草》中附录有其个人成长经历及对于世事的感悟,堪称自我写照,亦映出其人格之伟大高岸,其诗曰:


故山可隐还投笔,官舍无闲尚读书。

愚公尚有移山志,鲁叟终无蹈海人。

一瓣古香熏烈士,半生心血耗虚文。

古剑提携如弟子,俗缘刊落即神仙。

小年爱读先贤传,远宦单携太史书。

学到马班宜载笔,才如燕许不登瀛。

百事随缘心境泰,人闲何地不桃源。

高适诗工仍节度,景差能赋亦将军。

干戈俎豆儒而将,诗酒江山吏亦仙。

黄菊盛开人送酒,修篁欲语天为风。


其次,要说说罗德源。罗在光绪四年(1878)由益阳县学务办公所更名为的劝学所(益阳县设立的第一个正式教育行政机构)担任总董事,这是他第一次负责学校管理,也是其教育人生的开始。宣统二年(1910),他从日本学习政法后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广东大学,后受曹佐熙感召,回到长沙参与重建育才中学的工作,同时担任湖南育才和益阳箴言中学两所学校的校长共四年(1910—1914)。他对育才中学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重建学校,维系烟火;其二,带来日本先进的办学理念,完善办学章程、课程大纲、制度、表格、记录等,其中很多在今天仍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其重视体育教学,倡导学生均衡发展,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强调学生学习方法(要求进行课程预习、口语问答、黑板演习、问题讨论、笔记报告、制作标本),促进假期社会实践和学生自治等,在当时长沙实属超前;其三,重视师德建设,以其人格魅力影响师生。他在民国初曾应熊希龄之邀进北洋政府供职,但因厌恶官场习气,身洁不污,未及三个月即拂袖离职返湘,途中,他吟了一首《京汉道中抒感》:


虎斗龙争未有期,中原莽莽欲何之。

劝君莫道车如箭,比我归心尚觉迟。


他回长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曾专程前来向他请教,这成为他一生的得意事。他对为官不仁、无所作为者深恶痛绝。益阳县长某闻其名,修复裴公亭后请其作对联,曹对其沽名钓誉的行径早为不满,题联道:


如此好河山,岂容过客常称主;

特来问岁月,更有何人解听经。


其嘲讽之意溢于纸上,益阳士人拍手称快。他思想开明,更多接触民众后更倾向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夏思痛(1854—1924,又名寿华,字卓春,桃江县武潭镇人,自称“革命之余无嗜好,骂人以外少文章”,代表作有《琼游笔记》《南洋》《香江狱记》《我之统一说》《张献忠传》《策倭卮言》《小游仙诗32首》《呓语》等)在武汉抱石沉江后,他为之作《思痛先生传》,对其爱国热情、革命斗志、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一时传诵南北。罗擅长诗词、书法,受曹佐熙影响注重研究经史,著述颇丰,主要有《墨子是正》《史记管见》《天问篇是正》《金刚经解说》等。在《墨子是正》中,他指出:“奖励人口繁殖,此其大弊……土地如故,不能扩张,人类生活维艰,任何节俭储蓄、学术发明,终难解决。”这观点,远远早于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所以,原益阳师范校长周明生才评价说:“盖先生具有自然之宇宙观,褒解高卓透辟,淹贯群籍,而思想自有其系统,自成一家之学也。”(《史记管见·跋》)他还善于考究,《益阳县志》载有他著述的《汉前军师魏延墓考》,指出益阳桃花仑境内有魏家巷,巷内有魏延墓,清光绪年间尚有墓碑,这对研究三国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他晚年与陈天倪等参加了益阳县文献委员会,着手编撰《益阳县志》。因而,不少人说他虽非曹佐熙的学生却继承了曹佐熙的衣钵,这话确有道理。当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于教育的支持,除却复建育才、任教箴言,他还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与族人罗仲森等商议,将故乡蛇山罗氏族产集中,创办了湖南私立蛇山中学,并任校长多年。抗战时,益阳县立女子职业学校迁至乡下,罗德源慨然将其塔塘坝私宅大部分让给该校作为临时校舍。这样的道德风范,对于育才师生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不少毕业学生毁家办学终身不悔,正是对其作风的效仿。


再次,要讲讲贝允昕。贝是一位大教育家,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旋在浏阳任文华、围山两书院的山长。他少与谭嗣同交好,曾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及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年(1894)谭嗣同有二长函,一致欧阳中鹄欲兴算学,二就是致信给他,谈及自己的思想与治学方法的转变,这对他触动很大。他从中体悟到务兴教育之法以改变他人头脑,此后方有行动,于是转而推动新式教育事业。他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三年后回国,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广西、湖南办学上。他是受罗德源之邀而来重建育才中学的。他们协商为之确立了“公勇勤朴”的校训,他又根据自己留学日本的经验,为其制定了《教学旨趣》:“根据德智体美群五育之平均发展,使学生科学尝试充足,德性陶冶健全,体魄锻炼强壮,生活技能充实。故对于符号注重反复练习,使能实地应用;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和实验,使能了解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注重原因系统,使能解决问题。艺术注重应用或欣赏,使能涵养德性,发展技能;体育注重精神整肃、动作灵敏,使能养成健强之身体。并同时认定教育有开展或陶冶心身的能力,对于资质鲁钝或性近顽暴之学生,务必尽力启导使臻于良善。而在教者方面亦深守教育是一种科学,从事教育是一种职业之原则。”这样高屋见瓴的见地,奠定了育才教育与培养模式的先进性。同年,在谭延闿办于妙高峰的简易师范基础上,他与谭延闿、方克刚创设中路中学(妙高峰中学前身,即现长沙市十一中学之始),之后改为公立第一中学,担任监督(校长)一职。他倡导招收学生不分路界,大力增建校舍,扩充班级,使其蓬勃发展、市人瞩目。同时该校师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因而汤芗铭1914年督湘后甚为忌妒,削减其津贴十分之八。贝允昕拍桌怒争不得,愤而辞职。1912年,他与符定一等人于长沙紫东园建起了长沙省立一中,这是湖南省最早的公立中学。这期间,他与谭延闿之间的几句玩笑话流传甚广。某天,他走访谭,谭问:“近来怎样?”贝回答“混”,谭大笑,接而说:“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可惜混世魔王程咬金、混江龙李俊混得太粗野一点。若像《聊斋》上的马二混,混得多有意思啊!”两人对话顿时传遍长沙,远及京沪,成为当时宦途中的“处世名言”。他当过短期的湖南都督府法治院院长、政报处处长,还在熊希龄内阁任过编纂兼统计、政治会议议员,1915年9月袁世凯伪造民意伺机称帝,这让贝允昕十分愤怒,遂邀请刘人熙、龙兼公、张平子、李抱一等创办湖南《大公报》,高举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大旗,以草根之躯,心怀天下,不畏权贵,敢为人先,怒遏中枢,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士气,三月后云南都督蔡锷悍然举旗倒戈,为袁倒行逆施的帝制敲响了丧钟。


这几位创始人,都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并教育学生关心时事、体恤民生,同时注重个人修养、不断提升自我人格,这对育才中学形成良好的校风,起到了奠基与引领作用。

作者:龚军辉

编辑:陈丹青

相关文章
附件下载